芝加哥学派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之一。其成员主要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强调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的一批经济学家，也有个别不曾在该校任教，但因其学术观点和政策倾向而被认为是该学派成员。该学派的主要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有 J·瓦伊纳（1892～1970）、富兰克·H·奈特（1885～1972）、（1899 ～1946）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F.von哈耶克、乔治·施蒂格勒（1911～ ）、M·弗里德曼（1912~2006）等人。
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成员坚定地支持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经济分析，在其政策建议中频现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思想，同时采取一贯反对滥用数学形式主义，并乐意放弃精密严谨的一般均衡理论的逻辑推理而倾向于更具有结果导向的部分均衡分析的方法论。“芝加哥经济学派”与“经济学帝国主义”联系在了一起，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指将经济推理的应用方法推向传统上认为是其他领域的特区，如政治科学，法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 芝加哥学派的主要观点有：
①极端强调个人自由：极端强调个人自由，反对个人专断和“权威”；在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的情况下，强调“法治”，反对“人治”。主张建立一种货币体制，在该体制下，一国的货币信用流通量取决于某种以法律形式规定的“规则”，而不是取决于货币当局相机抉择所采取的政策措施。
②特别强调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功能：特别强调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重大功能，强烈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应减少到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
③三个政策目标此长彼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自由、经济效率与分配均等这三个政策目标，经常是此长彼消，顾此失彼，不可得兼的。例如，为了减缓失业，必须承受一定的通货膨胀，而要稳定物价，又必须让更多工人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失业状态。又如，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和保障社会福利支出，有助于减缓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带来的收入分配的不均和阶级矛盾，但为此必须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在一定条件下妨碍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对这类进退维谷的难题，芝加哥学派更多地关注自由与效率，相对较少地关注收入分配的问题。理论特点.
对市场(自由市场)的分析，是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体系的绝对核心。芝加
哥学派提出的“自由市场可以被定义为包括以下某种或某些规范性特征：诸如资产或非人力生产要素的私有制；经济企业的私营管理；企业的分权；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价格体制或市场机制下的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所带来的是以资产或非人力生产要素的私有制，经济企业的私营管理和具有竞争力的企业这三个特征为基础的经济体制，米香(1975)将这一经济体制称为“竞争私有经济体制”。虽然“竞争私有经济体制”并不能快速地充分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我们并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建立这样一套能够支持竞争市场理论的体制，但自由市场的概念的确是芝加哥学派分析问题时所用到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要素。
针对经济效益的福利的分析，芝加哥学派沿用了帕累托最优理论的分析方法，同时结合了市场中日益激烈的竞争所具有的优势，芝加哥学派关于经济效益福利的观点我们可以总结为：一是认为全面最优状态的达成会有相当重要的社会意义，这是因为无论市场体制多么不完善，交换和生产的帕累托最优都可达成；二是关于在竞争经济中适应速度的观点，由于经济并不总是朝着合理配置资源的方向发展，尽管芝加哥学派对竞争经济的偏爱并不是基于分配理论而是长期思考的结果，但是适应速度或者称为适应外生变化的速度成为了分配改良的一个决定因素。芝加哥学派的学者在建立分析经济问题的相关理论时非常关注对经济效益的福利的影响，特别是在分析消费者行为理论时所用到的相关理论因素都和此基础性理论要素有一定的联系。
芝加哥学派眼中的效用的元差异性与我们在传统主流经济学中所熟知的效用理论和无差异曲线不同，我们可以将芝加哥学派的效用无差异性理解为效用的无歧视性或同等性，正如该学派认为的乞讨者和施舍者都清楚自己的偏好，而且乞讨者和施舍者从自己的偏好所得到的效用应该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在广义经济政策下，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并不将帕累托理论作为可以接受的唯一标准，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公众缺少理解其他政策所能带来的结果应该具备的相关知识和预见能力。自由经济学家(包括芝加哥学派)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为了符合伦理道德标准，我们要认为所有的成年人，即使是穷人，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偏好，并且在这方面要平等地对待他们。只有在极少数特殊情况下才能忽略他们的想法。如果施舍者认为自己比接受者本人更清楚其需求，而倾向于用以货代款的方式给予物品，那么自由经济学家则认为施舍者的这种做法非常不妥，并试图让施
舍者清楚这一点。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道德规范与效用准则，或与以帕累托理论为基础建立的福利经济准则相冲突。
对市场经济中的风险，芝加哥学派有着和其他众多学派相似的观点。风险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的担忧，无论是发自内心的还是做做样子，无论是由新兴科技或研究直接引发的，这些担忧都会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偏好，使蒸蒸日上的自由市场所带来的社会福利陷入困境当中。依现在科技发展的速度来看，这决不是假想，科技会带来一些与自由市场带来的福利相反的不良影响，尤其是对个体选择自由和消费偏好的影响。因此这些不良影响将会使用自由市场保障社会福利的地位有所下降，这也是基于对消费者消费行为产生的影响所做出的。
新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思潮和经济政策体系，也是一种政治形态，芝加哥学派把市场经济的微观原则广泛应用到了其他领域，用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来解释每一项经济行为。按照芝加哥学派的观点，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都适用于收益最大化分析。他们注重市场的作用，但同时也意识到了政府的作用。这就导致了芝加哥学派在分析消费者行为理论时出现了很多令我们无奈的矛盾观点，比如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曾非常隐讳地表达了在纯粹性地探讨消费者行为理论时，我们不能只顾用我们传统的伦理道德(包括节俭等美德)去劝说或束缚消费者选择自己偏好的商品的权利，即使这些商品是毒品、黄色文化等等东西。但他们同时也认为根据帕累托标准，理想的市场调整应该与社会净损失相协调，(这一损失会因衡量福利内容中的货币收益和货币损失而增大)。这一点如何重要则要取决于消费需求的变化，以及该变化对劳动者福利损失的影响程度。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奢侈品”和“冲动购物”的增加)会对劳动者的福利构成威胁，除非有一种可以与之抗衡的因素如国家福利，这种情况才不会发生。
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直到现在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市场面临着新一轮的大洗牌，市场中充斥着各种不确定因素，这可以说是一次经济结构长期失衡导致的危机，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的主要原因可以说跟经济领域内充斥的自由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具体到微观领域内，这种自由主义带给我们的是无限制地鼓励消费者消费，个人信贷和消费信用极度膨胀，政府真正做起了“斯密的守夜人”，政府给了消费者最大的自由选择权并对其选择等方面的保护，政府的无为导致了消费的代间均衡被严重地打破。当危机到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消费信
用不良资产的增多和实际消费量的大量萎缩，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充满了怀疑，消费者消费行为的改变(减少不必要的消费或不消费)对生产厂商所产生的致命性的打击(宣布破产或减员)，经济衰退等等现象。我们毫无理由责怪消费者，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消费者比较起厂商和政府处于绝对的信息劣势，他们只能决定自己的头脑(受传统制约)但不能决定自己的腰包，他们所能看到的和知道的就是政府的宣传、厂商的广告和邻居家的小沙发。危机是灾难同时也是机会，危机给了我们一次改变消费者不良消费行为和社会中不良消费结构的机会，我国的消费者理应成为既拥有芝加哥学者们倡导的消费自由权利，同时又具有较好消费行为的消费者，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应该称为我们扩大内需的一个强大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