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武汉长江大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如在网上就有“中苏关系破裂，中国专家自己修建”，“由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设计”，中国人发明了“管柱钻孔法”等说法。这些说法，我认为都不是很准确。我的父亲滕代远时任铁道部部长，曾参与武汉长江大桥修建的领导工作。在查找大量文献资料基础上，根据他留下的一些资料和亲历此事的老同志的回忆，将相关问题尤其是苏联专家与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作一梳理。欲将天堑变通途
据历史记载，除太平军曾于1852年和1853年先后在武汉三镇搭过三座浮桥以外，6000多公里的长江上从来没有一座真正的桥梁。后来到北洋军阀时代，北京大学桥梁系德籍教授乔治・米勒带领学生测量过桥址。1930年一个叫华达尔的美国桥梁专家建议国民党政府进行筹建工作，国民党政府派人在长江上钻了几个孔，之后也无声无息了。1936年，钱塘江桥梁工程处又着手进行筹建工作，为了募集资金，还曾拟定了过桥收费、分期还本付息的办法，但仍然刺激不了豪绅权贵们的投资兴趣，筹建工作不了了之。1946年与1947年，长江大桥筹建工作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同样没有结果。
“黄河水，长江桥，治不好，修不了。”黄河、长江两岸人民吟唱的歌谣，表达了他们无奈的心情。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很快被提上议事日程。1950年，滕代远刚刚接手主持全国铁路工作不久，就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指示，着手筹划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并进行初步勘探调查。1952年成立了大桥设计事务所，以梅�春工程师为主成立了测量钻探队，取得第一手资料。
后来，武汉长江大桥工程成为“一五”计划的重点工程，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不过，万事开头难，大桥的选址工作经历了许多挫折，先后作了八个桥址方案，专家们逐一进行了缜密研究。所有的方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利用长江两岸的山丘，以缩短引桥和路堤的长度。大桥选址方案经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确定后，铁道部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初步设计。1953年2月18日，毛泽东在武汉听取中南局领导关于大桥勘测设计的汇报后，还饶有兴趣地登上黄鹤楼，视察了大桥桥址。
1953年4月，铁道部设立了武汉大桥工程局，彭敏任局长兼党委第一副书记，杨在田、崔文炳任副局长；汪菊潜任总工程师，梅�春、李芬、朱世源为副总工程师。大桥局初建，急需技术骨干，滕代远将铁道部机关仅有的三位一级土木工程师派去两位(汪菊潜与梅�春)。
1954年1月21日，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政务院第203次会议，听取滕代远关于筹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情况报告，讨论通过了《关于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决议》。政务院正式任命彭敏为武汉大桥工程局局长，杨在田、崔文炳任副局长；武汉市委书记王任重兼任武汉大桥工程局政委。会议同时批准了1958年底铁路通车和1959年9月底公路通车的竣工期限。
政务院决议公布后，滕代远带领铁道部有关人员到武汉向中南局汇报，并主持召开与省委、市委的协调会，再次讨论建桥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会后，滕代远分别与王任重、彭敏谈话，嘱咐交代工作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至此，武汉长江大桥工程正式启动。
设计方案引风波
在得到周总理批准后，铁道部派出代表团携带全部建桥图纸、资料赴莫斯科，请他们帮助进行最后的鉴定。临行前，滕代远交代代表团负责人彭敏：“文件请苏方鉴定是为了慎重。长江大桥是新中国第―个大桥工程，绝不能出差错。”接着，滕代远又嘱咐道：“你们出去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听取鉴定意见一定要虚心，有情况随时向使馆和国内报告。我已告诉使馆，帮助联系参观他们一些建桥工地，多学多看些东西充实自己。”对此，彭敏回忆说：“这次谈话就像嘱咐一个没出过远门的游子那样细致周详。”
苏联政府对大桥设计文件的鉴定十分重视，指定了25位最优秀的桥梁专家组成鉴定委员会，由苏联交通部副部长、桥梁工程总局局长古拉梁夫任主席。鉴定委员会对方案提出了53个问题，详细对比，反复研究。1953年8月7日，鉴定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之际，滕代远正在莫斯科率团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国际铁路客货联运协定代表大会，他抽出时间到会听取意见并讲话。最后，鉴定委员会终于通过我们的设计文件，并给予高度评价。回国后，滕代远又与铁道部有关领导、专家一起认真研究，修改、充实了九项意见，使方案更趋完美。
铁道部向国务院提出报告，要求聘请苏联专家组来华支援，周总理迅速予以批准。1954年7月左右，以康士坦丁・谢尔盖维奇・西林为首的苏联专家陆续抵达大桥工程局并开始工作。西林是中国铁路职工的老朋友，早在1948年战火纷飞的年代，就曾来到我国东北，帮助修建第二松花江大桥，支援解放大军人关。时任四野铁道纵队第三支队长的彭敏同西林就此首次合作。以后他们在修复陇海线洛河桥工程中又再度合作。西林这回是第三次来华帮助修建大桥，也是与彭敏的第三次合作。滕代远对彭敏说：“西林是你的老朋友，年轻有才华，相信你们一定能合作好。”“还要要求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专家配合好，虚心向苏联专家学习，一要建成大桥，二要学会技术。”滕代远又补充了一句。
1955年2月3日，滕代远主持召开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会议，聘任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为主任委员。该委员会是大桥工程的技术咨询机构。9月1日，武汉长江大桥工程作为重点工程开工。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西林见到彭敏的第一次谈话竟然如此出人意料。西林开门见山地说：“在莫斯科开的鉴定会我是参加了的，设计文件我也研究过，我认为建造大桥基础不宜采用‘气压沉箱法’施工。我有个新的想法，但是鉴定委员会里都是我的前辈，都是技术权威，我不好说话。”彭敏听翻译讲完后，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西林继续说：“这个新办法在苏联也没有用过，因为苏联没有长江。现在，希望得到你的支持。我们暂时先不说出去，只和你一个人谈谈。”随后，西林用几天时间详细给彭敏讲述了他的“管柱钻孔法”的技术理论、施工方法以及优越性。
彭敏听西林介绍之后，意识到此事非同小可，必须发动群众来讨论。他随即组织了由中苏双方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的会议。此会开得十分严肃，也很热闹。中方人员抱着极大兴趣提出许多问题和疑点。与西林同来的几位苏联桥梁专家提出了相反的意见，理由是：施工方案已经苏联国家鉴定委员会通过，没有必要大改；其次，这种新方法谁也没干过，试验来不及。有位专家还打了一个比方，说：“一个人用右手摸自己的右耳朵，只要一抬手就摸到了；但是现在，你们却要把手绕到脖子后面再去摸，还能摸到吗?”只见西林站起来严肃地说：“同志们，我们讨论的是桥梁基础的施工方法，不是摸耳朵!”
会议开完，一场争论过去，似乎暂时风平浪静。但彭敏心中仍然静不下来，散会后他跑去征
求汪菊潜和梅�春的意见。他们告诉彭敏：“钱塘江大桥桥墩基础是用沉箱法施工的，可那是包给外商干的，我们的人一律不准下去。”“(现在)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还是学习摸索一下新办法吧。”当时，沉箱法施工的危险性很大，工人在深水中作业，承受气压和水压变化，容易发生血液中毒现象，一般称“沉箱病”，而这种病在当时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彭敏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带上有关资料十万火急地赶到北京，直接向滕代远汇报。滕代远没有立即给予答复，只是交代秘书安排彭敏休息。次日下午，滕代远在自己的办公室召见彭敏，明确表示支持西林的建议。彭敏回忆说：“滕部长认为，西林不是一个轻率的人，有关他自己国家的声誉，没有十分把握是不会提出来的。此事我已经向总理报告过了。”对此，吕正操回忆说：“周总理仔细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还提出一定要经过试验才能施工的要求。”
1955年上半年，国务院批准对新方案继续进行试验，并将新旧方案进行比较。大桥局立即组织人员在岸上和江心进行多种试验，提出有些建筑桥墩基础的大型机械设备也要重新设计制造，包括钻头都需要有新的图纸和样式，还有钻机、震动打桩机都需要制造和改进。在试验进入最困难的时候，大桥局党委曾向铁道部党组写了一份报告，其中写道：试验工作是成败的关键。而几天后收到铁道部党组的批复是：只有成，没有败；只许成，不许败!这几句批示给大桥局党委极大震动，他们明白：前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创造性地实现新方法。彭敏事后回忆说：“一看批语的毛笔字，就知道是滕部长写的。”西林知道后感慨万分：“做这样的事，神经需要坚强些。”
树欲静而风不止，风波到此并没有停息的意思。国内发生的事情传到国外，苏联政府也知道了这场争论。为了调查清楚事情的原因，1955年底，苏联政府派出以运输工程部部长哥热夫尼柯夫为首的代表团来华，主要是参观长江大桥的施工，随团还来了桥梁专家葛洛葛洛夫、金果连柯、沙格洛夫等一大批工程界权威。西林知道后，内心很紧张，强作笑脸地对老朋友彭敏说：“我就准备接受审判吧!”
得知苏联代表团要来，滕代远立即报告周总理，周总理指示要热情接待好他们。滕代远放下手中工作，陪同苏联客人一行抵达武汉。途中，滕代远让彭敏给西林带话说：“方案是中国政府批准采用的，你不要紧张。”
长达十多天的“参观”，实际上是审查西林提出的方案。他们看文件、图纸资料，到现场看施工，听取西林的“答辩”。这期间，彭敏感到事情很严重，惴惴不安，找到滕代远说：“假如结果是不同意这个方案，把西林撤回国去怎么办?”滕代远坚定地说：“还按西林的方案干!”“假如……”滕代远严厉批评道：“没有那么多假如!”
一场风波过去了，西林的方案经过严格甚至可以说是苛刻的审查，终于被认可。12月，在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对此方案作出明确的结论。记录文件里说：“在所建长江大桥桥墩深基础方面所使用的新方法，是先进的。它保证缩短工期和降低造价，并且比沉箱法基础工程的劳动条件简单，这种方法在修建桥梁和水工建筑物工程上也应广泛采用。”
西林特意找到彭敏说：“请您正式向滕部长转达：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不久，滕代远在铁道部亲切接见了西林，告知中国和苏联政府已经批准建桥技术文件，现在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了(西林回国后因此还荣获列宁奖章，那是后话)。彭敏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不是这样，那全部责任就会落到滕部长身上，后果不可想象。”时任铁道部工程局副总工程师的陈志坚回忆说：“对于新方案，滕部长明察善断，敢于开世界深水桥基施工之先河，并在中国第一座长江大桥上试验成功，其胆识令人敬佩。”
国家利益不让步
曾在铁道部分管过外事工作的副部长刘建章说：“中国铁路建设与苏联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和‘一五’期间，中国铁路得到了苏联多方面的合作与支援。从1956年开始，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痕，但实事求是地讲，铁路合作仍在正常进行。从新中国成立到1959年，中国铁路共聘请苏联专家366人，其中顾问和技术援助专家354人，科技合作专家12人。他们为中国的铁路建设付出了辛勤劳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正如邓小平在1957年一篇讲话中指出的：“我们这几年搞得比较快，原因之一就是有苏联的经验，有苏联的帮助。当然不是说苏联在帮助我们的过程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没有缺点。”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和苏联也是既有合作，也有斗争，在斗争中求团结。
时任铁道部材料局局长的廖诗权在回忆中讲了这样一件事。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时，需要125米长的大跨度钢梁。西林说苏联国内有生产，可以去订货。但我们派人联系时，苏方却提出要涨价，没有痛快地卖给我们。廖诗权向滕代远建议：是否向第三国订货，把风吹给苏联听。滕代远听后连说：“有道理，有道理啊!”随即找来武竞天副部长，请他立即约苏联使馆商务参赞见面，把此事告诉他们，请苏方考虑。这―招果然奏效，没出三天苏联方面主动上门告之，同意按原价格供应。
陈志坚副总工程师也回忆说：在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开始时，我分工与苏联专家保持联系。在一次全路领导干部大会上，滕部长号召设计施工单位均应挖掘潜力，降低成本与造价。当时在主会场的一位苏联专家通过翻译告诉说：“在精打细算方面，专家们已经尽到最大努力，可以说没有什么潜力可挖了。”滕代远听后严肃地回答：“我看天下老鸦一般黑!”会场里的人都愣住了，全场安静极了，掉根针在地上都听得见。稍停顿了下，滕代远继续批评说：“所谓没有潜力可挖是不存在的，就看你们的工作是否认真，态度是否端正。”散会后，苏联专家和中方技术人员连夜开会，经过认真查找，提出大桥桥基钢板桩数量可以减少，这样一来可节省30多万元。滕代远知道后，立即让发文给予通报表扬。
对于武汉长江大桥，滕代远在国家利益上锱铢必较，节约资源上毫不容情，但在人员配备上却是全力支持。卜占稳在日记里写道：“人员调谁给谁，他使用的最得力的干部也同意调，如刘麟祥同志。”刘麟祥一直跟在滕代远身边，主要负责俄文翻译兼顾照相。他很聪明，精通业务，俄语非常棒，文字翻译也是一流的，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深得滕代远器重。大桥局翻译人员不够用时，滕代远把他也调去大桥局了，此事当时在内部引起很大反响。
桥梁科学上的一面旗帜
在全国人民和全路职工大力支援下，经过大桥建设者们两年两个月艰苦的创造性劳动，武汉长江大桥于1957年国庆节前夕建成。经过国家有关部门三次严格验收，10月15日，5万人在大桥两岸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
我当年只有6岁，有幸跟随父亲一同去武汉亲历了通车典礼的全过程。那时候，父亲带领贵宾们到处参观，为他们当起了“讲解员”。我当
时还纳闷，父亲怎么知道那么多事情呢?
滕代远在典礼上发表讲话，指出：“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在我国桥梁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它标志着我国桥梁工程技术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西林也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从今天起，水深流急的长江不再是中国南北地区的‘天堑’了……在建桥过程中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桥梁建设队伍。他们全面掌握了复杂的桥梁建筑技术，在今后他们能够完成一切技术复杂的建筑工程。”李富春代表周恩来总理向参加大桥建设的西林授予感谢状，滕代远代表中国铁道部向格洛佐夫等九位苏联专家(其中三位已回国)授予感谢状和纪念章。
据卜占稳日记记载：通车典礼结束后，当人们还沉浸在欢乐与幸福之中时，滕代远带领一行人马，轻车简从悄悄前往武昌车站，登上公务车出发赴南昌铁路局，接着又赴杭州、上海、南京、济南视察铁路工作。卜占稳记录说：“一路上，首长都在关心着大桥的通车情况。原决定先通客车，10月20日再通货车。但是通车第二天就遇上八级大风，江面上白浪滔天，武汉市悬挂起了‘风大浪急，轮渡停航’的公告牌……首长一路上几乎没怎么休息，一直与有关部门保持联系。货物列车积压太多。影响别的列车通过。经过研究，临时决定货物列车也要过桥，一时间，南来北往的火车、汽车同时过桥，繁忙的运输任务都压在新建的大桥上。滕部长亲自与大桥局领导通话了解情况，得知一切正常，没有任何问题，他对大桥的承受能力非常满意。”
大桥通车一年，经历了各种检验之后。1958年10月1日，滕代远才欣然提笔为武汉大桥工程局题词：“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又一次光辉胜利，是世界桥梁科学上的一面鲜艳的红旗。”
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在中苏两国专家的通力合作下进行了多项试验，有许多创新和创造。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时，也十分关注武汉长江大桥的施工情况。他指示驻华大使尤金打电报告诉苏方，称：“武汉长江大桥即将建成，你们还在那里争论不休。望速派技术人员来华学习!”
武汉大桥工程局在施工中涌现出众多先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培养和提拔了153名技术人员、90名工程师，3724名优秀工人掌握了先进技术，真正达到了铁道部“建成、学会”的要求和滕代远当年所希望的“大桥局不仅是一个领导长江大桥工程施工的组织，同时也是一所在实际工作中培养人才的桥梁大学”。
2002年八九月间，在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45周年之际，第一次对该桥进行了大修，经过中国科学院专家测评，大桥的设计、施工和养护都是一流的，其使用期限至少在100年。2003年6月11日，我和二哥久光、三哥久明冒雨到武汉大桥工程局向他们赠送部分历史老照片，桥工处党委书记萧柏林兴奋地告诉我们：专家们不久前刚给大桥做完“体检”，数据表明：还可以使用50年，没有一点问题!我们听后是何等欣慰啊!
(责任编辑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