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货币利息和资本积累(翻译)

摘要

本文引入熊皮特的“实际量分析”和“货币分析”，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中那些归于货币分析阵营的主要内容和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货币分析过程。首先，抽象劳动作为社会价值实体，离开社会价值标准将无法衡量，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是货币价值理论；因而，马克思的微观理论一开篇讨论的就是作为社会价值载体的货币。马克思强调货币的流通和支付功能，货币本身是非生产性的，从而不是商品，由此来批判李嘉图的萨伊定律的解释。第二，再生产模型表明：资产阶级利润的实现总体上要求货币信贷，并且，在一个增长的经济中通过信用的扩张满足必须的信贷扩张。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利率属于货币范畴，它由银行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的力量对比决定。因此，类似于后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分配和增长理论：预期的利润率和外生的利率决定资本积累率。从这个意义上，任何关于危机和停滞的“实际量分析”不能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分析去解释。

关键词:

货币 利率 资本积累 马克思经济学

1 引言

熊皮特区分了“实际量分析”和“货币分析”。在“实际量分析”中，无需货币变量，就业、分配和经济增长就可以确定均衡状态，然而，在后者的分析方法中，货币变量进入了经济理论，不考虑货币或利率，均衡将无法确定。马克思经济理论常被冠以"实际量分析”，马克思的理论中，货币和利率并不显要，Mandel和sweezy发表的的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文章中仅对《资本论》第一卷关于货币分析做一概括性介绍：货币是从一系列不同的价值形式中演化而来的，它与资本发生联系。Fritsch 和 De Brunhoff后来系统了马克思的货币和信用理论，然而没有分析其积累和危机理论。这些理论因而仍属“实际量分析”：资本积累和危机的长期趋势源于收入分配的发展或技术进步过程，马克思危机理论主要集中讨论消费不足，利润收缩或利润率下降，从“实际量分析”角度进行了分析，而把货币和利率对其的影响当作次要方面没有被重点考虑。在这种情况下，毫不奇怪当代的讨论都认为马克思理论更趋于古典的“实际量”分析，而非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分析”。然而，自从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 ，出现了一批分析马克思和凯恩斯就货币、有效需求和利率相似性的文章。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经济理论更属于“货币分析”范畴，从这个观点出发，本文将批判马克思经济学是“实际量”分析的观点，对其属“货币分析”范畴的主要内容做系统的阐述，并将推导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和危机理论。

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将阐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被看作是货币价值理论，因为抽象劳动作为社会价值实体离开社会价值标准无法衡量，马的微观理论一开篇讨论的就是作为社会价值载体的货币。然而，马克思本人并未得出完整的结论推断，因为他认为货币系统是基于一个特定的货币商品——黄金。不过并未严格遵循他自己的分析，马克思强调货币的流通和支付功能，是非生产性的，从而不是商品，由此来批判李嘉图的萨伊定律解释。从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中，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利润的实现总体上要

求货币信贷，并且，在一个增长的经济中通过信用的扩张满足必须的信贷扩张。实际储蓄量的增加并非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而是资本家货币用度增加的结果；资本家投资不依赖于储蓄，这要求存在一个信用体系支持资本家借贷。在马克思经济学中，信用的价格——利息——属于货币范畴，它由金融资本家与职能资本家的力量对比决定。而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利率是一个有生产力和节俭度决定的自然率。从长期来说，利率与利润率亦是不同的。因此，马克思的生产价格模型包含涉及分配的两个自由度：实际工资率和利润之间、利率和企业利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本文第三部分讨论马克思的货币经济学在马克思分配和积累理论中的应用。资本积累需要货币信贷，对于投资和积累来说，信贷需求量是内生量，而利率是外生量。收入分配由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商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及资本积累率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利率改变可以影响劳资间的分配。资本积累率由期望利润率和利率决定，积累路径主要受货币利率和有效需求的影响。因此，马克思的货币分析并不能解释仸何仸何“危机”和“停滞”这些实际量理论，比如“利润率下降的危机理论”，在分配和增长方面，马克思积累和危机理论的货币解释与以Joan Robinson, Nixholas kaldor,和Michal Kaleki 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有很大的相似性。

2 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货币、利率和信用

2.1 马克思的货币价值论

Robin 最早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归于“货币价值论”，近年，Heinrich(1991)、Reutenl(1988,1995)、Matthens（1996）和Wiliams（2000）等也法表了同样的观点。他们都主张：马克思理论的价值范畴必须包含货币范畴，价值理论从而也包含一个货币理论，因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能被看作是“体现劳动的”价值理论，他的货币理论也

不能单纯看作是“商品货币论”，相反，他的价值理论必须被解释成“货币价值论”，货币理论应解释为“符号货币论”或“货币信用论”。

《资本论》第I卷中，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在生产的开篇就分析了商品——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财富形式。（Marx，1867，pp.43-75）。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通过劳动分工，私人劳动产品表现为商品，通过统一市场下的商品交换，社会分工得以统一。在社会统一市场中，私人劳动的消费必须是社会劳动消费的一部分，私人劳动必须是社会必要劳动。私人劳动——一种私有商品的产品，也必然与社会总劳动——社会总商品——发生联系。（Marx，1867，p.104）

如果商品交换是社会劳动分工媒介的一种社会的、历史的特定形式，那么，蕴含在这种商品交换中的价值的质和量在非特定社会历史范畴中无法确定。它并不象具体的物理上私人的劳动数量。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价值的质，我们将用抽象劳动表示，它在进入商品流通前并不存在，通过交换得以形成价质量在社会范畴中才能呈现（Reuten，1988，p.12）。这时，私人劳动的产品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因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私人劳动的社会化，需要一个一般等价物。它体现抽象和社会价值，私人劳动能与之相联系。因而，所有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交换的过程中，通过交换，私人劳动产品与一般等价物相联系。价格和作为价值载体的抽象劳动同时形成。在交换中，任何商品都与一般等价物发生联系。这个一般等价物是货币，货币就是抽象劳动的具体表现，并且，货币甚至是抽象劳动的唯一表达，这在目前还有争议（Reuten，1995，p.69）。从这种意义上，马的价值理论同时包含着货币理论。

在资本论第I卷中（1867，pp.54-75），马克思阐述了货币形式的发展过程，从初级的偶然的价值形式到完全的延伸的价值形式，最后到价值的一般形式。化明确了一般等价物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必要性。货币是价值形式发展的结果，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属物物交换经济，因此货币对商品交换没有促进作用，但对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货币是不可缺少的条件（Williams，2000）。价值形式的发展不是一个从总以物物交换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历史过程。相反，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应该是一个逻辑过程，它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必须要一般等价物的内在逻辑要求。

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价值形式，他认为，黄金作为一种商品，使自身的价值外在化，可以充当货币，因而变成了一般等价物（Marx，1867，p.75）。但是，Heinrich（1991）、Lipietz（1982）、Matthens（1996）、Reuten（1988，1995）和Williams（1992，2000）令人信服的表明：通过上述的货币价值理论框架很难证明一种货币商品的必要性，在最抽象的程度上，具体的劳动产品（黄金）这一个体的东西如何能代表抽象劳动这一社会的事物，这令人怀疑。因为一般等价物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它不一定是一种商品，一般等价物——货币——所必须的是得到社会的接受，这一点可以通过社会契约得以保证。黄金之所以能成为货币，并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商品，而是因为它代表了或者说是符号化了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接受。因而，黄金成为一种货币是历史的偶然，并非逻辑的必须。总之，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中并不存在着一个理论上的货币金属理论（Matthens，1996），就象下面将要表述的，一个具有再生产性的货币商品与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些主要假设矛盾，而这些假设也就是马克思对萨伊定律的批判。

货币是一种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符号，这种理解和现代社会的信用货币体系完美兼容。信用货币体系是一种承诺支付系统，它彻底地增强了有效性和流动性（Evans，1997）。

通过第三方的支付承诺，交易双方的支付以更高的有效性和流动性发生（Foley，1987）。在一个国家内，最终的支付承诺自然是来自国家机构——中央银行的货币；在国际环境下，主要国家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体现着最终的支付承诺。因此，马克思所认为的国际交换的货币必须是一种商品（1867，pp.141-144）是没有根据的。

2.2 价格水平的萨伊定律的批判及马克思货币价值论的货币供给内生论

下面，将根据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货币表述，研究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货币的功能和影响。货币的第一个功能是价值尺度或者说是价格标准（Marx，1867，pp.97-106）。价格由货币单位来度量。根据马克思的商品货币论，价格水平用货币商品的单位来衡量，等于固化在商品中的平均劳动量和固化在单位货币商品中的劳动量之比。然而，如果摒弃了货币商品存在的必要性，那么，价格水平必须用另外的方法去确定。Foley（1983）提出：价格水平和货币价值可由企业定价给定，企业定价依赖于积累的趋势和资本与劳动间的分配斗争。因此货币工资率在价格水平确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Matthens，1996）。另外，在一个货币符号体系中，价格水平与货币供给无关，而是由非货币因素决定，货币数量化者也支持这一观点。

货币的第二个职能就是流通手段（马克思，1867，pp.106-130）。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C）贸易必须为了获得货币（M）。货币因此可以打断这个循环（C-M-C）连续的卖（C-M）和买（M-C）过程。马克思在其《剩余价值论》中以此来反驳李嘉图的萨伊定律的观点。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构成了马克思的“危机可能理论”，因为它打破了C-M-C这一循环过程（Marx，1861-63，pp. 499-508）。货币有潜在的价值储藏功能（窑藏），它是货币的第三个功能“财富职能”（Money as Money）所包含的子功能（Marx，1867，pp.130-134，Capital，Vol I）。货币囤积（窖藏）将引起总需求不足，从而整体上可能引发全面危机。如果货币价值的储藏导致无法形成产品的需求，则将发生全局性的生产过剩。如果货币是可再生产的商品，对其的需求增加可能由于需求均衡遭破坏而引发局部危机，萨伊定律的支持者们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决不会导致总需求不足而引发全局危机；只有当生产这种货币产品的资源耗尽时才可能引发总需求不足。因此，货币必须是非商品货币，才可以批判萨伊定律，才可以发生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凯恩斯于《通论》出版前的草稿中（1993，Pp. 86）对此有清晰的表述。也许与生产要素有关的任何东西都要求获得回报。从某种意义上，货币既不是生产的产品，也不能获得回报，它只能用于购买产品，如果确实如此而没有其它可能的话，货币的使用是有效需求波动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反对萨伊定律的第二个观点来源于货币支付手段功能的分析（Marx，1861-63，p. 511），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该功能归于货币的“财富职能”中（Marx，1867，pp. 134-141）货币的支付功能，使商品出卖和价值实现相分离，卖者和买者构成了一种信贷关系；卖方是债权人，买方是债务人，货币是标志物。货币的支付功能导致了上述现代货币体系。在这种体系中，一方面，商品的要求不再受限于收入，投资因而也不再受限于储蓄。在李嘉图、萨伊定律中的花费和收入之间，投资和储蓄之间的重要约束联系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货币的支付手段功能增加了该系统的脆弱性。资本家不必开始就找到其产品的需求，但是为了实现其支付的合约，必须在某一时期内发现其产品需求。如果在源材料购买和最终产品出售期间，市场价格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资本家可能不能实现其支付合约，个体资本家的违约可能破坏信用链而引发全面危机。

在货币流通职能的讨论中，马克思认为通流所必须的货币数量（Mc）由商品数量（Y），平均价格水平（p）和单位货币流通速度（q）决定。 r

pYr

Mc = q

因此，货币数量对价格水平没有直接影响。如前所述，价格水平由分配斗争和积累倾向决定。为了使资本主义再生产顺利进行下去，货币量必须被动的调整到满足流通需要的水平。由此可得，对于收入产生和增加过程来说，货币必须是外生的。

在资本论第Ⅱ卷中（Marx，1885，pp. 396-527）讨论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章节中，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经济的货币外生和有效需求理论批驳萨伊定律。马克思采用两部门模型（不考虑国际贸易和政府参于经济）分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和条件。部门一生产，生产生产资料产品，部门二生产消费物品；假定价格稳定。每个部门的供给价格由不变资本（D）、工资成本（W）和利润（）给定，部门一的产出等于两个部门的不变资本总投资（I g）；部门二的产出等于由利润(C)和工资（Cw）产生和消费需求。假定工人消费掉所有的工资收入，供求平衡时，我们将得到：

g部门一：D1+W1+1=Ig

1+I2

部门二：D2+W2+2=Cw1+C1+Cw2+C2

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没有净投资发生，均衡条件下，部门一对部门二的不变资本g投资I2必须等于部门二对部门一的消费供给Cw1+C

gI2= Cw1+C1 1，即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扩大再生产和此后的平衡增长一般条件下是可能的，并且他推导出了扩大再生产的均衡条件。这里不再缀述其细节过程。

除了均衡条件，再生产模型也包含了对有效需求的处理。假定工人没有储蓄，总需求和总供给将满足：

+12=I1n+In2+C1+C2

这里In=Ig -D表示净投资。

由此可得，既然资本家不能决定他们的销售和利润，仅能决定他们净投资和消费支出，那么这种支出必须保证生产利润的实现，这些Kalecki在1968年解释马克思再生产模型时已经提出。资产阶级的支出总体上决定了利润实现。因此，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认为净投资决定储蓄。由于资本家的不足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导致商品不能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出售，利润不能实现。投资的进一步分析，应该是有效需求构成的决定性因素，然而，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中并没有投资需求理论，从而也就没有经济的增长率的产出量的限定水平（Kalecki，1968；Sebastian，1991）。但是马克思相当清楚有效需求问题，在资本论第卷中，当他研究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引起利润率下降的影响时，他说：

“赤裸裸的剥削前提，的剥削的实现是不一样的，它们不仅在时空上，而且在逻辑上也有分歧，前者受社会生产力限制，后者由各种生产部门和社会消费能力的均衡关系限制（Marx，1954，p.244）”

资本家的支出与其收入利润的特殊因果关系需要他们的支出独立与他们的当期收入。这必然要求他们的投资能获得不受储蓄制约的资金支持。资本家只有获得必要的货币才可使再生产过程开始。在再生产模型中，对相关的货币流有一个详细的讨论。马克思（1885，pp. 329-354，415-426）认为：简单的再生产中，资本家也需要货币信贷。在某个生产周期内，当产品生产出来后，资本家以产品和一定数量的用以流通的货币进入流通环节，就整个资产阶级来说，为了实现剩余价值（当然也为了实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流通），必须有一定数量的货币直接投入到流通过程中，这不仅很正常，而且是整个机制的必要条件，因为，模型中只有两个阶级，工人阶级仅有劳动力，资产阶级垄断着社会的生产货币资本（Marx，1885，p .425）。当然，如前所述，资本家需要的货币信贷量由商品产量、商品的平均价格及货币流量速度决定。经过一系列的商品流通后，货币又流回了资本家手中，然后准备进入下一个生产周期。

为了简化分析，假定商品价格不变，则经济增长必然要求信贷增加。虽然这里货币是内生的，马克思（1885，pp.349-350）讨论了通过窖藏转移和流通速度的增加，可以提供更多的货币信贷供给。但是，这种途径只能满足短时间的经济扩张。马克思认为（1885，pp.350，394-495），长期来看，必须增加商品货币的产量才能满足经济扩张的需求。然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货币商品并不是必须的，正如今天货币创造并不再依赖于黄金这一货币商品。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经济中，通过信用货币的创造和减少来调整货币供给量以适应经济的增长率。正如Foley（1986a，p.89）所描述的那样，经济的持续增长率依赖于借贷水平，借贷水平越高，再生产的经济扩张就越快。

既然经济扩张的前提是信贷扩张，那么信贷状况对资本积累和增长至关重要。信贷的难易和信贷价格将对有效需求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对资本家投资。这些已经隐含在马克思资本论第I卷（1867，pp.145-153）讨论资本循环的章节中：资本家投入货币（M）是为了购买用于生产过程（P）的原材料（C）和劳动力，这些都进入了最终产品（C′）中，最终产品必须卖出以换取更多的货币（M′），即

M-C „ P „ C′-M′

M’和M的差就是利润。增长的经济中，资本家前期投入的货币至少部分通过信贷获得。只有预期利润大于信贷成本，资本家才会投资。前期货币投资对资产阶级的利润实现十分重要，利润取决于期望利润和信贷成本，或者说取决于期望利润率和利率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对于马克思的有效需求理论、增长和危机理论的形成十分重要。下面的章节将详细讨论。

2.3 信用、利率和利润率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信用源自货币的支付职能。一个信用关系形成于商品出售与价格支付期间。马克思（1894，pp.400-413）把信用分为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如果商业银行减少了商业信用或者是社会产生了更多的信用需求，则银行信用要增加；马克思认为商业银行的信用供给并不受限于私人储蓄，原则上，它可以无限制的创造信用，从而增加流通中的信用货币（DeBrunhott，1976，pp.93-99；Revten，1988）。银行可以提供各种形式的信用，如跨行承兑汇票、支票、信用财产、银行钞票（bank notes）（如果银行被授权发行）。银行钞票只是一个银行的自我承兑汇票，可以随时向持有者支付，银行钞票十分重要，尤其是非专业人士比较关注。因为，首先银行钞票打破了商业流通的

限制，而进入了一般的流通，被当作了货币；此外，在许多国家，那些可以发行钞票的银行为国家和私人共有；实际上发钞银行得到了国家的信用支撑，而钞票不同程度有法定货币的意味。银行钞票本身是一个信用流通符号，但却是银行解决其信用问题的重要手段（Marx，1894，pp.404-405）。

因此，再生产过程中信用货币的数量是内生的，它由资本家的信用需求决定，正如上面分析的那样：流通中钞票的数量由生产量决定；过剩的部分会很快回到发行者手中（Marx，1894，p.524）。

这种合约信用体系的发展，形成了追求利息的资本借贷部门，利息由劳动创造，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要求货币投入，货币具有生息的功能。货币为了追求利息从而被“出卖”（Marx，1894，pp.338-357）。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循环形成了：M- M′，它可以扩展为M-M-C„P„C′-M〃-M′

M〃与M的差，即M〃—M=就是利润，而M′与M的差，即M′—M=Z就是利息，总利润分成企业利润n和利息Z，即=n+Z（Marx，1894，pp.358-390）。根据扩展循环中资本职能的不同，资产阶级可以划分成金融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当然，这两种职能也可以集中在同一人或同一个企业。资本使得生产过程开始，通过与劳动结合，生产过程形成了剩余价值，职能资本家愿意向金融资本家借贷并支付利息，利息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最终被金融资本家占有。即使职能资本家无需借贷，拥有货币资本，其生产仍然产生了附加利息。从而，总利润率（r）总是企业利润率（rn）与利率（i）加总，即r=rn+i。为了使职能资本家愿意为生产投入资本，总利润必须大于利率，以保证企业利润为正值。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利率和企业利润呈负相关关系。利率的变化并不影响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却影响金融资本家与职能资本家间剩余价值或总利润的分配，也不影响总利润率，却影响企业利润率。假定平均利润率不变，则企业利润率不是由工资决定，而是由利率决定，且与利率负相关（Marx，1894，p.379）。由此，马克思认为应从两个阶段决定收入的分配：第一阶段，马克思认为利润率由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决定，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实际工资率决定利润率。第二阶段，利率影响金融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之间的分配，从而决定企业利润率这一残余可变量。由以上两个阶段，马克思生产价格模型中的两个自由度得以确定。

马克思经济学中，虽然也认为企业利润率是对资本家投资的风险补偿，但是，我们必须把它和斯密、李嘉图的古典观点加以区别。古典主义认为利率和企业利润率彼此独立，互不影响，两者的加总即是利润率（Pivetti，1987）。近年来，Panico（1985）和Pivetti（1985，1987，1991）通过假定利率外生，它决定总的利润率，工资率为可变量，企图以此确定由Sraffa（1960）提出的古典生产价格模型中的自由度（利润率），这显然也符合马克思理论分析，因为该理论必须假定当利率变化时，企业利润率是个不变的常量，它忽略了金融资本家与工业资本家之间的冲突（Argitis，2001）。然而，这种冲突对于马克思理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不能用利率去决定利润率。

马克思的收入分配论认为利率对于生产和经济增长是一个外生变量。利率由货币市场决定，但并不存在中心自然利率（Marx，1894，pp.358-369）。实际上，利率由历史的、制度的和政治的具体因素决定，这些因素影响货币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的相对力量。然而从长远来看，利润率决定了利率的上限，但后者对前者并无影响。如果利率接近或超过利润率，将诱使工业资本家转向金融投资，从而增加货币供应，结果利率又降到了利润率以下的某个合理水平（Marx，1894，p.328）。“单从利率的长期来说，利润率可以说决定了利率” （Marx，1894，p.360）。

总之，以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利率由货币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的相对力量决定，属于货币范畴，一旦给定两类资本家的相对力量，则利率对于收入分配的决定，对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是一个外生变量，然而，如上所述，信用和货币量是内生的。这个当代的后凯恩斯广义的货币理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利率作为一个决定分配的参数，不仅由货币持有者的流动性偏好和风险规避决定，而且也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而货币和信用的数量则部分的由信用需求决定。信用需求必须和中央银行的贴现率政策相一致；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和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和风险贴水共同决定了利率水平，信用供给被动的调整，以和这个利率水平下的信用需求相适应。

马克思的货币探讨中，中央银行被看作是分配社会阶级利益的工具。正如Epstein（1992）在中央银行的政治经济模型中所表述的那样：中央银行的政策受制于阶级联盟及它们的相对力量。根据这个模型，资本家和工人、金融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的斗争关系，央行与政治经济间的独立程度，以及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共同决定了央行的政策。本文所概括的马克思的货币分析，尚未明确（在生产技术不变条件下）工人的收入分配或者说是实际工资率是否独立于因央行或财富所有者发起的利率变动。在货币经济中，生产技术不变条件下，实际工资和利润率可能不只受到劳动市场上工资和劳动的相对力量的影响，劳动力市场中，劳动的出卖是为了获得货币，仅确定了名义工资率，实际工资率还受商品市场的物价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到利率对此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因此，最终的模型应当包括马克思和新李嘉图的利率变化对分配的影响（Argitis，2001）。提高利率可能影响劳动的收入，因此，对于工业资本家，当利率提高被认为是永久性的时候，他们便通过提高生产力以降低劳动成本，从而补偿利率成本的提高或者通过提高价格转移利率成本。资本家是否能够通过提高商品价格降低实际工资率在于商品市场的竞争程度和当物价或生产力提高后劳动市场上工人要求增加名义工资的力量。临时性的利率提高并不能使资本家提高价格，因而对实际工资率没有影响。当利率持久性的提高时，如果商品市场的激烈竞争迫使资本家不能提高价格或者即使物价提高，但强大的工会迫使资本家提高名义工资，使得资本家无法把利率增加的成本转加到工人头上。这时，利率提高的结果就是提高通货膨胀率。下面的部分，我们将利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分析资本积累和危机，讨论利率变化对分配的影响。

3. 积累和危机——与凯恩斯分配和增长理论的相似性

马克思资本积累的传统分析是基于“实际量分析”的：它认为技术的进步和分配的发展决定了积累路径（Shaikh，1978，1983）。资本积累的实现是个短期问题，它对长期的经济增长没有影响。长期的积累率，即资本（K）的资本化率 ΔKg= K

由利润率r和利润积累倾向a决定，其中：利润率等于年利润（）除以资本（K），即 r=

ΔK K

利润积累倾向a=

，从而可得积累模型

g=ar

如果资本积累是有限的，它被资本家利润限制，如果积累率由储蓄率决定，那么这个模型可以确定分配（实际量）和资本积累。而货币、信用和利率对于该模型无关紧要，经济危机是使利润率呈下降趋势的因素所引起，即 rWWr==（1-）Y=（1-）1 YYKKv

r虽然，劳动收入分配额（W/Y）提高，即实际工资率W比劳动生产上升的更快，或者

是由于利润资本化率（v）的提高，都可以使利润率下降。前者引起收益率下降，产生“利润挤出”的危机；后者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引起利润率下降产生危机。当然，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第I卷，特别是第25章“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中已建立了如此的模型，阐明了分配和资本积累的相互关系（1867，pp.574-582）。在《资本论》第Ⅲ卷第Ⅲ部分“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中，马克思分析了生产力提高对利润率的影响。在这些章节中，马克思为了分析收入分配和技术变化对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单纯影响，他对货币因素进行了抽象并且假定萨伊定律成立。正如Shoul（1957）评价的那样，“马克思的这些章节内容不能被当作危机和积累的完备的理论，它只是关注了危机的个别因素”。

从前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分析中，我们必须反对那种把马克思的积累和危机理论单纯作为“实际量分析”的传统解释。在基于马克思的“货币分析”的模型中，不但分配不能从劳动力市场中用实际量确定，而且资本家储蓄也不能决定其积累，与萨伊定律的物物交换经济相反，我们必须分析资本积累独立于储蓄的货币经济。如前所述，在一个增长的经济中，无论目前的利润或储蓄状况如何，资本家都需要得到投资的资本。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如果资本家可以支付央行的信用标准——利率就可以得到这个信用体系的信用支持。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中，利率对于产生和增长是外生的，但信用和货币的数量是内生的。因而得出结论：马克思的积累和增长理论中，投资是因，收入和储蓄是果。

在增长和分配方面，马克思货币分析模型表现出了与以Nicholas Kaldor（1955/56，1957，1961），Joan Robinson（1962）和Michal Kalecki（1954）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极大的相似性。无论是通过再分配（Kaldor/Robinson的后凯恩斯模型），还是通过改变生产力利用程度（the degree of capacity utilisation），改变投资能否产生充足的储蓄在于初始平衡时的生产力利用系数。如果平衡的生产力利用系数偏离完全的（满的）生产力利用率（等于I），则可通过调节生产力利用系数以适应积累率的变化，而对分配不产生影响（Kaleckian模型）。收入分配比率主要由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双方的相对力量及商品市场上竞争程度决定的劳动成本溢价来确定。然而，如果平衡的生产力利用率为I，则资本积累率的改变必然通过投资——储蓄均衡的内在要求影响收入分配比率（Kaldor/Robinson模型）。当积累率改变时，为了达到合适的再分配结果，长期的物价必须比劳动力市场上的名义工资更具灵活性。然而，在生产力利用率为I，且低失业率或完全就业条件下，增加积累率可能会遇到障碍。工人们为了自身利益，面对市场物品价格的提高，必然要求更高的名义工资，结果是造成了积累的通货膨胀，这就是著名的“膨胀性障碍”（inflation barrier）；如果降低积累率，商品市场上的价格刚性将阻碍工资调整，最终导致降低产量和生产力利用率，从而和投资形成负反馈。虽然，我们不能忽略马克思的有效需求和积累理论中生产力利用率为I的情况和它的不稳定性，但在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中，生产力利用率为I的情况毕竟是非正常状态，按照马克思的观点（1867，p.424），发达的资本主义显示出了高弹性的生产能力，以便随时供应增加的需

求而无须价格干预或受生产能力的限制（Kurz，1987）。

根据马克思的货币分析，期望利润率和中央行政政策决定的外生的利率影响投资决策。利润率可被分解成利润产出比率（h），生产力利用率（u）和资本—潜在生产能力（Yp），比率（v），即 r=

YYYYpK=hu1

v (1)

资本积累率因此与h和u正相关，与v负相关。提高利率将提高融资或者其机会成本，从而对投资产生直接的消极影响，但也可对投资产生间接的影响，如果假定：1.工人没有储蓄。2.财富持有者来自利息收入的储蓄倾向为正且较低。3.企业利润存留（储蓄可确定）。因为利率变化影响分配从而影响消费需求。当利率上升时，如果价格不变，且利润产出比h不变，则企业利润将下降，总需求上升；如果物价上升，利润产出比上升，则工资比率将下降，从而消费需求下降。消费需求的改变最终会通过影响生产力利用率对投资产生反馈。

下面，用一个简单的一部门模型表述马克思货币模型中分配和积累的主要特征。后与基本的分配—增长Kalecki模型的Bhaduri和Marglin传统货币扩展有很多的相似点（Hein，1999）。为了简化，模型不考虑技术变化，模型中没有间接的劳动，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潜在产出比率是常量且达到了完全的生产力利用率（等于I）；不考虑资本存量的贬值，市场容量无限制从而物价不受需求波动的影响，产品价格可由单位劳动的成本及其溢价决定（如Kaleckian模型），单位劳动成本溢价（m）由产品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和劳动力市场上劳资力量对比确定，在这种条件下，劳动力成本溢价与利率的变动关系可表示为

p=[1+m（i）]w

y，m>0，m≥0 (2) i

利润产出比h由劳动成本溢价m决定，因此也于利率i有关，可表示为 h=m(i)， 1m(i) h≥0 (3) i

储蓄由企业利润（等于企业留成所得）和利息收入（Z）（由财富持有者所有）的储蓄部，财富持有者的储蓄倾向Sz为正值，且比较低，工人没有储蓄。从而储蓄率（）可由总储蓄和资本存量（K）表示为：

=SZSzZ1==r-i（1-Sz）=hu-i（1-Sz）， 0

资本家的积累的意愿由利润率和利率决定，假设生产系数恒定，分配和需求将影响利润率大小。从而资本积累率（g）可由利润—产出比率h，生产力利用率u和利率i决定。为了保证积累率为正，利润率应大于利率。即 g=I=α+βu+τh+θi，α,β,τ>0,θ0 für r-1>0 (5) K

平衡条件下，积累率应等于储蓄率，即=g (6)

平衡的稳定性条件：储蓄率对生产力利用率的弹性必须大于积累率对生产力利用率的弹性，即

g->0， uu

h-β>0. (7) v

解1.2.3.4.5.6.7方程后，可得模型平衡条件的解 u*=i(1Sz)h

hv， (8)

g*=*=hhi[(1Sz)](h)vv， (9) hv

h[i(1Sz)h]vr*=. (10) hv

经济增长路径的均衡值由货币利率，分配参数，投资参数和储蓄函数共同决定。进一步分析表明：外生量利率的改变对于利润率、积累率和生产力利用率的平衡值有复杂的影响。然而，货币政策干预的影响方向不定，提升利率既可以对积累增长路径的均衡值产生负的影响，又可产生正的影响。一般说来，如果来自利息的储蓄倾向和投资的利率弹性相对高，将有负的影响，反之，有正的影响。

这个简单的限制条件苛刻的模型包含了马克思货币经济学的一些本质思想，它表明货币变量对积累路径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货币政策的改变将影响分配投资函数和储蓄反应的系数，从而影响积累路径。综上可得，马克思理论的货币解释要求摒弃“实际量分析”的统一积累路径决定论。因此，对于积累的危机理论和停滞理论仅仅靠“实际量分析”无法解释，还需要考虑货币量因素与实际量之间的相互作用，采用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

4.结论

本文从熊皮特的“实际量分析”和“货币分析”介绍入手，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货币分析框架。马克思在其“货币价值论”的开篇，首先讨论货币：它假定为在一个一般等价物作为社会范畴的抽象劳动的载体，交换的商品与之发生联系。然而，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一般等价物必须是商品，是缺乏说服力的。马克思的货币价值理论与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学的货币信用论完美的统一。

马克思利用货币的流通职能，窖藏职能和支付职能，批判李嘉图的萨伊定律观点，用“危机可能理论”取代它，这也要求货币不是一种商品。批判萨伊定律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基本框架，无论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资本家都必须提前获得货币以实现生产利润，因此，资本可以产生利润，投资决定储蓄，形成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和增长理论，这一理论也以有效需求理论为基础。马克思的讨论与Nicholas Kaldor、Joan Robinson和Michal Kalecki关于后凯恩斯和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性。

在一个增长的经济中，资本家的前期货币投入必须不时增长，只有信用创造才能为资本家扩张提供源源不断的货币支持。因而，马克思经济学中，信用状况对于资本循环和增长至关重要。马克思认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信用数量是内生的，由需求决定，然而利率是外生的，由历史的、制度的、政治的这些反映金融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相对力量的因素决定。如果我们可以认为央行的政策就是这种斗争的结果，那么马克思在这方面的观点将与后凯恩斯理论就信用货币内生和利率外生方面有一致性，后凯恩斯理论认为利率由货币持有者的流动性、偏好和风险厌恶程度及央行的政策有关。

根据马克思分配决定的两阶段表述，利润率和实际工资率由劳动市场上劳资双方的斗争决定，金融资本家和职能资本家的斗争决定了利率和企业利润率。然而，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框架中，并不能确定提高利率是否将降低实际工资率或工资分配份额，因为劳资冲突仅决定了劳动市场上的名义工资率，实际工资率也与企业在商品市场上的定价有关，而市场定价受利率的影响。如果利率提高是长期性的，且商品市场的竞争状况和劳资双方的相对力量允许提高价格而不必提高名义工资，那么这时利率的提高将降低实际工资。

我们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货币解释，最后融入了一个简单的货币利率、分配、积累模型，该模型中，均衡的经济增长可能偏离完全的生产力利用率（等于I），这表明，均衡的增长路径由外生性的利率、分配以及投资参数和储蓄函数决定。利率变化通过不同的渠道对均衡增长产生复杂的影响。利率对投资有直接的影响，通过分配和消费需求对投资发生间接的作用。整体上说，利率变化对增长路径的影响不确定，它依赖分配与积累和储蓄函数的参数值间的相互作用。由此可得，利用马克思理论的“实际量分析”（如分配和技术进步）的传统方法不能决定增长的平衡路径，仅仅通过“利润挤出”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引起利润率下降”这些“实际量分析”得出的结论也不能解释积累的危机。根据本文以上分析，马克思的积累和危机理论不仅与“实际量”有关，而且还需考虑“货币”和“实际量”的相互作用，应该对其进行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用这种分析法，不可能像传统的“实际量”分析法那样，导出一个与具体历史环境无关的积累的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