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人生
毕淑敏
这个题目非常大，但大家都知道题目大了不容易走题。我下面的演说主要是我个人对文学与人生的看法，很难说它对或者是不对，但我向大家有一个承诺，我讲的都是真话。因为现在真话已经不太容易听到，我们对真话会有一种特别的珍惜。我信任大家，我要说的的确是我的真实的想法，希望它会给大家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对以后的人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参考价值的。今天外面的天气很好，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要温暖而直率地交流。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更像文学队伍中的一个异类，因为我觉得我看起来还比较正常。我们文学的大门是敞开的，形形色色的人，只要热爱文学就可以走进这个队伍，走进这个大花园里，种自己的一棵草、一朵花。对于我来说，我的经历在我为什么会成为作家，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作家，为什么会这样写作的原因中，是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我是一个视责任感、使命感为生命中非常重要原则的人。我小时候在北京读书，成绩挺好，属于那种优秀的学生。我后来考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附属学校，据说是四百个人才录取一个，我怀疑有点造谣 ，但难考的确是事实。当时我是想长大了当个红色外交官，但突然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说实话我当时特别高兴，因为当时正面临考试。而且我们外教的考试方法非常奇怪，我前面一个成功的同学说，外教问他为什么这么高，他回答，因为我爸爸长的高。外教又问他，为什么你爸爸长得高，他只好说，因为我爸爸吃的多。我当时想，如果这样考我的话，我肯定过不了关。在我正七上八下的时候，广播里讲：停课闹革命。于是接下来就是整天的游行和革命。就这样过了三年，我才发现，一个人正当读书的时候而没有书读，那是很痛苦的，那种内心的焦灼之感至今难忘。后来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又可以借书，但有个条件，就是看完之后，必须写一篇批判的文章，然后你才可以接着借书。我就想：大师们，你就要怪我批判你们了，为了能读你们的书，只好出此下策。于是我就每天在图书馆读大量的书，写大量的批判文章。写批判文章的时候还真不忍心，去批判什么呀，可是不又不能不写。于是我后来就想了个办法，比如说我写批判《红与黑》，就说里面充满了反革命的人道主义，因为我觉得人道主义是所有主义里面最轻的一个主义。接着写道，不信请看如下篇章，就把里面的描写的句子抄在里面，所以每次还书的时候总是带上一摞厚厚的批判文章。不知当时图书馆的老师对我的爱看书网开一面还是一厚摞的批判文章的作用，我每次都能通过。总而言之就是我一直能看书，但许多同学由于不能完成写批判的任务被取消了借书的资格。这样，我借来一本名著，全宿舍都抢着看，我就是把批判文章写好也不能还书，因为他们还没有传完。但这样不行呀，不能过了还书的期限，最后大家一致通过：我可以还书，但是要把每本书讲给他们听。因为这样，所以我看的就比较认真，但难免也有忘记的时候，于是就自己编。后来到美国的一个同学对我说，你讲的雨果的小说是我看到的版本里最好的一个。我想肯定是不好，但由于青春的岁月、求知的欲望和激情的 岁月粘结在了一起，所以就变成了一种我们意识深层纪念的东西。 1969年时我身体很标准，身高一米七零，体重一百斤。那时特别高兴自己当上了女兵，但每次分配都是到特别艰苦的地方。几次分配下来就被分到西藏阿里。西藏阿里就是孔繁森工作的那个地方，以前我总是不愿意提阿里，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后来有了孔繁森，人们就知道了，就说原来你是孔繁森的战友，我说我是他的老前辈了。于是我们先坐火车到了新疆，然后又坐了六天带大米的卡车，到了南疆的喀什。最后我成为了到阿里当卫生员的五个女兵之一。我当时是想当通讯兵，爬电线杆子，做一个让指挥部的电流从身体上通过的英雄。但最后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糊里糊涂的去阿里当了卫生员。后来我把它归结于生命的概率，我觉得人的生命中是有概率存在的，我们有时就是不得不去正面
概率。五个女兵又是坐上那样的卡车，又是连续六天，就到了阿里。那时已经是傍晚，我们五个女孩站在荒原之上，看着完全没有人迹的荒原，我们的心里是极其恐惧的。我当时就觉得这还是地球吗，不是火星什么的。会不会是路上不清醒的时候被人劫持了。那种大自然的原始的荒凉之感对我们的震慑是难以形容的，当时只觉得个体是如此的渺小，然后就是面对着开天辟地就未曾改变的洪荒状态的绝望。当时，车立马儿就走了，说待会儿有人来接你们的。于是不久来了几个领导，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么奇怪的领导，他们就是绕着我们看，绕了四五圈之后，他们一言不发就走了。当时幸亏是缺氧，要不然我们非号啕大哭不可，由于缺氧，我们就没有哭的力气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领导又回来了，却好像从来没见过我们似的，就只热情的迎上去说“同志们，太好了！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后来才知道，由于当时没有电话，用的密码电报上只是说派了五个卫生员，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女的，连忙回去是为了给我们准备单独的宿舍的。于是这样我们就开始了在西藏阿里骑兵支队的生活。因为在那以前那里就根本没有女兵，我们去了以后局面是五个女兵对五千个男兵。后来回到北京之后，阿里军分区的一位政委到北京开会，他告诉我说,毕淑敏你在我们那儿就是神话，在你们五个女兵之后，我们那儿就再也没有去过女兵。大家说起来就说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在阿里当兵，面对着那种极为特殊的地理环境，我觉得地理对一个人对一个作家有极深刻的影响，感觉到的是特别原始的自然的力量。因为长达八个月的大雪封山，我感觉到了极端的寂寞，没有任何一封信，没有报纸，由于男女比例的失调，你也不能去爱任何一个人。后来我就讲，如果哪个女生自卑，就将她派往阿里。在这些情况的 交织下，我的心里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一种戒备，感到压抑、不安全。其实我不想做卫生员，因为要我面对着病人那一张张哭丧的脸，我感觉到很难受。但我没得选择，有选择有自由是幸福的。但是做过卫生员之后，我也知道，正是这份职业告诉我要珍惜生命，我确实看过那么多哭丧的脸，但我知道他们正在经历他们生命中的低潮。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你那变的那么紧密。这份工作让我变的珍惜生命，不仅仅是珍惜自己的生命，也包括珍惜他人的生命。也正是这份工作让我明白了生命的脆弱。因为当时是很特别的，我们做卫生员是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而去了以后就被分配到了病房。当时一个小伙子告诉我：不用担心，人的肉是很容易扎进去的，后来我也发现了人的肉真得是很容易扎进去的。后来一个老卫生员说我们不懂解剖是不行的，于是就用一个死人教我们解剖。那次的那个死者就在前一天还跟我说过话，但第二天就死了。于是我们就用担架把他抬到山顶，我觉得我还是很狡猾的，因为我选择在后面，虽然这样比较重，但你想，在后面你还可以看到死者，但在前面你怎么知道死人会对你干些什么？抬到山上之后，我们就把他解剖了，他的所有的内脏的位臵我们都看得很清楚。那个人我前一天还跟他说过话，还给他验过血，他的话还在我的耳边回荡，但他人已经被肢解了。鹰这时已经在天空上飞翔，翅膀遮住了天空，里面的那种味道扑面而来。就像这样的经历，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面对着如此辽阔的高原，面对着如此脆弱的生命，我思索了很多，我觉得我当时就像一个原始人一样。这种思索对我的影响就是奠定了我清晰的人生目标。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有限的生命面对着如此辽阔的宇宙，我们应当如何度过。相信这些话大家都曾听人讲过，但讲是一回事，这种东西要真正的进入你的思维结构是不可以强求的。但是我希望如果有机会你离开城市，去一片旷野，面对苍穹，真得你会觉得生命的可贵，会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你会让自己的生命变得具有意义，让自己能为社会做出贡献。正是那段旷日持久的思索，我明白了个人选择的地方是非常有限的，我应当充分利用这有限的空间，不能枉度此生。所以我做医生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医生，我不是因为做医生做得不好才写作的。的确，这个世界上是有几个生命是因为我的存在而存在的。
在阿里待了十一年之后，我返回了北京。这时我觉得自己发生了变化，好像自己的血被冻结过，融化之后有了改变。于是我就特别想和人交流，这样有一天我突然就想将我想
交流的东西写出来。所以其实写作真得是源于内心的呼唤，我相信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写作，但惟独这种写作是这样的让人不可抗拒。而且我认为写作开始很容易，这样我就开始了写作，于是就拿出一张病历纸，因为当时我在病历所工作，最容易拿到的就是病历纸了。而我写的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写完之后，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原来我可以写这么多字。然后，我就遇到了几乎所有初写作者都会遇到的难题，那就是把稿子往哪投。开始我先生想帮我找一个做编辑的亲戚，但最后我不同意，因为我认为写作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然后我先生又给我找到了一本叫《丑小鸭》的专发无名青年的处女作的刊物，我还是不同意，因为我想找一本很厚的、关于解放军的刊物。这样，经过和先生的商讨，最后我决定将它投往《昆仑》编辑部。在投稿子的那天早晨，因为我太紧张了，几次站在门口都没能走出去。最后，还是我先生代我投过去的。当时邮局是9点开门的，他也是9点走的，但一直到下午2点才回来，原来他是把稿子直接送过去的。结果星期二送的稿子，星期四编辑部就有了答复。编辑部来的信里说：“稿子当天就已看完，被本文的磅礴的气势和沉重的主题所震撼，请速来编辑部。”但是后来我跟编辑部通电话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们说“你跟你的丈夫一起来” 。于是，我就和我先生去了当时的解放军文艺编辑部，也就是茅屋胡同甲三号。当时，一开始编辑部的人是和我先生谈话的，他们先是谈了一些鼓励的话，最后他们又说：“小说中你对军人的死亡描写的太平淡了，这是文眼，应该浓墨去写，这样才能看出军人的伟大。”这时，我急了，我说：“你错了，只有城里的军人才将死看的那么是那么的不可思议，对于高原军人来说，死亡之剑是高悬于我们的头顶的，我已经千百次的思索过我和我的战友的死亡，所以当我们面对死亡时绝对是非常平静，也只有这种平淡才能写出高原的严酷和军人的神圣。”这时，他们才开始跟我说话，后来他们告诉我，原来由于稿子不是我自己送来的，所以他们不信是我写的，由于我说了那么一番话，他们知道文章是我写的。
我来说文学是神圣的，文学是个开放的体系，语言和文字是我们之所以被成为人类而不是动物的机器重要的分水岭 。但我们自己也是孤独的，我们的孤独是我们作为地球上生物的宝塔尖峰所感到的茫然，李白拔剑四顾心茫然，我们作为生物链上最高的一环，要实现心灵上的交流，最有效的媒体和载体就是语言和文字，而且这是我们文化上如此灿烂的宝藏。我们每个人可以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可是我们可以享有语言。那么随着温饱、安全等人类低级需求得到满足之后，人类对精神的诉求、对于精神的不知疲倦的追求，就一定要借助语言。我在香港科技大学听课的时候，我感觉很奇怪：很多前端的学科对于语言交流的要求都非常高。霍金说：“在现代社会里，语言对于人、对于社会的影响力比任何时候都大。”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祖先遗留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财富，而且我对文学的发展真得是抱有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因为我觉得社会越是向前发展，文明的程度越高，那么我们对于心灵的彼此之间的温暖、交流和共同的思索是前所未有的重要。
（本文是毕淑敏女士2002年10月29日在中国海洋大学的演讲，李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