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五凉文化”指发端或保存于五凉时期的河西地区，并经由北魏重新引入中原地区，至隋唐得以振兴的中国传统文化。前凉张轨以后，河西社会环境比较安定，大批侨寓的中原学者和本土士人传习学业。特殊的地理环境与智力环境为五凉政权提供了文教振兴和学术昌明的条件。五凉特有的地理环境，大批学者的辛勤耕耘，使河西在经学、史学、文学、佛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五凉文化兼容并蓄、承前启后，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五凉文化 河西 北魏
中图分类号：I209；K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6-0080-03
公元四、五世纪，是中国古代历史中的多事之秋。当时，先后有十六个政权在北方及巴蜀裂土分治，而号为华夏正统所在的东晋则偏安东南。秦汉以来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成了各族首领厮杀的战场。各个政权无暇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因而出现了北方传统文化式微、华夏正统至于江南的情况。但就在这一时期，河西地区却出现了灿烂的“五凉文化”。所谓“五凉”，指十六国时期建立于今河西地区的五个割据政权，它们分别是汉族张氏建立的前凉、氐族吕氏建立的后凉、鲜卑秃发氏建立的南凉、汉族李氏建立的西凉以及卢水胡沮渠氏建立的北凉。而所谓“五凉文化”，即指发端或保存于五凉时期的河西地区，并经由北魏重新引入中原地区，至隋唐得以振兴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五凉政权“文教兼设”
四至五世纪，在整个北方因战乱而致文化教育事业陷入衰落时，河西却峰回路转地出现了例外。除五凉特有的地理环境因素外，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五凉政权“文教兼设”[1] （PP.265-279 ）的政策。
五凉推行“文教兼设”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政权创立者都有一定的文化素质。首先是张轨和李�，他们一个出身陇右著姓，一个出身陇西世族，各有家学底蕴。其次，后凉吕光、南凉秃发乌孤、北凉沮渠蒙逊，他们虽分别生于氐、鲜卑、匈奴酋豪家庭，擅长弓马战阵，但长期生活在汉族文化圈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汉化，并且钦慕华风，倾身儒雅。正因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深知文化教育对政治统治的重要性，五凉积极的文教政策才有可能形成和贯彻。
五凉的文教政策及举措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是敦崇儒学和振兴教育。张轨治凉伊始，就以敦崇儒学为基点，开始振兴河西文化教育。恢复学校教育制度后，张轨又延聘人才，下令郡县举荐“高才硕学，著述经史”[2] （PP.2224-2225 ）者，以备选拔擢用。这样，又将文化教育学术与察举征辟结合起来，有助于鼓励士人和提倡尚学风气，推动河西文化逐步走向繁荣。前凉之后，南凉、西凉、北凉也都各按其国情和政治要求，将兴学重教作为立国之本。学校教育制度的恢复和陆续完善，为五凉培养了大批政治人才，有助于各政权文治的开展。同时，由于崇儒重教，推动了民间授学和著述之风转盛，其结果是河西地域文明程度的提高，所以史称：“凉州虽地居戎域，然自张氏以来，号有华风。”[3] （P.1150 ）
其二是重视人才，优礼士人。对于知识分子，无论在朝或在野，也无论世居河西还是来自中原，五凉政权对他们采取的基本政策都是以礼致之和量才擢用。对深有造诣的知名学者，则给予政治殊荣，并为之创造治学条件。因此士林人物中除矢志隐逸者外，都甘心为当政者效力和服务。江琼、程骏、常爽、杜骥、裴诜等中原学者及其家族子弟“避地河西”期间，无一例外都受到张轨及其他五凉统治者的礼遇。这在凉州学者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张轨对宋配，秃发�檀对宗敞，李�对刘�，沮渠蒙逊对宋繇，都有这方面的佳话。
三是倡导民间学术文化活动。五凉时期，河西诸郡士人云集，文化氛围浓厚，民间教育家和学者辈出。五凉各政权积极的文化政策及振兴文教的举措，无疑对民间的文化学术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原先已呈抬头之势的民间授学和著述之风，与正在恢复发展中的官学和官方学术活动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形成了五凉时期河西文化教育多元化的格局。
二、文化与学术的昌盛
五凉政权的积极文教政策和措施，河西在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中所处的文化地理位置，以及大批学者的辛勤耕耘和不倦于学，使河西地区在经学、史学、文学、佛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首先是经学。五凉经学精英辈出，学术成果累累。郭�的《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刘�的《周易注》是代表之作。张湛、宗钦、段成根以《左传》卦解《易》，阚�注王朗《易传》，使“学者藉以通经”[3] （P.1159 ）。江式《古今文字》[3] （P.1965 ）一书，更是将中原学术与河西学术融会贯通、珠联璧合的力作。
五凉时期，史学成就卓著，官、私修史之风皆盛。前凉首创五凉史官制度，其他诸凉政权予以继承。官修史书著名者有前凉索绥的《凉春秋》[4] （P.502 ），北凉时期刘�的《凉书》和《敦煌实录》[3] （P.1160 ）。私修史书最著名的是阚�的《十三州志》[3] （P.1159 ）。官、私修史，使这一时期正史、稗史、实录、风俗记等各种类型和体例的史书琳琅满目。
文学方面，流传至今的五凉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见于史籍的书目却不少，诗、赋、散文皆有所成。以诗作而言，当推张骏《薤露行》《东门行》和女诗人苏蕙的《回文诗》。赋作为汉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形式，同样为五凉文学家们所擅长。西凉李�的《述志赋》《槐树赋》《大酒客赋》等作品[2] （PP.2257-2268 ），以表现对兵难繁兴、世道沧桑、时俗喧竞的感伤为内容，在五凉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其《诫子书》《上东晋朝廷表》与刘�的《靖恭堂铭》则是散文名篇。
五凉对佛教东传起过重要作用。五凉统治者多崇信佛教，吸引东来西往的佛教僧侣驻足河西。竺法护[5] （P.114 ）、佛图澄[6] （PP.345-360 ）、鸠摩罗什[6] （PP.45-60 ）、昙无谶[6] （PP.76-85 ）、师贤、释惠高等名僧大德都与河西有关。河西还有不少僧侣如沮渠京声、道泰、宝云、法盛、僧表等前往西域求取佛经，中原与江南也有许多僧人如法显、智严、法勇、支法等经河西前往西域求法，这也使敦煌、姑臧成为当时重要的译经中心。 五凉时期，河西艺术宝库中瑰宝荟萃，灿烂夺目。一是石窟艺术和墓室壁画。石窟艺术自不必说，嘉峪关、酒泉、高台等地发现的壁画墓中，有很大一部分为五凉墓葬，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河西石窟艺术有联系。二是音乐舞蹈。五凉时期，西域乐舞传入河西，并经加工改造，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音乐和舞蹈艺术形式，被称为“西凉乐”。三是以姑臧为代表的城市建筑艺术。《晋书・张轨传》称：“（张轨）大城姑臧。”[2] （P.2222 ）这是五凉修筑姑臧城的开始。张轨子张茂“复大城姑臧，修灵钧台”[2] （P.2232 ），在其父的基础上对姑臧城进行修缮。张骏“又于姑臧城南筑城，起谦光殿……殿之四面各起一殿……其傍皆有直省内官寺署”[2] （PP.2237-2238 ）。张骏所筑，实际是一个以谦光殿为中心规模庞大的建筑群。截止北凉灭国，姑臧城“大城之中，小城有五”，结构已与唐代相近[7] （PP.103-109 ）。后人所谓“武威大城之中，小城有七”，其基础正是五凉所奠定。姑臧城中的具体建筑，除灵钧台、谦光殿及直省内官寺署外，还有闲豫堂、永训宫、万秋阁、龙翔殿、融明观等。另据史载，前凉姑臧城“街衢相通二十二门”[8] （P.765 ），其余“宫殿观阁”，多为前凉和以姑臧为都城的诸凉宫城建筑。宫殿观阁、二十二门之间，皆以“街衢相通”。据考，姑臧大城周长为二十一点四里，小于三十里的西晋洛阳城，而与二十里余的东晋建康城相当[7] （PP.112-116 ）。
三、五凉文化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五凉文化的重要地位及历史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兼容并蓄，通过广泛的文化交流，吸纳了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菁华；二是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保存了因战乱而在中原地区一度中断的中国传统文化。
公元301年前凉建立时，中原大地正经历着严重的战争洗劫。北方各族人民饱罹战乱苦难之余，不得不背井离乡，向南方及边缘地带流徙。河西地处西陲，又有山河关塞之隔，未受到中原战乱的波及，加之张轨建立前凉后，课农桑，兴文教，一时之间，“中原避乱来者日月相继”[2] （P.2225 ）。避乱流寓河西的人口当中，有西晋亡官失守的官吏，有历经磨难的平民百姓，更有许多内地的著名学者。五凉统治者“礼而用之”的政策，使河西成为荟萃东西人才与文化成果的摇篮。
流寓河西的内地官吏与文士，原本出自不同的学术流派。这些学者将他们的学业成果与河西文化联珠合璧，更显璀璨与宏丽。他们在河西业其所学，展其所长，还与河西学者互传其学，互相切磋，蔚然成风。北魏统一北方并迁徙河西豪望时，他们又大都迁居平城，中原大地从此激荡起河西文化的波澜。
在论及北魏、隋唐文化及典章制度的渊源时，陈寅恪先生指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9] （PP.1-2 ）“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9] （P.41 ）诚为确论。
五凉文化之所以对北魏、隋、唐诸代形成重大影响，首先基于北魏继承了五凉文化成果。五凉文化对北魏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笼统地讲，是五凉文化强化了北魏文化的多元格局；具体地讲，是五凉文化带来了北魏文教和政治的新局面。以对北魏政治的影响而言，主要表现在制作礼仪和规立典章两个方面[1] （P.291 ）。孝文帝改革时，依靠李�之孙李宝的后裔李冲、李韶、李延等，对继承来的礼乐资料进行排列修改，建立了属于北魏的乐仪制度。孝文帝制定律令，依靠的也是李冲和源贺等河西名族的后裔。之所以这些律令、朝仪、官制的制作过程都有河西士人后裔参与，乃是北魏政府充分考虑到李冲等人的家学功底，也考虑到河西是保存魏晋旧制最多的地方。由河西籍士人参与完成的典制，必然融会了五凉时期的文化成果，是蕴其滥觞、集其大成的历史杰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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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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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社会生活史[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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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北京：中华书局，1963.
（编辑：李小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