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 导演的《一九四二》在开映不久，就取得了不俗的票房。但这只是商业的成功。若是一部电影，仅仅停留在圈钱的层面，那么还不能真正被称为成功的电影。一个人可以很善于演讲，华丽的辞藻，紧密的逻辑，但如果其演讲的本质内容不能给人带来思考，那么讲的再多，没有任何意义。同样，一部电影，可以大制作，大场面，大明星，大投入，但若没有给人以深思与反省，那么也仅仅只是一个赚钱的手段。
有人看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后，在微博上说，“在李安和冯小刚之间隔了很多个陆川”。在很多人看来，李安导演的《少年派》可以给人很多深思。但其实，冯小刚的《一九四二》中，深思之处同样不少。只是这里面的深思更加沉重，那是一种沉重到必须直击自己灵魂的深思。这个深思的开始，先要回到电影里的那个场景，那个张涵予饰演的中国神父，在看到灾民的遭遇后，对他信仰的天主（上帝）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不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灾难？”我的一位神父弟兄在看完这部电影后，给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大灾不一定都是大难，悲剧也不一定全是惨剧。”以他的这句话，我们开始回顾整部电影，慢慢去回答张涵予在剧中提出的问题。“天主在做什么？”
《一九四二》中的饥荒，发生在日本侵华的历史背景下，国家在经历着外患。所以李雪健饰演的河南省主席，在看到蒋介石忙于抗日大业的时候，选择了隐瞒河南灾情。在从外国记者口里得知河南灾情后，蒋介石下令将八千万军粮拨给灾区，但是因为种种原因，真正发放到灾民手里的却寥寥无几。于是河南的灾民，只能在饥荒和日本人的炮火下苟且逃生。 人们在面对像《一九四二》这样的灾荒时，常常会质问天主，“你为什么？”，但是也许我们忽略了，天主也会质问我们，“你们为什么”？当人们习惯于去质问天主的时候，却渐渐的麻木了自己，其实我们更该质问的是我们的良心。在这些灾面前，正是因为人性中的丑恶，才让灾变成了难，让悲剧变成了惨剧。
有人把人祸的第一因归咎于日本人的侵华，若没有战争，情况就会不同。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其实最大的原因，在于人性。为什么日本人会侵华？因为人性的贪婪和丑恶。冯小刚导演刻画的几个人物身上，就让我们看到这种与日本人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的人性。
人物一：老马。范伟扮演的厨师老马，在出场时，秉承了范伟一贯那老实巴交的农民形象，夹着屁股走路，在给领导上菜时，毕恭毕敬。但就是这么一位老实人，在得到“战区巡视法庭庭长”的位置后，带着两个穿黑皮的兵，在灾民中耀武扬威，为了一把枪的事，硬是拿走了东家的三升白面。后来被当兵的抢走了马车，受了一顿打后，他老老实实去给日本人当了厨师。这就是赤裸裸的人性。有人对我说：“神父，我知道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让我们做好事，不做坏事”。在生活中，我们看到很多人老实巴交，不做坏事。其实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善良，而是他没有做坏事的资本。等到有一天有资本和条件了，做起坏事来也许比恶人更恶。就像，曾经并没有发达的日本，他只能老老实实的做中国的邻居，一旦腰板子硬了，就来中国抢你的东西，杀你的人。
人物二，栓柱。张默扮演的栓柱，是东家的一个长工，也是一个老实的农民。他的老实中带着憨厚，当东家让他去报官来围剿冲入家中的土匪“刺猬”时，他遭遇了日本兵，于是回来大声给东家汇报，报官没成功，因为日本兵占了路。这种没有带一点隐瞒的汇报方式，让东家遭受了一顿打，家也被抢了。就是这么一个憨厚的人，却也做着不憨厚的事。在逃荒的路上，用几块饼干想睡了东家的女儿。一个长工，一个东家的女儿，一个农民，一个是读过书的。这要是放在以前，他大概连正眼看人家都不敢。但是就在灾荒中，他胆子大了，他觉得对方没什么了不起了，以前我不是低你一等吗？今天我就睡了你。导演的这个细节，正是要刻画，人性中那种报复的心理，与其说，栓柱要睡了对方，是出于身理需要，不如说是心理上的占有，为了出出心中的那口做下人的气。仔细想想，一个人一百多天，连饭都没得吃了，连走路的力气都没了，他的身理上，还有力气想着睡别人吗？如果有，支撑他的这个力气一定来自某种心理的欲望。故事的结尾，栓柱变成了一个负责的男人。为了徐帆托付给他
的孩子，死在了日本人的刺刀下。这是一个转变，一个骨子带着一点残缺人性的男人，变成了一个为了诺言放弃逃往陕西，跳下火车，回去找孩子的男人。
说到这里，我们来试着回答一下张涵予饰演的安西满神父提出的问题，天主在哪里？其实天主一直都在看着。看着人们是如何滥用了他所赐予的权利。人常常会限于麻木中，而天主会借着一些事件激醒你。就像一个天天浑浑噩噩的人，适当的时候，应该找个办法让他清醒。人们也会常常限于骄傲中，天主会借着一些事件，让我们明白，我们本是卑微的受造物，我们高贵不过天主，也高贵不过和我们同为受造物的其他人。天主是要我们学会谦卑，学会思考，学会反省自己的人性，学会彼此帮助。若是人性中没有了那些阴暗的东西，如果没有战争，没有隐瞒，没有徇私舞弊，而是人们彼此帮助，携手面对《一九四二》，那么这个灾还是成为难吗？这个悲剧，还会成为惨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