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城市规划的回顾和思考

合肥城市规划的回顾和思考

厉德才

作者简介：曾任合肥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合肥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1985年元月，我开始主持建委工作。到了这个岗位，我思考最多的，就是如何当好市委、

市政府的参谋助手，把合肥市建设和发展好。因为当时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已经7年，

人们的思想在逐步解放，生产力发展水平在逐步提高，城市建设也得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

重视。就全国而言，深圳特区的建设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已经成为全国的样板。我于1984

年10月赴深圳考察学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更多的思考。就安徽而言，合肥是省会城市，

城市规划建设理应走在全省前面。而此时的合肥，城市房屋低矮破旧，面貌落后，可数的几

幢六七层楼，也是鹤立鸡群。城市基础设施，无论是道路、供水、排水、煤气，还是防洪、

污水处理、园林绿化，有的是空白，如污水处理；有的则刚刚起步，如城市煤气。这些都远

远跟不上经济发展和城市人民生活需要。市委、市政府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从1983年

开始，郑锐、张大为同志在合肥开展投石问路，合肥的旧城改造从长江中路、金寨路北段拉

开帷幕，此时正向安庆路两侧、城隍庙地区如火如荼地拓展延伸。我意识到，当时正处在一

个大发展的机遇期，时不我待，责任重大。而要把城市建设好、发展好，最重要的，就是要

有一套系统的、科学的城市规划，包括总体规划、分区规划、详细规划，以及各项专业规划。

从管理体制上看，当时规划、土地、建设业务都由建委统管，而且，建委成立党委统管建设

干部，这就给统筹考虑、综合协调城市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条件。从那时起，我就在城市规划

上做了比较多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的想法，下了比较大的力气去抓城市规划的实施。

一、合肥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问题

合肥市的第一轮总体规划，是1979年由时任建委副主任的陈衡同志主持编制，1980年

上报，1982年国务院正式批准的。当时提出的合肥市城市性质，可以概括为三句话：一是

省会城市，即全省的政治中心；二是全国重要的科教基地，万里同志来安徽主持工作后，非

常重视科技和教育，当时，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陆续迁来合肥，全国号称形

成北京、西安、合肥、成都四大科教基地；三是建设中的铁路交通枢纽，因为按照铁路部门

的规划，合肥将是淮南、合九和宁（南京）西（西安）三线交汇的重要城市，是陇海线以南，

京广线以东最大的枢纽站。我认真思考城市性质这三条内容，应该说都没有错，但总感到还

有不足，还差点什么，那就是经济。因为从1984年税制改革后，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各

个城市也要靠自己的财政收入解决吃饭和建设发展问题，不抓经济，一切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再说，合肥从50年代就从上海内迁了一批企业，后来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经

形成了冶金、电力、纺织、机械、化工等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基地。改革开放以后，城市人

口规模扩大，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已经成为全省二产、三产集中度较大的

城市。因此，除了作为省会城市政治这个中心外，合肥完全有条件成为全省的经济中心，更

好地发挥凝聚和辐射作用，所以城市性质完全应该加上经济这个中心，而不应该把它漏掉。

再说城市规模，第一轮总体规划确定近期（1985年）为55万人，远期（2000年）为

70万人。由于规划编制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思想解放还不够，对生产力发展、

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还估计不足，所以作出这样的推断是可以理解的。而1984年开始的城市

经济体制改革，大大促进了城市建设加快步伐，城市人口呈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1985年，

我在东京参加一个国际会议，当时就有研究资料表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约为4%，这

一数字也是比较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基于1984年底合肥已有54万人，运用多种方法推

算，到90年城市人口应达75万人，而到世纪末，合肥应该成为一个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

这也是当时省市领导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

对于合肥的城市建设发展方向，我想东部工业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基

础，主要是基础设施不足，应加以改造、提高；北郊作为工业及仓储区，可以继续按此性质

充实、发展；西郊在一段时间内，还难以越过大蜀山，因此蜀山、董铺水库这一山一湖还可

纳入西郊风景区规划，作为市民休闲、游憩之处；而西南郊，在合肥和上派之间，尚有大片

空间，又濒临巢湖，市区南有骆岗机场，合安公路，西有合六公路，规划中的312国道南环

线和合九铁路均从此通过。因此，近期合肥建设可以西南方向作为主要发展方向，远期等巢

湖污染和防洪问题解决后，可以抱着巢湖呈扇形展开。在1985年6月的合肥经济学会城市

建设研讨会上，我系统发表了自己以上的观点，题目是“浅谈合肥的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

方向”。随后，《合肥建设》杂志上刊登了这篇文章。当时，合肥城市规划界的一些专家、老

同志如程华昭、劳诚、高大龙、夏有才、俞贤亮等同志都对此观点表示赞同。在后来的总体

规划调整和修编过程中，这些观点被吸纳进去，对以后的合肥规划发展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

用。

二、合肥旧城改造

八十年代初期的合肥旧城改造，曾在我国规划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1983年，当时郑锐同志任市委书记，张大为同志任市长。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看

看合肥的落后面貌，两位领导坐不住了。他们经过充分调查，周密思考，认真研究，决定对

合肥的旧城动大手术。先从号称安徽第一路的长江路中段起步，在东至桐城路，西到三孝口

550米长路段内，拆除沿街破旧房屋，规划成7片进行改造。当时制定的政策是，居民户发

补贴投亲靠友临时过度，按原面积回迁，先搬走的优先安置。商铺先作价收购，新房建成后

按成本价回购，多出部分按市场价购买。用大为同志的说法叫“投石问路”。9月12日，市

里正式成立长江路、金寨路沿街改造工程指挥部，吴翼副市长任指挥，建委周本模主任等任

副指挥，王乃昌副主任任副指挥管规划，张肇生同志任副指挥兼办公室主任，主持指挥部日

常工作。长江路改造从9月25日拆迁动员，短短三个月，新房建成。街景美观，建筑漂亮，

老百姓放起鞭炮，高高兴兴搬了进去。虽然从规划角度来说，也就是一个补丁式的规划，但

却振奋了人们的精神，给整个城市建设吹来了春风。

有了这个良好的开端，84年春，市委、市政府在金寨路北段开始了大动作。北起博物

馆，南至环城马路，向两侧纵深范围进行成街成片的开发改造。金寨路北段规划主要建筑都

已落实了单位，如金融大厦由人民银行购买，九州大厦由市电视台购买，七桂塘市场让社会

认购，这样带着项目做规划，实施起来心里踏实。改造规划经指挥部反复讨论，最后张大为

同志拍板定案。该规划由红旗大楼、七桂塘、跃进路南北、红星路口五大片组成，有高层建

筑，也有多层点状商住楼，还有纵横相贯的商业街。七桂塘市场的入口处理，以叠水、垫步、

喷泉、桂花树构成跌落式街景，将顾客、游人引入市场深处，颇有新意。规划师们用“虎头、

熊腰、凤尾”来形容金寨路规划，省博物馆为金寨路对景，其建筑形态状如虎头，中间高层

建筑起伏跌宕，犹似熊腰，最后结尾在风景秀丽的环城公园，恰像凤尾。这一规划在实施过

程中，建设者们在九州大厦创造了三天一层的“合肥速度”。

就在金寨路改造万马战犹酣时，市里决定继续向城隍庙地区延伸。合肥城隍庙历史悠久，

但解放后逐渐衰微破败，市领导构思以此由头做文章，把历史、文化和商业结合起来，形成

一片有特色的商业街区。规划主入口放在安庆路，左有白石斋，右有九狮楼，对面是徽光阁，

中间偏右即是庙前南北一条街，正对城隍庙大门。庙门广场东有“醉月居”酒肆，西有“茗

香轩”茶楼，庙门东侧是风味小吃集中地“百味园”，对面是四层中庭式建筑“庐阳宫”。再

往东则是南北小商品一条街。庙前左右竖立两座石牌坊，分别为“政通门”和“人和门”，

上书“云蒸霞蔚”和“起凤腾蛟”。庙内则修复古戏台，两侧厢房分别经营文房四宝和古玩

字画。整个建筑群徽派风格特色鲜明。市场建成开业前，我和肇生同志商量，请省市一些著

名书法家为各商铺题写牌匾，更增加了浓浓古味。

这一市场建成后，取缔了骑路经营的安庆路市场，安置了那里的经营户。同时，市场内

批零兼营，吸引了八方商贾和大量顾客，每逢节假日，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段时间，远

近闻名。江苏的顾秀莲同志也闻讯赶来参观，看了以后赞不绝口，回去以后不久，就规划建

设了夫子庙商业步行街。九十年代初，市场继续向北扩展，建设二期工程，规划重建了思惠

楼、娘娘殿等古建筑。整个市场融文化、商业、餐饮于一体，集购物、休闲、娱乐于一身，

不仅老百姓欢迎，还为扩大就业，增加税收，做出了贡献。市场建成初期，日客流量高达十

多万人次，年销售额即超过亿元。

正当合肥旧城改造如火如荼开展的时侯，1984年6月，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来安徽，

省里领导让大为同志汇报了合肥旧城改造的思路和做法，得到了肯定。同年12月，在合肥

召开了全国旧城改造现场会，推广合肥的经验。1986年底，在北京远望楼宾馆，召开了全

国建设工作会议，我和本模市长参加了这次会议。万里、李鹏同志在开、闭幕式讲话中，都

充分肯定了合肥的旧城改造，并把合肥的经验归纳为“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

套建设”。这四句话、十六个字，写进了国务院1987年的47号文件“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

作的通知”中。后来，又加上“因地制宜”四个字，写进了我国第一部《城市规划法》，这

是合肥人的骄傲。

合肥旧城改造的重大意义在于，一是它率先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的基本建设管理体制，

挣脱了建房计划指标的束缚，运用经营方式搞城市改造，向市场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二

是实行综合开发方式。也就是说，不单纯建房，连同市政、环卫、绿化等设施一起，成街成

片地统一规划，配套建设。房屋建设也不仅是住宅，包括商业、办公、文教等各类用房，均

按规划统一实施。后来，建设部在全国广泛推行了这种建设方式。应该说，综合开发为城市

面貌的改变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合肥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

1986年，面对蓬勃发展的城市建设新形势，感到原来国务院批准的总体规划已不能很

好指导合肥建设，必须组织修编。为此，建委专门召开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形势，统一思想，

形成一致认识后报市政府，经市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对总体规划进行修编。由于总规由国

务院批复时间不长，所以规划界同志认为用词稳妥一些，用“调整”比较好，事实上，决定

总体规划的主要因素即城市性质、规模都起了变化，实际上是修改，但为了避免还要报原批

准单位再批准，我也同意用“调整”这一说法。随后1989年开始高新开发区的规划建设，

1991年开始新站试验区的开发建设，1993年开始经济开发区的规划建设，1995年回良玉同

志主持安徽工作后，大力推进合肥现代化大城市的建设，城市的发展思路进一步拓宽，城区

规模进一步扩大。1996年，马元飞同志主持的市政府常务会议，正式确定对总体规划进行

修订，并明确由他任组长，我担任副组长，负责领导这项工作。夏有才同志具体负责修编工

作，有才同志工作细致认真，时间抓得较紧，顺利完成了任务。规划文本上报国家建设部后，

1997年元月，由建设部赵宝江副部长牵头召开国务院部际会议，对规划内容进行协调，我

和时任规划局长的吴正鼎同志正在广东中山小榄镇考察，连夜飞往北京。在部际会议上，争

议较大的一是用地规模，因为当时国务院对各个城市的用地控制都比较严格，为了给合肥争

取更大的发展空间，我在会上据理力争，主要突出两大理由，即园林城市和科教基地，因为

1992年合肥已荣获全国首批园林城市的称号，在全国中部地区有示范效应，不能把已建成

的公园绿地再拿来盖房子吧？作为科教基地，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占地面积都比较大，但为

了保证他们的发展需要，不但不能把他们已经使用的土地调整出来，还要为他们扩大招生规

模安排新的建设用地。同时还要为一些今后落户合肥的院校、科研单位预留空间。因此，必

须至少按人均100平米安排城市用地规模。第二天，我又带领合肥参加会议的几位同志专门

去国家土地局汇报，争取他们的支持。经过协调，最后确定到2000年，城市实际居住人口

控制在135万人以内，建成区建设用地控制在125平方公里以内，而到2010年，则分别为

165万人、150平方公里，人均约为91～93平米，在同类城市中，合肥争取的用地标准是比

较高的。现在回过来看，这些预测指标还是过于保守，我在另一篇文章“城市规划中的几个

问题”中，详细探讨了我对我国城市规划体系及指标控制的看法。二是关于城市性质。除了

省会和科教基地外，我们上报的文本中还提出“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部际会

议上，建设部专家提出可加上“华东地区和”，但这些，在国务院1999年6月的正式批复中

都拿掉了，只保留了“合肥市是安徽省省会、全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这也能够理解，

如果说八十年代中期，还有强调发展经济，突出全省经济中心的必要性，那么到了二十世纪

末期，各个城市都在招商引资，上大项目，你追我赶地发展经济，这时再提这个中心已无太

大意义。而且，作为省会城市，写与不写，从现实情况看，都是当然的中心，因为经济总量

已经与其他地级市拉开了较大档次。这次部际会议，合肥市的总体规划获得一致通过。 2001年3月，郭万清同志主持政府工作后，在2002年开展了合肥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

划研究，这时王爱华同志已担任规划局长，她的工作热情很高，当时请来了国内几所著名的

大学如同济、南大及中规院都参与做研究方案，通过组织评审，确定基本上以中规院的方案

为基础，由市规划院进行综合。那一轮方案还在中日友好美术馆公开展出，广泛征求市民意

见，很多市民热情参与，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建议。那一轮的战略规划，主要突出以下几

个特点。

一是城市性质表述为：安徽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重要的交

通枢纽及现代制造业基地。

二是人口规模预测到2020年市域人口约400～450万人，中心城区约340～380万人，

市区人口约300万人，市区用地约300平方公里。

三是提出主要发展方向为东及西南方向。

四是提出主城区空间形态呈“双心四翼”的格局，即老城区和政务区为双心，东、西南、

北、西四个方向形成四翼。同时，“山、水、城、林”构成未来城市的主要生态框架。

2001年底，合肥会展中心正式投入使用，郭万清同志提议，在会展中心正式搞一次城

市规划展览，我负责综合协调，规划局副局长金刚同志负责展馆布展工作，当时投入了很大

精力，2003年元旦正式对外展出，吸引了很多市民前往参观，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也是

合肥首次对社会公众展示较完整的城市规划。

总体规划是对城市布局，各项用地，各项设施建设的大致安排，仅有总体规划是不够的，

还不能有效指导城市建设，必须在总体规划指导下，进行分区规划。合肥市从1986年开始，

建委主任办公会议决定，专门列出经费，下达任务，由市规划院编制分区规划。合肥的分区

规划基本上按照当时的行政区划，分为东区、中区、西区、西南区和西郊风景区五个分区，

进一步对城市用地和多项设施布局做出较为详细的安排。当时，我在学习城市规划两个宪章

（雅典宪章和马丘比丘宪章）之后，思考合肥老城区就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力很强，为了

有效地避免老城区人口过度集中，带来交通、教育、商业上的压力过大，应该想方设法疏导

老城区人口，这只有在城外形成若干个反磁力中心，把城市人口往外吸引，才能起到疏解作

用。因此，我提出了在城外选择适当位置，建设几个城市副中心的想法，使城外形成几个综

合功能区，避免交通干扰，方便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同时，几个功能区之间用较宽的城市绿

带分隔，起到既丰富城市景观，又改善城市生态的效果。规划院在分区规划编制中，体现了

这一思想，明确了葛大店、南七、西七里塘、蒙城北路及东五里井、铜陵路和平路交口等几

个副中心位置，一段时间内，分区规划对城市建设曾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除了总体和分区规划外，我在建委和政府工作期间，还组织或指导编制了多项专业规划，

包括道路交通、供水、防洪、排水及污水处理，园林绿地，环保，市容环卫等。组织编制了

市域城镇体系规划。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城市骨架的道路交通系统，原来规划的路网密

度和宽度都和发展形势不相适应，从1986年开始寿春路、蒙城路南段拓宽改造，接下来进行蜀山路、蚌埠路、金寨路三个出口改造建设，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对道路规划进行调整。根据合肥道路网情况，当时我提出了三环七射加方格网的总体布局，即环城马路、一环路、二环路三个环道，以及蚌埠路、合裕路、徽州路、金寨路、蜀山路、四里河路、阜阳路七条放射道路（以后又加了蒙城路、张洼路，变成九射），老城区则形成井字形骨架。由于合肥的道路和国内大部分城市道路一样，存在着路网密度不足的问题，而加大路网密度开辟新的道路代价太大，当时资金条件不许可，因此主干道路只有加宽宽度，事实上现在看当时定的出入口双向六车道已经落后了（目前正在改造成8-10车道），而区间道路原建委规划处只提出7米、9米和11米的标准，必须加宽。所以1990年建委正式下达任务，对全市道路宽度第一次进行了系统调整。

从1993年开始，合肥交通拥堵情况日趋严重，1995年4月我在参加市长研究班听完同济大学教授徐循初的讲课后，感觉到抓紧拿出综合交通规划的紧迫性。此时，规划部门委托东南大学编制的道路交通规划已基本完成，于是回来立即召开专家论证会，然后报市政府批准并付诸实施。当然，道路交通的改善是阶段性的，随着车流量的增加，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识逐步提高，规划、建设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包括轻轨交通，也是这样。1995年，德国莎特堡公司几位专家来合肥考察，想在中国选择一个中等城市，建设轻轨交通示范线，同时兴建轻轨车辆厂。他们看了当时淝河汽车制造厂，感到技术和管理都比较满意，于是，市里委托我负责与该公司商谈。1996年8月，我同建委杨治茂副主任、规划院夏有才副院长、公交总公司孙家余总经理赴德国考察，同时考察德方一些中小企业，受到热情接待，德国汉诺威市报纸大幅照片进行了报道，他们还让我驾驶轻轨电车跑了十余公里。在会见德国德累斯顿市的市长时，对方还主动提出要和合肥结为友好城市。这次考察回肥后，规划院随即组织了一个技术班子，编制轻轨交通规划，提出4条线路的方案，经过讨论，决定先上一号线，即新火车站至明光路、芜湖路、金寨路至经济开发区一线，总投资22亿元。但该项目上报后，正值国家计委下发一个文件，限制各地轻轨项目上马，轻轨建设因此搁浅。

四、琥珀山庄的规划

全国住宅小区建设始于70年代末。当时市房产部门成立住宅统建办公室，因为一些市直单位住房紧缺，单位内部又缺少地皮，所以全市陆续规划建设南七太湖新村，东五里井铜陵新村，西三里庵蜀山新村，北门钢铁新村。开始的住宅小区建设标准低，规划水平不高，配套设施也比较简单，更谈不上多少优美的环境。1984年，市里在西门外规划了一个西园新村，占地23公顷，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这个小区原来有一个天然水面，虽然只有1公顷左右，但规划师们把它保留下来，精心设计了一个共享空间，水面上通过曲桥连接了老年活动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以及接待室，配上绿化、山石、周边的点状住宅楼，感到灵动、活泼，加上整个小区道路自然式布置，把小区划分成几个组团，每个组团配置一块邮票式绿地，打破了传统的兵营式布局。这个小区由刚成立的中房公司组织实施，经过建设者们的努力，小区于1986年建成后，被建设部、文化部、外交部推荐参加了联合国当年在意大利里古利亚举办的国际人居展，获得了特别荣誉奖。为此，全国建设者们纷至沓来，乔石委员长、黄镇部长都来视察过，永良书记、本模市长陪同，我和已故的王明远同志向他们汇报了小区规划建设情况。那时，全国住宅建设呈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势头。为了加强对住宅建设的引导，建设部在天津、济南、无锡选择了三个小区，即川府里、燕子山和红梅新村，开展住宅小区试点工作。1989年，建设部在济南召开第一批住宅小区试点工作总结会议，曾在山东抓燕子山小区的谭庆琏同志，此时已是建设部副部长。这次会议，我和时任常务副市长的刘道浓同志一道参加。看了燕子山小区的建设现场，当时我就闪过了一个念头，山东能搞成的高水平小区，安徽也一定能搞成！正好旧城改造指挥部因国家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不

准在老城区大拆大建，准备在城西规划一个小区，取名为琥珀山庄，我灵机一动，干脆争取把琥珀山庄列入国家第二批住宅试点小区。那天吃完午饭，步出餐厅，正好和谭部长走在一起，我把这个想法向他汇报了，立刻得到了他的支持，在这次会议结束时，大会主持人正式宣布琥珀山庄列为全国第二批试点小区。

既然列为国家试点，就要下点真功夫，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性，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出样子来。回来以后，我召开建委主任办公会议，谈了自己的想法，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对小区规划、建设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对小区的总体形象的思考，我则想起1987年去威海参加全国规划工作会议，考察青岛时，被八大关路那一带的风景所吸引，当时看到的红瓦、白墙、碧海、蓝天，感觉非常美。当然合肥没有海，但是琥珀山庄旁边也有较大水面———黑池坝，北面是南淝河蜿蜒流过，如果我们在绿化造景上再下点功夫，可以形成白墙、红瓦、绿树、蓝天的总体格调。因此，建委主任办公会做了决策，就按这个形象进行规划设计。之后不久，谭庆琏同志来合肥，我把这个构思向他汇报了，他非常满意，对选择坡屋面，随坡就势，自由式布局，采取这样的色调赞不绝口，并说：这就是我要建的小区样子。规划师们把它叫做新徽派，规划设计方案出来以后，请部里和高校的专家进行了评审，建委主任办公会通过，然后请市委、市政府领导看了方案，大家都表示赞成。

当然，关于总体色调，有的专家也提出，能不能干脆就用粉墙黛瓦，保持传统徽派的特色，我反复琢磨，黛瓦颜色过于厚重，还要有点现代的气息，一大片黑乎乎的，效果不一定好，而红瓦掩映在绿树当中，清爽明亮，给人以好心情，建成以后的景观效果证明，原来的想法还是成功的。

琥珀山庄规划中小区的路网确定、设施配套以及各项细节问题，程华韶、王丽梅等同志都花了很多时间精力，从建成已达15年的今天来看，还尚能适应，但没有想到家庭轿车发展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停车问题成了大问题，这和合肥其他小区一样，有的甚至比它晚了很多年的小区，都没有解决好。还有一个是供热问题，当时一是受观念影响，总是认为黄河以南不是采暖区，做了违反国家规定。二是受成本影响，当时建设部提出四句话“造价不高水平高，标准不高质量好，面积不大功能全，占地不多环境美”，做了供暖势必增加成本，影响售价。三是对供热设施如果配套建设，有多少人愿意用吃不准，一旦大多数人不用，供热成本高，财政不能拿钱补贴，运营不下去怎么办，所以就没有进行配套了。后来在两栋小高层做了尝试后才发现，供暖的小区非常好卖。这说明，当时的超前意识还是不够强。而且，走市场化的路子搞供暖，政府不用补贴，不违反任何政策。但是，小区取消了化粪池，所有污水全部集中到小区污水处理场，这一决策应该说还是够有气魄的。

琥珀南村建成后，全国参观者络绎不绝，平均一天一批以上省内外客人，大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96年，建设部在上海召开第二批小区试点总结表彰会，琥珀山庄获得综合优秀奖，囊括了规划、建筑设计、建筑施工、工程质量、组织管理、优秀领导等6个单项一等奖，至今建设部领导仍对琥珀山庄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张肇生同志作为城改办的主要负责人，对琥珀山庄规划的实施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严谨扎实的作风，严格的科学管理方法，才使规划得以成为现实，还有抓工程的，抓征地拆迁安置，抓前期工作等城改的一批干将，都是小区建设的有功之臣。

环城公园与琥珀山庄小区互相借景，相映成辉，但当时这一带公园建设还非常粗犷，仅有一个黑池坝水面，在环城马路的斜坡上有一些自然生长的树木，而在黑池坝南北两头，还有不少违章建筑，南村东侧与环城路之间的洼地上，杂草丛生，积水孳生着蚊蝇。为了把这一带景观彻底治理好，我想干脆来一个大动作，拆除所有违章建筑，重新做一个高水平的景观规划，真正使这一带成为全市最佳的风景区，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度很大。一是黑池坝南端土地属西市区，他们已准备在这里建宿舍。二是当时拆违还没有形成气候，拆迁阻力很大。我先把西市区委书记张文谊同志叫到办公室，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打消这个念

头，这位同志大局意识很强，叫我这一说，表示服从。然后我请市人大褚振国副主任带队视察，从人大角度提出要求。借这股东风，召开拆迁动员会，建委副主任杨治茂同志主持会议。在会上，我斩钉截铁地要求拆除公园范围内所有违章建筑，还全市人民一个完整的环城公园，让公园锦上添花，进一步提高水平。后来，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我们通过方案招标，合肥工业大学的方案入围，琥珀潭景区采用几个圆形广场，通过阶梯形步道、水面和曲桥相连，沿环城马路布景大面积假山石，并配置人造瀑布。黑池坝景区流畅的曲线通道、优美的艺术雕塑墙、弧形的水面构架，整个构图比较美观，植物造景水平也比较高。在我主持下，将该方案反复讨论修改了几次，觉得相对比较成熟了，确定为实施方案。建设者们经过七、八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让这两个景点成为环城公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也成了人们休闲游憩的好去处。

五、 园林绿地规划

合肥的园林绿化的规划建设在国内颇有名气，解放以来，历届政府都十分重视园林绿化。20世纪50年代初期，合肥的城墙被拆除以后，没有建房，而是修了一条环城马路，在马路两侧坡地上逐年绿化。加上合肥的护城河水面宽阔，还可以做一些水文章，所以在80年代初期，规划建设了闻名遐迩的环城公园。当时全国同期建设的有三个环城公园，西安的环城公园以古城墙为特色，济南的环城公园以泉水取胜，而合肥的环城公园主要以植物造景为主，配上亭台楼阁、曲桥水榭，形成丰富优美的自然景观。1989年，时任建设部长的叶如棠来合肥参观考察了环城公园后，欣然提笔，写下了“不是名园胜似名园”的佳句。合肥的环城公园突出了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分别代表了杏花公园，包河公园，西山公园和逍遥津公园的特色，春有杏花春雨，夏有包河荷莲，秋有西山红叶，冬有逍遥白雪。70年代末吴翼、劳诚同志提出规划建设环城公园，1984年，时任市长的张大为发动全市各单位，将8.7公里长，137公顷的环城林带分配给全市110个单位组织实施。公园基本建成之后，万里同志亲自题写“环城公园”四个大字，镶嵌于长江路环城公园东入口处。九狮雕塑则是北京美院王熙民教授设计并亲自参加制作而成，因为合肥有九狮河、九狮桥这些地名，而舞狮子又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最喜爱的游乐活动，把历史渊源和传统文化联系起来，应该说这个主题很有特色。雕塑设计得也很精美，限于当时投资，所用材质差一些，但劳诚同志设计的广场，构图还是很美的，九狮广场建设时还保留了原有大树，建成后感觉效果很好。对合肥园林绿化贡献最大的是吴翼教授，他是全国著名的园林专家，一生执着于园林绿化事业，环城公园很多地方，如西山一带的植物配置，都是吴翼同志亲自在现场指挥，选定树种，包括高矮、色彩、栽种位置，都是现场确定。环城公园建成后，接待中外游客无数，浮庄、银河叠亭、大西门庐阳亭是游客流连忘返的地方，在这几处观赏包河、银河、雨花塘的景色，确实让人沉醉。有一次，我陪法国规划界同行沿环城公园绕行一圈，当车辆徐徐行驶在北环时，她对两侧浓荫蔽日的景观大加赞叹，说想不到在合肥市市中心有这样的好地方。站在庐阳亭上，向南眺望，她说，只有在伦敦才见此美景。为了保护公园景色，我做了两件事，一是下决心进行污水截流和清淤。当时，老城区有几处下水道直接对包河、银河排放污水，我决定两岸埋上截污管道，不让污水进去，省立医院的废水先经处理，才可排入。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还曾两次组织清淤。为了改善水质，先试用人防地下坑道排出的水进行补充，后来建成银河补水泵站，特殊情况下用自来水补充，因为算了一笔账，将包河、银河30万立方米的容量换一次水，当时也就是3万多元。再后来，合肥污水处理场中水回用工程建成，从王小郢铺设管道用中水进行补充，环城水质有了改善。而在琥珀潭、黑池坝景区建设时，除放干水进行清淤外，反复研究并经过试验，采用石灰粘土掺和起来夯实河底，千方百计解决水质问题。二是拆除违章建筑，使环城公园尽量环起来。1994年借国家建设部在合肥召开全国绿化工作会议之机，对环城公园进行了一次综合整治，取缔了北环停车场，拆除了一些违法建筑。

1997年，当得知某房地产公司与省国防工办联合开发原工办招待所地块时，我亲自出面协调，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在房地产商已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况下，说服了工办领导和房地产商，并指示规划部门重新选址解决工办职工住房建设问题，从而腾出数十亩土地，进行绿化造景，同时规划建设了清风阁，使南环的风景人文景观得到了充实完善。

合肥二环全线贯通后，我就在考虑怎样把二环绿化搞出点水平来。因为合肥因70年代街头游园建设，80年代环城公园建设出了名，1992年12月，在济南召开的的全国建设工作会议上，我和时任建委主任的李碧传同志出席，捧回了“全国园林城市”和“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优秀城市”奖牌，尤其是园林城市，含金量很高，全国第一批只有北京、合肥、珠海三个城市。论政治地位，合肥无法和北京相比；论绿化条件，合肥无法与珠海抗衡。国家之所以重视合肥，是因为合肥地处内陆，没有任何政治、经济和区位优势，能有这样的绿化成果，感到作为典型，是有推广价值的。在环城公园已经形成合肥第一道绿色项链后，再让合肥戴上第二道绿色项链，确实很有意义。八十年代后期，李瑞环同志在天津外环建设了比较宽的绿带，在全国产生了影响。我们的二环周边，已建成的房屋不多，不需要进行大规模拆迁，如果建成较宽的林带，对改善合肥生态环境，美化城市面貌作用同样突出。在沿二环路仔细检查了一圈后，觉得按50米宽度控制，近期按25米实施较为现实。由于当时经费有限，凡是碰到建筑物的，均保留不予拆除，栽种由园林自己的专业队伍负责，这样保证较高的成活率。当然，植树节动员机关参加，市委、市政府带头在西南二环搞了一点示范活动。此项工作由副秘书长尤传楷综合协调，时任园林局长的万安永同志具体负责抓落实，两年以后，二环林带基本形成。

1997年初，我在考察了广东中山市芝麻岭公园后，受了较大启发。那是把一个山头整个开发成公园，我在想，大蜀山的山体植被很好，生态效益没有说的，但合肥近郊就那么一座山，人们节假日想到大蜀山玩玩，可惜容纳不了那么多人，要让人能够走进去，还得把它局部改造成公园，就能充分发挥游憩效益。说干就干，回来以后，布置园林部门抓紧拿出规划，就在进山老路和玉兰大道之间，有300多亩空地，现状基本是一片茅草和一些小树，就在这里改造。后来决定建设名人馆时，把此处确定为名人公园。在规划中，我又想起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有一个公园，里边设计了一些雕塑，都是这个地方历史上的一些圣贤人物，于是我设想，除了名人馆室内安放一些名人外，在室外名人公园里面再设置一些名人雕塑，这样内容就更丰富一些了。由于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承接了名人馆项目，只想到用声、光、电效果展示室内名人馆的故事梗概，且要赶在五十大庆前建成，室外就无暇也无力顾及了，因此室外仅建成一座纪念碑和一个小型广场。

1999年，是宋代著名清官包拯诞生1000周年，除了对包公祠进行全面整修外，大家琢磨应该在包河公园里边增加一些内容，形成包河风景区。和几个规划界的同志闲聊，觉得合肥有楼无阁，干脆建一座阁。叫什么名字呢？包拯一生正气，两袖清风，就叫清风阁吧。放在什么地方合适呢？最初，劳诚同志设想按单独一座阁来设计，就放在从芜湖路至包公祠的入口通道上，进门道路从旁边绕过。方案做好后，我看来看去觉得不理想，仔细想想，我认为放在包公墓的正对门较好，那里一大片场地，不仅建一座阁，还可以设计一个景区，劳诚同志再次拿出方案后，大家都说好。景区建设倒是难不倒能工巧匠，建成后，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内部布置可不是建筑行当人的强项。现场办公室的同志几经选择，由芜湖一家单位拿了方案，经过几轮讨论修改，完工后，总的感觉还不是十分理想，但由于想在建国50周年前落成对外开放，也只好将就了。后来，看了李府的布展，我更感到清风阁内部花的功夫不够，并感叹还是交给文化部门来做这件事更合适。但不管怎样，包河景区得到了充实，从马鞍山路向西望去，连同清风阁在内的一片美景尽收眼底。而在清风阁西面，还有人提出想建一处包家村，被我制止了，我觉得，那样会感到建筑内容太多，自然风景受到挤占，反而会弄巧成拙。

2000年，市人大褚振国副主任对我说，老同志经常去逍遥津锻炼，感到逍遥津公园设施陈旧，内容单调，能否进行改造。我抽空去逍遥津转了一圈，感到确有改造必要。因为逍遥津是合肥当时规模最大、资格最老的公园，在国内有一定的知名度，每逢节假日，前来游玩的市内的、近郊的游客量很大，但里面确实好玩的内容不多，设施水平不高。于是，请劳诚等同志拿方案。到了2001年，郭万清同志主持政府工作，有个星期天，市人大几位老同志听取方案汇报，褚主任请我参加，因为当时我是常务副市长，分管财政，他们希望政府能投入一点钱，进行改造。我听了方案以后，原则同意了他们的想法。然后我向郭市长汇报了此事。郭的意思是，现在财政支出紧，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是否马上要搞。而且，政务新区已在规划建设，老城区是否就算了，螺蛳壳里做道场，做不出什么大名堂。我说我的观点是，新区肯定要建，但新区建得再好，短时间内服务的市民肯定不会多，大家平时休闲游憩，去的最多的还是市区的公园，后来他也同意了这个意见。改造方案在水边建了一座阁，用桥与湖心岛相连。动物园搬迁后，做一通道从寿春路直达逍遥湖边，把公园景色直接引向繁华大街。公园正门进口处建设地下停车场，进门通道景观加以改造，在西园再增加一些三国的内容。2002年底我调离合肥，改造工程从万安永同志开始，在2003年李博平当局长时完成，实施过程中，有的规划内容作了调整或省略，但总体来说，通过改造，公园的形象得到了提升。

1989年前，杏花公园是我市总体规划中一直控制未建的一个公园，当时这块700多亩土地是老郊区杏花乡政府所辖的杏花村委会，有100多户菜农居住在此，一些人以种菜为生，但大部分青壮年都在城里有一份工作。由于城市建设资金不足，想建公园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而此处地势低洼，基础设施较差，菜地里有很多粪窖，村民施肥时，臭气熏天，附近居民苦不堪言。年复一年，村里人口增加，需要建房，土地就那么一点，菜地逐年减少，矛盾非常突出。而且，外来租住人口复杂，对治安和社会稳定都有很大影响。到了1989年，有一次，建设部谭庆琏副部长来合肥检查工作，我们陪同他视察，到了杏花村北侧的环城路上，他停下来问此处怎么会在城市中间留下一个村庄，我们把情况向他作了汇报，说这是规划的公园近期无力建设，他沉吟半晌说，与其政府拿不出钱，长期空在那里被吞食，不如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去办，走开发的路子，拿出1/3的土地去建商品房，用赚的钱把那2/3的公园建起来。受到他这一思想的启发，建委主任会议作了研究，向市委陈光琳书记作了汇报，他完全支持这一想法。于是，决定成立建园领导小组，迅速付诸实施，田余庆副主任分管，园林局副局长吴永常同志具体负责。整个公园的规划一是恢复了一些三国时的人文景点，如曹操时的藏舟浦、筝笛浦，为此，开辟了较大的水面，并在西侧做了箱涵，把公安厅上游的排水通过箱涵引入杏花泵站。二是公园中间用大片的草皮铺装，周边引种一些大树以体现古朴风貌，再布置一些儿童游乐设施，栽种大量杏花以体现园名。方案经建委主任办公室会议讨论后付诸实施。建成后总体反映是不错的。

这里还要提一下徽园的规划。为迎接建国50周年，省里酝酿在合肥建一个能代表安徽特色的园林———徽园。时任常务副省长的汪洋同志负责这项工程。汪洋同志召集市里有关领导谈了自己的想法。当时总的思想是，由经济开发区划出100多亩土地，统一规划，分成17块，由各市筹资建设，各市建一个综合馆，室外进行园林绿化，展示自己的特色产品或文化。园区道路，河流湖泊，主题雕塑等公共设施由合肥市负责建设。市里研究决定由我负责这项工程，担任指挥。开发区副主任刘自忠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具体抓落实。在讨论规划布局时，我感到150亩占地面积太小，17个市陈列馆摆放起来，太拥挤了，没有环境可言。因此提出，面积扩大一倍，按300亩设计，虽然对经济开发区来说，要多拿出土地，毕竟土地就是钱啊。但为了展示安徽的形象，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值得！再说，徽园建在合肥，也是合肥的一个景点，所以最后大家都同意按300亩进行规划建设。徽园规划由市规划院拿出方案，在我主持下指挥部几经讨论修改。徽园的点睛之笔，一是大门，二是进门后的主通

道布置一些什么内容，在邀请几位规划专家讨论时，我觉得中心区要有一个广场，能容纳一定的游客，同时能够兼作演出活动场地。象征着巢湖的中心水面，搞一个150～200米的高压喷泉，因为几年前在做包河亮化工程时，就打算在包河里搞一个高喷，这样从马鞍山路看过去，非常壮观，但因资金问题没有建成，现在在这里可以弥补这个遗憾。徽园大门的设计方案出来了，五个硕大的圆柱子，上端放大成倒圆锥状，象征着植物的叶片和果蒂，里面一个巨大的圆球象征丰收的果实。绿色的茎叶，黄色的果实，搭配倒也不错，指挥部讨论通过，向汪洋同志作了汇报，他也表示赞同。长江、淮河、黄山、九华山都按行政版图位置规划出来。整个游园道路自然布局，环形闭合。各市的方案也都出来了，亳州的花戏楼，池州九华山的大佛，安庆的黄梅戏馆等等，都充分展示了当地的历史文化特色。原本对着中轴线跨过拱桥，在与环形道路相交处准备设置一个巨大的雕塑，后因选题难以确定，工期又紧，经费紧张，也就作罢了。但对合肥馆的设计，我是十分重视的，当时的想法就是合肥没有规划展览馆，建成之后就作为规划展馆，当然也能接待。谁来担纲设计？招标，时间太紧，这时我想到省邮电管理局的大楼设计者金鑫，他设计的邮电大楼我曾称赞合肥当时唯一可以放到洛杉矶也不落后的一栋建筑。让他拿个方案看看。方案出来后，总体上感到比较满意，算是一个有个性的小品吧。建成后布展，请市里其他领导同志参观，都没有提出什么大的意见。 整个徽园规划实施过程中，要涉及17个市，协调工作量很大。应该说，刘自忠同志敬业精神还是比较强的，能认真努力去做。包括由合肥市完成的公共部分，从土方到道路，各种管线敷设，大门、广场、水面，工作量不小。由于资金不足，加上各市建馆时间拉得很长，历时两年多，到2001年9月，徽园终告完成，省书协主席张良勋同志题写了园名。9月30日开园那天，有关省市领导到场祝贺。我个人感到美中不足的还是建筑密度大了一些。但该园建成后，管理比较到位，并在营销策划上面动了不少脑筋，经常开展一些活动，吸引了省内外不少游客。

六、广场与步行街规划

城市广场和商业步行街的规划与建设，自古即有之。最早的步行街即可认为是古代的商业集市，后来逐渐扩大功能，完善设施，配以绿化、座椅、雕塑、灯饰，供购物者或游客小憩。有些步行街中间还缀以小品、山石、喷泉、快餐、饮料售货亭等，方便市民享用。1985年，我在日本参加区划整理国际研讨会期间，会议组织考察了东京、筑波、名古屋的城市建设。我对名古屋一段步行街很感兴趣。回国以后，在阜阳路南段（淮河路———长江路段）改造中，我不主张此段马上作为主要交通路段，因为当时车流量不大，还可以经南河沿路行驶，此处完全可以改造成一条步行街，无论从改变市中心区面貌和为市民服务的角度都很有必要。我把这个想法向时任市委书记的杨永良同志作了汇报，他非常赞成这个想法。于是我把从名古屋带回来的步行街规划图交给时任建委副总工劳诚同志，让他参考名古屋的规划，做出这段步行街（后称花园街）的规划图。劳诚同志拿出规划方案后，经讨论作了一些修改，1989年步行街建成。1990年9月，国家卫生城市检查团来合肥，由建设部司局领导带队和部分省建设厅有关负责人参加的检查团，对合肥的花园街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认为当时在全国都是比较少见的。

到了1998年，我们在酝酿五十大庆之前推出一批精品城建项目时，合肥淮河路步行街被列入其中，在合肥城市总体规划上，淮河路一直被列为商业步行街，向西延伸到城隍庙商圈，再向南经飞凤街到七桂塘，成为合肥市中心区的步行系统。由于当时资金有限，我们没有向全国招标，市政部门拿出方案，经讨论后即开始实施。当时我的创意是步行街不要再按中间车行道，两边马路侧石，再两边人行道那老一套传统道路设计来搞，而是一改设计理念，用高档材料花岗石做地面铺装，整个步行街做平，与两边商场基本上一个地面标高，仅考虑排水做出一定泛水坡度排向两边排水系统，地面一条街，空中一条街，有些地方用自动扶梯

上去，两边空中街道一定位置用天桥相连。当然由于当时两侧商业楼群改造没有同步，一些想法未能实现，但总体西至十字街东至淮河路桥700多米长的步行街该配置的东西都有了。这条街于1999年“十一”前建成开放，市民总体评价不错，我感觉有些雕塑品位低了，后来陆续做了调整，大约于2002年，建委按市委主要领导要求做了灯饰亮化工程，春节期间，我陪时任市委书记车俊同志察看了现场，他对灯光改造比较满意，只是同芜湖步行街相比，没有他们的大气。所以有一次省委王太华书记参加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说“德才啊！步行街芜湖第一，合肥第二！”我说这个我认账，但是芜湖步行街连拆迁花了1个多亿元，我们只花了2000多万，听说人家一个鸠兹雕塑就花了900多万，不是一个层次啊！

城市广场的规划建设，对城市的形象有较大影响，常被称为城市客厅。欧洲的城市广场规划建设，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但欧洲的城市广场大多面积较小，广场除用石材铺装外，配以雕塑（欧洲大多以人物为主），树木花草，供市民休闲交往。我国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城市开始兴建较大规模的城市广场，如大连的星海广场，深圳龙岗广场等等。合肥第一个城市广场当数鲲鹏志广场，当时共青团市委刘国华书记想通过团员募捐的形式建一个雕塑，已经请人设计了方案，打算放在新修的寿春路桥西头北侧，到建委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支持他们的想法，并补助了一些经费。雕塑建成后，大家感觉到还是能反映青年一代昂扬向上、拥抱未来的精神面貌的。后来，结合环城公园东景区的建设，这一带打算集中种植一些市树广玉兰，起名玉兰花园，在酝酿这一段规划时，我提议和鲲鹏志广场结合起来考虑，在广场的形状上，我灵机一动，想到合肥居皖之中，省会城市引领全省“腾飞”，这个寓意比较好，广场就设计成安徽省版图形状吧！用花岗岩碎片铺装，把长江、黄河、十七个市市域范围通过花岗岩色彩区分出来，这一想法立即得到与会专家的支持，认为比较有特色，这个广场虽然面积不大，但成为群众健身活动的重要场所，一度早早晚晚广场人流不断。

真正意义上的广场，和平广场应当是第一个。那也是列入五十大庆献礼项目之一。起因是总体规划那里是个和平公园，从解放初一直控制着，但没有钱建设，就象杏花公园一样。1998年我去现场看了之后，琢磨着外地已经在建广场了，与公园相比，广场容纳活动人群更多，干脆不建公园了，就建和平广场，这个想法得到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的支持，规划方案由合肥规划院市政室设计，在方案草图出来以后，正好时任省长回良玉同志到合肥调研，听我们汇报五十大庆项目以后，对我说，要建广场，我建议你们到湖北宜昌去看看，那里有个广场建设不错。然后，我同建委李碧传主任带领市政办的同志去了湖北，看了宜昌的广场后确实受了不少启发，回来以后，我们又组织认真修改了几轮方案。广场的中心雕塑有人推荐我省一位年轻雕塑家黄震，说他在青岛设计了一个“五月的风”，红色雕塑，很招眼，一炮走红。我说让他拿个方案试试，结果也是个红色的，起名叫“天地间”。方案出来后，在向省领导汇报时，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就定下来了。广场北侧我提议建一道百来米长的浮雕墙，由市雕塑院徐晓虹创作完成，浮雕墙前面是一条程控灯光喷泉带，广场东南向轴线上还有两个雕塑：希望之门和知识之门，也经过反复推敲确定下来。在建造过程中，对广场的铺装材质、色彩我都亲自考察确定。由于广场配置了灯光音响，建成后，文化部门开始在广场上组织小型演出活动，从此，广场文化成为合肥一道风景线。

继和平广场之后，市政府广场和新站的胜利广场相继规划建设。政府广场的构图由三条轴线组成，一条是东西方向的绿轴，一条是西南方向的科技轴，一条是南北方向的文化轴，三轴交汇处是一个园形的旱喷广场。以后又加了三根旗杆和底座，在这里举行升旗仪式。从平面看，面积不大，内容不少，稍显复杂了些，但从空中俯视，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政府广场的交通组织煞费了我的苦心，招标方案一共十来个，从阜阳路到徽州大道，有从地下穿行的方案，有利用花园街通行的方案。最后经反复比较，我还是决定采用沿广场四周绕行的方式解决交通问题，整个绕行呈逆时针方向。自行车怎么办？如果仍然采用在快车道两侧布置慢车道，则广场面积被占用太多，情急之下，我想出了一个对策：只在广场外侧单边布置

慢车道，虽然绕行浪费一点时间，但保证广场交通不乱了，从建成后的效果来看，只有极少数人不遵守交通规则，靠内侧骑单车，绝大多数还是能够自觉遵守的。

胜利广场因1949年解放军由此方向入城，后来修建了胜利路而得名，广场椭圆形的平面由构架围合而成，北侧布置大型舞台，用水面与观众席分隔，中间大型红色雕塑—中国结，富有浓浓的民族色彩，建筑和地面铺装材料均采用花岗石，整个广场简洁大气，实施由新站区负责，建成后曾多次举行大型文艺演出。

七、合肥新火车站站址及站房的规划

合肥老火车站始建于1936年，解放后虽几经维修扩建，70年代又加建了一个候车室，以后又加了几股道，但整个站区包括月台都未作大动，一直坚持使用，主要因为分局设在蚌埠，合肥站作为过路站，地位不重要，因此没有作为投资建设的重点，1985年，当时张大为同志与铁道部孙永福副部长签了协议，双方同意改造老站，那也是不得已之举，因为老站太破旧了，影响合肥对外开放的形象，又争取不到新建的投资，只好改造。但此事规划界有不同声音，时任规划院副院长的夏有才同志是积极主张建新站，反对改造老站的，认为既然国务院批准的第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已确定在八一塘附近建新站，没有钱可以暂不实施改造，等条件成熟再建新站。加上省政协委员、规划专家许保春也持相同观点，他曾在合肥工作过，情况熟悉，他们用提案反映到了全国政协， 全国政协研究同意转给全国人大，人大常委会同意，发给铁道部，将合肥老站改造的4500万元技术改造资金用到建设新站上去。终于使改造的事搁了下来。1988年，铁道部准备打通阜阳—合肥—芜湖—宣城—杭州华东第二通道，原副部长李轩同志任总指挥，来省里调研的时候，我积极汇报建新站的想法。因为这样不仅能减少火车运行对城市的干扰，铁路线对城市的分隔和交通影响，而且能带动一片地区的发展，在这之前我把想法向当时分管市长刘道浓同志作了汇报，得到了他的支持和肯定。我又请杨永良书记现场查看了一趟，他也非常赞同建新站，这样市里上下一个声音，省政府领导也就同意合肥的意见。于是我安排建委朱榴生总工和规划院夏有才副院长与建设厅计划处同志一道到蚌埠铁路分局、上海铁路局、铁道部联系沟通，安排筹建新站一事。1989年，国家计委正式批准建设合肥新站，但由于当时正处于治理整顿的关键时刻，所以只批准10000平方米的站房。这给我们出了一道难题，1万平米站房够干什么呀？而且按这样的规模设计出来的合肥站也不成个样子，还不如不建。但是谁也扭转不了这个局面。在这个时刻，我想起了出国访问时，看到国外一些火车站并非单一集散旅客的功能，所以我在李轩同志主持召开的会上，提出了建设多功能站的大胆设想，没想到李轩同志完全同意，他说，加拿大蒙特利尔站就是多功能站，你们可以这样设计。于是，我布置规划院拿出了一个7万平方米的站房方案。在接下来讨论过程中，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经费投入和所有权问题。因为铁道部只能拿一万平米的资金，剩余的钱谁来拿？地方政府是拿不出来这么多钱的，即使能拿出来，铁道部门是不可能允许地方的建设项目插进来的，而且产权也没法划分，这一点蚌埠分局态度非常坚决，我心中在想，部长思想解放，到了下面，到了具体落实的时候真难，怪不得上海站改建后大家都感到矮趴趴的。这样反复讨论几次，眼见得地方进去是不可能的了。这时铁道部门自己思想有些松动，认为他们自己可以发展三产，搞点经营项目，于是把站房规模扩大到了2.3万平米。

会议决定站房招标，邀请了国内几个大学和设计院拿方案，一共有10来个方案评审，春节前我和道浓同志专门到北京建筑设计院请一位著名专家来肥主持，最后确定张开济老先生前来主持评审会。道浓同志和我都参加了评审会，大家对常规的一字形方案兴趣不大，最后东南大学的方案因平面布局有特色，朝向上有优势，功能划分合理，被作为中标方案，但由于东南大学没有人手进行施工图设计，以及铁路部门的垄断心理，最后商定采用东南大学方案，由铁道部第四设计院负责设计。在功能布局上，当时我提出，旅客候车大厅面积肯定

使用一段时间就不够了，可以采取弹性的办法，近远期结合，近期面积根据当前旅客流量安排，邻近安排一些服务设施，将来一旦需要，撤去服务设施，改作候车厅使用，这些意见得到了设计者的认可，并吸收到设计方案中去了。

八、开发区与政务新区的选址和规划

八十年代后期，全国各大城市都在相继建设开发区，这一方面从沿海开放城市得到启发，一方面也是扩展城市建设空间的需要，开发区通过制定优惠政策，精简管理机构，提高办事效率，营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和园区环境，从而吸引创业者前来投资兴业，深圳高科技园区就是国内较早出现的园区。我于1989年参加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国际科技园会议，并参观了阿德雷德市的科技园，正好深圳科技园的杨总也应邀参加这次会议，我们相识后，从香港回到深圳，他陪我参观了深圳园区，加深了对园区的规划、建设、发展以及作用的认识。回合肥后，向钟咏三市长汇报了考察学习的情况。咏三同志思想比较超前，之前提出“三百”规划，即合肥城市规模100万平方公里，100万人，国民生产总值100亿元。组织一班人编制，指导合肥经济发展。这时，规划院夏有才副院长到广州市参加全国“科学城”回忆，受到启发，回到合肥后提出建设合肥科技工业园的建设得到市委、市政府的支持，市委讨论后决定先在大蜀山下，美丽的西郊风景区建设合肥科技工业园，后来叫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委那边由施维国副书记负责此事。因为是新区建设，从规划开始少不了让建委参与。总体规划由程华昭同志主持编制，起步区详细规划由张自道同志支持编制规划讨论通过后，我安排时任中房副书记、副经理的刘世鑫同志现场负责，从征地拆迁开始着手基础设施建设。 此后，咏三同志又提出搞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因为高新区以高新产业为主，入围有一定条件，而吸引来的大项目有的不具备高新技术条件，这样集中开发一片新区，安排大项目，实有必要，但就是这样一件事，当时思想也不是很统一，于是边干边统一认识。

开发区的选址任务，交给我完成，当时我想，1985年我就提出城市近期应该向西和西南方向发展，这是大好机遇，因为这里对外交通、水源条件都比较好。我带着规划院的夏有才、方运德等同志，开着车子沿金寨路向前，到了十八岗这块地方，眼前一大片麦田，一望无际，地势平坦且高爽，一看就是好画最新最美图画的地方，当时我对规划院的同志们说，就是这里了，回去编个选址规划报告向市长汇报，请他们确认一下。就这样，经过论证，大家一致赞成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选址就定在这里，此后开始了规划，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目前已落户了一大批工业项目，成为合肥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2001年，郭万清同志担任市长后，一些大学由于扩招，原来校区已经不能满足发展需要，纷纷向市里提出申请征用土地，如安徽大学要董铺水库西边一片土地，合工大，建工学院等也要市里给他们划地，当时我想，与其到处给他们选址，不是影响城市总体布局，水源地保护，就是他们自己不满意，不如集中拿出一片土地，把需要扩容的大学全部安排到一起，建一座大学城，这个想法立即得到万清、车俊同志的赞成，以后经反复酝酿比较，觉得经济开发区西南方向的古埂水库水面较大，周围有足够的土地可供使用，把这块地方拿出来作为大学城开发，可以营造出一个风景秀丽的教学环境，此议一定，各校都争相提出要求，经规划部门统一协调安排，进驻的有合工大、安大等几所高校，各校专门组织班子抓建设，目前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座大学城。

上世纪末，一些城市开始建设政务新区，究其动机，无外乎一是改善行政办公条件，二是拓展城市空间，带动城市重心的转移，三是推动一片新区的开发建设。当然其中有的建得极其豪华气派，拿纳税人的钱肆意挥霍，搞形象工程，这里不多评论。那时市里主要领导也在酝酿合肥政务新区建设，并派人到杭州、南宁等地考察学习。确定动手时，首先碰到的是选址问题。本来，在高新区规划中，曾经在黄山路以北，人工湖东侧，预留了200多亩土地，但主要领导考虑还是要带动一片新区建设，于是让规划部门拿几个方案做比较。有一天，我

和万清从高新区往经开区去，在路过西南二环时，感到南北两侧都较为开阔，当时我们都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方案来考虑。回来一测算，南至312国道，西至合九铁路线，东至金寨路，北至铁路专用线，可用地达12平方公里。选择二环两侧作为起步区，有些拆迁量，但不算大。而且，此处与老城区、高新区、经开区距离大致相当，位置比较适中，郭向车做了汇报，车表示赞成。但后来我对四方集团的影响，顾虑比较大，那样大一个化工企业，有些新项目又刚上马，如果为了建设政务区就把它搬掉，觉得代价大了一些，而且那些坛坛罐罐一搬，基本上就没用了；如果不搬迁四方，它在上风向，对新区规划建设势必带来不利影响。我想，如果把政务区放到312国道以南，青年路（现为包河大道）以东，应该说，可用地范围更大。而且，面临巢湖，风景、环境可以营造得更加优美。在选址讨论会上，我提出了这个方案，此时，车、郭主意已定，说不再变了。

新区是一片可以画最新最美图画的地方了。从总体构思上，我认为，南北应有一条中轴线，两端分别是省市行政办公区，在路网结构和交通组织上，应该吸取以往的教训，充分考虑到未来新区各项功能的发挥，交通一定要通畅。因此，在办公区的两侧，应各有一条8～10车道的主干道路，中轴线宽度在100～200米左右，主要是绿化造景，部分硬铺装，配以喷泉、雕塑和建筑小品之类。引上游之水，利用中部低洼地势，开挖成一湖面（后来定名天鹅湖），在湖畔散布置若干大型公共建筑，如体育场馆、大剧院、博物馆、展览馆等，这些想法，在讨论过程中，大家逐步形成了共识。

为了充分体现新区规划建设水平，开始在较大范围内征集方案，送来方案的除了国内设计院所，还有国外设计机构，尤其是新加坡的方案，它是同心圆式的结构，颇具特色，但最后终因一部分建筑朝向不利，以及大家习惯传统棋盘式的布局方式，而被淘汰。在行政办公楼单体规划设计中，我对日本一家设计事务所的方案颇感兴趣，觉得品位、档次比较高，但后来还是深圳建筑设计院孟建民的方案受到主要领导的青睐。当然，该院确实为合肥的城市建设出了很多力，其方案也有一定的特色。

九、城市规划的实施实例——— 一环路的建设回顾

回良玉同志1994年底来安徽担任省长，来了不久，他就感觉到安徽需要建设大城市，发挥带动作用，不仅对于经济、科技、文化，能够提高吸引力、凝聚力、辐射力，而且对于提升一个省的形象，至关重要。他第一次来合肥市政府看望时，就谈了这些想法。不久，省委省政府正式提出把合肥率先建成现代化大城市的口号。从哪里突破？当时，合肥的城市交通虽然经过多年不断的建设，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一环路还没有完全沟通，修建屯溪路的呼声很高，已经列上了人代会的议案。市委、市政府经过分析，决定把一环路建设作为现代化大城市的突破口。随即，开始了一环路一路九桥的方案设计，全路25公里长，为双向六车道，同时开工建设屯溪路桥、美屯立交、金屯立交、五里墩立交、合作化路桥、濉溪路桥、明光路桥、淮南铁路桥、全椒路立交。这是合肥有史以来庞大的一项市政工程。尤其是五路交汇的五里墩立交桥，最后决算总投资达2.3亿元。当时征集方案送来的有七个，有两层、三层、四层的，互通加环岛式，全互通的。从经济技术指标分析，北京院的方案既能解决近期问题，造价又不算太高，大家容易接受，专家们评审也推荐这一方案。但我考虑一座立交桥建起来就是几十年的事，不能像北京西直门立交那样，几年以后就要拆除重建。现在建，肯定花钱少，虽然暂时不能充分利用，但搞城市建没有一定的超前眼光，将来肯定被动。因此，当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卢荣景、回良玉、汪洋等同志来合肥听取方案汇报时，那天方案摆在市政府小礼堂二楼，作为主汇报人，我极力推荐上海城建设计院的方案，该方案把5路交口20个方向的互通问题解决了17个方向，桥为4层，高度为22米，线形流畅，从空中俯视，也非常美丽壮观，良玉省长非常赞赏这一方案，我介绍这一方案优点时，他连连称好，最后卢荣景书记拍板定案，按此方案实施。

现代化大城市建设宣传报道激起了合肥市民的热情，大家纷纷为大建设捐款，从八十岁老人到四岁娃娃，短短一个月内，捐款达1500万元，书记、省长带头为合肥建设捐款筹资，这也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

拆迁动员大会4月21日举行，宣传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大会刚结束，市政办组织的拆迁小组就会同各区，紧张地投入了拆迁工作，当时提出50天完成拆迁任务，不少市民、街道村委会干部带头拆了自己家的房子，为一环路建设让路。6月10日，全线拆迁基本结束，一环路共完成23.4万平米的拆迁任务，那天，我和建委、市政办领导步行从东门三里街沿南一环线走到西门五里墩，一路看过去，心情特别高兴。

现场指挥部设在五里墩立交西北角的金华宾馆，建委孙荣清副主任、市政办李明玉书记、章义主任、各区建设局长，每周在指挥部召开一次工程调度会，调度会一般由我主持，指挥部分拆迁组、工程组、材料组、后勤组、宣传组，各组简要汇报一周来进展情况，着重汇报需要解决的问题，各位副指挥发表意见，最后由我拍板决定，各方分头去办，下一周检查办理情况，因此，工作效率非常高。

最大的子项工程也是难度最大的工程就算五里墩立交桥了，施工单位是铁四局四处，后来因工期来不及，也把二处的力量调来一部分。应该承认，铁四局不愧为修路架桥的铁军，技术实力、装备水平均堪称一流，也善于做思想发动、宣传工作，职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如果不是选择这支队伍，想当年完成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人员力量到装备、材料，四局有一位陈佑章副局长参加指挥部会议，负责内部统一协调。记得当时钢脚手架撑起来之后，简直就是一道道钢铁巨龙，非常壮观。在工程调度中，他们每一点进步我都加以表扬，这里还没有来得及高兴，那里我又严肃批评他们存在的问题，陈局长在回良玉省长视察时向他汇报：“这厉市长太厉害，我们的神经都给他搞坏了。”根据工程进展情况，我不失时机地提出科学交叉、平行作业的要求，从一班制到两班制，再到三班制，天气异常炎热，大家也干得非常艰苦。如果不是这样连续不间断的施加压力，科学合理的调度指挥，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建成通车是不可想象的。建委孙荣清副主任等一批抓工程的干将，干事非常认真，工作非常得力，也非常能吃苦，为一环路以及那一时期的城市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工程进展最艰苦的时刻，近40℃的持续高温，建桥工人体力消耗到了极限时，市建委一环路工委的思想政治工作跟了上去，铁四局四处高振喜同志喊出了“汗洒五里墩，共产党员跟我上”的响亮口号，鼓舞了士气，振奋了精神。这句口号，迅速传遍了全市建筑工地，达到家喻户晓。四局人用他们的意志、毅力和汗水，在五里墩立交桥奏响了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1995年12月28日，经过七个月零七天的顽强奋战，雄伟的五里墩立交桥落成了。那天，锣鼓喧天，彩旗飘扬，省、市几大班子主要领导全部参加了在桥上举行的竣工典礼，典礼仪式由我主持，回良玉同志在典礼大会上对一环路工程的胜利竣工表示祝贺，对以这样高速度、高质量完成一项大工程表示赞赏。当天在立交桥上站满了参战人员和观看的市民，甚至连三县一郊的老百姓也都赶来一睹大立交的风采。当时这座桥的规模在全国排名第四，主桥的雄姿加上四块装饰绿地，大写意的绿化手法，配上喷泉、雕塑、灯光、游步道，显得整个景观庄重、大气、美观。后来市里成立了“合肥新十景”评选委员会，我担任评委会主任，朱维芳副市长为副主任，我在征求专家意见后,亲自为其定名“五里飞虹”，大家一致叫好，认为比较形象生动地刻划了这一景点的面貌。

十、对合肥城市规划的几点思考

合肥市从解放时一个人口不足5万人，建成区面积不足5平方公里的县城，发展到80年代初50万人，90年代初75万人，2000年100万人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城市规划在发展中不断提高水平，基础设施快速建设，城市各种服务功能也不断完善。

由于合肥解放初，城区仅囿于环城马路以内这个范围，且这个范围本身道路、房屋各项设施均很简陋，无任何保留价值，因此，城市发展过程必然从老城区改造开始，再向城外逐步扩大，而不是象洛阳那些城市一开始就抛开老城区建设新城。

1956年前后从上海内迁一些企业，这些企业的布局形成了东工业区的雏形，城市北区因邻近淮南线，自然形成一些仓储区和工业区，西南郊布置了一些大专院校，沿望江路布置了一些工业，这样形成了西南郊文教工业区，西郊因有大蜀山和1956年建设的董铺水库而形成西郊风景区。整个城市布局应当说在1958年曾希圣时代就已经形成，当时曾还有以大蜀山为市中心，向西发展的宏伟构想，时至今日，这种设想已逐步变为现实。

而所谓“风扇型结构”的形成，也是由于城市对外交通形成了几个出入口干道，再沿干道两侧建设，从而形成这种布局形态，但规划师们改造利用了这种形态，将东南迎风口控制起来，不建高大建筑，大片农田被保留，西北郊为水库控制区，除了农田外还进行了绿化造林，东北郊因铁路站场阻隔，外边也是农田。而市区在解放初拆除城墙后，修建了环城马路，在其两侧及原护城河两岸逐年绿化，形成了一条绿色翡翠项链。这样就形成了“三翼伸展、田园楔入、翠环绕城”的独特的城市风貌，因此，1984年，在全国城市总体规划评比中，合肥市荣获了唯一的“二等奖”（无一等奖）。同济大学出版的《城市规划原理》教科书中，将其称为“合肥模式”。

为了进一步改善城市交通，方便三片扇叶之间的联系，90年代中期，修建了一环、二环，减轻了老城区的交通压力。但环路的修建，虽然改善了交通功能，也给特色布局带来了冲击。因为既然修了道路，就要充分利用这一重要基础设施两侧的土地，原来三片扇叶之间田园楔入的风貌难以继续保留下去。其中，马鞍山路与巢湖南路之间首当其冲。目前已连成大片的生活区，其中也不乏一些高层住宅。原来所说的东南迎风口，夏季把巢湖上空的湿润空气带到市区，改善城市热岛效应的理论也在逐步淡化。而随着城市几个开发区、政务新区的建设，尤其是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确定滨湖城市的发展目标，加大滨湖新区的开发力度，城市总体规划已经形成了“一主五副”新的大格局。

合肥城市规划虽然有特点，也获得诸多荣誉，但应当说，还存在不少弱点和缺点，根据多年城市建设体会，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点：

一、城市规划起点低，手笔小，前瞻性不强，尤其表现在道路规划上，路网密度低，丁字路多，且道路规划宽度太窄。在我初到建委主持工作时，发现很多次干道只有11米宽，支路只有7至9米，寿春路的规划原来是25米，后来调整到35米，最后确定按40米宽修建。刚竣工时车辆不多，有的同志还说太浪费。而现在看来，作为城区井字形骨架的组成部分，一条东西向主干道，只有双向4个车道，已远远不能适应交通需要。而要继续改造，两边建筑拆除将要付出巨大代价，这就是城市建设中的小农思想的突出表现。当然，政府财力严重匮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城市规划的手笔。

二、城市骨架不大，建筑档次较低，显得不够大气。先天性不足的是，合肥是从一座破旧的小城市逐步改造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建一座完全崭新的城市，那样从城市框架的确定，道路宽度的设定，就会是另一番景象。而且，城市经济发展速度、规模，人口集聚的程度都制约着城市规模和框架结构。同时，建筑设计总体水平不高，即使是80年代以后的建筑，无论从建筑体量、造型，到装修风格、水平，能拿得出的精品建筑较少，当然，这与经济欠发达也有密切关系。因此，虽然有环城公园以及一些广场点缀，有人认为，合肥也就是一座“小家碧玉式”的城市，而称不上“大家闺秀”。

三、合肥虽是一座历史古城，但留下来的古建筑和历史文化遗迹不多。虽说是国家第一批园林城市，但绿量不足，古树、大树、名木不多。这一方面和历史上战乱较多，建设较少有关。另一方面，地理位置不是沿江靠海，或在交通枢纽上，因此发展不充分，这样，今天从城市规划建设中也就很难发掘让人感受到历史文化的积淀和浓浓的文化氛围了，近年来开

发建设的三国新城遗址公园，算得上做了一点弥补，但是同南京、洛阳这些六朝、九朝古都是无法相比的。城市绿化近年来，通过运用租地形式得到了较快发展，历届市委、市政府也高度重视增加绿量、提高档次，但解放以后形成的几条特色梧桐林荫大道被砍、被废，则是令人扼腕叹息的事。

四、城市很多基础功能比较薄弱，尤其是农贸市场、停车场地严重不足，给市民带来很大不便。从今天我国市民的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自己做饭还是主要的，而买菜则是不可避免的家务活动，没有足够的农贸市场是令人头痛的事。我市农贸市场一开始就没有规划较多的室内市场，而主要靠骑路经营。这样政府不需要投入，无建设成本，当然也是初期政府财力较弱的表现。而近年来迅猛发展的家用小汽车，不仅给动态交通带来很大压力，停车难以解决也是一大问题，无论是居民购物、逛街、看电影，或者小区内（新建小区有地下停车场，又管理到位的稍微好一些），都很难找到车位。建了几处城市公共停车场，一是量少，二是管理体制问题，一直作用发挥得不够理想。而再想建设更多的农贸市场、停车场，已很难提供建设用地。这应该算是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新情况，当然也有规划预见性不强以及政府财力不足的问题。

五、建筑规划管理有很多缺陷。如沿街建筑基本上压着红线建设，建设单位寸土必争，不愿后退一步，而管理部门又缺少权威性，致使沿街建筑过于整齐划一，使人感觉拥挤憋闷。城市缺乏足够的广场和开敞式空间，不仅群众日常休闲游憩受到影响，也不利于地震、火灾、战争等应急疏散避难，90年代以后的广场建设，新世纪以来大建设的拆违改造，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去的缺陷，但相当一些街区仍未得到改善。

六、规划总体上滞后于建设需要。不是事先做好较为成熟的规划，而是有了项目，确定建设任务，规划匆忙上阵，所以科学性、指导性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同时规划编制相对于规划管理，得不到应有重视，规划设计人员水平、素质难以适应现代化大城市建设的需要。近年来，引进国内外一些大设计院、事务所参予合肥规划，此种状况逐步得到改善。

我经历合肥规划建设20余年，正值改革开放初始阶段。应当说，这既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机遇期，百废待兴，它给我们这些建设者们提供了舞台，让我们一展身手。同时，又是充满艰难、挑战的时期：思想解放还不够充分，眼界还不够宽，思考问题缺乏高度，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人们的观念还比较落后，尤其是整个经济还没有起来，安徽又是欠发达省份，资金筹集渠道还非常有限。因此，即使思想上想做得更好一些，但各方面制约因素颇多。所幸的是，省委、省政府几大班子对合肥建设工作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回良玉同志则放在心上，拎在手上。市里党政领导对我分管的工作也极其放手，极少干预，因此，能够放开手脚，为合肥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尽管社会对这一段的评价还是比较好的，但我深知，同其他城市相比，人家发展得更快更好。

令人欣慰和振奋的是，接下来的几年，合肥的大建设开始了新的篇章，规划起点更高，手笔更大，水平更高，城市建设产生了质的飞跃，合肥的变化完全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大大提升了省会城市乃至全省的形象，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化的大城市即将崛起，明天的合肥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