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璐
当代亚太 2012年01期
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最初由文莱、智利、新西兰和新加坡于2005年签订并于次年生效。这是一项涵盖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技术性贸易壁垒、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和竞争政策等广泛议题的自由贸易协定。尽管该协定专门设立了“开放条款”，明确表示欢迎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的加入，但在其成立的最初几年里，并没引起太多关注，直到2008年9月美国高调表示加入TPP的意愿，才使其影响力大增。在美国的影响和推动下，澳大利亚、秘鲁、越南和马来西亚也先后宣布加入该协定。自美国加入TPP并推动第二阶段谈判以来，TPP已进行了七轮谈判。美国不但自己高调加入并积极推动TPP谈判，而且还极力游说其他亚太经济体加入TPP。此举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但已有研究多关注美国加入TPP的动因及其对亚太区域合作的影响，①关于美国加入TPP的经济效应的研究则不多见。鉴于此，本文将采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对美国加入TPP的经济效应进行模拟分析。
国内外关于FTA效应研究的现状
早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以范纳(Viner)的关税同盟理论为代表，该理论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益源于“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总和，但其作用的正负结果并不确定。②Kemp和Wan拓展了该理论，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即拥有共同对外关税并保持价格以及对世界其他地区商品的购买不变)，关税同盟能给成员国带来好处，同时又不损害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利益。③但自由贸易区并不同于关税同盟，其成员国各自拥有针对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关税向量，所以Kemp和Wan的结论不能简单地应用于FTA。为了解决这一矛盾，Krishna和Panagariya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证明Kemp-Wan定理也适用于FTA。④但我们并不能由此断定在实践中区域贸易协定一定是有益的。因此，需要进一步借助于实证研究进行检验。Clausing 估计了1989-1994年加拿大—美国自由贸易协定(CUSFTA)对美国从加拿大进口以及美国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的影响，他发现，关税下降10%会导致美国从加拿大进口扩大1%，即产生了贸易创造，但贸易转移的实证检验结果是不显著的。⑤Romalis使用“变化解释变化”(differences in differences)方法估计了CUSFTA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对美国贸易量的影响，其结果同样显示了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⑥然而，Clausing和Romalis的研究都仅限于FTA对贸易量的影响，如果要全面考察FTA的福利影响，还需对他们的研究方法加以改进。
关于FTA对成员国经济及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大部分都基于引力(gravity)及其扩展模型。早期研究中，对引力模型的设置相对简单，且使用截面数据。例如，McCallum运用1988年的横截面数据研究美加两国的区域贸易模式，他仅在模型中引入了两地产出、距离和贸易模式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⑦需要注意的是，在截面数据中，如果将FTA视为内生，那么其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就可能是有偏的。Baier和Bergstrand⑧以及Magee⑨都指出了这种潜在的有偏性，并引入工具变量(IV)来解决该问题。Baier和Bergstrand则进一步指出，只有面板数据才能更好地解决FTA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并基于此得到了显著的实证结论：平均而言，双边FTA大约在10年后可使两成员的双边贸易量翻一番。⑩然而，引力模型的主要研究对象仍然只是贸易流量，正如前文所述及的，如果要考察FTA对成员及非成员其他方面的影响，就需要考虑其他可行的研究方法。基于这种需要，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开始被应用于双边及多边FTA的研究中。例如，Cox和Harris认为，NAFTA的建立会对贸易流量、收入、消费者收益、总体经济收益等都产生影响，可计算一般均衡正好适用于对这些影响效应的研究。(11)而GTAP则提供了一个颇具操作性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框架。Urata和Kiyota尝试使用一种多部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即GTAP-5)考察了东亚FTA的经济效应，(12)他们发现：FTA对成员国的GDP和福利总体影响为正，而对非成员的影响为负；对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不大；使比较优势部门产量增加，而受保护部门出口增加。其后，GTAP模型被较为广泛地应用于FTA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中。(13)
对美国加入TPP的一般均衡模拟
(一)美国进出口贸易及TPP平均关税情况
根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提供的数据，2010年美国对世界出口总量约为1.277万亿美元，进口总量约1.966万亿美元，贸易逆差为0.689万亿美元，比2009年的0.545万亿美元增长了近26%。根据《2011年美国贸易政策日程及2010年度报告》，未来美国经济的发展将回归到以贸易增长特别是出口贸易增长为重点，以此为国内带来更多就业机会，从而扭转次贷危机之后美国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低迷的局面(14)。图1展示了美国在2001-2010年期间对北美、欧洲、TPP其他八个成员国及日本的出口在美国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变化。北美和欧洲所占份额因其与美国经济联系紧密而呈现波动趋势，而TPP其他八个成员国及日本的份额则呈持续下降趋势。从美国进出口产品结构来看，其出口产品中资本品占据首位，其次是消费品和中间产品，最后是原材料(见图2)；而进口产品的份额由高到低依次是消费品、资本品、中间产品和原材料，其中，从2007年起，原材料进口额超过了中间产品进口额(见图3)。
图1 2001-2010年美国对TPP 8国及日本、北美和欧洲的出口变化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COMTRADE数据整理。
图2 2001-2010年美国出口产品(按分类)比重变化
注：产品分类是依据COMESA-CET对HS-6进行的分组。
数据来源：同图1。
图3 2001-2010年美国进口产品(按分类)比重变化
注：产品分类是依据COMESA-CET对HS-6进行的分组。
数据来源：同图1。
将TPP其他成员国对美国产品的平均关税与他们对世界的平均关税进行对比，同时考虑其对中国产品的平均关税，便可以知道美国加入TPP谈判之前在与这些亚太国家的贸易活动中是否享受了较优惠的关税待遇。表1给出了目前除美国外的TPP其他八个成员国2008年的加权平均关税，其中，智利、新加坡对美国四类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全部低于其对世界的平均水平；澳大利亚、秘鲁、新西兰对美国除原材料外的其他三类产品的平均税率都低于其对世界平均关税水平，但是澳大利亚对中国资本品的加权平均关税低于其对美国资本品的平均关税水平；马来西亚、越南对美国除消费品外的其他三类产品的税率均低于其对世界的平均水平，而越南对中国消费品的平均关税低于其对美水平；文莱只有中间产品和消费品的对美关税低于其对世界的平均关税水平，但是其对中国原材料、资本品的平均税率既低于对美水平又低于对世界平均水平。从以上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在某些产品的出口上，美国在与亚太小国(如文莱、越南)的贸易中，并没有取得比中国更优惠的税率，这可能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有关。另外，在美国重要的出口产品——资本品方面，澳大利亚给予了中国比其给予美国更低的平均税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美国积极投入亚太经济合作并大力推进TPP的原因。
(二)模型基本原理及数据处理
1.GTAP模拟的基本原理
GTAP属于多国多部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从1992年研发至今，已被广泛应用于农业、贸易、能源的政策模拟中。本文采用的是GTAP模型第六版(以下简称GTAP-6)，它以2001年美元价值作为计算基础。GTAP-6是一个比较静态模型，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且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其模拟求解过程满足以下条件：生产者成本最小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所有产品和投入要素全部出清；同时还假定，共有五种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三个代表性主体：私人家庭、政府和厂商；生产函数采用CES函数，消费函数为CDE形式；假定劳动力在国内可以自由流动，土地在部门间不流动；根据Armington假说，国内生产的商品和进口商品之间不能完全替代，国家间通过商品贸易和资金流动建立联系。
2.国家及产品部门的划分与选取
GTAP-6模型下包括87个国家(或地区)和57个产品部门的数据，基于模拟需要，我们把87个国家和地区划分为8组(见表2)，其中，将除美国之外的TPP国家归为一组，欧盟27国归为一组，美国、日本等单列。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行业分类标准，将57种产品划分为9类。由于研究需要，将加工食品和纺织品等从工业产品中单独列出(见表3)。
3.模型假定
在模拟美国加入TPP的经济效应时我们需要做出以下假设：(1)选择关税作为冲击变量，不考虑技术壁垒和其他非关税壁垒，假设美国加入TPP后所有可贸易商品的关税降为零。(2)加入TPP的成员国对其他非成员的关税壁垒保持不变，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关税壁垒保持不变。(3)保持前述GTAP模型的基本经济学假定，并假设人口增长保持不变。
(三)对美国加入TPP分步模拟及结果分析
为了更合理反映美国加入TPP的战略思考，我们分三种基本情形进行模拟：(1)美国加入TPP，TPP其他国家与美国之间的关税壁垒取消；(2)美国和日本都加入TPP，但美、日之间保持原有关税壁垒，即不开放受保护的产业；(3)美国和日本都加入TPP，同时美、日之间取消关税壁垒。在这些模拟过程中，关税作为政策冲击变量，对整体经济产生影响。
1.TPP区域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宏观经济效应
表4～表6分别列出了三种情形下美国参与TPP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具体包括GDP、出口、进口、贸易条件、贸易平衡以及福利等六个方面。GTAP将r国的贸易条件定义为tot(r)=psw(r)-pdw(r)，其中，psw(r)代表r国产品的出口价格指数，pdw(r)代表r国对外国产品的进口价格指数；将贸易平衡定义为一国出口与进口之差，亦即一国净出口；采用EV(等值变化)方法衡量福利变化，即
从情形(1)的模拟结果(见表4)可以看出，TPP七国与美国组成FTA后，成员国受益，而非成员国利益则受损。TPP七国与美国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呈正向变化，并且TPP七国在GDP、进出口、贸易条件等方面的增长比率都高于美国；但从福利变化来看，美国福利增加额最高(10.27亿美元)。需要注意的是，贸易自由化使这两方的进出口都增加，但进口增长高于出口，因而均呈现贸易逆差。在情形(2)中，美国促使日本也加入TPP协定，两国与TPP其他国家之间取消关税壁垒，但两国间的税率保持不变。从模拟结果(见表5)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种情形下，美国的宏观经济指标(GDP、进出口、贸易条件、福利)的正向变化均小于TPP七国和日本，此时TPP七国福利增长最高(28.47亿美元)，其次是日本(24.23亿美元)，最后为美国(1.8亿美元)。在这种情形中，尽管美国出现了贸易顺差(6.02亿美元)，但其GDP却出现了下降(-0.03%)，这应该不是美国所期望的结果。考察情形(3)下的模拟结果(见表6)可以发现，美、日、TPP七国的宏观经济均得到改善，美国GDP变化表现为正(0.06%)，高于日本未加入TPP时的情形(1)中的0.05%。除贸易平衡指标外，美、日、TPP七国的其他宏观经济指标均为正向变化，其中GDP变化分别为美国0.06%、日本0.34%、TPP七国0.55%；在贸易条件和福利的改善方面，日本均高于TPP七国和美国，福利增加情况分别为：日本68.52亿美元，TPP七国23.6亿美元，美国18.77亿美元，均高于情形(2)中的福利增加值。因此TPP成员的扩增(以日本为例)使美国在GDP、福利和贸易条件方面都会获益。
2.TPP成员增扩对各地区分部门的贸易、产出影响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在情形(3)中，即吸收日本加入TPP，且全面取消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壁垒，各国(地区)的宏观经济改善好于情形(1)及情形(2)，鉴于此，以下我们就进一步分析在情形(3)中各国(地区)分部门的贸易和产出变化。
表7显示了情形(3)下TPP对区内外国家(地区)不同部门的贸易和产出的影响，从中可见，除TPP七国和美国外，其他国家的农林牧渔产品和加工食品都出现了贸易逆差，其中日本的贸易逆差最大，分别为37.21亿美元和33.48亿美元，这与日本对本国农业及农产品的高度保护有关。因而，农产品问题必将成为谈判过程中的最敏感议题。对于美国来说，虽然在农林牧渔和加工食品部门得到较大顺差(45.76亿美元和45.08亿美元)，但是其他部门均呈现逆差，尤其是交通运输部门，逆差达到39.4亿美元，而日本在该部门的顺差为73.36亿美元，显示了日本在汽车制造及配件生产行业上较强的竞争优势。这一模拟结果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2011年美国贸易政策日程及2010年度报告》中提及的美国对韩汽车出口政策，(17)——为了弥补在美日汽车贸易中的比较劣势，美国正积极发挥其对韩汽车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从中国(内地)的角度来看，在情形(3)中，GDP变化为-0.31%，福利变化为-7.76亿美元，贸易条件变化为-0.2%。总体来看，中国将受到负面冲击。具体到产品部门，中国的机电产品、木材加工及化工制品、矿产资源以及其他工业产品的净出口均为正，且机电产品顺差最大，为8.90亿美元；而农林牧渔、加工食品、纺织品、交通运输产品等则会产生贸易逆差，其中，加工食品逆差最大，为9.35亿美元。因此，中国一方面应重点关注TPP对中国农副产品、加工食品、纺织品和交通运输产品的负面影响，提升这些产品的出口竞争优势，另一方面要积极拓展与亚太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从而避免贸易转移带来的损失。
从各国(地区)分部门的产出变化(见表8)来看，美国在除加工食品外的工业部门中产出变化均为负值，但是这些负向变化的百分比都在0.7%以下，而农林牧渔和加工食品的产出则分别增加2.15%和0.84%。日本工业部门产出除加工食品、机电产品外均呈正向增长，且交通运输产品增长比例最大，为3.44%，而农林牧渔和加工食品则呈负向变化，分别为-6.69%和-1.2%。通过对比表8中美、日产出变化这两列，我们会发现美国呈正(负)向变化的产业部门恰好是日本呈负(正)向变化的产业部门(除机电产品外)，这显示出美国与日本在相关产业上较强的竞争关系。其中，日本的农业处于竞争力较弱的地位，而美国的大多数工业部门处于相对劣势。因此出于保证本国国内就业的考虑，美日双方会注重对这些部门的保护，例如采取非关税壁垒等措施。特别地，在机电产品方面，美、日产出都呈负向变化(分别为-0.24%和-0.37%)，而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都呈正向变化(分别为0.43%和0.12%)。此外，中国内地在除加工食品和交通运输外的工业部门中均呈现正向产出变化，结合前述情形(3)下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化(-0.2%)可知，虽然中国在这些部门的产出增加，但是贸易条件却面临恶化。因此，中国应特别重视在对外出口中贸易条件的改善。
3.美国参与TPP的步骤分析
通过对美国加入TPP三种情形的模拟结果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如果美国加入仅限于现有成员国的TPP，那么其得到的正面宏观经济效应是有限的，鉴于此，美国会在亚太地区积极寻求新成员的加入。结合日本已经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谈判的事实，我们进而模拟出日本加入TPP后对相关国家(地区)宏观经济以及各部门贸易与产出的影响。结果表明，如果美国促使日本加入TPP，但是美日之间并不取消原有的关税壁垒，那么美国的宏观经济会遭受到负面冲击。因此，可以推测，美国不仅会吸收日本加入，而且会迫使日本开放相关产业部门。从模拟结果看，这种情形下美国获得的宏观经济正面效应要超出未吸收日本加入时的情况。但是，从美国国内产业部门的生产情况来看，大多数工业部门将面临产出下降，而农业部门的产出将增加，为保证国内就业，美国将会考虑采用相关保护措施(如非关税壁垒)，并大力推动与其他亚太国家(如韩国等)的双边贸易合作。
结论与启示
通过使用GTAP模型对美国加入TPP的一般均衡模拟(将关税作为冲击变量)，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和建议。
首先，美国加入TPP，则区内成员在GDP、贸易条件、福利等方面会受益，区外国家相关利益将会受损。GTAP模拟结果表明，在该情形下，TPP国家与美国的GDP、进出口、贸易条件、福利(EV)均呈正向变化，而欧盟、中国、日本、韩国等区外国家在这些方面将出现负向变化。因此，对于区外国家来说，密切关注TPP的谈判进程及其成员的扩大至关重要。而对于目前尚处在TPP之外又身在亚太的中国来说，面临着多重选择：是深化APEC框架下的多边合作、加入TPP下的区域合作，还是拓展和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双边合作？鉴于多边合作和区域合作涉及的国家较多，各国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协调起来难度较大，因而可能进展缓慢，中国应积极关注TPP合作并谨慎参与，做好相关协议的研究和准备。与此同时，鉴于双边合作更易协调和达成，在危机后全球经济依赖中国经济增长带动的背景下，中国应努力拓展双边贸易与投资合作。
其次，如果美国仅限于与现有TPP成员合作，那么其得到的正面宏观经济效应将是有限的，如果日本加入TPP并与美国进行自由贸易，那么美国获得的宏观经济正效应将扩大；但美国国内部分工业部门产出将下降，为保证国内就业，其可能会考虑采用相关保护措施，并且推进与韩国等其他亚太国家的双边贸易合作。以现有TPP成员(除美国外)来看，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澳大利亚、秘鲁、越南及马来西亚等8国并未覆盖亚洲的主要市场，如中国、日本、韩国等。美国若要提高参与TPP带来的经济效应，就需要推动TPP进一步吸收新成员，而实证模拟也支持了这一结论。通过模拟日本加入TPP协议并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成员国进行贸易自由化，可以看到，美国GDP和福利等宏观经济指标的正向变化高于日本未加入时的情形。但从具体产业部门来看，日本加入TPP会使美国的某些产业部门产生贸易逆差，尤其是交通运输方面。这有助于理解美国将“美韩贸易协定”置于首位，以及已在美韩汽车部门贸易谈判中取得巨大成功的事实。
最后，从中国角度来看，美国加入TPP以及日本加入美国推动的TPP贸易自由化都会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负面影响。GTAP模拟结果表明，中国的GDP、福利、贸易条件等宏观经济指标会出现负向变化。具体到产品部门，在TPP成员扩大以后(即日本加入的情形)，中国的农林牧渔、加工食品、纺织品、交通运输部门都会产生贸易逆差。因此，中国应重点关注TPP合作及其深化对中国农副产品、加工食品、纺织品和交通运输部门的负面影响，积极改善贸易条件，同时注意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双边及多边合作，避免贸易转移带来的损失。
注释：
①此类研究可参见陆建人：《美国加入TPP的动因分析》，载《国际贸易问题》2011年第1期，第43～52页；刘晨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与美国的亚太区域合作新战略》，载《国际贸易》2010年第6期，第56～59页；等等。
②Viner Jacob,The Customs Union Issue,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50.
③Murray Kemp and Henry Wan,Jr.,"An Elementary Proposition Concerning the Formation of Customs Unions",in Murray Kemp,Three Topic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Distribution,Welfare and Uncertainty,Amsterdam:North Holland,1976.
④Pravin Krishna and Arvind Panagariya,"On Necessarily Welfare-enhancing Free Trade Area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57,Issue 2,2002,pp.353-367.
⑤Kimberley A.Clausing,"Trade Creation and Trade Diversion in the Canada-U.S.Free Trade Agreement",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34,No.3,August,2001,pp.677-696.
⑥John Romalis,"NAFTA's and CUSFTA's Impact on North American Trade",University of Chicago,Manuscript,2002.
⑦John McCallum,"National Borders Matter:Canada-U.S.Regional Trade Pattern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5,No.3,1995,pp.615-623.
⑧Scott Baier and Jeffrey H.Bergstrand,"On the Endogeneit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Flows and Free Trade Agreements",University of Notre Dame,Manuscript,2002.
⑨Christopher Magee,"Endogenous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An Empirical Analysis",Bucknell University,Manuscript,2003.
⑩Baier Scott and Jeffrey H.Bergstrand,"Do Free Trade Agreements Actually Increase Members'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71,2007,pp.72-95.
(11)D.Cox and R.Harris,"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anada:Results from CGE Model of North American Trade",The World Economy,No.1,1992,pp.31-45.
(12)Urata Shujiro and Kiyota Kozo,"The Impacts of an East Asia FTA on Foreign Trade in East Asia",NBER Working Papers No.10173,2003.
(13)参见Siriwardana Mahinda,"The Australia-United States Free Trade Agreement:An Economic Evaluation",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Vol.18,2007,pp.117-133；黄凌云、刘清华：《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中国经济效应研究》，载《国际贸易问题》2008年第12期，第60～68页；Kitwiwattanachai Anyarath,et al.," Quantitative Impacts of Alternative East Asia Free Trade Areas:A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 Assessment",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Vol.32,2010,pp.286-301.
(14)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2011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0 Annual Report",pp.3-4.http://www.ustr.gov/2011_trade_policy_agenda.
(15)由于GTAP数据库未将文莱单独列出，所以只选择TPP的其余7国作为研究对象。
(16)由于GTAP数据库未将澳门单独列出，所以未将港澳台归为一组。
(17)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2011 Trade Policy Agenda and 2010 Annual Report",pp.3-4.
作者介绍：万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