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了殷商民族起源与燕国的关系以后，就可以对殷商民族的创始进行更前一步的追溯，同时对于殷商民族文化上的若干特点以及商末周初燕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有更进一步的阐释和说明了。
商人的第七代先公王亥曾经在有易部落中活动，见于《竹书纪年》、《易经》和《楚辞·天问》等书。商人的女始祖简狄为有娀氏女，这个有娀部落应该就是有易。娀即戎，戎与狄、翟义同，所以有娀也可称为有狄，《楚辞·天问》“昏微遵迹，有狄不宁”，有娀即写作有狄。由此可知简狄的名字中“简”是其名，“狄”是其姓，也就是其所在部落之名。而狄、易二字古代音同可以互通。《左传》僖公二十七年以及《管子·小称》、《韩非子·二柄》、《韩非子·难一》中所载齐桓公大夫易牙，《大戴礼记·保傅》、《法言·问神》、《论衡·谴告》记作狄牙。《说文》中逖字或体作逷，惕字或体作悐，均以狄、易互通。简狄之狄，《史记·殷本纪》及《楚辞·天问》作狄，司马贞索隐及《路史》注作易。索隐说：“旧本作易，易狄音同。又作逷，吐历反。”颜师古也作逷。《稷契考》又作逖，《淮南子·坠形训》又作翟。数事都可证明简狄母家的有娀正是王亥后来活动的有易。
有娀的地望，张守节正义据《史记·殷本纪》“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的记载，认为鸣条在蒲州安邑西，则有娀之虚也应在蒲州，但此有娀之虚与夏初有娀的居处当非一地。《淮南子·坠形训》说：“有娀在不周之北。”不周为山名，《淮南子·天文训》中载有共工怒触不周山的著名故事，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关于不周山的所在，诸书多不载。高诱注曰：“不周山在西北也。”《淮南子·坠形训》又说：“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可知不周山在北方，且与幽都为近。检《山海经》，先后两次记载有不周山之事。《山海经·西山经》长沙之山及泑水“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左囟右比）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大荒西经》：“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泑泽《水经注》谓即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似此则不周山与有娀的地望更远在西北的新疆，尤不可信。疑所谓不周山在西北，应指太行山麓的北端，泑山、泑水、泑泽之泑从幺，负子之子为殷商子姓之子，均与华北平原北部众多商族的同姓方国背景有关。长沙之山可能是长氏方国和沙丘台，而不周山则很可能就是后来的中山。郭璞注不周之山曰：“此山形有缺不周匝处，因名云，西北不周风自此山出。”中山，《山海经》不载。战国时有中山国，即春秋时白狄所建鲜虞国，都城在今河北正定北。春秋时，鲜虞与晋国往来征伐，互有胜负。战国初，赵襄子灭中山，中山武公又复兴。魏文侯再灭中山，中山桓公又复兴，自顾迁都灵寿。直到公元前296年，赵主父（武灵王）才最后灭亡中山。中山抵抗赵人的攻伐，“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表现十分英勇，同时也反映出他们擅长冶铁和制造金属器物。鲜虞的都城在今河北正定北，中山桓公的故城在今河北定县，灵寿在今河北平山三汲乡。在鲜虞、中山周围还有几个较小的白狄国家，在南面的是肥国，都城一说在昔阳（今山西昔阳），一说在肥累城（今河北藁城西南）。在东面的是鼓国，都城在今河北晋县。在北面的是代国，都城在今河北蔚县。中山国中的重要城邑，有中人和井陉。中人在今河北唐县西北，赵伐中山、中山伐燕都曾大战于中人，裴駰集解引徐广曰：“中
山唐县有中人亭。”《括地志》说：“中山故城一名中人亭，在定州唐县东北四十一里，春秋时鲜虞国之中人邑也。”井陉为中山国西太行山上的要塞，又称井陉山、井陉口，唐称土门。《穆天子传》“天子猎于铏山”， 铏山即井陉山，注曰：“燕赵谓山脊为陉。”宋白《续通典》说：“镇州石邑县有井陉山，甚险固。”胡三省《资治通鉴》注说：“井陉之口，赵之西界山险道也。”又说：“自太原使中山，经井陉之道。”中山与井陉的得名，都是由于山形独特。中山的得名，《水经注》、张曜《中山记》、杜佑《通典》都说是因为山在城中，“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中山虽为城邑名，但仍由山而来。井陉的得名，胡三省说：“陉山在县东南十八里，四方高，中央下，如井，故曰井陉。”从字义上说，铏山的铏本义亦为平，是则井陉山的山形是山峰平坦，甚至于向下低凹，与一般山形不同。这就尤其符合不周山所谓“山形有缺不周匝”的特征。由此而论，不周山很可能就是《穆天子传》中的铏山，太行山中段的井陉山。
有易是契的母族，在当时一定是一个显赫的大部落，但是到上甲微以后，有易这个名字就不再被提起，而它消失的原因，当然就是上甲微联合河伯对它的讨伐。《古本竹书纪年》明确记载这件事的经过，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在《周易》的《大壮》六五爻辞和《旅》上九爻辞以及《楚辞·天问》中，也都记述了王亥被有易所杀、上甲微为其复仇的故事。一般认为王亥被有易所杀的原因，是他行淫享乐，但是实际情况恐非这样简单。有易就是有娀，是契的母族，王亥之于有易是外孙辈。他“宾于有易”、“托于有易”，可能就是前去投奔他的外亲、诸舅。他淫于有易，可能又是商代先公自契以后原来就有与有易之女世代通婚的传统。有易为鸟图腾部落，商为玄鸟图腾氏族，二者本来血缘关系就十分密切。《楚辞·天问》记载这件事时，文义古奥，颇不易详考，然而其中“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一句，大概指的就是有易的鸟图腾和商旅的子图腾也就是玄鸟之卵图腾。所说“负子”，亦即《山海经》不周负子之山的“负子”。《周易·旅》上九爻辞说：“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所说之“鸟”也是由于图腾标志的原因而代指有易。古代两氏族既决定联姻，其事必定十分郑重，为氏族中每一成员所必须遵守，但是具体到哪一男性成员与哪一女性成员配偶，则不甚讲究。所以像简狄生契这件事甚至于无法找出他的生父来，简狄与契的父亲应属古代“野合”一类。又如《周易》所记“乘马班如，匪寇，婚媾”、“白马翰如，匪寇，婚媾”那样一种于黄昏时抢婚的风俗，在夏商各氏族部落间应该也是很常见的。王亥之所以被杀，可能不在于他淫于有易之女，而是他违背了两氏族间的某些特殊的规定。
上甲微复仇时，借助了河伯的力量。河伯为氏族名，应是由于这个氏族居住在河水左近并且擅长于行船或者治河而得名。然而河伯之“河”所指并非黄河，而是滹沱河。古黄河入海处已不可考，《礼记·礼器》中说：“晋人有事于河，先事恶池。”恶池即滹沱，祭祀黄河时先要祭祀滹沱河，说明古代的滹沱河与古代的黄河可能是相连接的，滹沱河可能即古黄河故道，古黄河经由滹沱河由河北北部入海。从字音上看，滹沱急读即河。由战国时河伯娶妇的故事看，当时祭祀河伯之处仍在漳水岸边，称为祭陌、紫陌。《水经注》浊漳水过邺县西，“又北径祭陌西，战国之世俗巫为河伯取妇，祭于此陌”。《太平寰宇记》相州邺县条也说：“浊漳水在县东北，有永乐浦。浦西五里，俗谓紫陌河，此即俗巫为河伯娶妇处。”古代黄河经由滹
沱水道入海，漳河起初由商河入海，后也改道滹沱。可知古代河伯氏族所居之河与滹沱河、漳河、商河均有关联。丁山又引证甲骨文的资料说明上甲微与河伯的史事说，《佚》八六八有“辛巳卜，贞，王亥、上甲即于河”，“即于河”即祭王亥、上甲于河，可证上甲微假师河伯之说确自商人传之。而所说河水的位置，决不会远在濮阳。河水及河伯所在的位置是在滹沱河、漳河流域，正与有易、不周、中山相距不远。
古代一个部族从肉体上完全消灭另一个部族是十分困难的，比较常见的是杀死或者流放它的首领。杀死或流放了它的首领，就打散了这个部族，也就等于是灭亡了它。上甲微借助河伯的力量灭亡了有易，杀死了有易之君，有易这个名字从此以后消失了。但是有易部族的成员还有遗存，根据《山海经》的记载，他们应该是转移了，转移之后又重新建国，但是更改了部族名称。这个重新更改的名称应该就是鲜虞，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国。《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戲，戲生摇民。”其中“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一句，甚可玩味。王念孙谓“河”下当增一“伯”字，河即河伯。郭璞注曰：“言有易本与河伯友善。上甲微殷之贤王，假师以义伐罪，故河伯不得不助灭之。既而哀念有易，使得潜化而出，化为摇民国。”所说有易本与河伯友善可能是事实。而有易在河伯的帮助下转移，最可能的就是借助河伯部族的行船技术，经由滹沱河、漳水而逃。如果顺河而下，则距商族的中心燕亳更近。溯流而上，由易水转入滹沱河，就恰好来到了后来鲜虞、中山所在的地区。《山海经·西山经》：“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北望诸*（左囟右比）之山，临彼岳崇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河水不是暗河，则此所谓河水所潜应即河伯帮助有易所潜化，与《大荒东经》的记载相互印证。又，《西山经》记不周之山西北有钟山，“其子曰鼓，其状如人面而龙身，是与钦*（左丕右鸟）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摇字扌改山）崖。钦*（左丕右鸟）化为大鹗，鼓亦化为鵕。”所记似为有关鼓国的一段重要古史。《北山经》北次三经太行之山中有鼓*（左囟右比）之山，肥水出焉，南流注于床水。有石山，鲜于之水出焉，南流注于滹沱。肥水应即肥国所居地，鲜于即鲜虞，鲜虞族因鲜于水而得名。春秋时鲜虞国及其附属的鼓国肥国为白狄族，子姓，由此更可以确定鲜虞与商族均同出于有娀亦即有易。上甲微所杀有易之君名绵臣，春秋晋荀吴所俘肥国之君名绵皋，滹沱河上游流经井陉的支流有绵曼水，均带“绵”字。《山海经》鼓化为鵕，春秋晋荀吴所俘鼓国之君名*（哉字口改鸟）鞮，均从鸟旁，似非巧合。再反观《楚辞·天问》所说“平胁曼肤，何以肥之”，“击床先出，其何所从”，与《山海经》所记肥水、床水似乎所在均有暗合。 再说到有易部族的文化渊源。有易部族在文化上最明显的两个特点，一是以鸟为图腾标志，一是擅长观测日月星象以定历法。由此而言，有易部族的文化应是渊源于风姓的太暤帝宓羲氏的。有易渊源于太暤族，商民族当然也就是渊源于太暤族。由此而解释商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上的许多特点，往往可以得到更深一步的理解。
吴其昌《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指出，《山海经》困民国之“困”为“因”字之误，因民、摇民与嬴民为一音之转，因民国与摇民国即《海内经》“有嬴民，鸟足”中的嬴民，以鸟为图腾，与秦同祖。据《史记·秦本纪》：“秦之先柏翳（即伯益），舜赐姓嬴氏，生子二人，一
曰大廉。大廉玄孙曰孟戲，鸟身人言。”所说孟戲与《山海经》
“戲生摇民”之戲同名，当是同一人。嬴氏之祖伯益，有说其为颛顼之后，姬姓，其说与《山海经》帝舜生戲、《史记·殷本纪》简狄为帝喾次妃等说一样均为假托，不足信。伯益又称大费。其父为皋陶，皋陶又称大业。《史记·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大费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对此，司马贞索隐明确指出：“女修，颛顼之裔女，吞鳦子而生大业，其父不著。而秦、赵以母族而祖颛顼，非生人之义也。案《左传》郯国，少昊之后，而嬴姓盖其族也，则秦、赵宜祖少昊氏。”由此可知有易潜出改称的因民国、摇民国就是以鸟为图腾标志的嬴氏，其文化渊源出自少暤。另由女修之族与简狄之族都有吞食玄鸟卵的习俗，也足证有易与嬴氏同为少暤之后。
秦、赵的祖先伯益还与商族的胞族箕氏有关。《孟子·万章上》：“禹崩，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吕氏春秋·本味》说：“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甘栌焉。”在箕山一带居住的以青鸟为图腾的氏族的存在，当与伯益曾经避居有关。
《山海经·大荒西经》：“在不周负子之山、禹攻共工国山，有国名曰淑士，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女娲为太暤宓羲氏朝代中的一代君主，风姓。宓羲又称包羲、庖羲，而女娲也又称*（左女右包）娲。有人认为女娲为妇人名，又以为为宓羲之妹，不确。大概暤族的文化中，女性在一些方面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
《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又《大荒西经》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日月山，日月所入。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黎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所谓生十日、生十二月的说法，与吞玄鸟卵生子一样，都是一种象征的说法。生十日和生十二月是表明由这一部族所执掌测定的历法，提出了由甲至癸十天干和由子至亥十二地支，以此来测定日月运行的周期。在观测和核定历法的过程中，大概有女性参加了重要工作，而浴日与浴月则是观测中或者观测前祭祀活动的一个步骤。据《尚书·尧典》，羲和这一族在东南西北四境都有分布，在北方幽都居住的是和叔。竹书《穆天子传》载周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自来学者都以为昆仑丘在西域，唯独谯周《古史考》认为在代北，说：“余常闻之，代俗以东西阴阳所出入宗其神，谓之王父母。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见乎？”据此可知北方到很晚以后，还确实流行有幽都和叔一支所传下的遗风。 羲和、和叔都是太暤宓羲部族的后裔。宓羲之宓，又写作虙、伏、包、庖、炮、句、*（左包右阝）、泡。羲又写作*（左亻右羲）、犧、戲、*（戲字戈改亏）。宓羲之名从字义上解释，宓有北方之义。《尚书·尧典》和叔居幽都“平在朔易”。《尚书·大传》及《史记·五帝本纪》作“便在伏物”，司马贞索隐说：“使和叔察北方藏伏之物，谓人畜积聚等冬皆藏伏。《尸子》亦曰：„北方者，伏方也。‟”伏又有服义，《尚书序》疏及《易·系辞》孔疏都说：“言圣德伏物，教人取犧牲，以供庖厨。”据此可知宓羲之得名与北方及服牛马、服鸟兽有关。
简狄之简从竹从间。《路史》又作柬狄。古文间作閒，俗字作間。《说文》：“閒，隙也。从門从月，会意。”徐锴曰：“门夜闭，闭而见月光，是有閒隙也。”古文柬通閒，柬又作闌，简化作阑，从门从柬，但金文中又有繁写，作*（上柬下間）、④⊙、④①，柬字在閒上，柬旁以至于再加一月形，如河南安阳后冈10号杀殉坑出土商代后期戌嗣子鼎铭文中的两个阑字都是如此。由字形看，阑字也与月象有关，门已闭而见月光为閒，夜又深月升在门上为阑，閒与阑分别为表示月象变化到不同程度的两个字。简狄之名依此命名，说明她所从属的氏族和生十二月的常羲族一样，是以擅长于占月著称，世世代代主察日月星辰之度数行次的。
宓羲擅长伏物取牺牲，商民族也以这方面的擅长著称。《世本·作篇》说：“相土作乘马。”相土是商人的第三代先公，作乘马的意思是说他首先发明了乘马。《周礼·春官·校人》中有秋祭马社的礼仪，在秋季马肥盛可乘用时祭祀始作乘马者，这个被祭祀的人就是相土。至王亥时，《古本竹书纪年》说他宾于有易、河伯“仆牛”，《楚辞·天问》说他前往有扈“牧夫牛羊”，王国维、丁山均解释为游牧。《世本·作篇》说：“胲作服牛”，胲即王亥，他应该是最早发明服牛的人。迟至西周初年，周公旦在《尚书·酒诰》中还说到商遗民是“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史记·殷本纪》司马迁又引孔子曰：“殷路车为善。”就此而言《周易·系辞下》所说“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一事，应归功于商民族为是。
古代擅长驯服鸟类的民族也一定擅长驯服兽类，鸟兽不分。从犬之狄与从鸟之翟二字通用。《山海经·大荒东经》说蒍国、中容国、白民国都是“使四鸟：虎、豹、熊、羆”，郝懿行笺疏说：“经言皆兽，而云使四鸟者，鸟兽通名耳。使者，谓能驯扰役使之也。”再以嬴秦的祖先印证来看，大业是女修吞玄鸟卵而生的，是鸟图腾氏族，至其子大费则擅长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大费之子大廉号鸟俗氏，其玄孙孟戲、中衍为“鸟身人言”，仍带有明显的鸟图腾标志，但是他们都担任了帝太戊的御者，再到后世玄孙造父时，仍“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周穆王），得骥、温骊、骅駵、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再到后世玄孙非子时，“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周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所以，商民族既以鸟图腾为标志，也就一定是擅长于驯服牛马，在这方面与太暤宓羲部族的特点完全一致。《山海经·大荒东经》说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又说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为国于兽仍是为国于鸟，有易食兽与王亥食鸟是一致的。
不过，服鸟与服牛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服牛马可以引重致远，服鸟却不能。商民族服鸟以及以鸟为图腾标志究竟有何种作用？就所见史料分析来看，服鸟不像服牛马那样是使牛马驯化，服鸟是指人们善于和鸟类相处，了解较多的鸟类知识和擅长捕捉鸟类。鸟类中特别是候鸟可以帮助人们标示历法，由此而又提高为不同氏族的图腾标志，如少暤族中以二十四个氏族世掌二十四种官职，掌测定春秋分的氏族和官职就以玄鸟为标志，掌农事的氏族和官职就以九扈为标志，其中又以春扈促民耕种，夏扈促民耘苗，秋扈促民收敛，冬扈促民盖藏等等，《说文》：“雇（扈），农桑候鸟。”绝大部分鸟类也可以捕捉来食用，其中也包括玄鸟即家燕。郝懿行辑《燕子春秋》说：“髀雋。燕之美在髀。雋，肥肉也。秋虫丰美，食之而肥。”
又说在应龙出没时，“燕肉能致之”。《吕氏春秋·本味篇》记伊尹对商汤问说肉之美者有“雋燕之翠”。翠，《礼记·内则》注曰：“尾肉也。”字又作*（左月右翠），《玉篇》曰：“鸟尾上肉也。”据尤仁德《商代玉鸟与商代社会》（1986）引卜辞材料，商代可能有猎燕和用燕祭祀的情况。用燕祭祀称作“燕用”，应该是在祭祀中将燕宰杀，然后用为牺牲。对此需要作出解释的问题是：家燕既是商民族的图腾标志，就应该是加以崇拜和保护的，何以又可以捕猎和宰杀？在褚少孙补《史记·龟策列传》中，曾经讲到江上平民杀龟而得祸、宋元王杀龟而得福的故事。据其所述，宋元王得神龟，既为神龟，杀之吉还是杀之凶，在当时已有很大争论。神龟能见梦于宋元王，而不能自出渔者之笼；能令人战胜攻取，而不能自解于刀锋，免剥刺之患。这已成为一个哲学问题，在《庄子》中有所讨论。《龟策列传》所作的结论是：“人民与君王者异道。人民得名龟，其状类不宜杀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圣主皆杀而用之。”就此而言，家燕在商代也应该是可以由君王捕猎宰杀而不可以由平民捕猎宰杀的。平常情况对家燕是要加以崇拜和保护的，但祭祀是君王的重要活动，自然是可以用燕的。在金文中常见到有一氏族的徽号，于鸟形下作一网罗形，其字有释作毕，有释作罗，说明商代有些氏族是世代以捕捉鸟类著称的。除图腾标志家燕以外，大量捕捉到的鸟类主要用来作了食物。在作为食物方面，除了直接食用鸟肉，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食用鸟卵。食用鸟卵应该是服鸟的更为主要的一种表现，对于鸟图腾信仰而言也显得更为温和和谐调一些。古代有些部族是从来不食用鸟卵的，而有些部族则一向有食用鸟卵的习俗，甚至于可能以鸟卵为一种重要的营养来源。《太平御览》引《括地志》及《博物志》记述嬴秦的祖先孟戲时，都说：“夏后之末世，民始食卵。孟亏（孟戲）去之，凤凰随与止于此。”说明在夏代以前，有些部族还不知食用鸟卵。《山海经·海外西经》又说：“此诸夭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凰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百兽相与群居。其人两手操卵食之，两鸟居前导之。”《大荒西经》说：“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凰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吕氏春秋·本味篇》也说：“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凤之丸，沃民所食。”可知当时确有一些部族具有特别偏好食用鸟卵的习俗。就此而论，简狄与女修吞食玄鸟之卵的事情就不是偶然的，不是偶得之，误吞之，而是素来有此传统。鸟类还有一个实际作用，就是用其羽毛。直到《荀子·王制》时，鸟羽都还是一种有价值的重要地方特产，“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曾经以十分惊喜的语气，记述周穆王北游中获得大量鸟羽的史事，说：“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北至广原之野，飞鸟所解其羽，乃于此猎鸟兽，绝群，载羽百车。”《山海经·大荒北经》也记载说北方有一“大泽，方千里，群鸟所解”。周穆王北征，回来时“载羽百车”，要这么多羽毛作何用？主要是作装饰用。《山海经》等书中所说的“鸟首”、“鸟身”，意即用鸟羽来装饰人首、人身。而最为重要的装饰作用则在于装饰旗帜。甲骨文方国的方、旌旗等字的方旁、妇（婦）某之帚，都像旌旗形。方字旗向下扬，帚字旗向上扬，都作斜飘之状。斜飘之物在上古时，最便利的就是用鸟羽来制作。标明某方国或某妇族的旗帜最不可少，制作旗帜的鸟羽也就不可或缺了。
在文化上，太暤宓羲部族是许多事物最早的发明者。《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孔安国《尚书·序》也说：“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这就是说，太暤宓羲部族是八卦的创始者。八卦和占卜的关系密
切，和文字的关系也密切，所以太暤宓羲部族也是占卜和文字的创始者。从考古资料上看，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叁篇·试论夏文化》总结说：在夏文化遗址中，比较普遍地发现了卜骨。但在伊洛和郑州等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除了极个别地点外大都还没有发现卜骨。显然，夏文化中的卜骨是外来的。在龙山文化中，以山东龙山文化的城子崖遗址所发现的最多，不过在河北、陕西的龙山文化以及甘肃齐家文化中也都有发现。这样，夏文化作为占卜的创始者的可能就被排除了。因此李济和胡厚宣就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山东的龙山文化。李济在《城子崖发掘报告》（1934）中提到了卜骨与中国早期文字演进的密切关系，说：“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文化的一个最紧要的成分显然是在东方——春秋战国期的齐鲁国境——发展的。”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1944）认为山东龙山文化首先发明了占卜，而后商人又加以改进，说：“当殷以前之„黑陶时期‟，虽已普知占卜，然皆用牛骨，绝不用龟。及殷人袭东方之黑陶文化，仍行占卜，并大加革新，因与南方已有繁盛之交通，乃广取龟甲而用之。”在这些研究的引导下，许多人都认为商文化是在东方的环渤海地区渊源产生的。不过，张光直《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1980）对此提出了疑问，认为卜骨虽以山东龙山文化中发现最多，但在整个华北龙山期文化中确为常见的习俗；使用龟甲进行占卜并非由商人改进首创，在山东、苏北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早已经开始。张光直说：在大汶口文化的花厅村期文化中，主要包括江苏新沂花厅村遗址（1952年发现）和山东泰安大汶口村遗址（1959年发现），发现有多处墓葬龟甲。这些龟甲都是背腹甲共出，上面多穿有圆孔，有的还涂有朱彩，甲壳可能是用皮带或织物系成甲囊作为容器使用，其中多发现盛有小石子、骨针和骨锥，龟甲放置的位置多在人架的腰侧，起初应是挂在腰间的。张光直指出，殷人用龟甲占卜，可能是大汶口花厅期龟甲文化的扩大，另外大汶口文化中有显著特点的白陶与殷墟的白陶也不无关系。“殷商文化有不少非常重要的特征，在河南龙山文化里不见或罕见的，很清楚的可以在花厅文化里找到祖型或原型：1. 厚葬。2. 木椁及二层台。3. 龟甲。4. 若干陶器形制与白陶。5. 骨匕、骨雕、松绿石嵌镶及装饰艺术中的纹样”。所以，早商文化“可能是接着花厅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一线下来的”。
如上所述，商民族源于有娀（有易）部族，有娀（有易）部族源于太暤帝宓羲部族。如果推测古文献中所记载的风姓的太暤帝宓羲氏、姜姓的炎帝神农氏、姬姓的黄帝轩辕氏三大部族，是与考古发现中以白陶为显著特征的大汶口文化、以彩陶为显著特征的仰韶文化、以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相对应的，那么商民族所渊源的太暤宓羲部族就正是张光直所注意到的山东、苏北大汶口文化。不过，李济、胡厚宣、徐中舒等人都认为以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为代表的中晚商文化，它的早期应追溯到东方的山东境内。张光直也认为殷商文化的祖型应追溯到山东、苏北的大汶口，早商文化应是以河南东部和山东西部为中心展开，再后则发展到郑州和安阳的中晚期。张光直并且预言说：“真正的„早商‟文化恐怕还埋在豫东与鲁西地区的地下，尚待将来的发现。”而本书认为商民族在渊源于东方太暤宓羲部族、大汶口文化的过程中间，还间隔着迁徙到北方的有娀、有易部族的一段，并且先商期从契到汤（相当于整个夏代）的约五百年也是在北方展开的，甚至于以后的早商期和晚商期各约二百五十年其中心地区也在今黄河以北。
太暤宓羲部族发明占卜和文字，在有娀（有易）和商代历史中，犹能找出种种痕迹。甲骨文是目前所见最早有系统和成熟的文字。在大汶口文化中，也发现有一些陶文符号，唐兰认为
大汶口文化就是少昊文化，认为这些陶文符号就是中国进入文字的文明时代的开始。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1978）也认为“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跟古汉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大汶口文字符号与古汉字的一脉相承关系，也就是与商代甲骨文的一脉相承关系。
大汶口文化的显著特征是白陶，殷墟遗址中也发现有白陶，白颜色正是商民族所崇尚的一种颜色。《史记·殷本纪》据《礼记》引孔子说：“殷人尚白。”商民族崇尚白色的传统可能就源于大汶口文化亦即太暤宓羲氏的文化。
宓羲创制八卦时，有所谓“观鸟兽之文”。这是因为太暤宓羲氏是风姓，风即凤，是鸟图腾信仰的标志。这个民族本有擅长于服鸟以及驯服兽类的特点，特别是鸟类的活动从飞翔轨迹到爪痕既多变又繁细，因此为八卦与文字的创造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有娀（有易）和商民族也是鸟图腾信仰的民族，因此占卜和文字能在这个民族中得到继承和创新。
《周易》一书与商人有很大关系。传说周文王在商末时“演周易”，那时的周文化本就受着商文化的极大影响。容肇祖《占卜的源流》统计《周易》的卦辞、爻辞中有人名的故事一共有六个，即：殷先王亥、殷高宗、帝乙、箕子、享岐山、周康侯，其中五个故事属商代史事。《周易》可能是精选的商代（包括先商期）有征验和重要的卜辞的汇编，就此而言其中由于未记载人名而一时难于考实的古史还应该有不少。
《周易》中贯穿有很多重要的概念和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易”，其次就是“简”。《周易·系辞上》说：“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系辞下》说：“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系辞上》又说：“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简之善配至德”，德即得，易简才有德，亦即有得。“易”“简”并称，犹如乾坤并称、阴阳并称。十分巧合的是作为商人先祖的有娀氏，它的氏族名恰为有娀，亦即有狄、有扈、有易，它氏族中的女子则恰为简狄、娀简。特别是有易这个名字，尤其耐人寻味。“易”字的本义为交易、变易，除用作“赐”以外，它的引申义不多。《周易》之“易”，学者一般公认用的是变易的本义，据此估计有易之易用的可能也是本义。也就是说，有易部族可能是由于其擅长掌握变易之术即八卦和占卜之术而得名。
商始祖契的“契”字有契刻、书契之义，这似乎意味着他是契刻与书契的最早发明者。契又写作卨，其字从卜，似乎意味着他擅长占卜。王亥在有易的活动，《山海经》说他“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仆牛”二字《楚辞·天问》作“朴牛”，《世本》、《吕氏春秋》又有王亥“作服牛”。作服牛可能指王亥发明了驯服野牛，而仆牛或朴牛则可能专指王亥与有易之间纠纷中的一件事，仆牛或朴牛均当做“卜牛”，意即占卜所用之牛。商人占卜使用最多的是龟甲和牛胛骨，当时已有专为占卜而畜养的牛羊并且还引起了王亥与有易之间的争夺纠纷这种情况是可能的。1979年在河北省磁县下七垣先商遗址中，已发现有牛、羊肩胛骨的卜骨，上有钻灼的痕迹，同时在《周易》爻辞中也有“丧牛于易”和“丧羊于易”两种记载。 在此方面最为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在甲骨文和金文的“④”字中，在像燕又像人形的双翼（双
臂）下，或在左，或在右，有一个“④②”形，斜出的短线连在双翼（双臂）下面。这一“④②”形，罗振玉《殷墟书契》认为是杖形，字像人扶杖仰首旁顾，释为“疑”；王献唐《黄县*（上己下其）器》认为是一根棍，字从大从口，本义为张口而叹，即“唉”本字；韩嘉谷《燕史源流的考古学考察》认为是手中所操之刀，字释为“屠”，为戎狄部族之一。其实这一“④②”形应即占卜之“卜”，原物可能为牛羊的肩胛骨，也可能是占算及排演八卦所用的一种算筹。从考古上看，大汶口花厅期文化墓葬中所发现的龟甲，都是位于人架腰侧，与“④”字中“④②”形所在位置正同。从文献上看，庚甲时代卜辞中有贞人“④②”，说明商代燕国确有人在王朝执掌占卜。《山海经·海外东经》中载有竖亥步天的故事，说：“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丁山《商周史料考证》认为这个步天的竖亥就是王亥。算又作筭，《说文》：“筭长六寸，计历数者。”计量程路、阴阳历法和推演八卦都需要使用算。《吕氏春秋·勿躬》所说“尚仪作占月”中的“占月”，也可说成是“算月”，算应是古代世掌天地之官又发明了八卦与文字的太暤宓羲氏这一部族最常用到的一种器物。而《山海经》所说“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的形象，正与“④”字所表现的一手持算、一面侧头而望的形象符合。《山海经》中时常作出一些静态的动作描述，如说“手操两鸟方食其头”，“有女子方浴月”，“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以及“有女子跪据树呕丝”，“有女子方进杯食”等等，所述情景都像是某一氏族最显著的特征，也就是它的氏族徽号。又，《史记·龟策列传》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这一段话是司马迁做的总论，不是褚少孙后来补写的，意在说明占卜在古代社会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古代占卜的重要性，由殷墟出土的大量卜辞已可证明。《左传》有“遇黄帝战于坂泉之兆”等，可知古代一些著名的卜例是有专人专书收集记载的，司马迁所说夏商周三代由占卜而兴的话是可信的。其中“飞燕之卜顺故殷兴”一句非常重要，所指可能是在商契时代与燕有关的一次重要的占卜。大概由于商民族的兴起是始于这样的一次占卜，所以在以后凡是“④”字出现时手中就加有像占卜的“④②”形了。
由此进而印证商民族文化和风俗上的特点。商民族的文化与鸟、与日、与火、与车马、与龟、与白颜色都有特别的关联。
甲骨文记载的星名中，有鸟星（《乙》六六六四）、商星（《前》七二六·四、七三六·三）、火星（《后下》九·一、三七·四）。商星的商写作“*（左鸟右商）”。鸟星与*（左鸟右商）”星应看成是以商民族名字命名的重要的星。
在殷墟出土的许多雕成动物图案的玉器中，属于鸟类的有玉燕雏、玉鸮、玉凤、玉鸽、玉鹰、玉鹤、玉鸬鹚、玉雁、玉鹦鹉以及玉怪鸟、虎头怪鸟、玉鸟龙等等。有学者认为这些玉器不仅仅是一般装饰品，而且也是祭祀用品。
《左传》襄公九年说“商主大火”。商主大火不仅是说商人以火星纪时，用作纪时标准的星之所以为火星，与商民族为太暤宓羲氏后裔擅长用火有关。郝懿行辑《燕子春秋》说：“十一
月，慎火。昔人爇火烛巢，巢焚，火其屋，因厦成而戒之。”所说昔人焚巢的故事似有所指，以古史考之，应该就是王亥被杀于有易的那一件事。《周易·旅》上九爻辞叙述王亥被杀之事说：“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解释这段话说：“鸟焚其巢，喻旅客之居宅被焚。号咷，大哭。易，国名，此记殷之祖先王亥之故事。此爻辞言„鸟焚其巢‟，谓绵臣杀王亥之时焚其居宅。„旅人先笑后号咷‟，谓王亥先逞淫乐，后临被杀而大哭。„丧牛于易‟，谓王亥失其牛于易国。„凶‟，谓王亥遭遇凶祸。”据上所论，这段解释应该有所修正和补充。首先，王亥在有易并非一般的旅居，而是来到其外家。其次，王亥在有易并非行淫，而是依二族世代通婚之例求偶，惟规矩有所不合，以至不见容。再次，王亥所丧之牛，为朴牛，即占卜所用之牛。最重要的，依“鸟焚其巢”语，鸟为商民族的图腾标志，也就是商民族的隐语和代名词。鸟焚其巢是王亥在危困中自己焚毁居室并且自焚而死。《燕子春秋》所说有人爇火烛巢并延及其屋，故事中正表现了商民族与有易氏亲族相残玉石俱焚的情形，因而足以见“慎火”之意。至商末，商纣王败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其事与王亥自焚事极其类似，疑商民族擅长用火，本有火崇拜及自焚的传统。又，周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商纣王死后，周武王斩其头，悬之大白之旗，斩商纣王二嬖妾之头，悬之小白之旗，均由商民族崇尚白色之故。
古文语法中虚词“唯”字用在一句话的开头，为发语词，无实际意义。“唯”又作“惟”，甲骨文及金文中作“隹”，从口从心的偏旁是后来加上去的。隹即鸟，鸟为长尾，隹为短尾。商民族以鸟为图腾标志，据此推测“唯”在甲骨文时期的语法作用并不是无意义的虚词，而是使用此种语言的民族的图腾标志在文字中的显示。特别是在卜辞及金文中“唯”字常常用在一句话的开头，紧接着又说到商王如何，“唯”与“王”二字连用时，赫然给人的印象就是“鸟王”。对此，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阿马萨里《中国古代文明——从商朝甲骨刻辞看中国史前史》第五章《中国的思维结构》中也说：“现在可以分析中国的思维结构中的第一种结构了，这些结构在甲骨文中都有反映，这第一种结构就是同隹字（④③）相联系的结构，④③即鸟字，它是一系词，即等于„是‟、„存在‟，应当认为，它是同神的创造及其存在相联系的。……中国的系词„隹‟同一系列的概念结合体有关，这些概念包括上帝、生物和系词。同《圣经》相比可以看出，全能的神后来的新名字YHWH 的词根是hwh ，即生物，同未完成时第三人称单数时的存在相同。因此，在中国，由神权的象征，即鸟，过渡到上述系词，即生存的象征（„隹‟），是属于一种宗教传统的逻辑范围之内的，这种宗教甚至同《圣经》是平行的。……胡厚宣认为，在此之前的武乙时代，同王亥之名相结合的不是„隹‟，而是„鸟‟。这位著名中国学者的这一结论，即在康丁时代，鸟已为王冠取代，证实了如下设想：鸟是上帝的主宰的象征，而上帝即是王。”王亥的亥字甲骨文中有时写作“④④”，有时写作“④⑤”。写作“④⑤”时与《山海经》中“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的描述完全对应。这二者都是氏族徽号和图腾崇拜的一种显示：“两手操鸟，方食其头”是在故事传说中的显示形式，“④④”字是在文字中的显示形式。王亥之名《竹书纪年》称其为“殷王子亥”，“子”不能解释为父子之子，王亥当时的身份并非“王子”。“子”是子姓之子，意为鸟卵，也就是鸟。“殷王子亥”就是殷王鸟亥。“④④”字可作合文看，简写作“亥”，也可以分开来，写作“隹亥”，也就是“鸟亥”。同样的道理，作发语词的“隹”与“王”字连用，可以看做是合文，读单音作“王”，也可以分开来，读双音作“唯王”，也就是鸟王。商以后，隹作鸟的实际含义消失，于是逐渐转成虚词。“赐”和“赏”字的使用和演变也和“唯”字相
同。“赐”古文作
“易”，由有易之易转化而来，原意应为由有易氏所赐，后来成为普遍性的动词。“赏”古文作“商”，即殷商之商，原意应为由商王而赏，后来也成为普遍性的动词。 商民族起源于燕地，商代的音乐也创源于此。《吕氏春秋·音初篇》说：“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有娀氏二女即简狄与建疵，作歌一终犹作歌一阕。“饮食必以鼓”，尤其表明有娀（有易）素有喜好音乐和擅长击鼓的传统。文献中所记最早发明鼓的人就是鼓，或称为鼓氏族。《山海经·海内经》：“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通）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这段记载与《西山经》“钟山，其子曰鼓”所载为一事。鼓是伯陵后裔所分化出来的一个氏族，由氏族名则称为鼓，由居地名则称钟山，都是由于其发明了钟鼓而得名。《海内经》称其“始为钟，为乐风”，钟即钟鼓，单称钟是省略的说法。伯陵，《国语·周语》韦昭注及《左传》昭公二十年杜预注均称其为“殷之诸侯”。鼓，甲骨文中有“壴氏”，即此鼓国，其字像鼓形。丁山《殷商氏族方国志》认为壴、鼓本一字，甲骨文中壴氏即春秋晋荀吴所围白狄之鼓国，其地即《水经注》浊漳水所说下曲阳之鼓聚，在衡漳流域、漳水支流的祗水上。蔡运章《夏商顾国试探》甚而认为壴氏即鼓国，亦即顾国、雇国、有扈，并且也承认顾国的一支向北发展，在今河北晋县建立了鼓国。鼓国的族姓，《山海经·海内经》称其为炎帝后裔、姜姓，可能是假托。由春秋鼓国看，鼓国是白狄部族，子姓，应是商之同族、有娀（有易）之后裔。《尚书·舜典》有契“作司徒，敬敷五教”，丁山谓“司徒掌邦教，而音乐为本”，此亦可以与商族有鼓国及有“饮食必以鼓”的传统相印证。《吕氏春秋·音初篇》又说，覆燕卵以玉筐。玉筐当是商族箕国国名及徽号的文学描述和隐语。
商周以后的朝鲜国，据北宋末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在文化上有以下一些特点：一，“素知书明道理”（卷三），“衣冠礼仪，君臣上下，烂灿然有文法以相接”（卷二十一），“其男子出于礼义，妇人由于正信，饮食以豆笾，行路者相逊”（卷四十）。二，“城邑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高堞周屏。入其境，城郭岿然”（卷三）。三，“拘忌阴阳之说”（卷三）。徐兢评论说：朝鲜与其他四夷之国全然不同，“抑箕子旧封，而中华遗风余习尚有存者，实未易鄙夷之也”，是很对的。
朝鲜在文化上受到内地汉文化的巨大影响，并不始于汉唐，可能在商代就已开始了。特别是商民族为太暤宓羲氏后裔，擅长八卦占卜及阴阳五行之术，箕子胥余在周初时曾向周武王详细传授《洪范》，讲解五行、历数和卜筮，这与后来高丽风俗拘忌阴阳之说尤其有关联。再从制度上看，据甲骨文“田”字的几种写法，商代已有井田制存在已可基本确定。徐中舒《井田制度探原》引清韩百谦《箕田说》说朝鲜到清代仍为箕田制，箕田制也就是井田制。“丁未（乾隆五十二年）秋余到平壤，始见箕田遗制，阡陌皆存，整然不乱……其制皆为田字形”。箕田之得名，传即出于箕子，徐文靖《竹书纪年统笺》引郑开阳《朝鲜图说》：“井田在平壤府外城内，箕子区画井田，遗迹宛然。”朝鲜有箕田制，正与《汉书·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和《后汉书·东夷传》“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的记载相符。
朝鲜在文化、制度上与商相近，与前文所做箕子封于朝鲜的论述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关于商代燕国的历史状况最后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
第一，商民族各支族、侯国之间常常相互征战，但这并不能构成认为商代一些重要侯国之间具有血缘关系的障碍。甲骨文中固然有多次武丁派遣子商征伐基方的记载，文献中也有商先公征伐有易即有娀的记载。但是春秋战国时同样也有晋伐虢、秦伐赵的史实。古代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各同姓侯国之间发生征战以至于灭国的情况也是常见的。
第二，商代屡次迁都的原因，就商代各诸侯国在河北地区的密集分布和长期经营来看，可能不完全是重新修筑都城，而后商王携同王族百官自旧都迁往新都。商代屡次迁都的原因已有很多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孔安国、孔颖达、蔡沈的避水患说，柳诒徵、郭沫若、丁山的游牧说，冯汉骥、王玉哲、傅筑夫的游农说，张光直的追寻青铜矿源说，黎虎的王位纷争说等等。现在看来，屡次迁都的原因可能主要与王位继承有关。商代实行兄终弟及制，较之父子继承制王位的代换就要频繁得多，争夺王位的斗争也就更为激烈。从中丁到阳甲九世之间，出现了“九世之乱”，《史记·殷本纪》说：“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比九世乱就是接连九世乱。丁山《商周史料考证》据甲骨文资料印证说：由兄终弟及制又引出了兄弟之子的争位，“这在甲骨文的祭典里，也颇见其痕迹。……弟兄叔侄之间争夺王位如此的激烈，这就是有名的„九世之乱‟。”直到春秋时期宋国的政局也是各国之中最不稳定的，其主要原因仍是宋国在延用商人一贯的兄终弟及制。屡次迁都与王位斗争激烈的现象是同时存在的。一代新王在争得王位以前，由于实行分封制，他当时的身份可能已经是一国诸侯，是一支支族的首领，拥有自己的封国和城邑。那么在他争得王位时，就有可能并不前去旧都即位，而是在自己的封国内自立为王，所以到他的王位得到众人承认时，商朝的都城也就自然而然地迁到了一处新都。都城虽是新定，城邑却可能是旧有的。群臣虽有迁徙，商王却可能并没有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