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张同吾
在人生的历程中，总有一种巧合令人感奋：十六年前的今日，我写成一篇长文《将军本色是诗人》，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朱增泉军旅诗的思想成就和艺术风格。那时他初试锋芒，在短短几年之内，便接连出版了几部诗集，不仅以军人的真挚情怀讴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而且以诗人的良知呼唤人间的真善美。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他的诗歌作品的精神内涵：在血和火光里分娩灵魂的辉煌；以开拓精神投入人类耕耘历史的纵队；从心灵深处向天际和人间发射灿烂的群星。今天想起来，这个被人广泛使用的标题，显得有点浮泛，不管哪个国度，将军们的本色都未必是诗人，我们所见到的是“良将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而能做到“将军下笔开生面”者，毕竟是凤毛麟角。（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说得准确一些：将军朱增泉，本色是诗人，因为他做到了以理想主义和批判意识重新认识人生价值，以哲人智慧和诗人情怀营造精神家园。六年前的今日，我在一篇概述军旅诗的文章中写道：“每个时代都按自己的美学走向标尺汰洗诗人。如果说李瑛是建国后我国军旅诗的奠基者，那么朱增泉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军旅诗人的优秀代表。他出版的诗集《奇想》、《国风》、《黑色的辉煌》、《世纪的玫瑰》、《前夜》和《世纪风暴》，在当代诗坛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他荣获中国作家协会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和中国诗歌学会优秀诗歌奖的诗集《地球是一只泪眼》，其思想视野、哲理意蕴和文化内涵，都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军旅诗，而且在更深层的诗学本质上体现出时代精神、文化源流和人类意识。他把爱国情怀与当代人对人类命运的思考融为一体；他把奉献精神与当代人的参与意识构成崭新的价值尺度；他以深层的历史缅怀与对文化渊薮的追寻构成了诗的英雄气质。”他以其独特性高标于中国当代诗坛。
伴随着二十世纪的终结，朱增泉也为自己的诗歌创作塑造了历史性的纪念碑。从此他写散文，文思驰骋，自由伸张，洋洋洒洒，铺天盖地，特别是那些国际政治题材和国际军事题材的大散文，包容了大量世界战争史和文化人类学的知识，为我们洞开一面新颖而明亮的窗口，浓缩战争历史，窥视世界风云，高屋建瓴，鞭辟入里。时常听人议论，这类作品任何作家难以为之，任何将军难以为之，唯有具备深湛文化修养的将军，又是深谙政治谋略的作家，方能写出描绘国际政治和现代战争的文章。
可喜的是，当他兴致勃勃地创作散文的时候，并没有疏离诗歌。今日我伏案阅读他即将出版的一部诗集《享受和平》的书稿，其内容十分丰富，从历史钩沉到飞向宇宙，从黄河之春到边塞风情，从大海回音到丝路访古，从西藏雪域到域外景观，可谓之“无限风韵”、“溢彩流光”。他的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都有了明显的嬗变，昔日“狂歌走马遍天涯”的激越豪情并没有泯灭，而是包容在深沉与宁静之中，叙述多于直抒胸臆，具象多于抽象，标志着人生境界和人生经验的提升。俯瞰身边的一切都那么普通，阳光、草坪、白鸽、雍容的女人、欢跑的小狗、舞剑的老人，只有打过仗的人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应珍惜和平，同时需要思考：“享受和平――需要支付一个沧桑民族的良知――我们这一代人――打算为二十一世纪的孩子们――筹划多少年和平？”（《享受和平》）与此同时，巴比伦的稀世文物被战争碾成碎片，一位伊拉克妇女弯腰拾起一只破碎的陶罐向天悲呼，将军比别人更真切地谛听到了《底格里斯河在呜咽》，诗人比别人更深切地思考：“面对战争――文明为何永远不堪一击――脆弱如瓷、如瓦、如陶？”当然，人类的睿智总在弥补人类的缺残，朱增泉参与领导了从“神舟”无人试验飞船到载人飞船发射的全过程，航天英雄杨利伟从酒泉飞抵北京，朱将军陪同他走出机舱，同他一起感受历史瞬间就是永恒。人潮如涌，鲜花如海，此时此刻，他会联想“那向上升腾的火焰，多么熟悉，多么亲切――一丛丛，一簇簇，禾苗般摇曳的，那就是火焰――灵魂般跳跃、灵感般上升的，那就是火焰啊――火焰从灶膛里升起，飘出诱人肉香――火焰在篝火堆上噼啪升腾，夜空变得美妙绝伦――火焰照出歌声，照出舞姿，照出阵阵欢笑――火焰将人们的眼睛照亮，将胸膛照红――火焰使人额头放光，将人的精神照得焕发――火焰永远以升腾的形态提示人类：向上，向上……”（《喷射的火焰》）由此可见，在爱国情愫中融入人类意识，就扩展了精神文明的含义。
英雄气质、历史感悟和人类之爱是朱增泉诗歌之魂，随着他的艺术日臻成熟，主题就愈加隐蔽，而诗思则愈加内在深邃。黄河上涌动的冰凌排山倒海，在他心中便幻化成雄壮的军威：“那是一辆辆战车相碰相撞的声响――那是一队队辎重车轮陷进冰窟的声响――那是刀枪剑戟――千军万马杀得昏天黑地――战马嘶鸣狂奔，疾驰如泻――溃逃者人仰马翻――兵败如水――追击者前仆后继――势不可挡――黄河冰凌，兵也！”（《黄河冰凌过如兵》）不仅气势与声威与千军万马鏖战厮杀相似，其内在精神力量也与军人魂骨相融，只有治兵者、历战者方能有此深切感受。我喜爱他那些描绘边塞风情的短章，浑阔而苍凉，孤独而悲壮，“这是纵马驰骋的原野啊――史册早已发黄――天穹仍有隐约回声――蹄声急促而密集――面对荒原我想起厮杀，怀念英雄”；“荒原上空的每一片浓云都黑如山岩――太轻的云彩都已随风飘走――覆盖这片血灌的荒漠――甚至云彩也需要足够的重量啊――何况天空”。（《荒原》）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边缘，“奔跑的黄羊如古战马幽灵般出没――一缕黄尘孤魂般旋起――看草尖仰天长啸”，诗人想像着：
亲征的天子都在返京途中
而战亡将士之魂却至今未有归期
游走荒漠，忘了归途
魂兮归去
归乡何处
相随黄尘已久
安魂莫过于此矣
不归了，不归了
――《边陲》
壮士血和英雄泪，共同酿成大漠孤魂，悲剧的崇高感可以超越时空，具有恒久的撼魂动魄的力量。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朱增泉的诗不仅英雄气质与历史感悟水乳交融，而且以诗人的良知为触角，在不断地拓展人类意识，对战争和灾难以及人类不幸的悲悯，对生存自由的向往，都在他的意象群落中熠熠生辉。《库尔斯克号葬礼》以娓娓叙述的方式，传达出失去亲人的哀恸，与之相联系的是那些域外诗章都以含蓄淡雅的笔致，写出对现代文明的赞美，和对和睦生存的向往。我喜爱《一群灰鹤飞临草原》，气韵超拔，洁身自好；也喜爱《达莱淖尔的天鹅》，它们“在天堂之湖展示天性之美――起飞，降落，随意浮游――红冠点点，往来交错”；“天鹅不是鹅――人看天鹅的最佳时节――应是秋高气爽一队天鹅从天上飞过――这时天鹅最美，人也自在”。这是难能可贵的诗境拓展，不仅有金戈铁马的激越，也有了清水出芙蓉的恬淡。他写西藏高原的那些诗篇更富有人性意味。那些藏族汉子在经历了一番劳作或长途跋涉之后，便在街边相聚，喝酒，闲聊，晒太阳，直到傍晚微醺各自回家喝酥油茶，“在高原过日子从从容容就不觉得缺氧――遇到暴风雪遇到狼都很平常――能把日子过得平平常常，这很正常”。（《街边的宴饮》）将军来自百姓，毕竟已不是百姓，终又有了平常心庶民情，这是怎样了不起的回归啊！从哲学意义上理解，《朝佛的人流》可视为精神和理念的拓展：
寺门外的一排排转经筒被无数只右手挨个儿转动
心愿从指尖向佛传递
铜质的转经筒像一条滚滚溪流发出阵阵低响
灵魂在旋转中一次次上路
苦苦跋涉
精神的天空永无止境
这使我想起印度伟大的哲学家奥修，他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后的智者。他热爱老子也热爱佛陀，热爱禅宗也热爱基督，热爱生命也热爱自然。他曾经说过，“静心将带给你敏感，一个属于这个世界的伟大感觉。这是我们的世界――星星是我们的”，“我们是它的心”。他所说的“静心”，就是指心灵净化。他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叫临济的禅师弥留之际，数千名门徒聚集在一起聆听他最后的布道，而临济只是躺着，快乐地微笑，不发一语，众人再三恳求他留下重要的遗言，他便说“请听”，这时万籁俱寂，人们听到屋顶上有两只松鼠在奔跑，这时他又说“多美”！便含笑而终。这段故事应该让我们感悟，伟大的诗人应该是伟大的圣哲，在他心中，所有的存在都是合理的，世上只有爱是永恒的，任何生命现象都应受到尊重。诗人导引着我们从已知走向未知。朱增泉静静地观看这些无比虔诚的朝圣者，“佛海空阔――今生不可能从彼岸传来回声”，“对信仰之外的问题想得过于明白――不可能叩拜到如此深度”，是景仰其虔诚，还是慨叹其愚钝？抑或兼而有之？其实，对于虔诚的信徒，时时能听到彼岸的回声，那回声即在心中。当代中国的将军，焉能有广泛的信仰？朱将军以哲人思维作此探究，已是难能可贵了。
朱增泉的表现手法有了明显的发展变化，有时庄严凝重，有时舒展平淡，颇似“微云淡河汉，孤雨滴梧桐”，让人感到亲切自然，不过过于口语化，也便失却了诗的精湛。就其整体风格而言，仍似“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那么开阔而恢宏。
2006年7月8日于北京
后记
朱增泉
我从出版上一本诗集《地球是一只泪眼》并获得鲁迅文学奖以来，已有七年多没有出诗集了。对于一位尚在写作年龄的诗人，尤其同我诗歌创作高峰期平均每年出版一本诗集相比，这是一个不短的停顿和间隔。这几年，我的主要兴趣转向了散文随笔写作，但没有完全离开诗，每年还断断续续写一点。
这本诗集的整理出版，首先要感谢喜欢读我诗的读者们。这几年，他们在阅读我的历史散文和军事随笔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我首先是一位诗人，并没有忘记我的诗。有些读者在网上贴帖子说，我的历史散文和军事随笔比诗写得更好。但有些读者的跟帖则坚持说，他们还是更喜欢读我的诗。其次要感谢诗歌界的朋友们，几家主要刊物每年都要向我约一些诗稿。说心里话，写约稿就像学生在课堂上写命题作文似的，往往写不好。但我每次还是很认真地写，按时寄给编辑部。一般地说，自己有感而发写的诗，通常会比费尽心力写的约稿诗好一些。当然也有少数作品的情况刚好相反，这属于例外。第三要感谢评论界、学术界这几年重新开始注意研究我的诗。在当前新诗写作不太景气的情况下，这对我无疑是个不小的鼓励。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的一个观点：少争论，多把功夫放在创作上。任何一位诗人，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诗歌作品本身来证明自己。
我这本新诗集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所长蒋登科先生带的一位研究生，要写关于我的诗歌创作的毕业论文，来信来电话索要有关资料，其中包括最近几年尚未结集的诗歌作品。我和这位研究生至今尚未见面，但觉得对年轻人的热情应该积极支持，何况人家是不要任何报酬地“吹捧”我呢。于是开始翻杂志、翻报纸，尽可能把这几年所发表的诗歌都收集起来，将剪贴本复印一份，寄给了他。事后翻阅自己留下的这本剪贴本，又东涂西抹地改了一遍，忽生一念，何不借机出它一本？但这几年出版社都对出版我的散文随笔更感兴趣，出版诗集的热情大不如前，因为当前诗集出一本赔一本，出版社不能不考虑经济效益。我曾在河北省驻军工作多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我这本诗集。这些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书籍品位高，名声好，交给他们出版，我很乐意。
诗评家、研究者认为，我这几年的诗风有了一些变化。张同吾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他过去曾为我的诗歌写过不少热情洋溢的评论，对我诗歌创作的来龙去脉十分熟悉。他为我这本诗集写的序言，除了一如既往对我的诗歌创作给予热情鼓励之外，对我这几年诗歌风格的某些变化也有中肯的评论。就我自己这几年的创作心态和创作感受而言：第一，长诗我是肯定不再写了。要想真正写好一部长诗很不容易，很累，写不动了。第二，诗随人老，随着我老之将至，我的诗风也由激情澎湃开始转向平实祥和，这是我的诗歌跟随我的年龄一起走向“老龄化”的心理反映。第三，虽是这么说，但我对诗歌依然痴情未改，仍在研究和探索之中。当今诗歌之河泛滥，水面上漂浮物较多，泡沫较多，我想到中国诗歌之河的上游和源头去寻找一点清水、活水。于是，我今年静下心来读了一遍《诗经》，又选读了几位唐宋大家的诗词。唐诗我喜欢李白和白居易，李白豪放，白居易通俗。宋词喜欢辛弃疾和李清照，辛弃疾雄武豪放中含悲愤，李清照清丽婉约中多忧伤，但两人有一个共同点，个人情怀的点点滴滴，全都浸泡在南宋羸弱王朝令人忧国忧民的大悲伤中。我回过头去读古诗，但并不主张“复古”。我从一开始写诗就发表过一个观点，一个时代必然会有一个时代的诗风，如果诗歌世世代代总是同一副老面孔，没人看。新诗要继承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是肯定无疑的，但新诗走到今天“山重水覆疑无路”的境地，要想从“复古”中找到根本出路那是不可能的，尽管时下古体诗词的写作队伍正在日益庞大起来，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因为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退休的老知识分子、老干部队伍日益庞大，他们大多从小受过一些古典诗词的熏陶，退休后诗词书画成为他们的精神家园，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新诗的发展方向。毛泽东的古体诗词写得超拔豪迈，当今中国无人能比，但他也不主张年轻人写古体诗词，毕竟时代不同了。我自己也不写古体诗词。喜欢读，不会写。我喜欢读的是古人写的古典诗词，却不喜欢读今人写的古体诗词，新酒毕竟不是陈酿，总觉得不是那种“味道”。我只想从古典诗词中吸取一些写新诗的养料。所以，我在阅读古典诗词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自我探索和尝试。比如追求平白如话、质朴无华；又如把情节引入诗、把对话引入诗。这些，我是从唐诗中得到了一些启发，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就是很好的例子，杜甫也有一些叙事性很强的诗。我有时也从宋词中借鉴一点句子结构方法。但由于我这几年把主要兴趣和精力转向了散文随笔写作，对于诗歌的这些探索和尝试，未能深入下去。另外，由于我把平白如话、质朴无华当作自己的诗歌审美追求，正如张同吾所指出的那样，有些诗写得过于口语化了。这种探索的得失成败，我需要回过头来重新思索一下。
最近，有一位记者在采访中问我：“你自己最满意的诗歌和散文作品是哪些？”我说：“我自己最满意的诗歌和散文作品还没有写出来，到目前为止，我只有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我自己比较满意的诗歌，是在老山前线写的“猫耳洞奇想系列”，诗情激越澎湃，意象新鲜奇特，没有任何模式，不带任何框框。我自己认为，我那个时期的诗是本真的诗情燃烧，写出了一些独创性的诗。后来写的几首长诗，理性思考多了一点。但我可以无愧地说，我在这些诗中对祖国、对民族、对人类前途命运和对人生意义的深入思考，是严肃的、认真的，甚至是痛苦的。我的短诗中也有一些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去年，应屠岸先生约稿，由他担任主编、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人文丛书中，有我一本《朱增泉世纪诗选》，书名起得有点吓人，是出版社起的，其实它只是一本只有六十几个页码的小册子，选了40首短诗，旧世纪选了20首，新世纪选了20首。由于出版社对丛书有统一的页码限制，最后印出来的是39首。这些算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短诗。
前天接到西南大学吕进先生电话，他带的一位博士研究生又在撰写关于我的诗歌创作的毕业论文，我等待着研究者的批评。
对于我这本“集纳”式的诗集，读者不要寄予太高的期望，切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责任编辑/兰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