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漓江出版社的编辑找到董燕生，邀请他重新翻译《堂吉诃德》。当时，杨绛版的《堂吉诃德》面世已经14年。在《听杨绛谈往事》中，杨绛曾经回忆翻译这部72万字的译著前后经历整整二十年时间。为了以读懂原著，杨绛从1958年开始自学西班牙语，1961年着手翻译，“文革”初期，已被完成的译稿被红卫兵没收，十来年后干校结束又从头翻起。而《堂吉诃德》第一版在“文革”结束后不久首印的十万套很快售完，第二次印刷又是十万套。1978年西班牙国王、王后访华先遣队到达中国见到的一个景观就是：北京书店门前读者排着长队购买《堂吉诃德》新出版中译本的盛况。之后西班牙国王访华，邓小平把《堂吉诃德》作为礼物送给了国王。
二、 教学重点：
原文和译文的关系，解构与结构的概念，德里达的“延异”和“播撒”等
学说，本雅明的“纯语言”理论，异化翻译。
三、 教学难点：
解构的概念，德里达的“延异”学说，本雅明的“纯语言”。
四、 教学方法：
采用多媒体教学方法，图文结合，对学生进行一些提问。
五、 课堂教学过程设计：
（一） 提问环节：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原文依赖于译文，没有译文，原文
就无法存在。
（二） 解构主义的背景：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法国“五月风暴”，解构
破坏结构。
（三） 解构主义的起源：雅克·德里达攻击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攻击
结构主义的理论，提出解构主义。
（四） 与结构主义的比较：解构的基础是结构。
（五） 解构学派突出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瓦尔特·本雅明，劳伦
斯·韦努蒂。
１. 雅克·德里达：（１）生平：解构主义的鼻祖 （２）主要著
述：《论文字学》，《写作与差异》，《言语与现象》 （３）翻译学说：“延异”概念－产生各种差异的播撒行为，“印迹”概念－意义表示的不是固定不变的存在物，“播撒”概念－揭示了文本旅行方向的杂乱无序，“可重复性”概念－打开了不可译的上下文 （４）翻译观点简述。
２. 瓦尔特·本雅明：（１）生平：哲学家，思想家。 （２）著
作：《译者的任务》－文学翻译研究经典 （３）翻译理论：“纯语言”－最高级别的语言。实例。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切线关系－轻轻触及原作，互补关系－译作与原作相互吻合，形成纯语言，延续关系－译者的任务是延续原作的生命。译者主体性的确立－译者不仅高于哲学家、诗人、文评家，还肩负有拯救世界的任务。
３. 劳伦斯·韦努蒂：（１）生平：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积极倡导
者 （２）主要著作：《对翻译的重新思考：语篇、主体性与意识形态》，《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不光彩的翻译》 （３）翻译策略：异化翻译－对“通顺的翻译”的质疑。“抵抗策略”－避免译文通顺，而且对目的语文化提出挑战。 （４）异化翻译体现的思想：自主的意识形态，追求文化的多样性。
（六） 结论：优点－解构主义是一个反传统，反理性，反权威的怀疑主义
思潮。打破了结构主义翻译学的封闭性。形成了多元的翻译理论。缺点－解构主义过分夸大
了翻译的再创造性。忽视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性。。应将解构与重构结合考虑。
六、 小结：
通过这堂课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到解构主义学派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对它的
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有利于指导翻译实践。
来源：“解构”一词，来源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名著《存在与世间》，具有“分解”“挖掘”“揭示”之意。
概念：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这个字眼是从（construction）中演化出来的。是后现代的核心思想，可理解为“破坏”，意思是要拆除一切既定的结构。一个“解”字意为“解开，分解，拆卸”，“构”则为“结构，构成”。两个字合在一起引申为“解开之后再构成”。解构主义不仅是破坏，还是同时在建构着。
特点：解构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用分解的观念，强调打碎，叠加，重组，重视个体，部件本身，反对总体统一而创造出支离破碎和不确定感。
诞生：反中心，反权威，反二元对抗，反非黑即白
受逻各斯中心主义影响的结构主义翻译观：
结构主义的翻译观认为，原文有固定确切的意义，译者必须将其作为翻译中的本原，把再现原文当作中心任务，以求得译文与原文的等值。
解构主义的翻译流派
对传统翻译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对结构主义和解释—接受理论进行批判。
主张用辩证、动态的和发展的哲学观来看待翻译2）原文意义只是在上下文中暂时被确定下来3）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发掘出使原文存活的因素4）主张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应该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
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不是“求同”而是“存异”
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本雅明韦努蒂
雅克·德里达简介：1930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52年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后曾到美国哈佛大学进行短期的进修。
德里达的思想一直以来都有很大的争议。由于他的思想和英美哲学主流的分析哲学格格不入，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思想没有受到主流哲学的重视。
德里达的思想影响非常广泛，被用作女权主义运动，同性恋抗争，黑人运动等的理论武器。而他的思想也不被许多传统学者接收，认为他破坏了西方文明。
雅克·德里达认为：1）反对权威，反对对理性的崇拜2）反对二元对抗的狭隘思维，认为既然差异无处不在，就应该以多元的开放心态去接纳3）认为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低劣于语言发音，力图建立一种“文学学”，一遍突出并确立书写文字的优越性。
作为海德格尔在法国的思想传者，德里达一方面深受海德格尔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主义的理论影响，另一反面，他广纳新学，另辟蹊径，大胆从语言学，符号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针对逻各斯中心论的一整套消蚀瓦解的策略，异延（difference）、播撒（dissemination）、踪迹（trace）、替补（substitution）等等。
首先，他始终关注语言问题。认为语词有着诸多的层面和多重意义，因而对由语言词汇组成的文学文本的解释就应当是多重的。同时也反拨了文本的作者就是意义的掌握者的观点，这无疑对削弱翻译过程中原作者和原作的权威性有着重要的解构作用。其次，延译。意义同时具有差异和延缓之特征，最后的确定性和终极性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再次，关于翻译的不可译性。德里达的论文《巴别塔》中，他指出““巴别塔不仅仅喻指众多语言所带有的不可还原的多重含义；它还显示出一种未完成性，也即完成、总体化、渗透的不可能，同时，要完成与道德修养、工程建筑、系统工程和建筑设计相类似的某种东西也是不可能的。”既然巴别塔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是上帝赐予的名称，因而人们就不可以对之进行任意的更改或翻
译。对之的任何转述、再现或翻译都不可能准确地复现其原貌。
按照解构理论的原则，真理是不可穷尽的，你尽可以说你已经接近了真理，但你却无法声称你已经掌握了绝对的真理。用于翻译也是如此，每个译者都声称自己的译作最接近原作的意思，但没有谁敢于宣称自己百分之百地掌握了原作的意思并达到了绝对真实的再现之境地。因此这种真理的相对性原则也为原作的不可再现性和译作的不断修改更新性铺平了道路， 瓦尔特·本雅明简介： 解构主义翻译的先驱者，生前曾经翻译了许多著名的法国文学作品，尤其是波德莱尔（现代主义诗歌的鼻祖）和普鲁斯特（现代意识流小说的开创者之一）这两位现代主义大师的作品。因此本雅明的翻译理论正是从他的诗歌和小说的翻译实践中获得直接经验进而抽象成理论的。
《译者的任务》最初是作为波德莱尔诗歌集《巴黎风景》的译者前言写于1923年，后收入他死后出版的论文集《阐释集》（1961.），主要是讨论文学翻译问题的。在这篇文章中，本雅明首先消解了原作者与翻译者之间的等级差异。
瓦尔特·本雅明认为：1）译者的任务就是延续原作的生命。2）翻译不是译意思，而是译形式3）逐行对照式的直译即逐字翻译是最理想的译法
保罗·德曼对《译者的任务》的深刻阐释：译文是：“碎片的碎片”，原文和译文都是“纯语言”的碎片，用碎片拼接起来的花瓶，永远不可能有原来的神韵，更何况我们永远不可能拥有所有的碎片。因此，译者力求忠于原文的努力使徒劳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劳伦斯·韦努蒂：１）韦努蒂认为，以往翻译传统，是以民族中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价值观来塑造外国文本的。其提倡的翻译原则就是“通顺的翻译”和“归化”的翻译。２）韦努蒂提出了反对译文通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其目的不是在翻译中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在翻译中表达这种语言上和文化上的差异。３）《译者的隐身》是指在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即”所谓“不可见性” (invisibility)。即提倡异化，反对归化。
对翻译理论和译文的影响：
积极的：1)提高了译者和译文的地位2）从侧面说明了翻译的重要
消极的：1）强调原文意义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读者或者译者就有不同的阐释，使译者的理解和对译文的衡量失去了客观有效的标准2）否定了作者的权威性，否定了原文文本的创造性。
新时代每个人都成为传播的个体，作为学外语的谈各种翻译方法，综合国力提高的同时也要宣传中国传统文化，下边看一下辜鸿铭：
辜鸿铭：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文化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他在德国人举办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所作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系辜鸿铭手笔。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
1881年，遇到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
1883年，开始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
1885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教育。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