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历来就被视为孤立语，一种缺乏形态变化的语言。它的语法关系主要是通过词序和虚词来表现的。现代汉语的词序一般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谓语在前宾语在后，修饰语在前被修饰语在后，但在古代汉语中常常出现宾语在谓语前的句式。与现代汉语相比，宾语前置是古代汉语词序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古汉语专书语法研究是建立汉语断代语法和汉语语法发展史的可靠基础。宾语前置是古汉语较为突出的特殊句式，与现代汉语形成很大的差异，如果对这种特殊语序辨析不清，就会妨碍对古书文意的正确理解。本文对宾语前置的判断和分类进行研究。
一、宾语前置的判断
现代汉语中，词序变化会使词组的意义和词的语法功能发生变化。词序是汉语语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今汉语的词序基本上是一致的，一般说来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动词谓语在前，宾语在后；修饰语在前，被修饰语在后。这种一致说明了语法的稳固性和古今语法的继承关系。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古今汉语的词序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其中宾语前置就是一种"特殊"的词序。当然，其"特殊"是相对于现代汉语而言，对古代汉语本身来说却是很普遍的。对宾语前置问题进行研究，首先要遇到的问题是宾语前置的判断。目前，对宾语前置的判断意见大致一致，但也有一些争议的问题，如：
1.“孰与”结构
“孰与”结构是否为宾语前置，目前有不同意见，如“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段大夫贤？（《商君列传》）”。王力先生认为此例中的“‘孰’作介词‘与’的宾语”，是前置，王克仲说：“如果把带‘孰与’的句子做对比的研究，就会发现，所谓的宾语前置只不过是一种假象”，他认为，“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段大夫贤？”是对“子观我治秦也，五段大夫与（我）孰贤？”的变换，按照他的说法，“与”为连词，“孰”作状语，根本不是宾语前置。另外笔者还从《仲尼弟子列传》中找到了佐证，其中司马迁摘录的子贡问孔子的话：“师与商孰贤？”笔者认为此句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王克仲先生的观点更为妥当。故在后文对《史记》列传中宾语前置的统计中没将这一结构算进去。
2.“名词+之不+动词”结构
韩愈的名作《师说》中“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一句，各家解释不一。旧的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二册（1998年6月版）对“句读之不知”一句解释为“句读的不明。下文‘惑之不解’结构同。”这是把“句读之不知”中的“之”当作结构助词，翻译为“的”（通常可不翻译）。而新的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二册（2000年11月版和2003年12月版）对此句的解释则改为“不通晓句读。下文‘惑之不解’结构同”，这就是将此句看作宾语前置。对这两种不同的解释，笔者更倾向于前者，因为我们还可以从《师说》下文找到佐证：“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如果我们把“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看做宾语前置句，那么“师道之不复”也应该是，但如果我们仔细体会就能发现，“师道之不复”与“不复师道”在意思上还是有差别的：前者是说“师道没有得到恢复”，重在强调客观现象；而后者是说“不恢复师道”，重在强调主观态度。故我认为，“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师道之不复”等，都是同一类型的句法结构，是用“之”在主语和谓语之间取消句子独立性，使主谓结构变为一个偏正结构，而不是宾语前置句。所以，在对《史记》列传的宾语前置句统计时未将这一结构纳入其中。
3.“自+动词”结构
另外，还有反身代词“自”+动词这一固定格式，大多数人都将其看做宾语前置。但也有人认为这是省略了宾语的省略句，因为“自”既可以作主语亦可以作宾语，而当主语为“自”时，为了不再重复，宾语就省略了。举个例子，“自杀”，就翻译为“自己杀自己”，古人为了简洁就省略了宾语。但我更赞成大多数专家的观点，将其视作宾语前置。
除了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外还有很多，在此不多作赘述。除了这些个别有争议的外，大部分观点众家还是一致的。
二、宾语前置的分类
弄清了何谓宾语前置后，就需要对宾语前置进行分类，只有分类科学准确， 才有利于进一步的研究，目前学界对宾语前置主要有两种分类方式。传统分类法将宾语前置分为以下四类：疑问句中的疑问代词作宾语时前置，二是否定句中的代词宾语前置，三是介词“以”等的宾语往往前置，四是动词前面有“是”“之”等词，并用其复指提前的宾语。这主要以王力和郭锡良等为代表，但这种分法存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石毓智和余杰等提出另一种分法：句子按照语气可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四种句型，陈述句又可分为肯定句和否定句，宾语前置的情况一般只存在于疑问句和陈述句中，而祈使句和感叹句中则没有，所以宾语前置可分为疑问句中的宾语前置和陈述句中的宾语前置，陈述句中的宾语前置又可以分为否定句中的宾语前置和肯定句中的宾语前置。笔者认为后一种分法标准统一，而且更具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