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我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戏曲改革工作的先驱者，杰出的戏剧家。他一生创作戏剧剧本100余部，电影剧本30余部，诗与歌词近2000首。由他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后定为国歌）成为中华民族奋起抗争的前进号角，唱遍全中国，响彻全世界。
从私塾“小和尚”到革命戏剧运动奠基人
田汉，原名田寿昌，1898年3月12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为了给家里带来人丁兴旺之运，长辈们给他取了小名“和儿”，并将其寄托在观音菩萨名下。田汉这个名字，是1911年他与三个同学投考进步学校时相约改名，改名后末字相连恰成“英雄怀汉”，可见其报国感情之深切！其中的“汉”，便是田汉。
田汉祖上是地主，到祖父一代衰败。父亲积劳成疾，在田汉8岁那年病逝。母亲易克勤富有远见，她说服了玩心很重的田汉，让他继续念书，为给孩子好环境几次搬家。舅父易梅臣富有爱国革命思想，在他资助下田汉赴日本学习，广泛涉猎政治、经济、哲学、军事、社会学、文学、艺术各方面知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田汉在日本参加中国留学生“围攻公使馆”活动，参与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作诗文，演话剧，宣传新思想，“第一要图个性之完成”，“第二要图社会的改造”，力求创造出“少年中国”的新气象。
1922年田汉回国，他积极创办《南国半月刊》，开始作。解放后，北京人艺上演了这部剧。年底，会同欧阳予倩、唐槐秋、周信芳、高百岁举行“鱼龙会”演出，影响颇广。1928年，与徐悲鸿、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任院长兼文学科主任。同年秋，成立南国社，确定“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的宗旨，以狂飙精神推进新戏剧运动，多次到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演出。同一时期，田汉主编《南国月刊》，写作《古潭的声音》《颤栗》《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孙中山之死》《一致》等剧本和一系列戏剧运动的文章，他要以自己艺术创造的实绩，“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
1920年至1929年田汉的戏剧活动，对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戏剧文学方面，他的创作彻底摆脱“文明戏”的影响，吸取了中国戏曲和欧美戏剧的精华，使中国话剧作品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走向新高度。他创建的南国社，是最早具有专业性质的话剧团体之一，它把话剧由校园推向社会，对普及话剧和开展戏剧运动起到积极推动和带头作用。南国社的创作和演出，不仅产生了进步的社会影响，而且培养了一批艺术骨干，对话剧事业的开拓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9年冬，田汉开始参加政治活动。1930年3月，他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被选为以鲁迅为首的七人执行委员，接着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4月发表著名的《我们的自己批判》，公开宣告向无产阶级转向。6月，根据小说《卡门》改编的同名话剧被勒令停演，他遭到通缉，在金焰、周信芳的掩护下，躲避了搜捕，被迫转入地下工作。后又作为发起组织者之一，将左翼剧团联盟改为左翼戏剧家联盟，以加强剧人团结。
1931年，左翼文化深受迫害，而田汉却坚决申请加入共产党。1932年他光荣入党，宣誓秘密举行，监誓人是瞿秋白。此后担任“剧联”党团书记和中共上海文委委员。田汉以诚相待，广交朋友，颇讲义气，凭这种个性，为左翼阵线做过许多人做不到的好事，团结了许多人团结不到的文化人，比如著名导演应云卫、“江湖”人物严春棠等，为左翼文化阵线开辟了活动空间和生存“夹缝”。这期间，他创作鼓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剧本，如话剧《年夜饭》《顾正红之死》《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等，这些作品专供左翼剧团演出。他和夏衍、阳翰笙等冲破当局“警告”，打入电影阵地，为“艺华”、“联华”影片公司写《三个摩登的女性》《青年进行曲》等一批进步电影文学剧本，他创作的《打长江》《采菱歌》《夜半歌声》《热血》《天涯歌女》《四季歌》等电影主题歌，广为流传。
从《义勇军进行曲》到《国歌》
1934年冬，田汉以中国青年奋起救亡为题材，创作电影故事《凤凰涅�图》，写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准备由电通公司拍摄。但未来得及写分镜头台本，就在1935年2月19日晚被捕。后由夏衍完成分镜头剧本，投拍时改名为《风云儿女》。
田汉后来说，他的剧本梗概“写在旧式十行红格纸上，约十余页。《义勇军进行曲》这首主题歌，写在原稿的最后一页，因在孙师毅同志书桌上搁置了一个时期，所以最后一页被茶水濡湿，有几个字看不清楚”。这首歌词中有“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在重复中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首歌虽然是田汉在匆促紧迫中写的，但却蕴含着他多年来特别是“九・一八”以来的历史感受，最可贵的是那种危机意识。这首歌的精神支点是自卫、自救意识，这种意识成功地诗化在“长城”的形象中。
田汉被捕后，聂耳的处境也很危险，党组织正安排他出国避难和深造。当他知道夏衍改写《风云儿女》台本时，马上请求把作曲工作交给他，并说：“我干！交给我，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义勇军进行曲》的诗句打动了聂耳，他以惊人的热情和速度谱曲，出国前完成初稿，到日本修改后寄回曲谱定稿。后来，田汉听到此歌，认为聂耳“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完全按照歌词的情感律动创造音乐形象，并从节奏和旋律要求出发，调整了个别字句，尤其将“起来”重复置于“我们万众一心”之前，强化了节节升高的三呼之唱，以排山倒海之势，表达了一个被压迫民族忍无可忍奋起抗争的坚强意志，赋予这诗句以音乐的生命。
《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是由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含金量”决定的。1949年7月10日，新政协向全国征集国歌。到8月20日止，共征集国歌歌词632件，国歌词谱694首。很多人建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最早提出此建议的是周恩来。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主持召开国歌问题座谈会。马叙伦介绍国歌征集议论情况，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张奚若、梁思成、徐悲鸿、黄炎培等都表示赞成。郭沫若、田汉认为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合时宜”，郭沫若还自拟三段，但绝大多数人不同意。周恩来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毛泽东也认为保留原歌词好，他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我们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大家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与会者热烈鼓掌，一致同意。会议结束时，大家齐唱《义勇军进行曲》。9月27日，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国歌象征国家尊严。然而，国歌在“文革”中的命运也令人痛心。田汉被诬为文艺黑线代表人物，其全部作品遭到禁止。在外交场合国歌不能唱，成了纯演奏曲。
“文革”后，有人认为国歌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建议1978年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修改歌词。经过几个月发动和征集，收到大批新歌词。最后确定由李焕之配写的歌词提交大会讨论。虽有不同意见，但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通过了新歌词。
1979年6月召开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陈登科提出恢复原国歌歌词议案。议案指出：新歌词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粗糙，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对这个词反映冷漠，缺乏激情，且不易上口。而且原词作者田汉已经平反。当年大会秘书处只讲交付常委会研究，便没了下文。后来在五届三次、四次会议上，陈登科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提出恢复原国歌歌词。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通过决定：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2004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宪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这既维护了国歌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也增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和国家荣誉感。
因此，我们不但要会唱国歌，更要知道国歌的历史，记住国歌的词曲作者，这表明了我们对历史的一种态度。
为民族解放鼓而呼
1935年7月田汉出狱，但受到监视，不准离开南京。他就策划戏剧运动，1936年底，利用《峨眉山下》上映之机，打出“中国舞台协会”招牌，邀集上海、北平、天津等地演员公演18天，演出了田汉的《回春之曲》《械斗》（与马彦祥合作）《黎明之前》《洪水》等剧目。期间曾拒绝国民政府参与其事和给予经济补助。
“七・七事变”第二天，他作诗《闻卢沟桥开火》，号召大众“我们到处展开必死的战争，继着二十九军的血迹之后！”他急奔上海前线，连夜赶写四幕话剧《卢沟桥》，并在上海公演；创作歌词《中国空军歌》，分别由冼星海、张曙作曲，广为传唱；为与日激战的“八百壮士”题诗《敬献给忠勇的将士》；支持夏衍办《救亡日报》，写新闻报道评论等，特别是长文《为我肇和军舰复仇应如何轰击出云舰》，详尽分析日舰性状及中日战例，令海军司令“大为惊讶，钦佩莫名，特地打电报向他致敬。”
1938年初，经中共驻长沙办事处同意，田汉创办《抗战日报》。在设施简陋的环境中，田汉每天写文章，丝毫不受影响。建议并协助长子田海男创办《儿童抗战报》，组织“儿童剧团”开展抗日宣传和社会募捐活动。后又鼓励他投考黄埔军校，毕业后编入远征军奔赴滇越前线。
不久，田汉受周恩来之邀，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六处处长，团结洪深、胡愈之等大批艺术界专家名流，开展“抗日扩大宣传周”活动，搞歌咏日、美术日、戏剧日以及开、闭幕时群众大游行等；参与发动“抗战周年纪念献金周”活动；开办“留汉歌剧演员战时讲习班”，将700多人组成20多个剧团，多次公演抗敌戏剧……活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正如田汉诗所言：“演员四亿人，战线一万里，全球作观众，看我大史戏。”
田汉说：“为的是要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动员广大军民。而广大军民最熟悉的艺术形式便是旧剧。因而改革旧剧使适合当前需要成为迫切之课题”。他团结艺人开展旧剧改革，组织创作演出新剧。他改编湘剧《旅伴》，完成大型京剧剧本《新儿女英雄传》和《江汉渔歌》。《新儿女英雄传》把传奇性的人物关系和命运，紧扣抗倭反奸的曲折斗争表现出来，戏中有戏，戏戏连环。《江汉渔歌》是宋朝抗金故事，却暴露了黑暗的现实，是他抗日时期戏曲本子中演出最多、影响最大的一部戏。因此，遭到官方忌恨，剧团受到审查。田汉是个“干戏剧运动”的。1944年，他在桂林参与发动和领导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历时三个多月，参加者达千余人，7个省的28个团队演出了73个剧目，观众十万人之多。1946年，田汉回到上海，登门看望艺术家们，团结戏曲艺人，发起了“平（京）剧改革双周座谈会”，并连续发表文章促进京剧改革。同时十分重视越剧、沪剧改革，号召学习地方戏的革新。他关心四维儿童剧校发展，在东北和北平先后成立四个分校，要剧校继续演出“新平剧”，在北平为“平剧改革运动奠一基石”。1948年，剧校新排了田汉的《金钵记》《武则天》《琵琶行》。
在抗战最艰难的阶段，田汉写剧本同时扶持新中国剧社和文艺歌剧团，两个社团赚钱互相养活。他多次自掏腰包或靠借贷解决艺人生计，曾通过章士钊的侄子买米，请李济深给剧社拨点军粮，有时靠关系赊来一担米，两个社团各半担。有一次，田汉家等米下锅，而他却把刚到手的稿费给剧团救急，自己家只好到熟悉的饭馆“记账”。李济深五十大寿时，田汉应邀赴宴，人家知道他的性格，说请他一个人得准备十个人的饭，结果田汉居然带去了几十号人――为了给穷剧人增加营养，他不考虑自作主张会不会得罪主人。
抗战胜利后，田汉认定：戏剧提高技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运动”，戏剧应该与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紧紧配合起来。在重庆欢迎他的聚会上，他讲校场口事件，讲昆明“一二・一”惨案，大声呼吁：“为新演剧运动，为建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奋斗到底！”大会气氛悲愤而壮烈，当场一百多人签名发出《致校场口受伤人士慰问函》。后来，受北平“沈崇案”和上海“摊贩案”激发，田汉创作了话剧《丽人行》。他把剧情安排在日本占领的上海，曲笔写出在黑暗和寒冷中挣扎、奋斗的女性，把忧国之愤直接发到国民党当局身上。那时的观众看得很分明。
爱国爱民，酷爱艺术的田汉，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前，作诗文，演话剧，写歌词，宣传新思想；组织领导革命戏剧运动，为民族解放鼓吹呐喊；以其特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交魅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对革命事业贡献甚多。
他是“一块九成以上的金子”
解放后，田汉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建设中。他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以很大精力抓戏曲改革，认真贯彻“推陈出新”的方针，悉心研究何谓“陈”、何谓“新”、如何“推陈”、怎样“出新”等问题，多次致信周扬，讨论戏曲改革工作。在他主持下，对古典戏曲采取“保护主义”和“慎重”、“明智”的做法，解禁一些戏，活络艺人生计。 同时，他创作了《白蛇传》《金鳞记》《西厢记》。
田汉与艺人联系非常广泛，在戏剧界，人们叫他田老大或田老，很少人叫他田局长。1956年，他带队到湖南深入生活，“在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中也听到一些使人无限黯然的故事，看到一些不能不代为呼吁的情景。”于是十分心痛地写了《必须切实关心并改善艺人的生活》和《为演员的青春请命》两篇文章，发表在《戏剧报》上。后来有人认为这两篇文章足够让田汉做右派了，但周总理保了他。
1958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举行关汉卿创作活动700周年纪念活动。田汉着手准备专题报告。他认真研究关汉卿资料，被其“为民请命”的精神所打动，创作了话剧《关汉卿》。北京人艺找到田汉，将这出戏抢到人艺来演。郭沫若看完剧本连夜给田汉写来贺信。叶圣陶认为“《双飞蝶》是一支很好的曲子，可以跟历来脍炙人口的好曲子并驾齐驱……”《关汉卿》在首都剧场首演时，田汉陪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郭沫若等观看演出。1959年，日本剧团演出《关汉卿》。1993年，中国“青艺”将《关汉卿》（演出定名《双飞蝶》）带到台湾。
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田汉奉周总理之命，通过有限的历史资料，构思话剧《文成公主》，用唐太宗与吐蕃“和亲”的故事，宣传民族团结的伟大意义，同时证明西藏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1961年，田汉将碗碗腔《女巡按》改成京剧《谢瑶环》。改戏的冲动源于毛主席提倡学习为民请命的海瑞，国内的“海瑞热”与他的想法合辙。《谢瑶环》不写儿女情长，而从政治上表现调查研究，强调告状精神，力图表现“为民请命”者的高贵精神及其失败悲剧。当年，该戏由中国京剧院首演于北京，各地方戏曲也纷纷演出此本。
田汉毁灭在六十年代末，但六十年代中已露端倪。1963年12月12日，毛主席批示：“各种艺术形式……问题不少，……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看到批示，田汉完全懵了。解放后自己工作中不是没缺点，但总是极力追随毛泽东路线，即使有些事想不通也强迫自己服从领袖意志，这次怎么办？他去访周扬等人，想讨一个说法，但他们也同样困惑。
1963年底至1964年初，在上海举行华东现代题材话剧会演。江青、张春桥等提出大批“鬼戏”，“大写十三年”，妄图抹杀文艺的历史传统，使所谓现代戏独霸舞台。张春桥还莫须有地制造“田汉是叛徒”的舆论，想把他一棍子打死。田汉已不被看做公选的全国剧协主席和文联副主席，不安排讲话，甚至在公开场合遭受冷遇，江苏代表团请他作报告还受到追查。田汉义愤填膺，写下叙史抒愤之诗《江南――你中国话剧的摇篮！》。特别是闭幕式不让他上主席台，这等于要当众侮辱他。在闭幕当天，田汉愤而去了苏州。他到司徒庙观看古柏，将己比树，作诗一首：“裂断腰身剩薄皮，新枝依旧翠云垂。司徒庙里精忠柏，暴雨飘风总不移。”田汉刚强不屈，面临险恶环境，还对1947年创作，当时上边找不出毛病，仍在上演的《白蛇传》做了最后一次修改。
1965年，江青找田汉谈话，要他放弃历史剧创作，专搞“京剧样板戏”。但田汉没有顺从，由此招来杀身之祸。
1966年12月4日，田汉被从家里抓走。他被迫写过无数次“检查”，《田汉自传》中有这样的交代：第一，我不是“反共老手”。我若是反共老手，就不会保共产党员黄日葵出狱就医，就不会在西南大撤退中救护一些党员和他们的家属，也不会引进一些音乐、戏剧工作者加入党。1936年在南京是我主动要搞戏剧运动的，不是怕死，那时候我也没有死的威胁。……我若真“大写反共剧本”，上海的戏剧工作者不会到南京来帮助我演出，早已唾弃我了。总理到南京也不会接见我。第二，我不是“特务”。国民党没有从我嘴里和笔下得到过任何东西……
1968年12月10日，北京301医院，被化名为“李伍”的田汉死了。然而鬼使神差一般，当田汉离开人间时，广播里正响着34年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
1979年，经中央复查组审查，田汉彻底平反。4月25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田汉追悼会，胡耀邦、宋庆龄、邓颖超亲临致祭，廖承志主持，茅盾致悼词，前来致祭者达千余人，社会各界及外宾送的挽诗词挽联挽幛62件，唁电唁函474件，花圈517个。公墓大门口到吊唁厅的彩棚下站满了前来追悼的人，无法计数。田汉被迫害致死后尸骨无存，骨灰盒中，只放了《义勇军进行曲》《关汉卿》剧本和他的眼镜、钢笔。
田汉一生太丰富了，他坚信“一诚可以救万恶”，他崇诚，唯善，求美，为人坦诚，痴迷艺术，信念执著，他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地位无可替代，他的艺术成就在某些方面遥遥领先于时代。所以曹禺说：“田汉就是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夏衍这样评价他：“田汉是现代的关汉卿，我私下把他叫做中国的‘戏剧魂’……假如说‘金无足赤’，那么，田汉是一块九成以上的金子。”洪深说：“把整个身心完全献给戏剧运动的，只有田先生一个人。”郭沫若则称田汉“不仅是戏剧界的先驱者，同时是文化界的先驱者。”这几位文坛先辈都是对中国现代文学与戏剧有重大贡献的“过来人”，他们的话包含着沉甸甸的历史内容，表达了对田汉先生的高度赞誉。
作者单位：北京市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