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了宋朝的忠臣责任

　　公元1126年，即北宋靖康元年，金兵仅以4万人南下攻宋，次年4月，东京陷落，北宋从此告亡。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过去在我的印象中，“靖康之变”是军队溃不成军，州县弃城而逃。然而，史书读得多些后我发现，宋朝并不是缺主战派，且不说朝中的李纲、种师道这样的主战派，仅地方官吏中，就涌现出了许多顽强抵抗、视死如归的英雄，形成了北、南宋之际一道悲壮的历史风景线。 　　赵州被敌攻破后，亲事官唐琦被杀，刑前高呼：“死为赵氏鬼耳！”河东将领刘韦合落入敌手后，金人打算让他任要职辅佐伪帝，刘在纸上写下：“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令儿子与他一起“殉主”。青州观察使李邈，留在“敌占区”3年，金人打算立他为沧州知州，李拒绝。被杀前，他遥向“南朝”与皇帝拜别，尔后面南而坐令刽子手动刀，颇有现代英烈吉鸿昌的风骨。然而，忠臣一片，为何还有“靖康耻”呢？ 　　其实，史家早有结论，说北宋重文轻武，徽宗腐败等等都是其灭亡的重要原因。但是，还有没有极具“赵宋特色”的其他亡国之因呢？我以为有，那就是：至少是在宋徽宗时代，北宋朝臣的忠多是愚忠，愚忠之臣太多，愚忠之气太浓。愚忠最致命的地方就是不懂“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而只知一味死心塌地效忠于赵家。 　　不言而喻，他们忠的皇帝是宋徽宗。而徽宗又是何等货色呢？此人做个画家真绝代，可怜无能作君王。在位25年，把个朝政搞得一塌糊涂，满地鸡毛，最后面对从白山黑水之间闯来的精骑，才“让贤”给儿子赵恒，自己做上了太上皇。他在位时，蔡京、童贯、高俅炙手可热，权倾朝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蔡京的儿子和门徒都在朝中做了大官，甚至蔡京众多儿子们的侍婢、小妾都被封为了夫人。这些人做官之后都干了些什么呢？典型的弄臣，以哄皇帝高兴为业。蔡京的亲信，风姿俊美能说会道的宰相王黼，每每出席皇帝的宴会时，亲自扮演滑稽戏中的小丑来博取皇帝一笑。蔡京的儿子蔡攸，则在这种场合穿上短衣窄裤，脸上涂满油彩，挤在优伶和侏儒当中，讲些放荡淫秽的市井下流话逗皇上高兴，颇似时下官场上的荤笑话。可惜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忠了这样的皇帝。 　　朝政如此堕落，宋江、方腊又民变蜂起，国势危若累卵。此时，对皇帝最大的忠，窃以为就是直谏或曲谏，反对他的声色犬马，制止他的不理朝政，干涉他的胡作非为。我翻了史书，遗憾的是，在宋徽宗做皇帝的这二十多年中，朝中很少听见有“杂音”，几乎没有看到臣工的谏言，更没有大声疾呼。那些后来勇敢地“死为赵氏鬼”的忠贞之士，此时有没有挺身而出、发出谔谔之声呢？同样遗憾，也没有见到。当然，也不能说一点不同的声音没有。但是，这些声音与弥漫在朝中的震耳欲聋般的“主旋律”、比如“吾皇圣明”之类相比，显得太微弱了。在这些“颂圣”大合唱中，“死为赵氏鬼”那样的忠臣是多么不值。 　　忠臣支撑了赵宋，赵宋也培育了忠臣，最后上下联手一起埋葬了赵宋。为什么？因为忠臣大都愚忠。忠臣与愚臣，愚臣与弄臣，弄臣与奴臣，构成了一个难以分辨又一起误国的“共同体”。北宋末年，什么臣都不缺，缺的恰恰是治国最渴望的直臣和能臣，像包拯、欧阳修、王旦、范仲淹、寇准那样的朝臣几乎没有了。否则，富庶的北宋断不至于在那样急促的时间内和空前的侮辱中提前谢幕。 　　忠于国家，而绝不是忠于某一个圈子，更非某一个人，这才是真的忠，也是最高的政治操守，是国家赖以不衰的支柱。这或许是“靖康耻”中忠臣的悲壮留给后人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