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合唱，不参加者，记过一次或者扣钱两百。参加者也发两百。于是人人都来了，为的是不被记过罚钱。
宴会，全体赴宴者都要给领导敬酒。领导并没有如此要求，但无人敢不敬，不是心里要敬，而是害怕领导不高兴。
开会，发言，有些话未必是自己想说的，自己想说的不敢说，害怕领导不高兴，都知道他喜欢听什么，领导的心思人人都琢磨透了，只有领导不知道大家敢说的是什么。
工作，创建文明城市，要求在人行道上必须种两排树，干事的人都知道这么做是行不通的，结果只会是浪费资金人力资源，且遭致民怨。
节日，一定要挂上标语口号，似乎不挂，这个节日就不存在似的。其实在多年前也许有规定要挂的，但很多年都没有再规定了。一条街看下来，也只有少数单位挂了。但这个单位不敢不挂，害怕。
类似的事情在当今恐怕是普遍现象，违心的敬酒、挂标语之类，一次也没有干过的，请举手。
这种风气，导致了大量的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合唱轰轰烈烈，宴会觥筹交错，大街张灯结彩……有多少是心甘情愿的呢?
如果不考虑心的问题，不考虑是否心甘情愿，那么事情大多数就只是由于害怕官威而敷衍。最可怕的是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年轻一代，他们也学会了敷衍。在学校敷衍老师、敷衍上课、敷衍考试。在家敷衍父母，一旦脱离教育的控制，年轻人就无法无天，野怪黑乱起来。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
人们什么时候才不敷衍呢?只有心甘情愿。
各民族的文明都有共同追求，比如《易经》讲的“生生”。但各文明的“明法”不同，西方讲理性、讲逻辑，印度讲神性，中国自古以来讲心，都是道可道非常道。心是什么，很难概念化，但人人知道，只要他是中国人。心安才能理得，这是中国文化与他文化的不同。许多事情，只是理得是不够的，还要将心比心，要心服。只是政治正确是不够的，还要心悦诚服。
无心，社会可以运转么?当然可以。就是经历了“文革”那样的时代，中国社会不也照样过来了么?社会完全可以在事功上“冷了大家的心”、伤心、灭心，只以货币为润滑剂、以利之所趋为润滑剂，或者只讲大道理。但心并不会就此灭绝。看不见的不说，汉字里面有心字旁的字有几百个，成语熟语有几百个，口语中就更多了，什么事都要说个“心某某”。心旷神怡、心领神会、心满意足、心安……是中国式人生的最高境界。心无所不在，如果事功赫赫，但心烦、心碎、心痛、心累、心焦、心酸、心碎、心有余悸……那么，结果就会口是心非，心怀叵测，心死。
比如拆迁、城管，在大道理上，在大局上，或许是在理的。也许你可以为一个大道理而自我牺牲，但不能要求所有草民也跟着牺牲，将心比心，因为拆迁正确，就将别人白发苍苍的父母扫地出门，因为城市的光辉形象，把别人讨生计的小贩父母打翻在地，这么干，你自己的父母能忍心么?心和文件、大道理不同。心，在每一个肉身之中，来自久远的传统，它并非心脏一词所谓的那个心。
其实许多道理，不需渡洋去求，只消回到被我们遗忘的那些中国古训。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圣人常，就是说他并非今天所谓“领导”，他只是为百姓守常，所以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要百姓安心，守常即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所以老子又说无为而治。
现代社会，老子式的无为而治是不可能的，但现在某些领导，有为过度。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无“常”起来了。不以百姓心为心，而是野心勃勃、贪心滚滚、心比天还高。连人行道上是种花还是种草、房子外墙是刷石灰还是涂油漆、阳台是封闭还是开放、街道是宽还是窄……这种百姓事、家事、琐事，都不管青红皂白，一锤定音。不顾常识又大权在握，无怪乎百姓无可奈何，只有心灰意懒。
“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庄子)在他民族的文化中，也许没有心这种东西，哀莫大于进不了天堂，哀莫大于来世继续当牛做马。在中国，心是当下的，在世的，在场的，也是看不见的，只可意会(心领神会)不可言传，是过去的，也是将来的。事功之前，百姓心牵挂着，事功之后，百姓心掂量着，心因此而冷或热，安或烦，心花怒放或心如死灰，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在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