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丽娟
《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1年06期
[中图分类号]I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01)01-0054-06
《水浒传》究竟成书于何时，迄无定论。文学史家一般以明人传说此书为施耐庵、罗贯中所作为依据，断定《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但今日所能见到的只有嘉靖时的版本著录，因而有学者认为《水浒传》成书在嘉靖时，聂绀弩[1](P142)、戴不凡[2](P118)均持这一观点。张国光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水浒传》成书“不早于嘉靖十一二年”[3]。90年代，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李伟实先生的“弘治初到正德初20年间”说[4]、石昌渝先生的“不早于正德末年”说[5]。《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不仅是这部古典名著自身的问题，而且是文学史的重大问题，如新近出版的章培恒、骆玉明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水浒传》作为元代文学来论述，这便涉及到对元代文学的整体判断。王齐洲先生不同意这一判断，并通过考察元代水浒戏指出这种认识是与水浒故事的演进和现存元代水浒戏相抵牾的[6]。本文试图从分析明人有关《水浒传》的记载入手，来考察《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与上述诸说不同的是，本文试图确定《水浒传》成书的比较具体的时间。
一
在现存文献中，最早著录《水浒传》的是高儒的《百川书志》，而最早记载嘉靖文人评论《水浒传》的则是李开先的《词谑》。我们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讨论就从《词谑》开始。《词谑》云：
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谓：《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无有一事而二十册者。
《词谑》系李开先(1502-1568)晚年之作，但《词谑》所载崔后渠等人评论《水浒传》却不可能发生在李开先晚年，因为崔后渠（即崔铣）卒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从这段记载的口气看，李开先赞成崔铣等人的评价，并可能参与了这一评价。那么崔铣等人究竟是何时评论《水浒传》的呢？这个时间与《水浒传》成书时间是否有些关联呢？
《词谑》中提到的五人，除崔铣外，其余四人及李开先都属“嘉靖八才子”之列。李开先《吕江峰集序》云：“今嘉靖十年（1531年）后，更有八才子之称。八人者，迁转忧居，聚散不常，而相守不过数年，其久者亦止八九年而已。”从《明史》中我们可以得知，上述五人中除王慎中举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外，其余俱为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如果他们“相守”的时间从他们中式授官任职开始计算，那么他们在一起活动的时间应为嘉靖八年至嘉靖十六七年（1529-1537、1538年）。如果他们“相守”的时间从“有八才子之称”算起的话，他们在一起活动的时间就应该是嘉靖十年至嘉靖十八九年（1531-1539、1540年）。应该说，他们在一起活动的时间取第一种理解更合理一些。因为中式后八人频繁往来，相互诗文唱和在前，“八才子”之称在后，前为因，后为果。因此，“嘉靖八才子”活动时期大致就在嘉靖八年（1529年）——嘉靖十七年（1538年）之间。事实也证明，在此期间，他们经常相互诗文唱和、切磋学问、讨论问题、畅游山水。《明史·王慎中传》云：“（王慎中）十八举嘉靖五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寻改礼部祠祭司。时四方名士唐顺之、陈束、李开先、赵时春、任瀚、熊过、屠应埈、华察、陆铨、江以达、曾忭辈，咸在部曹。慎中与之讲习，学大进。”除此之外，我们从李开先的《闲居集》中也可找到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后冈陈提学传》云：“（陈束）日与少洲所述数子（王慎中、唐顺之、吕高、李开先）并熊南沙、屠渐山、田豫阳游衍，竞为奇古诗文。”《九子诗》忆唐顺之诗中也有“别去历岁时，生来异乡县。何日得合并，再听新雄辩”之句。另外，李开先《游海甸诗序》中也提到嘉靖乙未（1535年）三月望日，他与吕高、熊过、唐顺之、陈束等游海甸一事。这些材料都是“嘉靖八才子”一起活动的极好证明，也从侧面说明了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及李开先在一起讨论《水浒传》的可能性。从他们五人现可寻查的集子来看，并无李开先与他们分别讨论《水浒传》的有关记载或者往来书信。据此可以断定：李开先、王慎中、唐顺之、陈束、熊过是在一起谈论《水浒传》时作出上述评价的。这里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旁证。李开先《训蒙谬说序》中曰：“唐荆川尝谓熊南沙曰：‘李子其不识明道、伊川耶，何于其书，不曾一言及之，以入吾之听耶？’中麓子（李开先）潜闻之，乃因疾注门籍，已吊庆，谢宾客，减酬赠，即取二子书，昼则详观，夜则考正。疾愈，走会荆川，但有言，即以其书作证。荆川惊讶，遂邀南沙相与讲订。罢官来不复记其事矣。”由此可见，他们经常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水浒传》在当时可谓“奇文”，一定会是他们关注和讨论的对象。至于他们在一起讨论《水浒传》的时间，当然也不会超出他们在一起活动的时期：嘉靖八年（1529年）至嘉靖十七年（1538年），这刚好也没超过陈束的卒年，即嘉靖十九年（1540年）。（注：关于陈束的卒年，尚无确切记载。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云：王慎中在河南任职时，“陈后冈之殁也，收其遗文，抚其遗孤，厚其赙而还其乡”，之后嘉靖二十年（1541年）落职为民。罢官后，他又曾访过崔后渠。按崔后渠卒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五月，故陈束可能卒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
如果考察一下王慎中的情况，也就可进一步缩小他们在一起谈论《水浒传》的时间范围。《明史·王慎中传》云：“十二年（1533年），诏简部郎为翰林，众首拟慎中。大学士张孚敬欲一见，辞不赴。乃稍移吏部，为考功员外郎，进验封郎中。忌者谗之孚敬，因覆议真人张衍庆请封疏，谪常州通判。稍迁户部主事、礼部员外郎，并在南京。久之，擢山东提学佥事，改江西参议，进河南参政。侍郎王杲奉命振荒，以其事委慎中，还朝，荐慎中可重用。会二十年（1541年）大计，吏部注慎中不及。而大学士夏言先尝为礼部尚书，慎中其属吏也，与相忤，遂内批不谨，落其职。”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也有详细记载。由上述可知，王慎中从嘉靖十三年（1534年）自京谪任常州通判后，又历任南京户部主事、礼部员外郎，后又擢山东提学佥事，改江西参议，进河南参政，至嘉靖二十年（1541年）落职为民，其政治生涯也就完全结束。也就是说，从嘉靖十三年（1534年）至嘉靖二十年（1541年）期间，他一直都在京外任官。并且唐顺之也是从嘉靖十三年（1534年）自黜京职归家，后又几起几落，还京去京。如此看来，嘉靖十三年（1534年）以后，他们几人是很难聚在一起讨论《水浒传》的，那么我们可以把他们讨论《水浒传》的时间限定在嘉靖八年（1529年）至嘉靖十三年（1534年）之间。
以上考证了“嘉靖八才子”可能在一起讨论《水浒传》的大致时间。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看看崔铣(1478-1541)何时有可能参与讨论，以确定他们评论《水浒传》的更为具体的时间。崔铣《洹词》卷十一《赴召录》中云：“嘉靖甲申（1524年）秋九月予议礼不合，罢归。家居十有三年，吏部奏准起用。又三年，已亥（1539年）二月十四日内阁题准改少詹事兼翰林侍读学士。”《明史·崔铣传》也云：“嘉靖三年（1524年）集议大礼，久不决。……帝览之不悦，令铣致仕。阅十五年，用荐起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擢南京礼部右侍郎。”据上述材料可知，在嘉靖三年（1524年）至嘉靖十七年（1538年）期间，崔铣一直闲居在家。那么，是否崔铣和李开先他们就一直没有谈论《水浒传》的机会呢？回答是否定的。崔铣曾多次出现在李开先《闲居集》中，《六十子诗》、《松窗寤言序》、《送杞令王中宇之任序》都提到过崔铣。从集中的有关记载来看，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崔铣在他的集子中也有答复李开先的书信，这足以说明二人关系的密切。
我们先来看看崔铣答复李开先的这封书信。《洹词》卷十二《答李太常伯华书》有云：“仆顷在都下，匆匆四十日，少亲诲言。及别后二旬，遂辱赐问。”卷十二《患病乞休奏》中又道：“臣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七月二十五日为庆贺事到京，九月初三日辞朝回任。”稍稍推算一下，我们就知道，从七月二十五日到九月初三日，恰好四十天左右。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洹词》十二卷……皆编年排次，不分体裁，杂著笔记亦参错于其间。”因为是编年排次，《答李太常伯华书》和《患病乞休奏》又同在卷十二，时间应相隔不久。且信中还提到“仆冒暑跋涉，经历三月，抱疾过家”，这与《患病乞休奏》中“行至赵州，患中泄之疾，调治不痊，顺路回至臣原籍”相互照应。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崔铣嘉靖十九年（1540年）七月到京，在京期间曾与李开先相会，九月初辞朝回南京上任。九月底收到李开先书信。《答李太常伯华书》就是对这封信的回复。我们再来看看李开先《闲居集》中的《松窗寤言序》。序曰：“予与崔后渠相会于十年之前，尝云：‘将著一书而未成。’再会于十年之后，又云：‘书已成而未工。’……愚意欲撰一序，为之刊而布焉，因循虚实，后渠逝且十年余矣。”崔铣卒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此序当写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之后，序中“再会于十年之后”应该就是嘉靖十九年（1540年）的这次会面。那么，“予与崔后渠相会于十年之前”当指嘉靖九年（1530年）。按崔铣的《松窗寤言》作于嘉靖十二年（1533年）冬。崔铣《松窗寤言》前言云：“癸已（1533年）腊，予屏迹静居，……是冬天气和煦，笔砚调适，乃援笔从（纵）谈，得八十一章，取诸考盘，寤言是命。”这个时间恰好在嘉靖九年（1530年）“将著一书而未成”和嘉靖十九年（1540年）“书已成而未工”之间。据此断定李崔二人于嘉靖九年（1530年）在京城会过面当是毫无疑问的。
前面讨论了李开先、陈束、王慎中、唐顺之、熊过在一起讨论《水浒传》的时间只可能在嘉靖八年（1529年）至嘉靖十三年（1534年）之间。而在这期间，李开先与崔铣只在嘉靖九年（1530年）见过面。这样看来，李开先、崔后渠、熊南沙、唐荆川、王遵岩、陈后冈在一起讨论《水浒传》的确切时间应为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实录》卷249云：“嘉靖初，海内所称好学笃行之士，关西吕柟、韩邦奇、何孟春，河北何唐，苏州魏校及铣而已。”可见，崔铣确实名重一时。我们可以推测，可能是李开先与崔铣先相见，王慎中等则是慕名而会。他们在李开先处欢聚一堂，海阔天空，尽兴而谈。谈到《水浒传》这个话题，也就不足为怪。这次会面，他们结识了崔铣，这成为日后陈束、王慎中探访崔铣的一个前提。《洹词》卷十《赠陈编修约之序》云：“陈子使河北，吊铜雀之荒，览苏门之胜，感啸台之敖（傲），慕安乐之达，说（悦）明月之秀嵬、太行之雄峻，已息驾于后渠（即崔铣），与予酌酒赋诗，谈经榷事。”因为《洹词》是编年排次，此序在卷十，对照前后相关文章，可知此序当在嘉靖十三年（1534年）至嘉靖十四年（1535年）初所作。嘉靖九年（1530年）陈束与崔铣相识，四年之后陈束访崔后渠，一起赋诗谈经，这是合乎情理之事。李开先《遵岩王参政传》中也提到王慎中罢官归家前曾访崔后渠的事情，即“仲子（王慎中）时已至淇上，徜徉百泉、苏门之间，径趋安阳，访学士崔后渠，谈数日，亦遂归，不复至孟门、洛阳矣。”因此可以肯定，崔后渠与李开先等五人曾在嘉靖九年（1530年）会过面，并在一起谈论过《水浒传》。而且也只有这一年，他们六人才有聚首一处的机会。嘉靖九年（1530年），李开先在户部任事，熊过、唐顺之、王慎中、陈束也都在京任职，他们聚在一起应是易事，李开先集子中也确有他们在一起讨论问题的记载。基于上述考证，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词谑》所载崔铣等人评论《水浒传》的时间为嘉靖九年，即1530年。
如果承认这个结论可信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早在嘉靖九年（1530年）之前，“一事而二十册”的《水浒传》就已经在社会上流传了，至少是在文人学士中间传阅过，否则，崔铣、李开先等人在嘉靖九年（1530年）相聚时就不会谈起这个话题。因此可以推断，《水浒传》成书时间应不晚于嘉靖九年（1530年）。这样，所谓《水浒传》成书“不早于嘉靖十一二年”说就不能成立。
二
前面我们讨论了《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下限，接下来我们尝试着探讨一下其成书时间的上限。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直接的材料作为依据，主要是从几个相关材料的相互联系中来寻找有关《水浒传》成书时间的蛛丝马迹。
我们先来看看杨慎的《词品·拾遗》。此书中提到宋江潜至李师师家并题词于壁一事，并指出此事出自《瓮天脞语》。这首词与《水浒传》中的词丝毫无差。《词品》序言写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这个时候正是《水浒传》广泛流传的时期。《明史·杨慎传》云：“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程启元《升庵诗话序》中亦云：“升庵戍南荒十有八年，上探坟典，下逮史典、稗官小说，暨诸诗赋百家九流，靡不究心，罔有遗逸。”可见杨慎对通俗文学是毫无偏见的。《瓮天脞语》又名《雪舟脞语》，《说郛》中收有一卷，宛委山堂本题元人王仲晖撰，商务印书馆则题宋末元初人邵桂子撰。余嘉锡先生在《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中根据《说郛》涵芬楼排印本上的题注，并结合《万姓统谱》中邵桂子的生平、创作，断定其为邵桂子所作。今人多以此说为是。余先生还指出：“若谓《脞语》本无此词，出于升庵杜撰，则邵氏著书于元初，必有刻板行世，故陶南村及升庵皆得而见之。升庵虽好伪撰古书，恐不至依托近代人小说以取败露也。”[7](P337)故此书非杨慎伪撰。另外，《说郛》所收的这一卷中并没有升庵所引宋江题词一事，但从这一卷中可知《瓮天脞语》为笔记杂著。由此可见，确有《瓮天脞语》一书，系宋末元初人邵桂子所撰，而非明人伪托，并且体例为笔记杂著。既然杨慎著《词品》时，《水浒传》已经广泛流传，杨慎博洽雄冠一时，对通俗文学并不鄙弃，且《瓮天脞语》不是正宗的史著，那为什么杨慎只引《瓮天脞语》，而对《水浒传》只字不提呢？这一点，连胡应麟(1551-1602)都感到不解。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杨用修《词品》云：‘《瓮天脞语》载宋江潜至李师师家，……小辞盛于宋，而剧贼亦工如此。’案此即《水浒》词，杨谓《瓮天》，或别有据。”
为了合理解释上面的问题，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杨慎的人生历程。据《明史·杨慎传》记载，杨慎(1488-1559)，字用修，四川新都人，杨廷和之子。举正德六年（1511年）殿试第一，授翰林修撰。世宗即位，起充经筵讲官，后又被召为翰林学士。嘉靖三年（1524年）因“大礼议”出贬云南，三十八年（1559年）卒于戍地，谪戍终身。其间他在嘉靖五年（1526年）因父病和嘉靖八年（1529年）其父逝世时回过蜀地。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以嘉靖三年（1524年）为界，把他的一生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词品》序写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显然《词品》系被贬后所作，他对《水浒传》只字不提，可能是因为被贬后在云南、被贬前在京师他都没见过《水浒传》。如果被贬后他见过《水浒传》，就没有理由不提《水浒传》；如果被贬前他见过《水浒传》，凭他的“记诵之博”，也是没有理由不提《水浒传》的。现在我们需要解释的是：杨慎著《词品》时，正值《水浒传》广为流传，他为什么没见过《水浒传》？杨慎谪戍至荒远的云南，交通不便，消息难通，求书不易，他没见过《水浒传》应不为怪。其间他只回过蜀地，且来去匆匆。其回家归葬还须请示朝廷，“及年七十，还蜀，巡抚遣四指挥逮之还”（《明史·杨慎传》），可见其行动的不自由。长期呆在云南，自然难得有见到《水浒传》的机会。我们还可以列举几则旁证材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杂家类〈正杨〉条》云：“慎于正德、嘉靖之间，以博学称，……又晚谪永昌，无书可检，惟凭记忆。”李调元《升庵著书总目序》亦云：“按先生孤身谪戍永昌，七十行戍，无书可藉可携，其所著半出之腹笥。”这些都证明了边地无书，也从侧面说明了《水浒传》传到云南的可能性极小。
接下来杨慎被贬前没见过《水浒传》的问题就很好解决了。据我们推测：在嘉靖三年（1524年）之前，崔铣等人评论“一事而二十册”的《水浒传》还没有最后成书。理由之一，杨慎之父杨廷和为华盖殿大学士，内阁大臣。正德末嘉靖初时为首辅，权倾一时。世宗即位之前，曾代理朝政三十余天，有除难定策之功。杨慎自己，举正德六年（1511年）状元，后为翰林学士。试想，凭着这样优越的条件，这样显贵的地位，如果有人在嘉靖三年（1524年）之前能见到《水浒传》的话，那么杨慎也应该可以见到。理由之二，前面我们讨论过崔铣在嘉靖九年（1530年）之前阅读过《水浒传》。从崔铣和杨慎的关系来看，如果崔铣是在嘉靖三年（1524年）以前见到《水浒传》的，那么杨慎也不会对《水浒传》一无所知，因为崔铣与杨慎是知己，关系非同寻常。简绍芳编次的《杨慎年谱》中记载道：“弘治乙丑（1505年），（慎）侍石斋公（杨廷和）于礼闱。时崔公铣试卷在分考刘武臣帘下，疑其深刻，未录。公见之，爱其奇隽，以呈石斋公，遂擢《诗经》魁。崔知，而以小座主称焉，竟为平生知己。时公年一十八岁。”据此可以断定：在嘉靖三年（1524年）以前，崔铣、杨慎都没见过《水浒传》，因为《水浒传》还没有最后成书。联系石昌渝先生在《从朴刀杆棒到子母炮——〈水浒传〉成书研究之一》一文中得出的《水浒传》成书不早于正德末年（1521年）的结论[5]，我们不妨大胆推断：《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不能早于嘉靖三年（1524年）。
我们再来看看钱希言《戏瑕》中的记载：
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
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戏瑕》“书中颇以博识自负，而所言茫昧无征”，但凭钱希言对《水浒传》的了解《戏瑕》卷二《叶子戏》中也提到叶子皆《水浒传》中人）以及“功父犹及与闻”的口气来看，这一段话应是据实笔录。既是据实笔录，我们就可以对这则材料进行细致分析。这则材料中，钱希言讲的是“喜听人说宋江”，而不是说“喜听人说《水浒》”。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有“近一名士听人说《水浒》”的记载，《少室山房笔丛》的序言写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戏瑕》自序写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成书晚于《少室山房笔丛》，且《戏瑕》曾引过《少室山房笔丛》的话。这样看来，钱希言是细读过《少室山房笔丛》的，那么他完全可依据胡氏先例，说“喜听人说《水浒》”。他没有说“喜听人说《水浒》”，而是说“喜听人说宋江”，决非无意中的混淆，而是有意识的区别。关于这个问题，石昌渝先生指出：“《水浒传》成书之前，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不具‘水浒’之名，这是极简单的事实，而成书之后，他们的故事便通常称做‘水浒’故事。陈洪绶、张岱称画有宋江等人图形的叶子为‘水浒牌’即是一例。”[5]因此，我们从“宋江”和“水浒”称谓的细微区别中就可以知道当时《水浒传》还未成书。那么，弄清楚文待诏诸公的“暇日”究指何时，对确定《水浒传》成书时间应有参考价值。
文待诏即文征明(1470-1559)，诗文书画皆有盛名。他的一生，可分为做官前、做官、致仕后三个阶段。“暇日”应指哪一阶段呢？按常理，做官前和致仕后，时间可自由支配，不存在“暇日”之说，只有做官，才需点明“暇日”。那么，“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就应该是发生在文征明做官时的事情。文征明《甫田集》卷三十六附录其子文嘉所撰《先君行略》云：“癸未（1523年）四月至京师，甫十八日，吏部为覆前奏，有旨授公翰林院待诏。翰林诸公见诸公推与大甚，或以为过。及见公，咸共推服，而新都杨公慎、岭南黄公佐爱敬尤至……竟不考满而归，时丙戍（1526年）冬也。”由此可知，文征明的翰林三年是指嘉靖二年（1523年）至嘉靖五年（1526年）。嘉靖三年（1524年）“大礼议”后，群臣人人自危，惊慌未定，大概是难得有心情去听人说宋江故事的。那么，文征明等翰林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的时间也就在嘉靖二年（1523年）至嘉靖三年（1524年）。据《明史·文征明传》和《杨慎传》可知，世宗嗣位时，文征明侍经筵，杨慎起充经筵讲官，皆预修过《武宗实录》，他们属关系比较亲密的同事兼朋友，“诸公”自然应该包括杨慎。很显然，《戏瑕》透露出的信息与前面我们对杨慎《词品》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相一致。正因为嘉靖三年（1524年）以前《水浒传》还没最后写定成书，所以文征明、杨慎等只能听讲宋江故事而并未阅读过《水浒传》，所以杨慎才会在《词品》中只引《瓮天脞语》，而不提及《水浒传》。
前面已经指出，崔铣是推断《水浒传》成书时间下限的重要人物，文征明是推断《水浒传》成书时间上限的重要人物，杨慎则与他们都有关系。杨慎与崔铣是平生知己，与文征明是亲密好友。杨慎与崔铣俱在嘉靖三年（1524年）落职，文征明在嘉靖五年（1526年）致仕。崔铣评论过《水浒传》（见《词谑》），文征明抄录过《水浒传》（张丑《真迹日录》卷五中有“文征仲精楷古本水浒传”的记载，其《书画见闻表》中也有“文征明小楷古本水浒传”的记载），独杨慎在《词品》中对《水浒传》只字不提。其原因就是嘉靖三年（1524年）以前，《水浒传》还没最后写定成书，杨慎和文征明也只能是听人讲说宋江故事。而《水浒传》成书并流传后，崔铣和文征明因不在荒远之地，所以能见到《水浒传》，而杨慎则因远戍云南，无法见到《水浒传》。通过几个人物的相互关系和几则材料的整体观照，更加强了《水浒传》成书时间不早于嘉靖三年（1524年）的结论。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最早著录《水浒传》的《百川书志》，其中也透露出有关《水浒传》成书时间的信息。《百川书志》序曰：
《百川书志》既成，追思先人昔训之言，曰：“读书三世，经籍难于大备，亦无大缺，尔勉成世业，勿自取面墙之叹。”予对曰：“小子谨书绅。”至今数年，音容迥隔，遗言犹在，愈励先志，锐意访求，或传之士大夫，或易诸市肆。数年之间，连床插架，经籍充藏，难于检阅。闲中次第部帙，定立储盛。又恐久常无据，淆乱逸志，故六年考察，三易成编。
此序写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因为中间花了六年时间考察，所以访书截止时间为嘉靖十三年（1534年）。《百川书志》所录之书是由高儒家“先世之藏”和高儒自己“数年之积”两部分组成。有人认为，《百川书志》所著录的《水浒传》属于“先世之藏”，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假设这部《水浒传》是高儒“数年之积”“锐意访求”的结果。这个“数年”难以判断确指多少年，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不会超过十年，那么，高儒数年之间访得《水浒传》的时间应在嘉靖四年（1525年）至嘉靖十三年（1534年）之间。这与《水浒传》成书时间不能早于嘉靖三年（1524年），不能晚于嘉靖九年（1530年）也相契合。
综上所述，可以断定：《水浒传》成书时间当在嘉靖三年（1524年）至嘉靖九年（1530年）之间。此前尚未发现有任何文献记载过《水浒传》；此后很快就有李开先、崔铣等的评论，高儒的著录，之后又是郭勋的仿《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见郑晓《今言》卷一），都察院的刊刻《水浒传》。从下到上，掀起一股“水浒热”。如果《水浒传》早就成书，那么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嘉靖三年（1524年）之前无人提及《水浒传》，而此后的几年中《水浒传》却受到人们如此热切的关注，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水浒传》正是在嘉靖三年（1524年）至嘉靖九年（1530年）之间成书并迅速流传开来的。
联系一下嘉靖初年的时代背景，我们就可发现《水浒传》中烙下了时代的印迹。嘉靖一朝，对朝政影响最大的首先就是“大礼议”。围绕着大礼议，议礼派与护礼派前后争论了多年，廷臣党同伐异，攻讦倾轧，政局动荡不安，民变兵变不断。比如嘉靖元年（1522年）至三年（1524年）的两广起义、嘉靖元年（1522年）十一月至二年（1523年）二月的山东青州矿工起义、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至十月的山东西潞城陈卿起义以及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的大同第一次兵变。接连不断的起义给《水浒传》作者提供了“官逼民反”的极好素材，社会的动荡也给文人“乱世出英雄”的企望提供了现实基础。另外，大礼议中被罢免、被下狱、被戍边、被杖死的正人君子不计其数。为维护正统，敢于仗义死节。孟森《明清史讲义》中道：“以道事君，固非专以保全性命为第一义矣。风气养成，明一代虽有极黯之君，忠臣义士极惨之祸，而效忠者无世无之，气节高于清世远甚。”可见，当时虽奸佞横行，然正人尚多，士大夫风气未坏，仍以忠义为本，以忠义为荣。长期流动的宋江故事到嘉靖初以梁山英雄凋谢殆尽仅留忠义之名而固定，除了儒家思想影响外，恐怕也有时代精神的潜在作用。世宗崇道也是嘉靖朝一个显著的特点。自嘉靖二年（1523年）闰四月，世宗即于宫中建醮，日夜不绝。在以前的水浒故事中，我们还没发现它和张天师有什么关联[2](P123)，而《水浒传》中一开头就是“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明显带着时代的印迹。正是在嘉靖初年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水浒传》中的宋江才被塑造成忠义的化身，《水浒传》才会以“官逼民反”和“忠义”的主题将流传了数百年之久的宋江故事演绎得慷慨悲壮。
（本文是在恩师王齐洲先生的全面指导和仔细修改下完成的，在此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谢意！）
[收稿日期]2000-10-30
作者介绍：王丽娟(1977- )，女，湖北英山人，湖北大学人文学院1998级研究生。湖北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