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开始写书就交代了文字的来源，从头便以“荒唐”言之。女娲炼石补天之时遗了一块顽石“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想是作者自比，不是无才而是时运不济，王勃所谓“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盖如此类。又想到那些补天之缺漏者果有才乎，这便有很耐人寻味了，怕是滥竽充数者有，见机行事者又多已。古来文人士子多有如此习惯，比如李白，其实此等人果有才乎，怕也是仁者见仁，没有说得清楚的了，雪芹公纵然洞明世事怕也是难得免俗的，古人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有文无第一，但可有一个能坦然不如彼者，这是是人都有的通病，孔子都不能例外——他不是看不上稼墙耕耘吗？又说那些上位者果真不如他们？这又是智者见智了，在我看来怕是在有些方面是不如的，能为万民请命的人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连自己的权利都不能很好的驾驭，他能做出什么成绩呢？有明君在位还能做个诤臣，君王无道——在他们看来——他们惟一的出路就是下大狱，还提什么为天地立心，孔子门徒，道德君子，名声在他们眼里超过一切，能为百姓做事的是能臣,这一点是毫无争议的，比如萧何、房玄龄、狄仁杰等等，他们没有一个是因为“文死谏”而得后人称颂的。所以我想说，历史待他们何其厚也，这其实也不是没有有原因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着实有些贡献，是他们使得中国文风蔚然，或许中国的脊梁也有一部分；另一方面是他们的遭遇博得了人们的同情，我们对于弱者不都会有这么一种感情吗？
我很欣赏一位军人说的一句话：人民真正的好儿子都没有回来，他说得太过，或许是因为昔日袍泽都埋骨他乡，自己功成名就，由是惭愧。中国的脊梁是埋在大漠的将是铁骨、是在萧萧古战场无人问津的精魂撑起来的，文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媒介而已，有感而发，并不能代表他们的内心，纵观中国历史，每当外敌入侵，最先投降的不是军人、不是百姓，而是那些自诩为“文人君子”的人，或许有那么一些真正铁骨，但又何其少呢，更何况这少之又少的一群人之间又有几个是苏武、文天祥呢？所以我说历史待他们太过恩厚，因为他们是文人，中国的历代帝王把文人抬得太高，以至于他们有高人一等的资本，人们也把文人看的太重，再加上历史由这些所谓的“清流”书写，运用一些春秋笔法再简单不过了——当然我所说的历史未必完全是正史，每一件文学作品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这背景谁有说得清呢？
“我师何太痴耶！若云无朝代可考，今我师竟假借汉唐等年纪添缀，又有何难？••••••”这便是文人的以文字改朝换代，虽说我有断章取义，也并非有意诋毁雪芹公，只是想借此例来告谕天下，文人们正气凌然的扭曲历史的事实，若说天下脸皮最厚的一群人则非他们莫属。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要有主流思想，所以孔子被推上了神坛，于是文人们又和政治纠缠不清，但又有多少政治小白就非能一一列举得清了。读了所谓的“圣贤文章”就能治国平天下了？非也，非也。孔子最终被排斥在政治之外——尽管他有治国之才，孟子为梁惠王所不喜，那么他们的徒子徒孙们又能有几个善终的就可想而知。不是我批判孔孟，相反我对他们是很欣赏的，现在我还在读四书五经，但这只是我对于文字的热爱，如果在现代，他们的文字还是很有市场的。这我就又想不通了，中国早就有学校，但是文盲率没人敢想，读书人一开始都憎恨世家大族对舆论的把持，但轮到他们自己诞登道岸之时也是一个样。目前也一样，大家对官二代、富二代都不怎么感冒，但又恨不得自己也是其中一员，还要说得冠冕堂皇，这便是所谓的“文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