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荣贤
图书情报工作 2007年11期
修回日期：2007-01-16
〔分类号〕G257
自1928年容肇祖先生《中国目录学大纲》问世以来，以“中国目录学”或类似的名称为主题词的文献约有30余种，它们是以研究中国古代的目录学理论、方法和历史现象为职志的目录学史专著。这批文献的共同特征是致力于揭示我国目录的史实及其发展的一般轨迹，并侧重于对历代书目著作和目录学家的罗列以及相关材料的比排，再现历史现象的要求被毋庸置疑地凌驾于挖掘目录学精神的要求之上。在史料的处理上，一般都是以著名目录学家及其经典书目著作为主线，按时间顺序建构的。然而，古代书目约计“有三百余种，而实际数量当不止此”[1]。哪些书目堪称“经典”？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影响到目录学史的坐标体系，从而也决定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目录学史著作的基本构架。这其中，虽然有对某些经典定位的商榷，诸如“《隋志》不是四部分类法的奠基之作，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才是”，但迄今为止的目录学史论著基本都是围绕认定和诠释一批经典书目而谋篇行文的，并没有摆脱经典定位本身在目录学史叙述中坚如磐石的地位。因此，对这30余种目录学史著作的褒贬，就可以归结和简化为对它们各自之经典认定和诠释方式的评骘。相应地，对经典的重新认定和重新诠释，势必对目录学史研究的面貌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1 经典书目的重新认定
以《汉志》、《隋志》、《四库总目》等经典书目为主线，探勘目录的史实及其发展的一般轨迹，是几乎所有目录学史著作的不变范式，这种近乎模式化的认定必然导致大量目录学史实的流失。胡适先生指出：“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里去”[2]。遗憾的是，这30余种目录学史著作似乎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太整齐的系统”。例如，对清代《四库总目》的经典化确认几乎是一致的。而当《四库总目》被确定为经典之后，其他同时期的书目遂“堕落为”这一高峰的铺垫与余波。其直接结果是，清代非经典的众多私家目录的地位被低估了。事实上，乾隆虽坚持四分法“实古今不易之法”[3]，然而官修的《四库总目》并不具有“书同文、车同轨”式的律定性。对《总目》经典性的适度颠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清代私家书目在体裁、藏书、著录、解题诸方面的个性特征。如《绛云楼书目》、《读书敏求记》、《孝慈堂书目》、《孙氏祠堂书目》等不标经史子集四部之名，但以礼乐、字书、金石等名词为类名，这就打破了传统四分法的隶属关系（如经部是易、书等的上位类），将众多类名作非等级结构的单向度铺排，实有主题分类的雏形。这批书目集中出现在明末清初，它表明建立在隶属关系基础上的“分类”并不是明末清初之际的文献的唯一组织形式。对该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先贤对文献信息的组织方式。显见，基于《四库总目》经典判断而带来的叙述方式，妨碍了明末清初之际的目录学史在更为丰富、更为复杂的意义上展开。而消解“经典”有助于把握全局，让一元论叙述所遮蔽的历史重新得到认识，让边缘的历史记忆重新闪亮，让目录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和链条重新连接从而弥合断裂的思想线索。只有进行全局性的充分研究，才能够真正建构出有机的和更具分量的目录学史。
事实上，所有的“经典”都是人为确定的，对它们的认可并非不可移易。历史上，“经典”所遭遇的“危机”并不鲜见。如隋许善心“放阮孝绪《七录》，更制《七林》，各为总序，冠于篇首。又于部录之下，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焉”[4]。可见，《七林》的每一个部类前面都有一篇总序，每一种著录文献之下又有解题，其成就应在《七志》、《七录》之上。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充其量只能算作“名著”，而远非经典，以致《隋志》等后世书目皆不著录。一旦打破某些书目的经典地位，就能够建构出立体化、多元化的目录学史坐标体系，从而获得崭新的目录学史的叙述对象，得出迥别往昔的结论。目前的工作似可从下述两个方面着手。
1.1 应重视新史料的整理与发现
应该说，像《汉志》、《隋志》、《四库总目》这样的经典，其备受关注自有其历史的、合理的学术理由。但必须承认，我们对经典的认定其实跟文本的可获得性有关。设想如果班固当年没有“删其要，以备篇籍”，以《七略》为蓝本删削为一卷本的《汉志》，后人也许永远见不到《七略》的概貌，对整个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的描述可能就会是另一副面貌。同样，如果“出新意，每书之下必有说焉”（郑樵语）的66卷本《崇文总目》存留于世，后人对作为目录学家的王尧臣以及对整个宋代目录学恐怕又会别有一番见解。可见，任何书目经典在描述目录学史时的功能意义都是有限度的，我们以《汉志》等经典书目为主线而构建的目录学史叙述传统不仅是有懈可击的，甚至是坐井观天的结果。
例如，关于刘向之前的目录体制，学界以往只能采取“以文献证文献”的方式描述它们的基本样式。然而，自1901年以来大批简帛文献的出土，使我们看到刘向之前我国已有作为二次文献的一书目录（即只有“目”而没有“录”的、作为二次文献的contents）；有置于书首的前置目录，后人所谓“古书目录，往往置于末”之说并不绝对；汉代有法律专科目录等等许多先儒未得而闻的结论。由此可见，文本可获得性对学术研究的价值。又如1925年梁启超在《图书馆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一文，对自东晋道安《综理众经目录》以来至清代为止近一千四百多年来的各种重要佛经目录有过较系统的整理。受惠于此，梁氏弟子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专辟《宗教目录篇》，内容几乎占到全书的四分之一，构成了姚著的一大特色。姚氏曰：“自尔以还，恍如敦煌经洞之发露，殷墟卜辞之出土焉，目录学宫黑暗之一角，重幕骤揭而大放光明”[5]。姚先生的感慨实是就《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在佛经资料整理上的价值而言的。而在梁氏之前，尽管佛经目录的造诣“有胜于正统派者”，然“特以其书深隐丛林，故不甚为流俗所重”，对世俗书目影响不大[5]。梁启超《佛家经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在总结了佛经目录“其所用方法有优于普通目录之书者数事”后亦断言：“郑渔仲、章实斋治校雠之学，精思独辟，恨其于佛录未一涉览焉；否则其所发挥必更有进。”显然，过分仰仗“经典们”所建构的目录学体系难免存在盲区。而对书目资料的整理和重新发现，其意义也不只是为目录学史增添一些文本，它还能弥补因围绕经典的单一叙述而带来的偏失。
1.2 应不断填补目录学史料的空白
书目名著经典化导致的独尊偏崇，往往导致对另外一大批书目文本的忽视、冷落和误解。对这些边缘化的“落难”文本的整理，有助于人们在更为真切的水平上把握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一般特色。如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其内容主要考据经史百家，对小说戏曲的评述尤为人所重。在文献学领域，人们多聚焦于其辨伪学成就，其《四部正讹》被推为古籍辨伪学的重要著述。而在目录学史上，胡氏的思想是被一带而过的。但通过对胡氏目录学思想的深度挖掘可以改变这一简单化的认识。胡著《少室山房笔丛》中的《经籍会通》以历代书目为纲，分源流、类例、遗轶、见闻四篇，对目录诸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可视为我国首部目录学史文献。其卷三《遗轶篇》重点考证诸家目录所著录的文献，卷四《见闻篇》论述了古典文献的流布。另外，《九流绪论》也有讨论各家书目流派和书目著录的内容。总之，胡氏有较强的目录学学科史意识，清人钱大昕《潜研堂答问》卷十论古今书目分类体系的沿革演变大势，即多本胡氏之说。又如其卷二《类例篇》，既从源流上论述四部的兴起和分化，又论述目录类例（主要是分类）的形成、发展、作用与特点，从类例的角度较为自觉地整理了古代的书目分类史，可视为1937年蒋元卿《中国图书分类之沿革》的先导。如果将他的《经籍会通》和其他一些相关著述定位在“经典”的层次上，我们对胡氏乃至整个目录学史的认识必有改观。
又如罗振玉《玉简斋丛书》二集收有明人李廷相《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录》一卷，“该目不设类例，仅依藏书位置记录，先标方位，再标以柜，再标以层，间或也标有类目，如‘二柜官书’、‘三柜一层药书’”[6]。这样的材料在传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取向的目录学史著作中是很难读见的。该书目以揭示庋藏地点为要务，反映了书目的致用性，在明代目录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再如，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的分类和提要虽仿《四库总目》，但“对于《四库提要》代表乾隆宣传封建思想的部分删去了不少”[7]。因为没有凸显儒家学理，该书目的地位较为低下。事实上，《郑堂读书记》首开为普通藏书（而不仅仅限于为善本书）撰写提要的先河，具有很高的学术考辨价值。总之，史料的深度挖掘对于目录学史的学科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叙述方式的更新
对经典的修正，有助于从材料的层面上革新目录学史的坐标体系，但这主要是从目录学史的外部而言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叙述方式的变化。
2.1 对经典的重新诠释
经典书目的功能意义是有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以经典书目为主线的目录学史叙述方式。因为，不管我们如何标新立异，只要我们仍然是在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汉志》这样的经典总是无法回避和绕开的，它们永远是难以移易的重点。对这样一些公认经典的重新诠释也将有助于增加目录学史的内涵。事实上，很多书目之成为经典，往往就是得益于学者对它们的不断求证和重新诠释，使它们有可能成为原创性理论产生的基础。众所周知，章学诚《校雠通义》就是在分析《汉志》目录学特点的基础上产生的。余嘉锡先生说：“章氏著《校雠通义》，……仅就《汉书·艺文志》参互钩稽而为之说”[8]。王重民先生说：“《校雠通义》的内容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讨论《汉书·艺文志》的，所以，一般的书名、人名，也就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出于《汉书·艺文志》”[9]。换言之，章氏所有目录学理论的证成，几乎都是在对《汉志》的条分缕析中实现的。这表明，对经典诠释得越透彻，它释放出来的学术空间就会越大。这就需要我们打开多元化的思路，对经典书目做出重新诠释。
可喜的是，学术界对目录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单一的意识形态霸权话语已经受到了文化学、书目情报服务、机读化等多种研究方法的挑战。如朱天俊先生整理、1984年出版的王重民先生遗著《中国古代目录学史论丛》中的一组论文，以历史上的一些经典书目为分析对象，史论结合，把目录学的发展放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予以考察。尤其对历代重要官私目录的编制、相互关系、文献价值、历史作用等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揭示，目录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得到了更为全面的理解，对我们深入了解和正确使用目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在这种新的理论思维指引下，一些经典书目经过重新诠释，可以获得新的认识与评价，进而重新确立起它们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这本身也是对理论思维的一种激活。仍以《汉志》为例。章学诚所总结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其说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核心特征，不如说是《汉志》的核心特征。历史上，只有祖述《汉志》的书目才会有同样的学术本质，这是治目录学史者必需首先辩明的。从学术考辨的角度而不是从书目编制的角度研究《汉志》将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益。例如，通过对《汉志·六艺略》中每一类文献排列顺序的分析可知，“传”体文献位置相对趋前、“章句”体文献相对趋后，这一排序事实上反映了这两种阐释体例在当时学术创造中的重要程度，这一结论有助于对汉代儒学原典诠释原则和方法的重新认识。又如《汉志·六艺略》在“诗”类著录的14种文献中，可以看到学派原则高于阐释体例原则；而阐释体例原则又高于“个人著作相对集中”的原则，所以才会出现《齐后氏故》和《齐后氏传》不著录在一起的情况，这也反映了汉初“《诗》分为四”的学术现实。再如，从《汉志·六艺略·春秋》的文献著录来看，《公羊》有传11卷，外传50篇、章句38篇；《谷梁》则有传11卷、外传20篇、章句33篇。这两家解释《春秋》时所使用的主要体例（传、外传、章句）是一致的。从中仿佛仍能窥见当初《公羊》和《谷梁》两家辩难、问学，彼此既相互切磋又相互攻讦的景况，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汉初今文经学内部公羊、谷梁两派的纷争。《汉书·儒林传》说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召开的石渠阁会议即主要是为了“平《公羊》、《谷梁》同异”。从书目上还可以看出：①《谷梁》的外传、章句和《公羊》的外传、章句相比，篇卷相对为少，尤其是“外传”仅及《公羊》“外传”的2/5；②《公羊》另有《杂记》等三种文献见著，而《谷梁》则无与之相对应的文献。由此可以断言，公羊学相对开放，是一种发挥派；而谷梁学则相对内敛，注重师承和家法，更为切近《春秋经》原典之本义。而这一结论在经学史上是可以得到印证的[10]。
2.2 叙述话语的重建
与对经典书目的重新诠释相关的是目录学史叙述话语的重建。在已问世的目录学史著作中，专题法和时序法是两种重要叙述方式。如1934年汪辟疆先生的《目录学研究》基本是以时间顺序为纲目的。1938年姚名达先生的《中国目录学史》分叙论、溯源、分类、体质、校雠、史志、宗教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共十个主题立论，此为主题法，然其各主题下仍是以时代为顺序。因此，可以认为，目录学史著作基本是以单一时间为线索而建构的。这种叙述模式直接对应于各个历史时期经典书目的认定和比排，必然会遮蔽或扭曲目录学史的丰富性。
为了不使历史被人为地过滤得太多，我们强调目录学史叙述线索的多元性、立体性。如周彦文先生《中国目录学理论》“在讨论历代书目时，焦点都放在‘类别’的分隶上，将‘类别’视为基本的讨论单位”[11]，显示出不同流俗的学术眼光。而一旦以“类例”为观照，恪守传统四分法的《四库总目》就会变得并不比有306个小类的《国史经籍志》或是有244个小类的《淡生堂书目》更为“经典”。世人高标古代书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特征，那些以检索为职志、“小序解题并无，只有书名”的“甲乙簿录”遂归于沉寂。1930年杜定友先生在忻慕西方字典式目录在实际运用中能够科学地揭示、有效地报道文献的前提下，生发了对传统书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反思。《校雠新义·序》指出：“言目录者，无不首重学术之源流，窃以为言之过甚也”[12]。可以断言，若以“检索”为叙述话语，对什么才是目经典必然会有不同的定位，原本不值一哂的甲乙簿录必然会进入目录学史的序列，整个目录学史的格局自然也有所不同。事实上，明代目录学总体水平不高，也没有形成经典书目——这正是以学术辨考为单一线索而得出的必然结论，但从“聊便查检”的二次文献的观点衡量，几乎所有的明代书目都有其独特的目录学史价值，它们一脉相承，自成系统。对它们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正统书目的关系以及同样作为“甲乙簿录”的书目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的分析，必将有助于把握这一时期目录学发展的状况。
3 结语
目录学史永远只是主体人的叙述史，叙述对象的确定和叙述方式的选择，决定了目录学史著述的基本面貌和它的学术结果。围绕若干经典书目为主线的叙述框架，能够提供对书目历史的一种提纲挈领的把握，让历史以更简洁清晰的样式得以呈现，但也导致了大量丰富多彩的目录学史实的流失。因此，对经典的适度颠覆和对史料的重新挖掘与整理有助于弥补这部分损失。另一方面，叙述方式作为叙述对象（以经典书目为中心的若干书目）的构建模式，暗含着对叙述对象学术价值的基本判断，从而反过来决定着对叙述对象的选定。使用不同的叙述方式必将有助于拓展目录学史研究的深度，丰富目录学史研究的张力。因而，重建目录学史的建构体系与叙述线索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也是目录学史研究的活力所在。
作者介绍：傅荣贤，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80 傅荣贤，男，1966年生，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