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正”是谥号，典出自《荀子·王制篇》：“积文学，正身行”之句。谥号是对死去的帝王、大臣、贵族，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一种称号。君主的谥号由礼官确定，由即位或后朝皇帝宣布。大臣的谥号是朝廷赐予的。谥号带有评判性，相当于盖棺定论。
谥号始于西周。《逸周书·谥法解》：“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车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即周公制谥。
秦始皇认为自己“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就将“皇”、“帝”连起来开始称“皇帝”。“皇帝”比上谥更加溢美。就把它废除了。直到西汉建立之后又恢复了谥号。
西汉倡导以孝治天下，所有皇帝的谥号都有个孝字，如孝惠、孝文、孝景一直到孝献。汉献帝是他死去之后曹魏给他加的谥号，他做皇帝的时候没有这个叫法。
用“文正”作谥号，是宋初出现的奇特现象。北宋初年的几位大臣，像李昉、王旦都被谥为文贞。到宋仁宗的时候，因为宋仁宗叫赵祯，为了避讳，文贞才改为文正。到了仁宗皇帝的老师夏竦被拟定谥为文正的时候，司马光第一次提出了：“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司马光奏曰：道德博闻曰文，靖共其位曰正，‘文正’是文人道德的极至。而夏竦奢侈无度，聚敛无厌，内则不能制义于闺门，外则不能立效于边鄙，言不副行，貌不应心。语其道德，则贪淫矣；语其正直，则回邪矣，此皆天下所共识，夏竦得‘文正’之号，不知以何谥待天下之正人良士？”最后仁宗皇帝实在没办法，谥夏竦“文庄”才算了结了这桩公案。
“文正”经过司马光的宣扬之后，一直被作为是人臣极美的谥号。在历史上，能得到文正这个谥号的人，大多都是当时文人敬仰的对象。而作为统治者的皇帝是不肯轻易将“文正”赐予人臣的。综观宋朝得文正谥号的有李昉、王旦、王曾、范仲淹、司马光、蔡卞、郑居中、刘理顺等。
范仲淹死后谥号“文正”，首先是因为，他是一位比较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1040年，自称大夏皇帝的元昊，在中止与宋朝的臣属关系后，发动了三川口战役，进而围攻延州（今延安）。宋军的惨败震怒了仁宗皇帝，派夏竦为陕西前线主帅，范仲淹在恢复天章阁待制职衔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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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拜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即副帅，同管勾都部署司事，兼知延州。一到延州，范仲淹亲临前线视察，他发现宋军在官兵、战阵、后勤及防御工事等方面有颇多弊端；如不改革军阵体制，采取严密的战略防御，实难扭转战局。韩琦低估了西夏军优势，年轻气盛，尤激于屡受侵扰的义愤，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而急于求成的仁宗皇帝却批准了韩琦等人的进攻计划。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韩琦接到西夏军侵袭渭州(今甘肃平凉一带)的战报。他立即派大将任福率军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迫。直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却在好水川口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英勇阵亡，士卒惨死一万余人。韩琦大败而返，半路碰上数千名死者的家属。他们哭喊着亲人的姓名，祈祷亡魂能跟着韩帅归来。韩琦驻马掩泣，痛悔不迭。好水川的大失败，教训了韩琦和朝廷主战派，也教训了仁宗皇帝，使他们认识到范仲淹战略主张的正确性，逐渐采纳了范仲淹的意见。
范仲淹首先整顿改编了延州的军队编制，淘汰了老弱残兵，并从当地召募居民和熟羌充实军队。熟羌成为守城士兵，按当时规定一律黥面，而范仲淹对他们仅刺臂不黥面，尊重了人格，感动了羌民。范仲淹还大胆从士兵和低级军官中起用提拔了一批猛将，如种世衡，张去惑，狄青等。严格军队训练是提高战斗力的重要环节。范仲淹选择18000名合格士兵作为延州边防守军，六将分领六部之兵，分别训练，改变了兵将不识的状况。在训练时范仲淹能以身作则，将士没喝上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上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范仲淹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罪大恶极和克扣军饷的贪污官吏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不久，他便训练出了一支勇猛善战，纪律严明的边防劲旅。
在防御工事上，延北修筑青涧城，宋夏交战地带，突击抢筑大顺城，很快形成了堡寨呼应的战略防御体系。同时加强边境城堡的防守，采取轮流值勤的办法。边境士兵可分到赋田80亩，能自己备马的，另外多分赋田40亩。士兵在不训练不值勤时，一律回家种地，发给口粮。值勤时，官方发给他们兵器，称做强人弓手。此法叫营田。营田法的推行，加强了防守实力，团结了边境少数民族，充实了兵民粮食，对防御西夏入侵起了十分有利的作用。
与此同时，还对西夏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持机突袭，很快收复了灵州，夏州等重要边城。西夏军中传说着“如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范雍）那般好对付”。边境上也流传着“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的民谣。
在范、韩等人四年的苦心经营下，边境局势大为改观。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庆历初年，仁宗皇帝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发生；冗官、冗兵、冗费，财政困难；来自辽和西夏的威胁。为了缓解危机，维护封建统治。仁宗皇帝，似乎显得格外开朗和进步。将夏竦、韩琦和范仲淹三名统帅，一同从西线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亲自任命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为谏官。
“四谏官”“三奏”撤掉了夏竦、罢免了吕夷简、驱逐了王举正，荐起了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在仁宗的催促下，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它的主要内容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宋仁宗以诏令形式颁发全国施行,史称”庆历新政”。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官僚机构开始精简；以往凭家势做官的子弟，受到重重限制；昔日单凭资历晋升的官僚，增加了调查业绩品德等手续，有特殊才干的人员，得到破格提拔；科举中，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全国普遍办起了学校。庆历新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宋出现的危机。
新政触犯了以皇室为主的贵族官僚和大地主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百般阻挠。庆历五年初，一年前慷慨激昂，想励精图治的宋仁宗终于完全退缩，他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了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革新派人士都相继被逐出朝廷。坚持了一年零4个月的庆历新政终于失败。
以裁减冗官，任用贤能，精简机构为核心的改革，是在制度上动揺和改变赵匡胤恩养士大夫的祖制，向大批皇族宗亲开刀，这样一来，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官员都得丢官。仁宗同意改革的初衷，是要解决财政危机和军事危机，富国强兵。但是，如果以牺牲皇室宗亲的利益来实现，也就动摇了封建皇帝的统治基础。这种改革当然很难继续下去。
北宋皇室的家规是抑制武将，办法是重用文人，实行更戍法，人为的制造将不知兵，兵不识将的局面，以维护其统治。实行更戍法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国防，而废除庆历新政，则是为了皇室利益牺牲了改革。仁宗罢黜范仲淹的一个原因是范仲淹带过兵，有军事威信。更主要的是朋党之议，仁宗也知道这是臣下在互相攻击，但范仲淹确实有些功高震主，而且这同整个士大夫阶层比起来，一个范仲淹再重要，也得忍痛割爱啊。
此时，西北边境再次出现危机。范仲淹只得再次前往边关陕西河东任职宣抚使。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它开创了士大夫参政议政的风气，为25年后的王安石的全面改革奠定了基础。
范仲淹死后谥号“文正”，更因为他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他文章简练，笔锋犀利，才华橫溢，受人崇拜。他一生给人写了很多碑铭墓志序文等，但有个原则，此人受他所尊重，方可请得他作笔，否则拒绝。他从政37年，他一生担任过55个官职（除加封与追赠），其中京官职20个，地方官职35个。从九品小吏逐步升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正二品。他有超过30年的任职时间在地方，任州府路的长官或属官（相当于现在十个省的区域）。他从政显著特点，是脚踏实地为百姓办事，并不着意为文。他每到一地，都关注民生，兴修水利，培养人才，赈灾减赋，除害安民，把精力投入到处理国计民生的事务中去。他给后人留下的诗词文章屈指可数，但却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范仲淹流传至今的词作仅有5首，这首著名的《渔家傲》是他戍守边疆时的作品，意境宏阔，气象雄奇，为宋代豪放词之先声。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被贬至邓州。同年好友滕宗谅重修岳阳楼，来信请他写篇楼记。他总结历代先贤和自己一生的阅历，将他对人生、对社会的理解，借洞庭湖波澜壮阔的万千气象倾泻而出，终于发出光照千秋的慨叹：“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岳阳楼记》是彪炳史册的千古名作，也是令后人兴高山仰止之叹的一座丰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名言是范仲淹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浓缩，也是他一生所追求和实践的行为准则。他不计个人进退得失，治家严谨，俭朴清廉，死后入殓时，竟然连件新衣服都没有。可見，赠“文正”谥号给范仲淹是恰如其人的。
有意思的是，北宋王朝有一位名垂青史、妇孺皆知的人物包拯，本来和“文正”毫无牵连，后人却把“文正”加封在他的身上。这是为何？是因为后人把宋代两个名臣的事迹混在一起了。
先从简历看联系。
包拯（999—1062），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字希仁。天圣五年（1027）进士。1057年权知开封府。包拯从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则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他卒于嘉佑七年（1062），享年64岁。死后谥“孝肃”。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苏州）人。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1035年权知开封府。卒，徏颖州途中病逝于徐州，终年63周岁，即皇佑四年（1052），死后谥“文正”。从上可看出，两人年令不同。范仲淹比包拯大10岁。字号不同，谥号不同。范仲淹字希文，谥号文正；包拯字希仁，谥号孝肃。权知开封府时间也不同，范仲淹早包拯22年任开封府尹，任职时间为半年。包拯任职时间稍长，为一年零一个月。可是，古典小说《七侠五义》第三回中却这样写道：宁老先生……给包公起了个官名，一个“拯”字，取意将来可拯民于水火之中；起字“文正”，岂不是“政”么？言其将来理国政，必为治世良臣之意；《三侠五义》通过小说的虚构，巧妙地又把“文正”加在了包大人的身上，于是包公在诸多称号中，又名正言顺地多出了个“包文正”。包公在自报家门时几乎都称“姓包名拯字希文”，有的甚至自呼为“包文正”。《七侠五义》和《三侠五义》为什么将‘文正’二字加在包拯身上呢?因为范仲淹和包拯任职期间都突现了清正廉洁，刚直不阿的品行，都有忧国忧民之心，所以他们都受到了老百姓世世代代的爱戴和敬仰。更因为专制和清官的矛盾反映在民众心中，由于清官太少，贪官多而可恶，民众也就更喜欢清官。范仲淹和包拯都是难得的清官，“文正”二字放在哪个人身上都一样。既然仁宗赠范仲淹”文正”谥号，那我这天不怕地不怕的老百姓也可将此”文正”谥号赠与包拯。可见作为盖棺论定的美谥，有的人想得而不可得，有的人不用自己争即可得到，这就是历史。这就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也就是戏剧中所唱的“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就是咱老百姓”。
再从生平事迹看性格特点，两人都敢言直谏。
包拯以直言敢谏而闻名，常与皇帝激烈争辩。有主要事说明。一是反对“覃恩”。皇祐二年九月，大涝之后天气放晴，仁宗皇帝认定这是吉兆，除了在京城举行祭祀天地的盛大庆祝外，还下诏大赦天下罪犯，给所有文武百官每人晋升一级。这就是所谓「覃恩」。包拯对此提出异议，对仁宗说，罪犯服刑，那是对他们以往犯下的罪行所给予的惩罚，怎么可以因为洪水退去而减轻对他们的惩罚呢？
二是三弹张尧佐。张是宋仁宗宠妃张美人的伯父，没有多少才干表现，但他凭借张美人的关系，却官运亨通。最初，张尧佐被委任为「三司使」。包拯极力反对，向皇帝谏议说，像张尧佐这样的人，就连小官也没有资格做，更不用说「三司使」这样显赫的大官了。但是，仁宗不但不理会他的谏议，反而又加封张尧佐为节度使。包拯非常痛心，继续上谏，坚持怒责张尧佐，可是仁宗仍然置若罔闻，到了第二年，又加封张尧佐出任宣徽南院使。包拯第三次向皇帝进谏，痛加陈词，甚至在朝廷上跟皇帝当面辩论起来，终于迫使皇帝罢了张尧佐的官。
三是七斗王逵。王逵是出名的刽吏。他在出任地方官时，横行不法，随意增派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仅其中一次就多收了三十万贯。他把搜刮来的钱财，大量贿赂京官，谋取私利。他的吏治手段非常残忍，并且随意杀害百姓。在他任湖南路转运使时，百姓闻风逃散，纷纷躲藏到深山密林的洞穴里，逃避迫害。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可是他受到朝廷宠信，官运直上，升到淮南转运使的高职。包拯为民请命，七次上书朝廷罢免王逵，有一次他在皇帝面前慷慨激昂，力陈利害，甚至无意之间把唾沫喷到了皇帝的脸上。在包拯的不断弹劾下，王逵终于被罢免了。
大臣敢在朝廷上跟当朝天子叫板，这在其他任何朝代都是罕见的。但是在北宋仁宗朝，敢于与皇帝公然谏争、据理辩论的，却绝非包拯一人。当时，朝堂辩争几乎成了一种风气，而这种议政之风的开创者，就是范仲淹。范仲淹无论是否谏官，以天下为己任，在讨论国计民生的大事时，往往奋不顾身。
1033年仁宗理政，被贬河中府的范仲淹奉诏回京任右司谏。这一年京东和江淮大旱，随后蝗灾又起。身为谏官的范仲淹奏请救灾，没有被理会。他冒着触犯帝怒的危险，前去质问，“京东和江淮的百姓沒有饭吃，灾民苦不堪言，我们怎可置之不理呢”？宋仁宗被感动了，只得派他前往灾亚区赈济安抚灾民。范仲淹归来之际，还把灾区饥民吃的野草、树皮之类带回京城，在宫廷内外巡回展示，以戒奢风。这种做法引起了强烈震荡，不少正义之士纷起响应。余靖、尹洙、蔡襄、欧阳修、苏舜钦等慷慨激昂之士纷纷上书指责朝廷过失，掀起了凌厉进言之风。
1034年正月，范仲淹因谏止废郭皇后之事，再次受贬谪守睦州（今浙江建德）。随后改知苏州治水。1035年三月被贬两年后的范仲淹，因政绩斐然，被召回京城并得到了提升，权知开封府尹。到任几个月，范仲淹便把京城治理得井井有条。京城“肃然称治”。当时群众中流传着“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的民谣。
不久更令吕夷简难堪的是，范仲淹还将朝中官员的升迁情况绘成“百官图”进献皇帝，指责吕夷简用人唯亲，官员升迁只依私情。提出用人应按照制度与规矩来实行，皇帝应掌管重要的人事任免权。这样一来，范仲淹噩运难逃，再次被贬饶州。范仲淹虽三次被贬，但他讥切时弊，忠谏进言之风仍在延续，也深深地影响着朝廷官员。晚范仲淹十余年才进京出任谏官的包拯，显然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熏染。
第三从同一历史事件看包范
包拯，字希仁，因其脸黑，俗称“包黑子”，又因其当过龙图阁直学士，又称“包龙图”。包拯一生清正廉洁，死后得谥“孝肃”，深受百姓爱戴，包公的形象在戏剧舞台上久演不衰，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人物，才真正配得上“谥之至美”的“文正”。可当时朝廷并没有给他这样的封谥，怎么办？老百姓自有老百姓的办法。
范仲淹是北宋时的一代名臣。他曾担任过开封府尹，且任职时间与包拯相近。所以在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中，这两位同时代、同类型的人物被相融相混、合二为一，从而创造出了一个为民请命、为民做主、为民除害的“青天”形象。从著名小说《七侠五义》和戏剧《打龙袍》《狸猫換太子》中得知，南侠展昭侠肝义胆名震江湖，江湖宵小闻名丧胆，黎民百姓却敬佩仰慕；开封府府尹包拯为官清正，展昭仗义投身官府协助办案。仁宗皇帝赐封展昭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又封御猫称号。陷空岛五鼠不服，锦毛鼠白玉堂进宫盗去仁宗贴身玉佩，挑战展昭，展昭在陷空岛以武功气度慑服五鼠认罪投案。仁宗特准五鼠将功赎罪协助包拯追查悬宕二十余年之宫闱奇案《狸猫换太子》。在众人协力之下方将仁宗亲生母亲李妃冤屈洗刷，刘太后与总管太监郭槐俯首认罪后，仁宗亲迎李妃进宫。谁知李妃却要包拯治仁宗不孝之罪，然而自古以来却从无以臣审君之理，包拯机智以打龙袍替代打君，方使母子团圆。自此李太后入主内宫，展昭继续协助包拯办案。
事实是，宋仁宗赵祯为宫女李婉仪（后封为妃）所生，刚出世不久就被刘（名娥）皇后抱走。李婉仪后被贬入冷宫，受到百般虐待。宋仁宗自幼只知道刘太后是他的母亲，却不知道还有生母李婉仪。他12岁登基直至20岁，刘太后垂帘听政。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后归政问题渐渐成了朝中极其敏感、人人讳言的大事。天圣七年冬，宋仁宗打算率领文武百官在会庆殿为刘太后贺寿，下令起草祝寿仪式。朝中群臣对此议论纷纷，都认为不能这样做，但谁也不敢出来说话，更沒有人敢站出来反对。刚结束守丧，官职很低的秘阁校理范仲淹不顾个人安危，直接上书刘太后，“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认为皇帝可率亲王皇族在内廷给太后祝寿，行家人之礼。宰相可率百官在殿前给皇上或皇太后祝寿。如果皇帝率百官在殿前跪拜，给太后祝寿，那是“亏君本，损主威”“不可为后世师法”的大事，决不可以这样做的。刘太后虽沒追究，但对范仲淹却心存怨恨。
谁知没过多久，范仲淹竟然再次犯颜直谏，公然批评太后大权独揽，要求把管理国家大权归还给皇帝。范仲淹直谏的勇气令满朝文武震惊，却因此激怒了刘太后，诏书很快下达，范仲淹出任河中府通判。。
两年后，刘太后去世，宋仁宗得知了自己的身世。那些在刘太后掌握大权时趋炎附势的官员，此时却纷纷诋毁她。范仲淹虽曾因得罪太后遭贬，此时却力劝皇帝感念太后的养育之恩。“太后受遗先帝，调护陛下者十余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宋仁宗深受感动，下诏不得再议太后之事。一场宫廷中真假母亲骨肉间的大事，以不带血腥的方式和谐化解，其中范仲淹表现得可谓光明磊落，光彩照人。
从上述史实中可看出，范仲淹谏议太后归政时，包拯中进士才两年，尚未出仕为官；李婉仪早于刘太后一年去世；而刘太后去世时，包拯才任天长知县，还没有到京城为官。对于这场风波，包拯显然没有参与的机会和资格，更不可能在寒窑相遇李妃，使皇帝母子相认。
元代诗人王恽瞻仰“开封府题名记”碑后曾写下的一首感怀诗：“拂拭残碑览德辉，千年包范见留题。惊乌绕匝中庭柏，犹畏霜威不敢栖。”诗人感叹包拯和范仲淹的英名，把贪官污吏比作院中柏树上盘旋飞舞的乌鸦，即使在千百年之后，他们仍恐慌畏惧，不敢靠近这两个天下争传的名字。范仲淹喜欢弹琴，最拿手的曲子是《履霜曲》，所以人们又称他为“范履霜”。王恽诗中“犹畏霜威不敢栖”一句应取意于此，也可以说更多地表达了对范仲淹的景仰。
在民间，范仲淹不如包公名气大。包公是小说曲艺和戏剧舞台上跨越时代的超级明星，早已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清官典型。包公戏的流行，从南到北，几乎涉及到所有的戏曲种类。戏剧中的包公，并不等同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包拯，而是带着某种理想化的色彩，集历代廉吏形象之大成。在包公戏里，包公既是一位清正廉明、铁面无私、心智过人、执法如山的清官，又是一个上通天神、下通鬼魂、具有灵异功能的、半神半凡的超人。尤以包公的脸谱特殊，它墨黑如漆，在脑门心的位置上用白色油彩勾画出一弯新月。包公的前额所画，俗称「月形脑门」，学名「太阴脑门」。包公刚正威严，「日断阳间夜断阴」，白天料理人间的案子，夜晚则主持阴间的讼事。「月形脑门」，就起到「通行证」的作用。他可以自由进出阴曹地府，擒妖捉怪，只需一声断喝即可。电影、电视等现代视觉媒体的出现，让包公戏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当然，在戏剧舞台上，范仲淹和包拯的形象往往是被合二而一的。细读包公故事不难发现，其中到处活跃着范仲淹的影子，有些故事的主角甚至应该是范仲淹而非包拯。在人们着力包装包公事上，也可以看到，它凝聚了老百性对于清官的企盼，和对社会公正的向往。然而，无论是政声还是政绩，范仲淹都足以和包拯相提并论。可以说，包公这个艺术形象，不仅代表包拯，也代表范仲淹。但是“包公”形象却远不能代表范仲淹的全部。
范仲淹是历史上并不多见的贤相。他所表现出来的大仁大义、大智大勇以及卓越的政治才干和文学才华，是全方位的。正如与他同时代的名臣韩琦所说，他是“前不愧古人，后可师于来者”的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