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展雄
凯末尔，作为一具肉身凡胎，他在1938年去世；作为一个主义、一个政治理念，凯末尔在2016年的未遂军变中元气大伤。早在1950年大选，凯末尔的政党就溃败了，没有军方干预这种近乎开挂的作弊手段，共和人民党就无法赢得常规选举。
归罪于民众蒙昧无知，选举宗教极端派，是简单偷懒的思路。犬儒经常把“民主不能当饭吃”挂在嘴边，但宗教就能当饭吃了？任何一个明智的政客都知道凯末尔主义败退的真实原因：“笨蛋，问题是经济。”
和平选举版“农村包围城市”
安纳托利亚是一片贫瘠的高原，土质较差，一次播种需休耕三年以恢复肥力。奥斯曼王朝能够维持本土补给，靠的是不断收割埃及、克里米亚、美索不达米亚这些粮仓。帝国分崩离析后温饱成了问题，凯末尔曾慷慨激昂地说：“那些用宝剑实行征服的人，注定将被那些用耕犁来征服的人所克服。”现实则相反，手握耕犁的人永远害怕手握宝剑的，农民只能被动地接受威权政府的恩惠或威慑。
共和人民党废除宗教上的什一税，小规模土改，解除了旧制度扼在农夫身上的枷锁；另一方面，国家低价征收农产品作为“资本原始积累”，发展工业化。凯末尔时代城市的发电量增长10倍，灯火辉煌，然而全国4万个村落，通电极少，生产力仍处于黑暗的中世纪。
凯末尔在一个欧洲港口城市出生长大，父亲是个做木材生意的小商人，青年时期的“土耳其之父”出没市井，流连于歌厅酒馆，跳舞作乐。城市文明带来西方的启蒙思潮，也充满声色犬马的诱惑，凯末尔濡染其中，对于内陆的农业文化完全陌生。作为国家领导人，凯末尔会说些场面话，赞扬农民的艰苦美德，内心深处，他蔑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巴佬。
1925年政府强迫民众丢掉头上的旧式无檐毡帽，戴上欧式礼帽，共和国的新政大部分浪费在这些表面虚礼上。凯末尔的真实成绩是被后世拔高的，其军事才干确属一流，但政治改革华而不实，至于经贸领域他完全外行。新生的苏俄令他羡慕嫉妒恨，压榨农业补贴工业的办法一分不差地学了去。
世俗派可以占据舆论制高点，批评陋俗旧习，但动不了农夫自家后院的一亩三分地。1945年，共和人民党打算发起土地改革，没收全国任何一块500公顷以上的大宗地产，分配给五百万贫困人口。各路反对派联合捍卫私有产权，经过五年的杯葛，议案打了折扣，只有几万亩地产被分配。马列主义者嘲笑资产阶级改革的“软弱性、妥协性”，贫农则不会因分到田地而感激，他们不会忘记那是一个背弃礼教传统的无神论政党。
土改计划流产的同一年，共和人民党遭遇了更大的挫折，民主党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选举战术，获得了487个国会席位中的407个，农场主出身的曼德列斯当选新总理。新政府优先照顾“三农”政策，发放低息贷款，农民们第一次有了大型收割机，田野里第一次铺设了柏油马路。曼德列斯把骑毛驴、烧牛粪的中世纪农业，变成了开拖拉机、施化肥的现代农业，占据选民七成的农业人口组成了民主党最大的票仓。
工人不爱苏联爱祖国
土耳其器物上的西化始自于1839年，苏丹颁布《花厅御诏》，引进蒸汽机工艺，兴办邮政、学校，比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早二十多年。旧帝国的发展并不缓慢，军队拥有亚非国家里（仅次于日本）最先进的火炮和舰船，首都伊斯坦布尔建成了世界第二古老的城市地铁，除了银行外（伊斯兰教义禁止利息），工商业机构基本完备。
但急功近利的民族主义者没耐心等待，寻找捷径。在土耳其工业起步阶段，苏联人扮演了导师兼金主的角色，1921年两国友好条约签订后，克里姆林宫援助了1000万金卢布，同时推销“重工业优先+计划指令”的苏式路线。
奥斯曼有着深厚的吏治传统，政府官员管控大小事务。新生的共和国不仅没改变这点，反而赋予了官僚更多的权力，让他们办厂经商。1934年凯末尔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国企垄断了钢铁、化工行业。然而苏式路线里暗藏了“特洛伊木马”：发展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势必培养出庞大的工人队伍，而“无产阶级先锋队”将会为苏俄打开君士坦丁堡的大门。
土苏刚建交不久，共产党组织就在小亚细亚扎根，以土耳其人民社会党的名义出现，获得合法地位。凯末尔的对策是：与其粗暴地实行党禁，不如跟布尔什维克竞争。政府建立了一个御用共产党，吸引劳工群众，确保他们不过于左倾，拉回正轨。在劳资纠纷中，政府秉持中立，既不允许工厂随意开除，也不允许雇员游行罢工。
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低谷，共和人民党察觉到选民在流失，正式提出“中间偏左”路线，不再代表全民族、全阶层，专注依靠劳工大众。时至如今，怀有启蒙精神的军人、教师、公务员组建共和人民党上层，而工人阶级则构成了凯末尔主义坚固的柱石，捍卫着中东唯一的世俗民主大国。
企业家：既要市场，也要宗教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里，中东的亲伊斯兰政党是一帮毛拉，性情古怪，只会死记硬背圣训和古兰经。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土耳其民主党既囊括了乡村的阿訇、农业主，也吸纳了城镇中产阶级，其核心成员是从共和人民党脱离的四位议员，他们反对凯末尔主义并不是反现代化，而是认为凯末尔主义恰恰压抑了企业活力，妨碍了现代化。
在经济大萧条的1930年代，土耳其模仿苏联统制主义，获得了10%的GDP增长。昙花一现的奇迹过后，经济陷入低迷，企业只能依靠关税壁垒、国家补贴勉强度日。对于私人资本，凯末尔并不讨厌，但也谈不上热心。农业税取消之后，对烟酒等商品实施专卖，市民阶层实际承担了主要税负，但他们未得到相应的政治地位，“二战”时期国会的453个议员里，只有49个商人，5个银行家，工厂主才3个。
土耳其的小工商业主勤劳简朴，重视积蓄，信仰上靠近苏菲教团，如果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西方资本主义源于加尔文的新教伦理，那么土耳其的资本主义应当源于“艾斯纳夫”阶层（土耳其语对城镇里的工匠和店主的称呼）。历史的吊诡便在于此，原本充当进步力量的布尔乔亚，在中东启蒙派世俗主义语境下，却变成了危险的宗教右翼分子。
亲伊斯兰的党派敏锐地抓住了这点，他们强调电气化、城市化，认为奥斯曼帝国正因工业革命程度不够而没落，现在土耳其要效仿欧美的经济理念，同时工业化中的转型痛苦是可减轻的，只要发扬伊斯兰教中仁爱互助的价值观，即能缩小贫富分化，抑制奢靡风气。
毋庸置疑，那套仁义道德只适合说教，而市场自由制度则出实效。历届政要当中，富有经世才干、振兴国力的，总是来自凯末尔主义的反对派。
曼德列斯（1950～1960年任总理），一上台就破除行政垄断，提出“每一个街区都要培植出百万富翁”的口号。私人企业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迎来“黄金时代”。凯末尔时期的土耳其出口椰枣羊毛，曼德列斯时期的土耳其出口工业品。
厄扎尔（1983年当选总理，1989年当选总统），土耳其的“改革开放设计师”，开放资本市场，允许个人持有外汇，国债评级达到A。过去的内需性经济变为外向型，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关口，整个国家变为欧美人旅游的后花园，现在的五星级酒店大部分是厄扎尔时代建立的。
西亚的土耳其跟东亚不同，没有四小龙崛起式突飞猛进，也没有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那样一落千丈，默默无闻中土耳其晋升为全球前二十大经济实体。正义发展党获得选票最多的时候（2002年）是排名第二政党的3倍，在2016年的军事政变中，受益于经济改革的市民阶层，走上街头阻拦坦克。
有些国际观察者指出凯末尔主义者过于妥协，导致今天宗教主义重新回归，这种说法有欠公允。威权体制的伊朗巴列维压制民间力量，使得伊斯兰教士处于类似明末东林党的境地——清流们以廉洁自诩，袖手谈心性，抨击政事腐败，等自己上台亲身执政后，却比前任更贪婪腐败。
在立宪体系中，宗教力量积极入世，参与企业经营，跟世俗政府博弈，性情反而更加务实。共和人民党也许是个不合格的理财师，却是一个称职的保姆，凯末尔治下有新闻自由，无秘密警察，公务员廉洁守法，顺利完成从军政到宪政的转型。尽管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误，共和人民党长期在野，但只要自由宪政一息尚存，凯末尔主义永远有复苏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