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03 12:42:37 作者：龚为纲等 来源： 点击：194 评论：0条 【字号：大中小】 评分等级：0
（二）回归分析。宗族结构性力量（宗族发育程度）与规范性力量对男孩偏好、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上文我们比较了各区域宗族发育程度、传宗接代规范、婚姻形式与男孩偏好、出生性别比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结合回归模型进行验证。回归模型以“五普”分县出生性别比为因变量，以CGSS2005和CGSS2006所收集的宗族发育程度、传宗接代、关于儿子养老、财产继承等变量为自变量，在控制经济发展程度（家庭人均纯收入）之后，进行回归分析，鉴于有些学者认为地形对出生性别比也具有影响，我们从CGSS2006年的数据中分离出了各县市关于地形数据，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模型，分析结果见表6。
表6显示：在控制了人均纯收入和地形等变量之后，作为宗族发育程度的姓氏结构（最大姓氏户数）变量与出生性别比之间正相关（模型1），而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传宗接代观念的认同程度与出生性别比正相关（见模型3），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模型4中，同时纳入宗族发育程度与传宗接代观念强度变量之后，养老与继承方面的变量基本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模型4的含义是，儿子养老和只有儿子才能继承家产的规范性约束越强，出生性别比的偏高程度越高；反之，对女儿养老和女儿继承家产的容忍度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低。
通过表6检验了衡量宗族发育程度与衡量宗族规范性力量的变量（传宗接代、儿子养老、儿子继承家产）与出生性别比之间的相关性，并都能达到显著性的要求。从模型的解释力看，在控制了代表经济发展程度的人均纯收入水平，以及已有研究中的地理坏境（地形）变量之后，模型仍然具有较高解释力，模型3的解释力达到36.4%的水平。回归模型的分析进一步表明，一个地区宗族发育的成熟度越高，传宗接代的规范性约束越强，儿子养老和儿子继承家产等家族规范的约束越强，男孩偏好就越强烈，出生性别比的偏高程度越严重；反之亦然。
（三）男孩偏好对生育数量影响机制的区域差异。本研究认为，生育数量偏好差异背后的重要因素是性别偏好差异，正是有些地区存在刚性的男孩偏好，进而强化了数量偏好。比如在存在男孩偏好的时候，头胎是女孩的必定会继续生育第二胎，或者头几胎都是女儿的，生育数量会进一步递进而生育更高胎次；而生男生女无所谓时，生育一个女儿也可以不需要继续生育。即子女的性别结构与存活子女数之间存在有趣的关联。由于存在男孩偏好, 所以不同子女性别结构的妇女向高孩次递进的比例有较大不同, 无论哪种情况, 纯女户与其他子女性别结构的妇女相比, 继续生育更高孩次的比例要大得多,因而其最终生育的子女数也将更大。这说明，在有男孩偏好的情况下，妇女的整体生育水平会更高（陈卫，2002），陈卫是根据抽样调查数据得出这个结论的。
我们则可以将这个结论在男孩偏好区域差异的框架下进行推论：男孩偏好越强的地区，子女性别结构与子女数量之间存在的这种关联性越强，即男孩偏好越强的地区，纯女户更倾向于生育更多的子女；男孩偏好越强的地区，农民的数量偏好也越强。为论证这个结论，我们通过C++语言编程，对1982、1990和2000年普查原始数据进行挖掘，分析不同区域，子女性别结构与生育数量之间的这种关联性。表7-表8完全证明了这个结论。
表7分析了不同的头胎子女性别与生育数量之间的关系。从表7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在1990年，头胎生育女孩的妇女，继续生育第3胎（生育第三胎是计划外生育）的比例普遍要高于头胎是男孩的妇女，这个现象在每个区域都是成立的，这表明男孩偏好对子女数量的影响是一个全国普遍现象；但是进行区域比较可以发现，在男孩偏好越强的区域，头胎是女孩的妇女生育第3胎的比例更高，在1990年和2000年的的数据都证明了这个结论，尤其是在2000年特别明显，2000年是头胎生育为女孩的妇女，在华南和河南，生育第3胎的比例分别是37.8%、27.9%，而这个比例在东北和长江流域只有10.6%和8%；（2）头胎生男孩的妇女，在“一孩半政策”的框架下，生育二胎或更高胎次就是违法的，属于“计划外”生育，要受到政策惩罚，但是表7显示，在华北、东北和长江流域，头胎是男孩就停止生育的比例远远高于华南和河南，也就是说河南和华南在头胎是男孩的情况下继续违法生育的比例远远高于华北、东北和长江流域，这个结论在2000年依然成立，这证明在华南、河南等宗族文化网络更为发达的地区，更有助于农民通过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违法计划生育政策，进而实现理想的子女数量和结构。
表8分析了前两胎子女性别结构与子女数量之间的关系。从表8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在1982年，头两胎全部生育女孩的妇女，继续生育4胎或以上胎次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其它的子女组合，这在全国是一个普遍现象，即纯女户试图通过更高胎次以生育男孩，但是这个规律在华南和河南比其它区域更为强烈，在1982年体现在生育4胎或以上胎次上，到了2000年开始同时体现在3胎、4胎或以上，这表明纯女户在华南、河南等宗族文化及其规范性因素强烈的地区，纯女户难以为人们所容忍，非生育一个儿子的理念要远远强于东北和长江流域；（2）表8的数据也证明，违反政策生育3胎、4胎的情况在华南、河南也更为普遍；（3）如果要对华北、东北、长江流域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华北还是有些不同于东北和长江流域的，表7和表8同时显示，尽管华北的男孩偏好对生育数量的影响不如河南、华南那么强，但是华北大致是间于这两类地区之间，这体现在表8对2000年的数据分析上：2000年头两胎全部是女孩的华北家庭，继续生育第三胎、4胎或以上的比例分别是37.6%和10.2%，明显地高于东北和长江流域，从这个角度讲，尽管华北的山东、河北和山西与河南在男孩偏好上存在差异，但是这三个省都有强烈的非生育一个儿子不可的冲动，只不过稍微逊色与河南和华南农村。
表9分析了前3胎的子女性别结构与子女数量之间的关系。可从表9中得出：（1）就前3胎都是女孩的纯女户而言，追求更高胎次的情况依然是在华南和河南明显强于华北、东北和长江流域，1982和1990年都是如此；（2）在多子女情况下，可以对数量偏好进行区域比较，表9显示，1982年前3胎全部是男孩的家庭，生育4胎以上的比例在华北、东北、长江流域、河南、华南的比例分别是43.5%、43.5%、40.1%、54.3%、57.5%，在1990年时，这个数字分别是25.4%、24.3%、22%、30.8%、35.8%，也就是说在华南和河南农村，人们追求更多子女的偏好明显要强于华北、东北和长江流域，从1982-1990年都是这样。
通过对表7-表9的讨论，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相对于东北、长江流域和华北，在华南和河南，正是因为人们的男孩偏好更为强烈，在男孩偏好的驱动下，人们倾向于生育更多的子女，这个结论尤为显著低体现在纯女户家庭中；这个结论充分地证明，在中国的语境下，男孩偏好是一个推动生育数量偏高的关键变量；（2）华南和河南农民有着更为强烈生育数量偏好，不管在怎样的子女结构下面，这两个地区都倾向于生育更多的子女；（3）华南和河南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进行生育的可能性远远要高于东北、长江流域和华北，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在具有宗族社会网络的情况下，更有助于这两个地区的农民借助与宗族社会网络对抗基层政府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进而生育更多的子女。
五、总结与讨论
（1）生育转变的类型及其空间分布。通过对普查原始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中国农村存在两种不同的生育转变类型。第一种是以华南和中原地区为代表的生育转变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在生育转变过程中生育率的下降过程比较缓慢、滞后，同时出生性别比偏高十分严重，成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灾区。我们将这种类型的生育转变归纳为“阻滞-失衡型生育转变模式”。第二种是以长江流域和东北农村为代表的生育转变模式。其基本特点是生育率转变迅速，同时基本上不存在出生性别比的明显转变，出生性别比在生育率快速下降的过程中一直保持基本稳定，或略微高于正常值。我们将这种生育转变过程中生育率下降迅速、同时出生性别比保持基本正常的生育转变归纳为“平滑-均衡型生育转变模式”。
（2）以生育转变模式和汉语方言空间分布的相似性为理论解释起点，从宗族文化的角度对生育转变模式区域差异进行了解释。通过引入社会结构理论，从不同区域村庄结构性力量（社会网络）和规范性力量（家族规范）及其变迁速率的差异，对农民生育行为以及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绩效产生影响，使得农民生育数量偏好、性别偏好以及实现这种偏好的能力存在区域差异，微观层面的生育行为以及政府与农民互动模式的差异，汇集成宏观层面上生育转变的区域差异。
（3）如果从经济发展因素与宗族文化因素这样一个二维分析框架展开，分析中国不同区域生育转变进程的话，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经济发展因素是从整体上推动中国生育转变的因素，而宗族文化因素则是一个制约性因素；经济发展因素决定了中国必定会出现生育转变过程，而宗族文化因素则决定了不同地区在一个怎样的时点、以怎样的路径和速度转变：宗族文化越弱的地区，最先开始和完成生育转变过程；宗族文化越强的地区，生育转变速度越慢、滞后。从整体上来讲，中国不同区域宗族文化的强弱大致存在一个如下空间分布：华南 > 中原> 山西、陕西 > 河北北部、山东 > 长江流域、东北、西南；相应地，生育转变存在一个相反的时序格局：宗族文化最弱的东北和长江流域最先完成生育数量转变，同时出生性别比一直保持正常；依次是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生育转变最为滞后的是华南农村，而且成为全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重灾区，华南的生育数量转变目前已经基本完成，而生性别比转变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4）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在讨论汉语方言与生育转变类型的类似性时，二者也存在少部分地区上的不一致，对于这种不一致，限于篇幅我们并没有深入讨论；另外，对于大华北地区，包括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苏北、皖北地区，为何单独是中原官话区生育数量转变滞后与出生性别比偏高严重？区域内部的宗族文化及其规范为何存在差异，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进行解释。
参考文献
1、林耀华，《金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年: 2000，1989.
2、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年: 2000.
3、弗里德曼，《中国东南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4、钱杭、谢维扬，《传统与转型》，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5、肖唐镖，《宗族政治》，商务印书馆；2010.
6、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度与族田义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7、李景汉，《定县社会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9、王跃生《社会变革与婚姻家庭变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6.
10、彭希哲,黄娟，《试论经济发展在中国生育率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人口与经济》,1993.
11、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语文出版社；2010.
12、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13、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
14、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5、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16、贺雪峰，《村治的逻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17、王跃生，《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18、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动及其影响》，《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
19、孙新华，《小二胎：概念、内涵与原因》，《南方人口》，2012年第1期.
20、陈卫，《性别偏好与中国妇女生育行为研究》，《人口研究》，2002年第3期.
21、乔晓春，《性别偏好、性别选择与出生性别比》，《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 期.
22、原新、石海龙，《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与计划生育政策》，《人口研究》，2005年第3 期.
23、张二力，《从“五普”地市数据看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死亡率性别比的影响》，《人口研究》，2005年第1 期.
24、郭志刚等，《从政策生育率看中国生育政策的多样性》，《人口研究》，2003年第5 期.
25、陈胜利、张世琨，《当代择偶与生育意愿研究：2002 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中国人口出版社.
26、蔡菲, 陈胜利. 限制生育的政策是不是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 《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5年第3期.
27、郭志刚，陈功，《从1995 年1% 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看北京从妻居婚姻》， 《社会学研究》，1999，(5) .
28、陈卫，《中国的低生育率》. 《中国社会科学》,1995.
29、顾宝昌,《论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中的作用》.《中国人口科学》, 1987.
30、Yusheng Peng,When laws and informal norms collide:Lineage Networks versus Birth Control Policy in China,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16,NO.3(November 2010),pp,770-805.
31、Nee, Victor and Paul Ingram. 1998. “Embeddedness and beyond.” Pp. 19-45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edited by Mary Brinton and Victor Ne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32、Nee, Victor and Shijin Su. 1996. "Institutions, social ties, and commitment in China's corporatist
transformation," pp. 111-134 in John McMillan and Barry Naughton (eds.), Reforming Asian Socialism: 32、The Growth of Market Institution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34、Tsai, Lily. 2002. “Cadres, Temple and Lineage Institutions, and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48: 1-27.
35、Tsai, Lily. 2007. “Solidary Groups, Informal Accountabilit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Forthcoming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6、Coleman, James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7、1993.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Society: 1992 Presidential Addr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8:1-15.
38、Freedman, Maurice. 1958. 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49、Huang, Philip C.C. 1985. The Peasant Eocnomy in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0、Parsons, Talcott. 193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 New York: McMgraw-Hill Book Company
由于婚姻形式与男孩偏好、出生性别比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定论，在此不再赘述。
这个C++程序由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沈晨林同学编写，在此表示感谢。
计算头胎子女性别与子女数量的关系时，我们没有使用1982年的普查数据，那是因为1982年那个时候妇女还普遍生育在2胎或以上，只生育一个小孩停止生育的极少；而到了1990年以后，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到低生育水平，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1以下，这预示着在1990年以来，农村将会有不少的妇女只生育一胎就停止生育。
在做出这个结论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当然“一孩半政策”是全国的主导性政策，这个结论在大部分地区都能成立。
李树茁等人认为，所谓出生性别比转变是指出生性别比呈现“先攀升、后高位徘徊、最后下降至平衡”的三阶段特征。
按理说还有政策因素，为了分析的简化起见，这里先不涉及这个变量。http://snzg.net/article/2014/0203/article_3677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