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中的经济学
自序
日落西山，劳作了一天的人们聚集在野地里，边烧烤打回的猎物，边讲一些动物的故事。故事诙谐生动，有教诲，有讽喻。这些故事流传下来就成了寓言。阳光普照，莘莘学子们静坐在课堂听教授从最大化到边际方法讲授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这些内容写成论文和专著就成了经济学。乍看起来，产生于远古、流传于民间的寓言和产生于近代、讲授于课堂上的经济学，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一个是下里巴人，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具体生动，一个严肃抽象。但我在夜深人静读寓言和经济学时，总感到它们是相通的，在不同表述方式的背后都体现了相同的道理。寓言讲的是动物或人，反映的是人性以及做人的道理。经济学用的是逻辑推理或数学工具，分析的是人类行为。无论在寓言还是经济学中，人性是共同的，做人或做事的道理也是相同的。寓言用原始质朴的方式表现了当代经济学中的许多深奥道理，经济学用现代精致的方式再现了寓言中的许多简单道理。阅读各类寓言时的这点感受让我萌发了探求寓言中的经济学思想，用人们熟悉的寓言阐发经济学思想的想法。我希望用大家喜闻乐见的寓言故事介绍一些基本经济思想，分析各种现实问题，能吸引更多人学习经济学的兴趣，也使人们能更容易地接近、感悟和接受经济学。这本书收录了我在阅读各种寓言中所写的65篇文章，没有什么体系，也不是系统的经济学介绍，只是有什么感悟写什么感悟，兴之所至，信手拈来而已。这些文章的共同之处在于都从某一个寓言出发阐发一个经济学观点。用寓言来讲经济学是一种尝试，成功与否还要读者朋友们来判断。
梁小民
2004.8.8于怀柔陋室
“原罪”与酸葡萄心态
《伊索寓言》中的“狐狸和葡萄”讲一只狐狸因为吃不到葡萄就以葡萄酸为由安慰自己。这个寓言流传极广，俄国的克雷洛夫和法国的拉封丹都改写过这个寓言，并将其收入自己的寓言
集中。“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也逐渐成为一句成语。这说明狐狸的“酸葡萄心态”其实是人性的一个弱点，永久而普遍地存在。
“酸葡萄心态”出于人类妒忌的天性，任何人都难免。如果仅仅是一些人的心态，或者没有变为行动，也不算什么，谁心中不会闪过一点邪念呢？但如果它成为社会的共同心态，而且变为行动，那就危险了。这种心态会毁了一个人，甚至一个社会。
在传统社会中，大家共同贫穷，酸葡萄心态也存在，但主要还是个人对个人，诸如别人长得漂亮，自己不行，就把美女称为“狐狸精”，甚至发展出“红颜祸水”，或“败家出秀女”之类安慰丑人的话。但这还无碍大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部分人迅速致富，另一些人相对贫困下去，这时“酸葡萄心态”成为后一种人的共同心态，于是有了“为富不仁”的观念。这种观念变为社会行为就是“杀富济贫”。在一些地方，公众哄抢或破坏合法致富者的财产，甚至伤害致富者的生命，就是这种心态的爆发。
当这种仇富的酸葡萄心态仅仅是个人行为时，还可以用法律手段来制止。但当这种心态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并得到公开或默契的承认时，问题就严重了。现在普遍存在的民营企业“原罪”说正是这样一种酸葡萄心态。尤其是河北省居然以政府的名义提出“赦免原罪”时，“原罪”说就得到了官方公开的承认。“赦免”的前提当然是“原罪”的存在，没有“原罪”，哪有赦免或严惩之说？政府文件把本来只处于非正常状态的心理状态正式化了。无论决策者的愿望多么善良，其结果在客观上只能助长并不正确的“仇富心态”，恶化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
有些“酸葡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如人们对美女的忌妒。但原罪这样的酸葡萄心态并不正确，因为根本不存在所谓“原罪”.
原罪是指与生俱来的罪行。《圣经》中把亚当与夏娃受蛇的诱惑产生情爱作为原罪。情爱产生于人性，后来人们就把与生俱来的罪称为原罪。说民营企业有“原罪”，是指它们靠犯罪而致富。这种看法显然不是历史事实。公正地说，民营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是改革开放的结果。在改革之初，一些能及时抓住机会而又有胆识、有能力的人在国有经济的夹缝中创立了民营企业。这些企业弥补了国有经济的不足，在当时物质短缺的情况下，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再加上政策支持，从而获得成功。民营企业产权明晰，机制灵活，又能适应市场的变动而及
时调整自己，它们的成功在情理之中。随着民营企业的成功，出现了一批当时被称为“万元户”的富人。应该承认，绝大多数民营企业都是靠正当经营发展起来的，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都是合法勤劳致富的。“原罪”说不顾这一事实，是对历史的扭曲。
我们并不否认，一些民营企业钻了法律和政策不完善，甚至失误的空子。但是，判断一种行为是“罪”还是“非罪”取决于当时的法律。有些原始部落曾有过杀掉老人与残疾人的行为，但决没有人按现行的法律给他们定罪。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法律都不会十全十美，利用法律的不完善之处，并不是犯罪。在许多国家，都存在“合理避税”，这绝不等于犯偷税漏税罪。民营企业许多现在看来犯罪的行为在当时并不是犯罪，过不在他们，而在立法。至于利用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政策，如价格二元制等，更谈不上是罪。
“原罪”说之所以普遍存在，原因也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们应该承认，有少数民营企业是犯法起家的，如走私、制假、行贿等等，也有少数人是犯法致富的，如赖昌星等。但我们不应该扩大这种现象，把它作为民营企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不应该以这种眼光去看待所有富人。另一方面，“原罪”说也产生于“酸葡萄心态”。改革开放之前，大家处于共同贫穷状态，但改革开放之后收入差距拉大了，人们财富的相对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成功致富的毕竟是少数人，他们住洋房、开汽车自然会引起一些人的妒忌。一些人只看到了富人成功后的结果，而没有看到他们白手起家奋斗的过程。这些人心理失衡，难免产生酸葡萄心态，指责富人“为富不仁”,用“原罪”来安慰自己，求得阿Q一样的心理满足。上世纪90年代初的民意调查发现，80%以上的人认同“为富不仁”。这种情况现在已有所好转，但已成某种共识的“原罪”说的广泛流传，也说明酸葡萄心态之普遍。
民营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以后还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并不是赦免原罪，而是不要给它们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法律不能禁止人们对民营企业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也不能消除出于本性的酸葡萄心态，但它可以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让酸葡萄心态不致变为酸葡萄行为。
把金钱作为普度众生的船
自从金钱成为财富，人类社会就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剧。凡夫俗子在追逐金钱的同时，既推动了社会进步，也引致了无数罪恶。追求精神满足的圣贤们把金钱作为万恶之源，由他们所编撰的寓言都以排斥金钱为宗旨。公元前一世纪成书的古印度寓言集《五卷书》中的“痛苦的金钱”正代表了这种思想。
这则寓言讲，在一个清静的地方有座庙，庙里住着一个游方化缘的和尚，生活清贫而幸福。以后这个庙里香火旺盛，常有人上供好东西。和尚把这些供品卖掉积攒了许多钱。自从有钱之后，和尚不信任任何人，无论白天黑夜都把钱藏在自己胳肢窝里，总担心别人偷走。这使他整天感到心神不安，痛苦不堪。作者的结论是：“钱并非好东西。弄钱的时候，有痛苦；想保住已经到手的钱，也有痛苦。钱丢掉了，有痛苦；把它花掉了，也有痛苦。”一句话，金钱成了痛苦的根源。
《五卷书》作为佛教的寓言反映的是“重精神，轻物质；重来世，轻现世”的宗旨。尽管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种思想有清醒剂的作用，但也相当片面。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的。人类行为的最本质特点是有明确的目的。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最大的幸福。对个人来说，幸福最大化的基础就是金钱--无论人的幸福观是什么，物质享受，精神享受，自由选择，还是实现某种理想，没有金钱一切都谈不上。这就是“没钱绝对不幸福”的含义。每个人的幸福加总在一起称为社会福利，所以，社会的最终目标也就是整个社会（每个人）的福利最大化。一个贫穷的社会是谈不上福利的。想想那些非洲国家，贫穷落后，内战纷飞，有多少人痛苦无奈，哪能谈得上什么社会福利呢？金钱的确是重要的。没有金钱是清高不起来的，活命尚且艰难，哪能谈到精神文明、自由或理想呢？佛教讲“四大皆空”，其实只要财空了，传教者们无以生存，哪还能坐而论道？许多人视金钱为粪土，或者是钱太多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你去摸摸他的肚子，一定有许多还未消化的鸡鸭鱼肉；或者是做伪，一边讲金钱之恶，一边想办法敛财--像这个寓言中的和尚，现实中太多了。因此，现代经济学理直气壮地讲赚钱，讲富国裕民，并把它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 但一个人有钱却并不一定就幸福--像这个寓言中有钱而痛苦的和尚一样的人也不少。豪门恩怨正是有钱带来的痛苦。一个社会财富多--GDP总量大而增长快--也不一定福利高。如果GDP增加，环境破坏严重，贫富对立加剧，一个肮脏而动荡的社会也无福利可言。看来全
面的看法应该是金钱是福也是祸，是善也是恶。不过只这样说就有点诡辩似的辩证了，看似面面俱到，实则是最无用的废话。经济学不讲这种废话。经济学分析问题总是离不开具体条件，因此，经济学家既不讲金钱万能，也不讲金钱万恶。他们把金钱作为中性的，研究在什么条件下，金钱是福是善；在什么条件下，金钱又是祸是恶。
金钱到底是什么，取决于如何获得金钱以及如何使用金钱。
对个人来说，如果以合法的方式勤劳致富，又善于把钱用到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的地方，不像那个和尚一样仅仅是赚钱存钱，金钱就能给人带来幸福。勤劳致富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对许多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得到钱的结果，而是奋斗赚钱的过程。这时金钱代表成功。那些靠贪污、抢劫一夜暴富的人不仅没有这种幸福，还会心里恐惧--一个贪官看反贪的小说或电影大概会心惊胆颤的。缺乏了安全感，整天像这个和尚那样惶惶不可终日，是谈不上幸福的。同样，把钱用于吃喝嫖赌，花天酒地，也难有什么幸福。一个把金钱用于满足自己正当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人，当然是幸福的。但人的幸福并不完全来自个人享受，还来自于最高层次的需求--自我实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人的本性中有同情心，有对同胞的爱和关心。把钱用于帮助他人，捐助慈善事业，满足了自己的这种人性，同样是幸福的源泉。这时自己金钱的边际效用也不会递减了。
对社会来说，如何创造与使用GDP决定了GDP能否增加社会福利。增加GDP的正确途径是增加劳动与资本的投入，并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如果以破坏生态平衡和加剧贫富两极分化为代价增加GDP, GDP增加反而会使社会福利减少。同样，GDP也要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即不能用GDP去搞对外侵略或霸权主义，不能用GDP去满足少数人的欲望，更不能用GDP去搞什么花架子的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树立了这种GDP观，增加GDP当然是福是善。
“痛苦的金钱”是劝人不爱金钱的。但是如果树立了正确的金钱观，爱钱又有什么不好？佛教的宗旨是普度众生的，即把众生送到彼岸的天堂。金钱实际上就是那只普度众生的船。和尚的痛苦不在于他有钱，而在于他不会用钱。如果把钱用于接济穷人，岂不阿弥陀佛了吗？
别当守财奴
古今中外有许多寓言都是讽刺守财奴的，法国作家拉封丹就写过以守财奴为嘲讽对象的“攒钱人与猴子”.
有一人爱财如命，满脑子都是金币和银元。他为了保证财产安全可靠，移居海岛，让海神充当防盗保镖。他每天做堆钱游戏，清点、计算、把玩。他总觉得帐目有缺口，因为他养的大马猴喜欢向窗外扔钱。猴子喜欢恶作剧，把这些钱当水漂扔到海里。作者嘲讽说：“上帝有意保护大富翁，把财宝保存在大海中，谁让他们有钱不会用。
钱，无论是金属的还是纸的，不能使用就毫无意义。流落到孤岛上的鲁滨逊面对一大堆换不到任何东西的钱，就有这种感慨。把钱装在罐子里，埋在地下，这叫窖藏，不会给主人带来任何幸福，即使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多一个子儿（如果发生通货膨胀还会少几个子儿）。寓言中的守财奴就是这样。这样用钱，放在库房中窖藏与放在海底窖藏是一样的。这就是这则寓言中的一个名句“有钱不用，等于没钱”.
那么该怎么用钱呢？用钱生钱，用钱享受都是用钱之良方。
用钱生钱用今天的时髦话来说就是个人理财。个人理财就是把自己的钱变为能带来收益的资产。资产有多种形式，它首先可分为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人力资本是无形资产。一个人把钱用于接受教育、参加培训、保养并锻炼身体、参与各种活动都属于人力资本投资，其结果是身体健康，知识和技能增加，这就形成以人力资本为形式的无形资产。这种资产会使收入高于没有这种资产的人，这就是无形资产的收益。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并不把人力资本作为无形资产来看。其实有钱去上一个电脑培训班、英语班，或者买几本书看看，都是个人理财的方法。
当然，现在讲个人理财时还是更多地指有形资产。有形资产包括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用钱买房子、艺术品等都是投资于实物资产。这些资产会带来收益，例如，房子的租金收入与增值，以及艺术品的增值。在遇到严重通货膨胀时（例如，德国20世纪20年代和战后的超速通货膨胀，以及中国在国民党崩溃前的超速通货膨胀），实物资产的保值作用最大。
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共同基金、债券（企业与政府债券）和股票。这种资产最突出的特点是收益与风险并存，两者同方向变动。一种金融资产，风险越大，收益也越大，例如，垃圾债券或股票，变为废纸的可能性最大，获得暴利的可能性也最大。风险越小，收益也越少，例如，银行存款几乎没有什么风险，利率也相当低。个人通常是风险厌恶者，为了保证一定收益时尽量避免风险，可以把不同风险与收益的金融资产进行组合。这就是一般所说的“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当今社会中，各种共同基金都为个人提供了这种资产组合。所以，购买共同基金也就成为许多人个人理财的首选方式。
个人理财，用钱赚钱既可以增加个人收入，又有利于整个社会。当一个人把钱窖藏起来时，钱对个人和社会都没用了，和沉入大海消失了一样。当把钱用于购买各种资产时个人和社会都获益。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也从每个人的人力资本运用中获益。购买不动产，增加了需求，刺激整个社会繁荣。购买金融资产，这些钱用于企业投资，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提高。在市场经济中，个人理财用钱生钱，与整个社会财富的增加是同步的。这比在孤岛上“做堆钱游戏，清点、计算、把玩”要有意义得多。
用钱生钱的过程，一旦成功了，人就会有成就感。这当然是钱带来的幸福，但这只是赚钱过程的副产品。会用钱的另一个方面是会用钱享受，给自己带来享受。当然，享受是一种主观感觉，把钱埋在地下的人，觉得自己有钱就是享受，在孤岛上数钱也是守财奴的一种享受。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并不会认为这是享受。用钱享受就是用钱去满足个人的各种欲望。用钱购买各种物品与劳务，满足自己的生理与心理需求，当然是一种享受。像过去的土财主一样，有了钱仍然过清贫的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是不会享受的守财奴。用钱享受就是消费，这种消费在给个人带来幸福的同时也刺激了消费，拉动了相关部门的发展。买一辆车对个人是享受，对社会是拉动了汽车与相关部门的发展，增加了GDP。利己利人，何乐而不为？
为自己用钱是一种享受，为别人用钱也是一种享受。当你看到自己捐助的希望小学建成，有许多孩子可以上学时，你不觉得其乐无穷吗？人性中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有同情心，受到社会的尊重，实现个人理想也是人的欲望。为别人花钱，实现这些更高层次的欲
望也是有效地用钱。用钱并不是花天酒地，无论是用于个人的正当物质与精神享受，还是去实现自己的利他主义理想，都是享受，都是幸福的源泉。当用钱带来这些幸福时，人就不是守财奴了。
在贪婪者手里，钱有可能变为罪恶；在守财奴手里，钱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在会用钱的人手里，钱才是财富。
别为红豆汤放弃长子权
《圣经》中以扫为一碗红豆汤而放弃长子权的故事十分有名。按古代法律，长子有继承家中全部财产的权力，其他儿子没有。一户人家中，次子雅各熬了美味的红豆汤，外出打猎归来的长子以扫又渴又饿，想喝一碗红豆汤。雅各说，可以喝汤再加薄饼，但要用长子权来换。以扫说，人都要饿死了，长子权有什么用？它既不能饱腹，又不能解渴，你拿去好了。雅各让以扫发誓后，给了他红豆汤和饼。以扫为一碗红豆汤放弃了继承权和财产，等他后悔时，为时已晚。
人们常用这个故事教育子女不要为一点眼前利益而放弃根本原则和权利。记得当年中苏论战中，我们曾用这个故事讽刺苏联修正主义为一点经济利益（得到西方国家外援）而放弃马克思主义原则（消灭帝国主义）。评论那一场论战的是非不是我们的事，但为一点利益而放弃原则和权利的现象却值得注意。山西某市以几千万的价格卖掉价值2个多亿的国有企业就是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长子权。在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源的出卖与转让中，这样的事件也并非山西才有。
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源属于全体人民，政府作为全民的代表行使所有权。政府仅仅是所有者的代表，并不是所有者。因此，政府应该按全民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使用和处置这些国有资产。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中，卖掉中小国企是正确的，随着经济发展，由企业或个人获得或使用国有资源也是正常的。但如果政府仅仅为了得到些许收入而低价卖掉国有企业或国有资源，那就是为一碗红豆汤而放弃了人民的长子权。
谁得到了这碗红豆汤呢？从现实来看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政府得到了红豆汤。一些地方
政府财政困难，或者财政还过得去，但希望有更多的钱搞一点“形象工程”或者“政绩工程”，于是就把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卖掉，或者低价把土地这类国有资源转让出去或出卖了使用权。另一种情况是个别政府官员得到了红豆汤。山西某市低价出卖企业就是有个别官员得到了巨额回扣。低价卖国有资产、个别腐败官员得好处的事例已经不是新闻了。
以扫用长子权换一碗红豆汤是他不了解长子权的价值，一时冲动，又没有父亲及时劝说的结果。现实中低价卖掉国有资产亦有与此类似之处。
国有资产，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国有资源，都有其价值，按价值出卖就不是用红豆汤换长子权。这种价值是它能带来的收益。一个原来投资1亿元的国企，很可能设备破旧已无营利能力，这样的国企当然不值1亿。一块原来没有什么投资的土地，经开发后可以获得高收益，这块土地的价值就很高。国有资产在出卖之前先应该有专业中介机构按通用的资产价值评估法进行评价。这是国有资产出卖的一个依据。但它的实际价值应该在公开拍卖过程中体现。所以，公开以拍卖方式出卖国有企业或国有资源使用权，才能真正体现出国有资产的价值。暗箱操作就会人为地压低国有资产的价值。用公开的方式可以避免真正意义上的国有资产流失。如果以扫有若干兄弟用红豆汤竞拍长子权，用红豆汤换长子权就不会吃亏了。可惜以扫只有惟一的买主雅各。许多国有资产流失不正是买主太少，没有公开竞争吗？
以扫为一碗红豆汤失去长子权还在于这场交易无人监督。山西某市正是由于市委和人大的监督而制止了这次用红豆汤换长子权。国有资产的出卖一定要有必须遵守的法律程序，这种程序要体现公平，必须有监督。这种监督是多方面的，包括上级监察机构的监督,人代会的监督，以及新闻监督。长子权并不是政府官员的，官员应该根据长子权真正所有者--人民的意志行事，并在这一过程中接受各方代表进行的监督。但凡有个别官员用长子权为自己换碗红豆汤的地方，都是监督不力暗箱操作的结果。失去监督的权力必定产生腐败，在国有资产出卖中这一点同样适用。
其实，以扫用长子权换红豆汤也许是老父亲逼的。《圣经》中没有这个记载，但现实中却有这种情况。个别地方政府只想尽快把国有企业卖出去，即使不换红豆汤也要甩包袱。他们向下一级政府下命令，三年或更短时间要卖掉全部国企，在第一年内至少要卖掉30%以上。
下级政府受上级政府的压力，急于卖掉国企，而买主又十分有限。当国有企业处于这种买方市场时，国有资产卖不出应有的价格，能不流失吗？卖掉中小国有企业方向是正确的，但总有一个过程，要有市场需求，有买主。卖的心情太迫切，恐怕连一碗红豆汤都换不到。 以扫用长子权换了红豆汤的结果是以扫穷下去了，雅各致富了。如果我们把属于人民的国有资产的长子权以一碗红豆汤的代价卖给雅各们。雅各们成了寡头，以扫们陷入贫困，这就是东南亚和拉美一些国家危险的权贵资本主义啊！
别作杰米扬的汤
在一次文学家集会上，一位诗人大读特读他本人的新作，时间几乎全让他一人占了。当有人问起克雷洛夫有什么新作时，他就读了这篇“杰米扬的汤”。列宁也把某些官员作的冗长无味的八股报告称为“杰米扬的汤”.
其实杰米扬作的鲟鱼汤是非常好的。“上面飘着一层油，像琥珀一样”，里面则都是“鲟鱼片和鱼内脏”。但为什么他的朋友福卡却吓得逃了，“从此再不敢去找杰米扬”呢？原来杰米扬认为自己的汤好，就逼朋友一碗一碗地喝，他的朋友已经喝了三大碗，再也喝不下，他还要强迫人家“再来一碗又何妨”.
经济学家用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来解释“好汤也不是多多益善”。效用是人们消费某种物品（例如鱼汤）时所得到的满足程度。例如，喝一碗鱼汤得到物质上的满足，或看一本《克雷洛夫寓言》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效用完全是消费者的主观感觉，取决于个人偏好，没有什么客观标准，不同消费者消费同样的东西获得的效用并不同。
经济学家在分析效用时用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边际效用。边际效用是指消费者多消费一单位某种物品所增加的满足程度。例如，福卡喝一碗汤时，效用为30，喝两碗汤效用为40，增加第二碗汤增加的效用为10 (40-30) ，所以，第二碗汤的边际效用就是10.
尽管效用是主观的，但所有人的消费都遵循一个共同规律。这就是随着所消费的同一种物品的数量增加，增加的满足程度，即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例如，福卡喝杰米扬的第一碗汤时，感到味道鲜美，边际效用是30。喝第二碗汤时，味道不如第一碗，边际效用是10。喝第三
碗汤十分勉强，边际效用是零。如果再喝第四碗汤，都要吐出来了，边际效用就是负的。所以，福卡赶快逃跑了。这种规律就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不仅是一种现象描述，还有其理论依据。人从消费某种物品中得到的效用或满足从生理学的角度看是外部刺激引起的兴奋（喝汤刺激胃，引起人的精神兴奋，称为效用），当同一种刺激反复进行（不断喝汤）时，兴奋程度会越来越低，这就是边际效用递减。你要不相信，就自己喝鱼汤去试一试。
在经济学中，边际效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边际效用递减也是经济学的基本规律之一。经济学家用边际效用解释价值的决定，引起了经济学上一种革命性变革。所以，边际效用理论的出现被称为经济学中的“边际革命”，它成为现代经济理论的基石。当然，这类理论上的意义我们不用深究，但这种理论的现实意义却值得我们注意。
现在许多企业都为产品卖不出去发愁。其实产品卖不出去，并不是消费者没有购买能力，而是你的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的要求，给消费者带来了边际效用递减，成了“杰米扬的汤”。举个例子吧。中国号称瓷器大国，但市场上却几乎都是图案与造型极为相似的青花瓷。这样同样的瓷器，你顶多需要一套就可以了。相同的瓷器再多就边际效用递减了，甚至没地方放，边际效用就为负的了。但是不是瓷器市场就这样有限呢？当然不是。相同的瓷器才带来边际效用递减，不同的瓷器就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记住，边际效用递减是对同样东西数量增加而言的，不同的东西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要，就没有边际效用递减。瓷器可以有不同造型与图案，每种瓷器可以满足不同需求，带来不同的效用。例如，实用性的瓷器可以在生活中用，艺术瓷器可以作为欣赏，给消费者带来精神享受，为儿童喜爱的动画瓷器，可以满足父母爱孩子的需求，则是另一种满足。这样的三套瓷器当然就不存在边际效用递减，因而也就不会没有需求了。
消费者对物品有多大需求取决于它消费这种物品得到了多少边际效用。消费者从一种物品中得到的边际效用大，就愿意出高价买。反之，消费者从一种物品中得到的边际效用小，就只愿出低价。如果边际效用为零，甚至负数，像杰米扬的第三、第四碗汤，消费者决不会买。
现实中，不少企业做了多少杰米扬的汤？卖不出去，不是很正常的吗？经济学家常说，没有卖不出去的产品，只有消费者不需要的产品。只要不是杰米扬的汤，一定可以卖出去。 许多企业之所以产品没有销路，正在于不会用有特色的产品去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尤其是当市场上出现一种新产品时，其他人也一哄而上去简单模仿，使产品数量增加引起边际效用递减，产品卖不出去。其实只要动点脑筋，推出自己有特色的产品，还愁没有销路吗？ 福卡不喜欢杰米扬的汤，甚至以后再不敢去杰米扬家，还是汤太单一了。如果杰米扬能做出不同风味的汤，或者汤再配上不同主食，尽管福卡一次吃的量有限，但每次吃的都不同，他会很愿意经常去杰米扬家。企业如果不只做一种杰米扬的汤，福卡们不就蜂拥而至了吗？ 别学杰米扬，顾客遍天下。
不能让偷鸡的狐狸盖鸡舍
经济学家强调规则的重要性。把经济活动比之于游戏，没有游戏规则，游戏就无法玩。但在现实中，为什么有规则，游戏仍然玩得无序呢？我想起了克雷洛夫的寓言《狐狸建筑师》。 这个寓言讲的是一头狮子特别喜欢养鸡，但鸡舍不好，总是丢鸡。狮子决定请最好的建筑师狐狸来建一个坚固的鸡舍。鸡舍建得极为精美，看起来固若金汤，围墙又高又严密，但鸡仍然一天天减少。原来狐狸就是偷鸡贼，它把鸡舍盖得非常严实，谁也进不去，但却把一个秘密通道留给了自己。
狮子的鸡舍不起作用，是因为错误地选择了偷鸡者狐狸为设计师和建筑师。狐狸建鸡舍的目的是要剥夺其他动物偷鸡的可能，而让自己有排他性偷鸡权。现实中的一些规则不起作用，也是因为规则的制定者是利益相关者，他们的目的是不让别人染指自己的利益，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这些利益相关者就是行政性垄断部门。
在市场经济中，需要规则的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个人，供给规则的是立法机构。要使规则能公正地维护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从事经济活动者和制定规则者一定不能是同一主体。这正如运动场上，裁判员和运动员不能是同一人一样。如果运动员兼任裁判员，这岂不和偷鸡者狐狸兼任鸡舍建筑师一样吗？在现实中，兼任规则制定者和经济活动者的现象仍然相当
严重。这就使得所制定的规则和对规则的实施被用于维护自己的垄断权力，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这种规则给自己留下了偷鸡的机会，又阻断了其他人偷鸡的可能，能有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吗？
在邮政、民航、电信这类行政性垄断部门中，“狐狸建鸡舍”的现象就相当严重。例如，有些地方邮政部门的法规中，禁止非邮政部门从事报刊发行工作，禁止报刊亭出售不通过邮政部门发行的报刊。这种法规并不是保护消费者，而是保护自己部门的特殊利益，由它垄断经营报刊发行业务，即使质次价高，报刊生产者和消费者也不得不接受。别人胆敢从事这一行业，它就用法规的武器进行毁灭性打击。这种法规与狐狸建了一个自己偷鸡方便的鸡舍有什么差别呢？民航部门对人为原因引起的误机甚至取消航班，不但不赔偿乘客由此引起的损失，有时连食宿也不妥善安排。你要去找他们，他们会以没有相关规则为借口，即使上了法庭，消费者也会由于无法可依或规则条款不明确而败诉。民航总局迟迟不制定惩罚民航公司这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情，不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把这条留给自己的通道堵上吗？以前信息产业部的领导公然禁止手机单向收费，禁止各电信公司之间的价格竞争，不也是为自己的整体利益而制定规则吗？克雷洛夫在一百多年前讲到的“狐狸建鸡舍”现象今天如此之普遍，恐怕是他老人家没有想到的。
狮子请狐狸建鸡舍是出于它的无知，用经济学术语说是狮子与狐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所以，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一旦狮子知道了狐狸的偷鸡本性，就会从维护自己利益出发,炒掉狐狸。
我们实现市场经济之路不同于西方。西方是从封建经济的解体中形成市场经济，我们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前一种情况下，市场经济是自下而上自发地形成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市场经济是由上而下有计划地形成的。在计划经济之下，政企是合一的，一切由政府说了算，裁判员与运动员为同一主体，行业的主管部门也是经营者。那时，部门利益并不突出，加之有中央的统一计划，不用自负盈亏，狐狸盖鸡舍时想到偷鸡的也不多。但在转向市场经济时，国家不统包统分了，都讲究经济效益，或者说，你得到多少鸡就吃多少鸡。因此，部门利益突出，“偷鸡”有了激励。这时这些有权盖鸡舍的部门（即规则制定者）就有可能为自
己偷鸡方便而留下通道。由此看来，要想不让利益相关者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首先要把行政职能与经营职能分开，让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政府监督和执行规则的部门，让从事经营活动者成为真正的企业。其实这就是我们讲了二十多年的政企分开，或者说得更准确点就是政企彻底分开。
如果狐狸没有偷鸡的动机，鸡舍一定能盖好吗？那也不一定。比如，偷鸡的黄鼠狼可能给狐狸点贿赂（如狐狸一直想吃的葡萄）让狐狸留下通道。因此，要让狐狸建起好鸡舍，还需要有监督，例如，由公正而不爱吃鸡的羊监督。同样，在政企分开之后，主管部门在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时仍然要受到监督。这包括立法机构（如人大）对这些行政部门的监督，以及来自群众和新闻舆论的监督。民主制度的核心是权力制衡和监督。如果没有监督，一只不偷鸡的狐狸也会盖出不能保护鸡的鸡舍。
不能让偷鸡的狐狸盖鸡舍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
不要拔金天鹅的毛
佛教很善于用寓言故事来宣传自己的教义。流传在泰国、缅甸、柬埔寨、斯里兰卡这些信仰小乘佛教国家的《佛本生故事》就是一个例子。这本书讲的是释迦牟尼如来佛前生的故事，其中有许多故事寓意深远，超出了佛教教义，至今仍受人们欢迎。
一个“金天鹅本生”的故事说，一位菩萨死后转生为只记得自己前生的金天鹅，它的羽毛都是经过锤炼的金子。他寻找自己的妻女，每次留下一根金羽毛，让她们快活生活。他的妻子贪得无厌，想把他的金羽毛全拔下来。尽管女儿反对，妻子仍在他来时抓住他，把他所有的金羽毛都拔了。但这样做违背了菩萨的本意，金羽毛也就变得跟鹭鸶的毛一样，一文不值了。金天鹅飞不走，妻子喂他。他又长出白色羽毛，飞回去，再也不来了。
这个故事是讽刺那些贪婪者的，认为贪婪者会得到报应。它所表现的仍然是四大皆空的思想，劝人为善。但这个故事对我们仍然有启示。那些不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环境而只想拔金羽毛的地方政府不正是那位贪婪的妻子吗？
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取决于有多少飞来的金天鹅——外资企业，以及有多少本地生长的金天
鹅——民营企业。金天鹅多了，掉下的羽毛多了，当然，这个地方也就富起来了。金天鹅为什么愿意飞来？这就取决于你对他的态度，或者说投资环境。一说到投资环境有人立即会想到交通、通讯、酒店、供电供水等等。这些都不错，没有这些条件，金天鹅不会飞过来，本地金天鹅也成长不起来。这些被称为投资环境的硬件。要做到这些硬件并不算最难的，只要投资就可以。有钱可以修路，可以搞电讯、建酒店，改善供电、供水条件等等。许多地方政府在这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硬件条件改善极快。但一些地方，硬件具备了，却很少有金天鹅飞过来，顶多来看了一下就飞走了。本地金天鹅也很难成长，一旦翅膀硬了也就飞走了。这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有梧桐树还招不来金天鹅呢？
原来是投资环境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内容——政府是竭尽全力为企业服务，还是像那位贪婪的妻子一样拔金天鹅的毛。许多落后地区，讲起招商引资的重要性头头是道，也不惜花钱搞引资招商大会，但效果却并不好。往往是一个金天鹅被拔了毛，其他金天鹅就不敢来了。某西北城市，台商开了一家“好又多”量贩商场，效益不错，上交税收不少，也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问题。这算是每天留一根金羽毛吧。政府修路，被迫停业。路修好之后，这家商场投巨资装修还没开业，许多管理部门就来拔金羽毛——以检查为名，没完没了地收费。最后好歹在市委书记、市长的亲自关怀下，没人再敢拔金羽毛了。但别的金天鹅会想：有权拔毛的人多，而能制止拔毛者的市领导又少，何况他们的主要工作还不在监督拔毛者，于是也就不敢来了。这不就是金天鹅变为白天鹅飞走了吗？
收费这种拔毛还是最常见，也最公开的，还有许多让你防不胜防的拔毛。地方政府办事效率低，若干部门互相扯皮，办一件事要盖许多公章，哪个都不好盖。那些有点小权的小吏总以刁难人为乐。处处难为金天鹅，其实就是变相拔毛，金天鹅飞来飞去，求这个，求那个，让你没法长羽毛，甚至已有的羽毛也在脱落。有时你自己拔下一根金羽毛送给他们，事情才好办。我曾为某落后地区引进过金天鹅，最后这只金天鹅不堪这种折磨之苦，自己飞走了，不是“拜拜”，是永别。
一些外来的金天鹅刚有点起色，或者本地金天鹅初长成样，无数拔金羽毛的就来了。这个税，
那个费，这个罚款，那个强卖，你有多少金羽毛够他们拔？越拔毛，金天鹅越少，金天鹅越少，越要在已抓住的金天鹅身上多拔毛。这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后就是金天鹅全飞光。我们可以注意一个现象，经济越开放，越不拔毛的地方金天鹅越多，所得到的金羽毛（金天鹅自愿贡献的）也越多。广东、浙江、江苏、上海这一带就是这样。相反，经济越落后的地方拔毛越多，金天鹅越少，所得到的金羽毛（强制地拔下的）也越少。落后地区总抱怨，孔雀东南飞。许多内地企业在做到一定程度后，也都把总部迁往上海、广州这些不强制拔毛的地方。其实这不正是你们像贪婪的妻子一样拔毛的结果吗？
“金天鹅本生”是教人为善的，这是佛教的宗旨。要使本地经济发展，政府也必须行善。这种善行就是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软环境。有了这种环境，外来的金天鹅多了，本地的金天鹅成长起来了，每只金天鹅每天给你一根金羽毛，你不就富起来了吗？
望贪婪的妻子们戒。
布利丹毛驴的选择
《拉封丹寓言》中有一头著名的布利丹毛驴，它面对两捆干草不知该吃哪一捆好，最后竟然饿死了。
布利丹毛驴面临的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选择问题。经济学家所说的选择是，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用于满足欲望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要决定用什么资源去满足哪些欲望。这就是资源配置问题。经济学的目标正是要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其实每个人也和布利丹毛驴一样，面临在两捆干草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
布利丹毛驴做不出选择而饿死说明做出选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根源在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有所得必有所失。为了得而失去的东西被称为机会成本。就布利丹毛驴而言，它选择一捆干草必须放弃另一捆干草。放弃的干草就是得到的干草的机会成本。经济学家常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就是指任何选择行为都有机会成本。
经济学家在谈资源的稀缺性时，往往指客观存在的物质资源，如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等。
因此，选择就是要实现有限资源下的最大化。在按照这种思路做出选择时，人们往往把收入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或其他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目标，忘记了个人的能力--包括创造财富的能力和享受财富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布利丹毛驴犯的正是这个错误。这头驴子的消费能力（能吃的干草）是有限的，在两捆干草中吃一捆就足够了。但它觉得哪一捆都好，都舍不得放弃，最后哪一捆都没吃，饿死了。
驴子毕竟是驴子。在寓言中，驴子都是愚蠢的，所以才有蠢驴之说。但人们在嘲笑驴子时却往往忘记了，他们有时也会像驴子那么蠢。一个既爱白马王子又爱大款，不知和哪一个结婚好的美女，不就是一头漂亮的布利丹毛驴吗？一个女人不能同时与两个男人明媒正娶地结婚（这是法律给出的限制），与白马王子结婚的机会成本是放弃财富，与大款结婚的机会成本是放弃美色。两者都不愿放弃，就成了布利丹毛驴。
像美女这样的布利丹毛驴选择困境也许并不具普遍性，因为美女毕竟是稀缺资源，白马王子和大款都想得到。但每个人都面临类似的困境。每个人都面临从事什么职业的选择。从政当官，有地位有权力，但不能发财；从商当企业家，有钱，但无权无地位；从文当学者，有地位，但无钱。这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三捆干草，每捆都诱人。但人的能力有限，只能从事一种职业。只选一种者可以成为成功的政治家、企业家或学者。类似布利丹毛驴者往往一事无成。但世界上的布利丹毛驴真还不少。一些当官者还想发财，利用职权戴一顶教授博导，甚至院士的帽子，结果成了贪官或沽名钓誉者，被世人所不齿。一些从商者一心想当官，花钱买官，犯了行贿罪。至于那些一心要钻入官场或发财的文人，结局也是不伦不类，没学问只好去剽窃。这些人不都成了饿死的布利丹毛驴吗？
每个人面临的另一个重要选择是事业与家庭生活幸福。这种选择不同于布利丹毛驴在两捆干草之中选一捆的选择，而是要在两捆干草中求得一种平衡。这就是说，布利丹毛驴觉得两捆干草都好，可以每捆干草都吃一半，不至于饿死，或两捆都吃掉撑死。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资源稀缺），对事业与家庭幸福的期望是无限的（欲望无限）。正确的原则不是为了一个放弃另一个，而是在两者之间选择一种平衡。那种为了事业（赚钱或当官）而放弃家
庭幸福，或者满足于过一种小日子而没有追求的人，都是布利丹毛驴，因为在这两者之中完全放弃了另一个，实际上仍是一事无成。你见过家庭后院起火而事业成功的人，或者一事无成仍有家庭幸福的人吗？《笑傲江湖》中的岳不群选择了当五岳盟主而放弃其他一切，最后不就是布利丹毛驴饿死的下场吗？
经济学所说的最大化并不是物质的最大化。对一个社会而言，最大化并不是GDP最大化，对一个人而言，最大化也不是财富最大化。社会的最大化是社会福利最大化，GDP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社会福利提高的基础，不能把GDP最大化作为惟一目标是因为GDP并不等于幸福。个人的最大化是幸福的最大化，财富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幸福的物质基础，不能把财富作为惟一目标是因为财富并不等于幸福。社会应该协调发展，人也要追求全面的幸福。这才是选择的真正目标，也才是经济学的真谛。
许多人都把经济学作为一门赚钱的学问，认为它能使一个国家GDP增长或使一个人发财。这是一种误解。布利丹毛驴式的错误正由此而来。在学习经济学时，要记住英国文豪萧伯纳的一句话：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
楚王好细腰的示范效应
楚王好细腰的寓言出自《墨子》，讲的是楚灵王喜欢苗条腰细的宫女。众宫女为了得到楚灵王的宠爱而纷纷节食，追求“骨美”，结果个个饿得面黄肌瘦，弱不禁风。这个寓言的劝讽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从现代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赋予楚王好细腰一个全新的不同含义。
在市场经济中，产品销售的好坏取决于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对某种物品的需求是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的统一。购买能力取决于收入、价格等因素。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收入增加，购买能力并不弱，但为什么许多产品却仍然卖不出去呢？这就在于消费者缺乏对这些产品的购买欲望。经济学家特别强调购买欲望的重要性，因为消费者一旦对某种产品有了强烈的购买欲望，他就会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多赚钱（例如，青年人为买汽车而兼职），这就提高了购
买能力。或者他也可以通过消费信贷把未来的购买能力变为今天现实的购买能力。可见在创造需求中，购买欲望是重要的。
购买欲望来自消费者的偏好。消费者购买物品消费是为了获得效用（即满足程度）。效用是消费者的主观感觉，它取决于消费者对这种物品的喜欢程度，即偏好。消费者对某种物品的偏好越大，这种物品给他带来的效用就越大，他就越愿意购买，需求就越高。那么，消费者的偏好又取决于什么呢？
偏好是一种心理现象，因人而异。但人的心理现象也是有共同规律可以寻找的。人的偏好来自欲望，或者是生理欲望，或者是由社会引发的心理欲望。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基本生理欲望容易满足，重要的是由社会引发的心理欲望。人由这种欲望而产生的偏好，显然要受社会影响，即整个社会消费时尚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了解消费时尚的形成。
乍看起来，消费时尚是无规律的，也是无理性的，而且瞬息万变。昨天裤子上有洞，被称为穷，今天就成了时尚。怪不得有人感叹总赶不上时尚。但一种消费时尚的形成也是有其规律的。决定消费时尚的因素很多，如广告、历史传统、政策引导等，但一种消费时尚更多还是来自示范效应。
示范效应就是某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被作为榜样，其他人向他学习而产生的影响。消费时尚来自示范效应。这就是我们爱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么谁能当榜样呢？我们设想，如果楚国宫中某个官员喜欢苗条腰细，能有这种减肥的时尚吗？恐怕不仅不行，这个官员还会受别人嘲笑。只有楚王的偏好能作为榜样，这不是因为他的审美情趣高，而是因为他国王的地位。所以，示范效应就是上层人作榜样，其他人模仿而形成一种时尚。
为什么只有上层人才能作榜样呢？处于下层的人向上层学习是一种动物本能。动物行为学用实验证明了这一点。找一个小猴子由人教会它吃水果之前先洗干净。把这个小猴子放进猴群，结果众猴子不仅不学，还打它。再找一个猴王教它洗水果。把这个猴王放进猴群，众猴子纷纷效仿，洗水果再吃成为猴子的一种时尚。人类的示范效应根源于这种动物本能并由社会因素而形成。就消费时尚而言，在国际上，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榜样，消费时尚总是由发达国家消费方式的示范效应而形成。在国内，引起消费时尚的总是上层人士。这就是只有楚
王才能引起减肥时尚的原因。
企业的产品要能满足消费者的欲望才有市场，因此，企业一定要关注消费时尚的变动。在这样做时，企业要盯住发达国家与上层人士的消费行为。假设你是当年楚国的一个企业家，你一定要注意楚王宫中的消费时尚。如果你能打听到楚王好细腰，你就应该预见到，不仅宫中，而且整个社会，都会有细腰的消费时尚，减肥产品的需求会急剧增加。这时你生产各种减肥食品、药品，设计各种减肥的健身的或其他方案，一定市场兴旺，让你赚个够。可惜当年墨子把细腰作为一种不正之风来讽刺，没有想到这个商机。墨子是一个道德家，总想纠正减肥这种不正的消费时尚。他忘了一点：消费时尚本身无对错之分，也是非理性的。你看中世纪上层妇女穿的裙子，有鲸鱼骨做支架，大而笨，穿与走都不方便。但这就是时尚，你没有办法。
如果你是楚国时的企业家还要注意两点。一是在利用消费时尚时要领先。如果别人都知道了减肥是消费时尚，并生产减肥产品，你就没戏了。二是消费时尚在变。如果楚王的偏好变了，像唐代一样以胖为美，或者新楚王不管胖瘦，只爱披肩发，那你一定要与时俱进，转而生产护发用品或假发。这就是要随时关注消费时尚，并适应消费时尚的变动，调整自己的生产。“识时务者为俊杰”，企业要识消费时尚方能成功。
墨子讲“兼爱”，但不爱细腰。作为企业家，应该真正做到兼爱，爱每一种消费时尚。但墨子还是伟大的，他毕竟在二千多年前就认识到楚王的示范效应与减肥消费时尚之间的关系。
分红争吵的根源
克雷洛夫作为一个文学家当然不会去关心产权之类的问题，但他对社会现象描述的背后已经无意间证明了产权的重要性。他的寓言“分红”就是对产权不明晰后果的绝妙描述。
几个诚实的商人合开了一个店铺，等到赚得许多钱财，他们便停业分钱分物。但分红哪能不吵架？他们为钱为物吵得一塌糊涂。这时他们的房子着火了，但他们仍在为钱争论。他们争吵得忘了房子已经起火，以至全都被火焰吞没烧死，连同他们的财物。作者的结论是：“当
发生更为重大的事情时，大家全遭不幸的原因往往是：不是团结一致去对付共同的灾难，而是每个人都去争自己的利益。
注意，克雷洛夫说这几个商人都是“诚实的”，表明利益之争尚不是他们人格的原因。这种悲剧的发生是在“合开”商店这种制度上。合开商店为什么会引起这种结果呢？克雷洛夫没有回答。当然，我们也不应该要求克雷洛夫回答。
根据现代经济学的解释，合开商店是一种合伙制，即若干人共同拥有，共同经营，他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合伙制这种所有制的企业在法律上是无限责任制，即每一个合伙人都要对企业承担全部责任。如果一个合伙制企业破产欠了债务，即使最后只剩一个合伙人，这个人也要承担全部责任。这就使得合伙制中每个人的风险都加大了。
在合伙制内部，每个人的产权并不明晰，它是一种不分你我的共同所有。在企业建立之始，大家齐心协力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而奋斗，相互之间的矛盾并不突出。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由于产权的不明晰，必然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利益分配问题，即这个寓言中所讲的分红问题。企业分配的原则是看贡献的大小。贡献来自两个方面，为企业贡献的资金和为企业付出的人力资本（才能与努力）。合伙制企业建立之时，资金需求量并不大，往往是几个合伙人分摊，或每人拿相等的一份，或有多少拿多少。由于这种企业也谈不上什么公司治理结构，所以往往也就没有什么衡量每个人业绩的标准。这样当收入少时，利益分配的矛盾并不突出；可是一旦企业做大，收入相当可观时，利益分配的矛盾就突出了。“分红”中几个诚实合伙人的矛盾正缘于此。
其次是决策问题。当企业小时，决策不是问题，但企业做大之后，在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合伙人之间往往也会发生冲突。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事关重大，每个合伙人都不会不关心。但是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看法，相互之间协商的交易费用亦很高。而若不能及时做出这种决策轻则会失去商机，重则会使企业解体，甚至破产。
这两个问题的争论都会使合伙人忘记房子着火的危险，最后人被烧死，一切都烧光。克雷洛夫讲的这种危险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每天都发生在现实中。
那些家族共有的家族企业、每个人股份相同的股份合作制企业都属于这种产权不明晰的合伙制企业。所以，合伙制企业在市场经济国家很少。在美国只有5%的企业是合伙制，而且主要是法律规定必须采用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
要解决克雷洛夫所提出的诚实合伙人之间的分红冲突就必须使产权明晰。产权明晰的最好形式是股份制。股份制的实质是实现产权明晰。在股份制企业中，所有者可以很多（股权多元化），但每个人在企业中的产权则要由他所拥有的股份来确定，股权有具体的所有者。股权的多少决定了每个所有者在企业中的权力、利益和责任，从而也决定了每个所有者应分到的红利和将要承担的风险。如果克雷洛夫那几个诚实商人在商店中的股权明确，他们分红时也就不用争吵，以至于最后店毁人亡了。
但应该强调的是，即便每个所有者的股权相等，即我们说过的股份合作制，也仍然会有冲突，而且，如此多平等的股东要达成一致所需的交易成本将会极高。所以，在股份制企业中一定要实现股权相对集中，即要有获得最大利益、有最大责任和决定权的大股东。小股东关心企业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因为关注企业要付出大量时间与金钱收集信息，而从企业中得到的好处却极为有限。小股东只关心分红，当企业不好时可以很容易地用脚投票--卖掉股份走人。只有大股东与企业密切相关，会作为所有者关心企业，并做出决策。在这个“分红”的寓言中，也缺一个伊万诺夫或萨沙之类的大股东。
说起来家族企业或几个朋友合办的合伙企业都属于私人企业，是私有制。但私有制也并不一定就有效率，关键在于采取什么形式。单人业主制，即由一个人拥有并经营，产权效率最高，但却无法实现规模经济。合伙制既做不大（无限责任）又产权不明晰，也不可能成为主要形式。只有股份制既可无限做大，产权又明晰，因此成为主要形式。在美国这样的国家，GDP中有90%左右是股份制企业生产的。“分红”寓言中的几个合伙人要是能早知道这点道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