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期间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在万里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情报。
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了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当时在世界上已处先进之列。打八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运用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
红军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起，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反第二、第三次“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了。
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处于时时运动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间，大部队白天行军，电台人员只好收起机器跟随行动，路上无法工作。此时，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于是他们白天负责截收敌台信号，并将其破译出来。天黑后，一方面军的电台到达宿营地，四方面军的电台马上把截获内容发给一方面军。接着，一方面军的电台在夜间工作，截收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通信。一、四方面军相隔数千里保持着接力式的相互配合，才确保长征中几乎不间断、无遗漏地截收敌军的全部电报。
1935年秋天，红一方面军先期到达陕北，在电讯侦察方面同四方面军相互配合的关系又有所改变。后来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西部长征北上，白天电台停机行军，又是一方面军的电台截收破译敌军电码，再通知四方面军的电台。
当中央红军长征时，红六军团有一部电台，先后由一、四方面军的电台同其保持联络，也能分享到情报。在长江以北活动的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他们同中央联络要靠交通员，走一次需几个月，沟通信息非常困难。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见到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编的红十五军团首长徐海东，马上分配给他一部电台，这样各支主力红军都有了电台，都可以保障电讯联系并对敌实施侦察。
在长征中进行无线电侦破的无名英雄，除了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还有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台长王铮，红四方面军的宋侃夫、王子纲等人。红四方面军密码破译专家蔡威在长征中带病工作，被担架抬出草地时病逝。总司令部的领导人非常伤感地说：“我们失去了一双宝贵的眼睛。”出于保密需要，直至上世纪80年代，蔡威的福建老家才公布了他的英雄事迹，并把他埋在甘肃的遗骸运回家乡隆重安葬。
在红军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内情大都细致掌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行动却基本茫然不知。毛泽东称赞长征时担任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希圣说，曾希圣同志是搞“玻璃杯”的，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压宝，看得准、赢得了。
长征中，国民党军的密码红军能够侦破，红军的密码敌军却从来无法破译。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其电台连同密码一并被俘获，不少电讯人员后来还参加了红军。
电讯保密也反映出国民党当局的效率低下。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知道了自己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员，而且已破译了他身上的密电码。徐恩曾害怕蒋介石追究他用人失察，多年间一直和同僚们串通一气，共同隐瞒密电码已被破译一事。蒋介石一直至1975年病死，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