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起用年轻的霍去病就有分卫青之权的用
非常之功意，而后来他将二人同时
拜为大司马，更是明摆着
必待非常之人让他们互相牵制。这一用
人方略虽然—时发挥了奇
———闲说汉武帝的用人之道效，却不能保证永远管
用。”
!韩巍元光年间，司马相如
为西南夷事上书武帝，其
中有句话，意味深长：“盖
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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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武帝对这话非常欣赏，以至二十多年后他在命令州郡举荐贤才的诏书中还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武帝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位“常人所异”的帝王，他一生中所用的也确实多是“非常之人”，做的是“非常之事”，成的是“非常之功”，让平庸的后人感到不可思议。不过在研究历史的人看来，这一连串“非常”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背景，那就是“非常之世”。
与历史上的其他帝王相比，汉武帝大概是最少受“传统”约束的一位，也许对他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必须遵循的“传统”。汉室起自草民，开国君臣都没有什么文化素养，以致朝堂之上大呼小叫，不成体统。汉初奉行清净无为的黄老之教，与其说是一种自觉的选择，不如说是被迫接受现实的无奈。等到武帝即位时，这种治国之术已经退化为习惯和惰性，根本无法与系统化的儒家学说抗衡!电视剧特别强调景帝至武帝初年黄老和儒学“两条路线”的斗争，实有言过其实之处
武帝本人的头脑其实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混合体，其中有儒家的政治理想，法家的权谋治术，也有方术神仙家的迷信，处处折射出那个时代特有的混乱和生机!电视剧把他描绘成“儒家代表”，实在是过分简单化
武帝即位时，占据中央政府的主要是外戚和世袭勋贵，多数不学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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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术，尸位素餐。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必须拉起自己的一班人马，于是武帝按照前朝成例，下诏求贤。凡有一技之长者，几乎都能找到进身之阶，或由地方诸侯、官员举荐，或只身闯京城，拉关系，找门路，只要能想方设法让皇帝知道你是个人物，多少都能捞到一官半职。当时的热闹景象，用班固的话来说，那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这样的求贤诏在武帝时期每隔几年就有一道，各地的“异人”也源源不断地被输送到宫廷中。这些人最初多是在皇帝身边做侍从顾问，以后逐渐因才施用，委以各种要职。其中有满腹经纶的儒生，比如董仲舒、公孙弘，前者用公羊家“大一统”的理念影响了武帝，后者曾经做过丞相；有学习“纵横之术”的权术家，如主父偃，为武帝设计“推恩令”，削弱诸侯，立下大功；也有商贾出身的“兴利之臣”，像桑弘羊，武帝一朝的重大经济决策几乎都出自其手，最后还成了“托孤”重臣。更多的恐怕是舞文弄墨、插科打诨、逗主子开心的近臣，其中官运好的像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也能混个地方官，不过运气不佳如东方朔、枚皋者就只好一辈子被“倡优畜之”。武帝的“求贤”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战国时代的“养士”之风，实际上在西汉早期，地方诸侯的宫廷中往往蓄养着大批门客，有名的如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武帝实际上是在诸侯被削弱之后将“养士”的权力收归了中央。
那时候靠“贤良对策”上来的人毕竟数量有限，要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不辍，还得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形于案牍之中的“文法吏”。汉承秦制，治国用严刑峻法，熟习法令制度的官吏才是国家的柱石。翻开《史记》、《汉书》的《酷吏传》，满眼都是从小学习法令政务做吏员，勤勤恳恳一步步爬上来的人。很多人位至公卿，顶不济也是郡守一级的地方要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严格依法办事，尤其是打击豪强贵戚，手段残忍，铁面无私，动不动就杀得血流成河。武帝要加强皇权，让国家机器发挥出最大功效，这些嗜血猛兽当然是最合适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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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然而专制帝王对待这些“爪牙”也一样残酷无情，工具不好用了就可以随时丢弃。西汉一朝绳治官吏之严苛简直让后代望洋兴叹，三公九卿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掉了脑袋，地方官员更是动辄获罪。酷吏们勤苦一生，结局往往是自己挖坑埋自己，作法自毙。著名的酷吏张汤，一生参与大案无数，杀人如麻，官至御史大夫，深得武帝信任；可临了因为几个小吏的构陷而被迫自杀，家里穷得只能用牛车送葬，连棺椁都备不齐。“用人”用到这个份儿上，是一个时代的制度文化使然，后世帝王就是想仿效也未必仿效得成。
帝王家最怕的就是大权旁落，即使布置下重重法网，安排了无数爪牙，照样寝食难安，因此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能让自己放心的人。人要可靠好用，第一必须跟皇帝关系亲密，第二必须无根无基，没有自己的小算盘，只有这样，他才能死抱着皇帝这棵大树，忠心不二。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大概不出两层干系：一是“裙带”，就是老婆家的人，古代叫“外戚”；二是“奴才”，甚至是去了势的宦官。自古凡雄才大略的君主，往往是权力欲极强的专制狂，汉武帝在这点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在关键位置上任用的“非常之人”，多是“裙带”和“奴才”关系。
卫青和霍去病是武帝讨伐匈奴的左膀右臂，第一流的军事人才。但是卫青不过是县吏与女奴的私生子，平阳公主的家奴，连“卫”都是冒姓。他能够平步青云是由于姐姐卫子夫受武帝宠爱，后来立为皇后。霍去病是卫青另一个姐姐的私生子，也是家奴出身，靠着舅舅和姨妈的关系，年纪轻轻就得任要职。卫、霍二人可以说是“裙带”和“奴才”两重关系的产物。他们能建立不世之功，一方面是由于自身的才干，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武帝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武帝要大举反击匈奴，就必须改革军制，建立一支能随时调遣的常备军。这支军队的指挥权不能交给军人世家出身、威望极高的李广，却可以放心大胆地交给出身微贱、在军中毫无根基的卫青和霍去病。为了这场战争，武帝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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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动辄出动十几万大军，而对卫、霍二人在前方的具体方略却不加任何干涉，让他们放手去干。究其原因，除了武帝本人出众的眼光和魄力以外，还在于卫、霍出身“奴才”，没有家族背景和朋党关系，对皇帝感恩戴德，绝对忠诚，让人“放心”。等到卫、霍二人功勋卓著，羽翼丰满，武帝就起了戒心。他起用年轻的霍去病就有分卫青之权的用意，而后来他将二人同时拜为大司马，更是明摆着让他们互相牵制。这一用人方略虽然一时发挥了奇效，却不能保证永远管用。武帝后期重用的大将李广利是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也是靠裙带关系爬上高位。他才能平庸，屡战屡败，耗费国家大量钱粮人命也没立多少功劳，却一直受武帝信任。直到最后投降匈奴，被满门抄斩。卫青、霍去病这样的“非常之人”毕竟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武帝临终托孤的四位大臣中，位处第一的霍光是霍去病的同父异母弟弟，出身底层，靠哥哥的关系做了皇帝的侍从，出入宫禁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深得武帝信任。《汉书》却说他“不学亡!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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