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最小的弟弟出生后，家里就有7口人了，只靠爸爸一个人挣工分养家糊口，妈妈则在家操持家务，照顾孩子们。家里的经济来源，完全依赖于生产队。由于爸爸当生产队会计，经常要加班加点熬夜算帐，到公社、县里出差，还要操心生产队的公事，所以日工分高，年终还有补助工分，家里虽然只有他一个劳力，报酬却相当于别人家的一个半到两个劳力所得。一年下来，家里不但不会“胀肚”，还会有100～300元左右的分红。这样的经济状况，在屯子里是很了不起的。
我们稍大一点的时候，别人家的同龄孩子都要在农忙假期间到生产队干点力所能及的农活，以补贴家用。像种苞米、间苗、铲地、割小麦、起土豆这样的农活，都是相对简单而轻松的，十三四岁的孩子也能干，但需要与干活熟练的大人“插伙”一起干，才能跟上“打头的”。这样的劳力被称作“半拉子”，挣大人一半的工分，通常都是自己家里的大人带自己家的孩子。由于干这种活的时候，爸爸只负责分活、检查干活质量，自己不干，我们想到生产队干活，却找不到愿意带我们的人，所以，在生产队期间我们几个孩子都没有干过农活。在七十年代初批林批孔的时候，爸爸经常不无几分自豪地戏称我们同孔子一样，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像大多数农村家庭一样，爸爸和妈妈的分工很明确，爸爸主外，妈妈主内。在家乡十里八村的家庭妇女中，妈妈是持家理财的佼佼者。她心灵手巧，性格刚强，细心周到地操持着全家人的吃、穿、用和养猪喂鸡等家务活儿。做衣服、做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打发大的上学，看护小的安全，似乎是妈妈每天总也干不完的事情。
父母处处精打细算，从不乱花一分钱，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会“过日子”是父母在艰苦环境中练就的持家本领，并逐渐变成了家里的传统，家里也因此每年小有盈余。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家里就有了手表、缝纫机、收音机和自行车“四大件”。后来，银行里开始有了存款，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存款额一度达到了5位数。在乡亲们的眼中，父母始终是当地的“富人”，我们家的生活水平在全大队始终是上等的。
实行“大包干”以后，种什么农作物、种多少都是农民自己说了算，多劳多得，勤劳才能致富，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全家的收入从过去只靠挣工分，转为以种粮卖粮为主，以副业为辅的结构。爸爸妈妈的聪明这时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每年种什么经济作物，都是爸爸和妈妈反复掂量后才决定的。因此，同样的地，我家会比别人家多收入不少钱。
起初家里种的粮食有玉米、小麦，也偶尔种过谷子、高粱等，后来发现种玉米的经济效益高，就只种玉米了。除此以外，还根据市场行情，种些土豆、大蒜、苕帚糜子或叶子烟等经济作物。土豆除了留够全家一年吃的外，基本上都卖给当地的粉房，大蒜每100头编成一辫，苕帚糜子扎成苕帚。冬闲时爸爸把这些农产品发到外地，在当地市场推销或零售。为了卖大蒜和苕帚，爸爸曾先后到过大兴安岭地区的根河镇，吉林省的长春市、磐石县，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等地，这些地方，也是爸爸中年以前去过的最远的地方了。
家里从1983年冬天起开始养牛种地，后来又陆续买了三轮手扶拖拉机、四轮农用车等现代化农具种地，虽然多挨了不少累，但日子越过越红火。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1990年家里买了第一台电视机。这时父母正当壮年，爸爸是当然的主要劳动力，妈妈不仅仍然操持着家务，在农忙的时候也下地干活。我们也都长大了，虽然都在读书，但放学后及周末、寒暑假也不得不尽其所能地帮着父母干活。
妈妈每年都要养2头肥猪，其中1头养大后卖掉，另一头养到冬天杀掉过年，自己家里食用。此外，妈妈每年还养着十几只或二十几只下蛋的母鸡，卖鸡蛋的钱基本够家里买点油盐酱醋和孩子们读书的费用。到后来，家庭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妈妈每年还要圈养十来只鹅或公鸡，过年之前一个月前后宰杀，用于改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