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60年历程与经验 赵俊芳
吉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赵俊芳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逐步完成了对旧高等教育机构的收编与改造，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奠定基础。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逐步得到恢复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使我国在经历了高等教育弱国、高等教育小国后，逐渐成为高等教育大国并迈向高等教育强国。本文简要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借助数据与资料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60年来的发展特点、成就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思考。
【关键词】 高等教育 60年 回顾 思考 一、中国高等教育60年发展轨迹
建国60 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经历了艰难的奠基期、坎坷的挫折期后，迎来了振奋的恢复期，并以惊人的速度迈入大发展时期。
（一）奠定基础期（1949——1965）
1949年12月，全国首次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此次会议，可视为新中国教育开端。其后，国务院、教育部先后颁布或印发一系列规程、条例，发布教育工作指示，对我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宗旨、任务、教学组织、课程、办学规模、专业设置等作出规定，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积极探索，取得了奠基性成就。
第一，接收改造旧高校。建国之初，我国政府逐步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中央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一百余所旧高校进行初步改造，废除国民党党义与训导制；接收由国外教会资助的辅仁大学、燕京大学、金沽大学、协和医学院、金陵大学、华中大学、东吴大学、震旦大学等高等教育机构，收回教育主权；分期分批接办中法大学、广州大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等五十余所私立高等学校；在接收改造就高校的同时，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新型高等教育机构。
第二，进行初次院系调整。为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1952年，教育部根据中央精神与百废待兴的社会需求，通过借鉴前苏联的办学经验，对全国高校院系、学科进行调整。调整的核心是突出理工学科，强化应用学科，如：新增设钢铁、地质、矿业、航空、水利等专业或专门学院。虽然50年代的院系调整拆解了一些具有很好发展基础、发展前景的综合性大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大学的可持续发展。但此次院系调整，适应
了建国初期紧迫的社会需求，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
第三，探索宏观管理模式。1953年10月，政务院公布《关于修改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提出要“有步骤地对全国高等学校实现统一与集中管理”。高等教育部统一颁发全国高等学校的建设计划、财务计划、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生产实习规程以及其他重要法规、指示或命令。1958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其中规定：除少数综合大学、某些专业学院和某些中等技术学校外，其他高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可以下放。在高等学校的教学中，不再执行统一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高校教师亦由地方管理。 此后，根据社会需求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状况，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数次的收放调整。可以说，大部分调整是可行的，对稳定发展高等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四，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在改造旧大学、完成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基础上，1958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其中指出：“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由于这一跃进目标的提出，是年，全国高等学校由1957年的229所猛增至791所；在校生由1957年的441，181人，增至659，627人。此期，高等教育发展虽带有跃进倾向，但仍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奠定基础。
（二）挫折困顿期（1966——1976）
“十年”动乱期间，我国高等教育遭到严重破坏，一度停滞不前。1971 年，国务院决定对全国高等学校进行合并调整，一批院校或被停办或被合并，高等教育规模急速减缩，全国高等学校由1965 年的434 所, 减至1971年的328 所，从1966 年起, 全国高校停止按计划招生达6 年之久, 停止招收研究生达12 年之久。1970 年, 高校虽然恢复招生, 但“群众推荐”的选材方式严重影响了生源质量。故有人认为：这十年中我国至少少培养了100万大学生、200万中专生和10万研究生，与世界先进国家拉大了差距。
表1：1949——1965年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及在校生规模 单位：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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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模、速度受挫的同时，高等教育系统、高等学校管理基本陷于无政府状态。领导机
构受到冲击，高等教育管理规章被逐一废除，高校‘学术权威’被打倒，优秀师资被强行下放，教育质量无从谈起，教育教学秩序极其混乱，高等教育事业遭受重创。
（三）恢复振兴期（1977——1998）
1977年8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改革招生制度的重要建议，10月，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改革开放后，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我国高等教育秩序得到迅速恢复，并获得快速发展。1978年上半年，中央在京分别召开全国科技大会与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提出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数次强调要尊重教师劳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1978年8月，教育部在河北涿县召开部属高校座谈会，广泛讨论如何加速高等教育发展、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以促进社会经济建设等问题。是年底，国务院批准恢复建设169所普通高等学校，中国高等教育振兴时期的大幕徐徐拉开。此间，国家召开三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反复强调深化改革、加速发展、提高质量、提高效益等问题。
第一，加强研究生教育。1983年后，教育部将研究生培养作为高校管理的工作重点，以确保高等教育为社会输送高层人才。1984年7月至12月，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等部门连续发出关于研究生培养与学位授予问题的一系列《通知》，对研究生教育的层次、类型、学习年限等方面做出规定。与此同时，国内著名大学先后成立研究生院，加强研究生培养。
第二，重视高等教育质量。国家一方面通过挖掘高校内部潜力积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为社会发展提供丰厚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特别重视高等教育质量，加强一流大学建设。早在1990年 6月，国家教委在讨论、制定教育事业“八五”规划时，即提出在未来十至十五年内，国家要有计划、有重点地投资建设若干所重点大学，即后来的“211工程”。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其实施意见，指出：为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要集中中央、地方以及其他各方力量，分期分批地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在部分高校选择一些将会对国家经济、科技、国防、社会发展等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领域作为重点研究基地，以提高我国高校的学术影响力，进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第三，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不仅提出要重视高等教育质量，而且针对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与面临的形势、任务等，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和具体改革思路，强调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背景下，积极推进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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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体制改革。 在此期间，逐渐理顺了宏观管理中的“条块分割”，完成了高等教育招生收费双轨与并轨工作，这在一定程度缓解了国家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
第四，推行新一轮次的院校合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政府的直接组织与促动下，我国通过强强或强弱等不同的合并方式，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一批新的较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合并重组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进而向世界一流大学发起冲击。当然，无论是强强合并抑或强弱合并，其在合并之初，均产生了较大的震动，大学在获得发展的同时亦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磨合代价。
（四）快速发展期(1999一一至今)
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制定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该计划一方面提出“积极稳步发展高等教育”，在提高规模效益的同时，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另一方面，要全面振兴教育事业，使高等教育规模实现较快增长。提出至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l5％的发展目标。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要“调整现有教育体系结构，扩大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规模，拓宽人才成长的道路，减缓升学压力。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到20lO年，我国同龄人人口的高等教育入学率要从现在的百分之九提高到百分之十五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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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我国普通
高校本专科招生155万人，比上年的108万增加47万人，较上年增长43%，成为建国以来高校招生数量最多、增幅最大、发展最快的一年。1999年普通高校在校本专科学生达409万人，增68万，增幅为20%。此后，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以年均20.8%的增率增长，至2007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561万，在校生规模达1885万，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
表2： 1998——2007年高等教育发展情况统计数据 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8—2006），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部分数据整理。
大发展时期，我国在积极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同时，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作出重大调整，一手促规模，一手抓质量。早在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典礼上，中央即提出“建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主张。1999年，教育部批准北大、清华等7所大学为“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此后，南开、天津、吉林、山东等30余所大学相继成为“985”大学。目前，上述大学在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下，通过积极开展学科建设、汇聚培养国内外优秀人才、加强科学研究、扩大对外学术交流、探索新型管理模式等途径，已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发展特点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具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与扩张路径。具体表现为：后发追赶的跨越态势、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内外轮值的发展道路、严进宽出的培养方式等。 （一）后发追赶式发展
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尤其是现代大学主要生成于19世纪下半叶以及20世纪前后，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及欧美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相比，具有明显的后发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高等教育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1952年，我国GDP仅679亿元（人民币，以下同），人均GDP119元；1949——1955年，我国GDP未超1000亿元；1949——1986年，我国人均GDP未过千元。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国民经济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国民生产总值大幅提升，但从世界各国发展的总体情况看，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及在GDP中所占之比重远不及发达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1999年，高等教育大众化启动后至2007年，我国公共财政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徘徊于2.79%—3.32%之间，与同期世界其他国家4.4%的总平均水平相比，有较大差距，不及东亚、太平洋地区的4.7%，明显低于大部分发达国家的5%，远落后于26个发达国家的6%。 后发国家高等教育的落后地位与薄弱的社会经济基础遂激发国人追赶跃进的急切心理，于是，高等教育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次较大规模的扩张。
1958年，伴随中国工农业的跃进热潮，高等教育亦出现跃进态势，在校生由1957年的44万增至66万；1960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达到96万，成为建国后的最高年份，表现出明显的追赶、跃进势头。
表3：1949——1965年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及在校生规模 单位：所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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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中国政府鉴于欧美发达国家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态势，颁行《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高等教育发展目标。自1999年至2002年，我国仅用4年时间即将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9.8%升至15%，4年时间毛入学率共提高近5.2个百分点，平均年增1.3个百分点。2003-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增长，分别达到17% 、19% 、21% ，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出现第二次大的追赶热潮，成为21世纪初期高等教育增长最多、速度最快的国家。
（二）政府主导的管理模式
就管理模式而言，建国以来，我国政府通过法律政策、人事组织、评估拨款等途径，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高等教育发展规模、速度、区域布局、办学方式、学科设置等实施全面统筹，形成了政府主导下的行政管理模式。我国政府主导下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政府主导下的集中管理，如1953年政务院公布《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后，开始提出“有步骤地对全国高等学校实现统一与集中管理”。二是政府主导下的分权管理，如1958年中央提出除少数综合大学、某些专业学院和某些中等技术学校外，其他高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可以下放，不再执行统一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等。政府主导下的分权管理复有三种形式，即：纵向分权、横向分权、纵横结合分权。
从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发展的总体脉络看，无论是集中管理还是分权管理，无论是“块”的分割还是的“条”的分立，均无法摆脱行政主导的管理属性，其真实意义即在于忽视市场，缺少中介，远离社会。首先，缺少市场调节的政府主导模式，极易形成行政管理遮蔽市场调节、主观决策遮蔽客观发展的现象；其次，缺少中介参与的政府主导模式，可能出现专家与社会监督缺位，易滋生更多官僚特权，亦形成紧张的官民关系；第三，忽视社会力量的政府主导模式，可造成社会公众冷观高等教育，高校失去丰富的社会资源。此种种问题，势必影响高等教育发展。当然，运用行政手段，通过政府集中管理，将有利于高等教育的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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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恢复与快速发展，可在较短时间内提高发展效率，大众化即为典型案例。
（三）“内外轮值”的扩张路径
这里所说的“内”、“外”是指高等教育扩张所选择的道路或途径——“内涵道路”、“外延道路”。“内涵道路”系指通过挖掘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指高校）内部潜力从而实现高等教育扩张的方式。“外延道路”则是指在原有高等教育机构外建立新的或新模式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方式。我们可通过1949至2007年部分年份普通高校数量、普通高校数量增长及增率，普通高校在校生数量，普通高校平均规模、增长及增率的变化情况，来审视高等教育发展道路的选择与走势。具体数据见下表：
图1：普通高校数量增率与普通高校生均规模增率曲线图
就1949至2007年的总体情况看，内涵、外延道路呈交替轮换之势，1965、1985、2004三个年段普通高校数量尤其是普通高校数量增率较高，分别为124%、70%、66%，此期为外延道路发展时期。1955、1995、2000三个年段普通高校生规模增率分别为96%、65%、92%，
此期应为内涵发展时期。但从增率的累计情况看，普通高校校生均规模总增率达341%，略大于普通高校311%的总增率，略呈内涵主导态势。具体看：
1949——1955年，高校数量增率出现5%的负增长，而高校校均规模实现96%的高增长，这说明，1949至1955年高等教育主要以内涵发展道路为主，即通过高校挖潜、扩张，实现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1956——1965，普通高校校均规模出现5%的增长，但高校增率达到124%；1966——1978，普通高校校均规模出现8%的负增长，高校增率仍能达到38%的增长幅度；1979——1985普通高校校均规模增长17%，高校增率达到70%，所以1965至1985年段属于外延发展时期，主要通过设置一系列高校，发展高等教育。
1995年后，高等学校数量虽持续增长，但只有2004年增长较快，其余均在10%以内的增率进行徘徊；而普通高校校均规模增率则大幅挺进，连续多年走高，2000年达到最高峰。这说明90年代后，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以学生扩张为主，走内涵发展道路，2000年的高峰恰逢1999年大众化起步以及新一轮的院校合并。
“内外轮值”的高等教育发展路径与“单一”路径及“内外并举”路径有别。“单一”的扩张路径一般指在较短时间内或一味扩大高等学校规模，或一味扩大高等学校数量。“单一”路径的优长是目标单一，容易执行；其劣势为或高校压力过大，或一定时期后造成高校的闲置与浪费。“内外并举”路径则指在扩大高等学校规模的同时，扩大高等学校数量。 “内外并举”路径可以形成比较均衡的发展态势，但要同时兼顾两个扩大问题，则任务十分艰巨。我国高等教育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与大众需求，选择了“内外轮值”的中庸之路，在一定历史时期，既抓住了主要矛盾、化解了主要问题，又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四）严进宽出的培养方式
宽进严出的核心内容是控制入口、开放出口，即通过考试等选才途径，严格控制生源质量，但对最终结果则不过多干预的培养方式。我国宽进严出培养方式的实行主要基于国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国家急需人才的社会背景所做出的判断与选择。该培养方式比较适合精英教育，即通过先行选材、集中资源的方式，进而提高办学效率与社会效益。宽出的核心问题是缺少竞争淘汰机制，学生缺少学习与成才压力，影响高校教育质量与学习风气；尤其是大众化时期，由于生源质量有所下降，无原则、无条件地“宽出”，势必影响高校的声誉与秩序。
我国高等教育严进宽出与国外的宽进严出、严进严出有很大差异。法国、意大利的综合性大学，往往采取“宽进严出”的培养方式，即举凡获得高中会考文凭者，皆可通过注册进
入综合性大学，给大众以同等的、充分的受教育机会。例如：法国的综合性大学自1958年始，即实行开放式入学，但在大学内部建立严格的淘汰机制，逐年淘汰。而在另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则采取“严进严出”的培养方式，如法国的大学校、美国的四年制以上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这些机构往往采用综合的、十分严格的入学考试以选优才。我们认为，可以针对不同层次，提出不同要求，选择不同方式，层次越低，入口越松；层次越高，出口越严。
三、成就与经验
建国60 年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其在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高等教育需求得到满足
1949年，我国仅有普通高校205所，在校生15万余；1978年普通高校发展至598所，在校生接近86万，至2007年，我国共有高校1908所，在校生1885万。可谓30年一小步，60年一大步。我国高等教育通过规模的不断扩张，为不同区域、不同群体和阶层的适龄青年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目前，我国已将高等教育入学门槛大大降低，满足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广泛需求，使得社会公共资源惠及普通人群。自1949年始至2007年，我国普通高校共为社会输送各种专业人才1913.66万人，这些毕业生在社会的各个岗位上充分发挥各自的优长与智慧，为社会创造财富并做出巨大贡献。同时，高等教育为社会发展直接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持，促进社会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
（二）高等教育布局有所改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布局逐渐得到改善，偏远地区逐渐设置高等教育机构。解放前，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主要分布于东南、中部地区，最高年份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07所，其中，上海36所，四川25所，江苏22所，广东15所，北京13所，河北12所，内蒙古、西藏、黑龙江、宁夏、青海等省份无一所高校；新中国成立当年，黑龙江省即克服地域劣势，创建6所高等学校，摘去无高校帽子；1952年，内蒙古创建3所高等学校；1958年宁夏创建3所高等学校；至1971年，全国所有行政自治区全部设置了高等学校。
（三）高等教育结构得到调整
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在经历巨大起伏动荡后，逐渐趋于稳定合理。1949年我国共有普通高校205所，其中，综合性大学49所，综合大学占普通高校总量的24%，约四分之一，此期虽总量较少，但普通本专科生比例比较合理。1978年我国共有普通高校598所，其中，综合性大学32所，占5%，综合性大学比例过小，影响高端人才的发现与培养。1998年，我国共有普通高校1022所，其中，本科高校600所，占59%，普通本科高校所占比例过大；
普通专科高校422所，占普通高校总数的41%。1999、2000年普通高校本科院校数量与普通高校总数所占的比例保持在56%以上。普通高校本科生比例过高一方面造成高端人才的浪费；另一方面，也影响了高端人才的培养质量。2001年后，我国高等教育在保持一定增长幅度的同时，开始对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进行实质性调整，虽然本科院校的总量基本恒定，但在普通高校中所占的比例则大幅减少，降至49%，比上一年降低9个百分点；同时，普通专科高校快速增加，提高到628所，占总量比例突破50%大关，达到51%。此后，普通本科高校数量虽仍逐年增加，但所占比例却逐年减少，2005、2006、2007连续三年普通本科高校占普通高校的比例不足40%。可见，高校已经形成了相对合理的梯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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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实现转轨
如前所述，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根据社会发展的具体格局，经历了数次的“收”“放”调整。1993年，国务院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将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视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纲要指出：“要继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改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端，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新的教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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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高教管理体制改革，我国
高等教育逐步解决了部门办学、“条块分割”、“学科壁垒”、“专业过窄”等问题，逐步扩大了省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以及高校的自主权。 （五）民办高等教育获得发展
改革开放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下，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发生悄然革命。早在1982年，国家《宪法》即开始鼓励社会力量承办各种教育事业，1982年3月，中华社会大学在京成立, 开新中国民办高校之先河。1987年教育部颁布《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及其后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1997）、《高等教育法》（1998）、《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9）等法律法规以及发展战略，均积极倡导鼓励支持民办高等教育。尤其2003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突破了西方国家私立高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惯例，鼓励社会积极创办教育事业，
允许投资者合理取酬。为此，民办高校在国内各省纷纷创建，至2007年，我国普通高校1908所，在校生1885万，民办普通高校（含独立学院）占普通高校的32%，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在校生占普通高校在校生的19%。形成了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初步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道路。
（六）高等教育大国战略初步实现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积极推进中，我国高等教育得到迅猛发展，由高等教育小国发展为高等教育大国，并为未来的高等教育强国奠定坚实基础。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普通高校招生320.50万人，在校生903.36万人；2007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人数达565.92万人，在校生总规模达1884.90万人。通过高等教育扩张，高等学校的学科分化不断加速，专业设置不断调整，社会需求的覆盖面不断加大，教育质量不断得到加强，为社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合格人才。
四、未来发展
建国60 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得到迅猛发展。面向新世纪, 在系统梳理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全面总结高等教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未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之路，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一）关注公平 促进效率
公平原属于经济学概念，既指具有客观性的付出与收入的比例系数，亦指一种相比较而存在的主观体验；而效率主要指有限资源通过合理配置实现最优化的利用。公平与效率是社会生活中既相互依存又彼此矛盾的客观存在，没有公平的效率影响稳定，离开效率的公平缺少支持。近3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得以迅猛发展，高等教育从社会中获得的资源总量亦愈来愈丰；同时，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失衡的问题亦愈发凸显。为此，我国未来高等教育公平理念应努力实现以下几方面转换:
其一，从“兼顾公平”到“重视公平”。 在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尤其是社会资源比较稀缺的情况下，为保证社会的正常发展，国家往往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当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分配严重失衡、社会矛盾比较复杂的情况下，社会公平即成为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所以，各级管理者在制定高等教育政策、实施高等教育发展方略时，要特别重视公平对效率所形成的潜在的、持久性的影响，做出正确判断与选择，从而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其二，从“形式公平”到“实质公平”。从以往的管理实践看，我们往往关注形式公平，重视程序合法，忽视结果公平、实质合法，这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了公平的效度和信度。
以高等教育大众化为例，其原初动机之一是为每一个希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相同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高昂的教育收费使原本可以进入高校学习的优秀青年被拒之门外，使看似公平的事物，却蕴涵着实质上的不公平。所以，不仅要起点公平、过程公平，而且要结果公平，实质公平。
其三，从“单一公平”到“多元公平”。高等教育公平不仅仅是为每个学生提供上大学的机会，或者社会为每个学生提供工作岗位。高等教育公平涵盖方方面面，包括不同地域、不同高校、不同专业，不同经济条件、不同家庭背景、不同信仰个体等均具有同等的获得高等教育资源的机会。高等教育通过输出思想、传递知识等方式，为社会每一组织、个体提供公共性服务。
（二）稳定规模 质量并行
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不懈追求的两大目标。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我国高等教育一方面要通过数量上的有序扩张，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满足社会与大众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校内资源共享、高校与社会互动、校与校联手以及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等途径，提高高校教育教学质量，增强高校核心竞争力。首先，借助国内外优秀学术资源，通过各种交流平台，实现资源互补，提高高校教学科研的学术含量与理论创新能力。其次，积极借鉴国外经验，严把培养出口，在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中贯彻“严进严出”、“宽进严出”和“宽进宽出”的发展战略，较低层次高校可以适当放宽标准甚至尝试开放入学；而对于本科高校，尤其是211与985高校则严控质量关，加强出口的跟踪评估。把开放入学与限制入学结合起来，把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结合起来，创新选才与培养机制。第三，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通过实施“高校引智计划”，引进国外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加强本部门的师资培养，打造更多优秀创新团队。总之，依据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大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实现高等教育的持续、稳步增长。
（三）突出特色 以特促优
高校办学特色是高校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比较稳定的特点或属性。办学特色主要体现为高校办学的层次特色、类型特色、学科特色与方向特色等。层次特色主要依据高校学术活动方式及培养目标而确定的几种办学类型，如：研究型、教学型、职业技术型等；类型特色一般依据高校学科设置数量、学科覆盖程度以及高校培养目标等而确定的办学类型，如：综合类高校（覆盖或部分覆盖文史哲政经法理工农医教等）、理工类高校、师范类高校、艺术类高校等。一般情况下，诸种办学特色可同时并存。当然，高校越多，越依赖于学科特色与方向特色进而形成高校办学特色，正如伦敦大学副校长斯图尔特·薛瑟兰所说：
全世界的大学，分守着他们各自对真理、学术和科研所作出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高校在确立自身发展战略时，既要客观评价高校自身特点与优势进而提出战略目标；同时，又要密切关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布局与结构，要结合本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在借鉴国内外高校办学经验的基础上，突出特色意识，以特色求生存，以强势促发展，将高等教育大国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四）加强职教 注重实践
目前，我国已将高等教育层次结构调整为“基”大于“顶”的梯形或塔型格局。在未来，应继续调整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在梯形顶层，坚持发展精英教育；在梯形底层，做大做强高职高专教育。为此，首先要提高认识，重视高职高专。应从中央到地方，从社会至个体均应积极关注高职教育，尤其是农村高职教育，修正认识中的偏差。其次，要明确定位，发展高职高专。高职院校应在客观分析内、外部环境和自身实力的基础上，根据学科优势、地域特点、培养目标、社会威望、综合形象等若干项指标，合理地确定学校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角色与位置。第三，要突出实践，强化高职高专。2000 年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指出：高职高专教育以适应社会需要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旨、以实践教学为主要途径。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对外开放步伐加快，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加大，高职院校应明确自身的培养目标，加强高校与企业及社会各部门的合作，建立高校与企业、部门互惠共赢的实践、实训基地，培养学生关注社会、研究问题、亲身实践的能力，实现课堂传授与实践指导、学习经验与实际体验、学习知识与提高能力、间接接受与直接获取的有机结合与灵活转换。
（五）积极开放 采借多元
著名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在《种族的纯洁》一文中指出：“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临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它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越多样化，互相学习的机会也就越多”[12]可以说，没有世界各国间文明采借，就没有大学的产生，没有国际间的学术交流，
就没有高校的发展，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言：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
今天，各国家、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全球化背景下高校间的互动和交流亦将进入一个暂新的历史阶段。当然，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持高等教育的“自性”亦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既要顺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融入世界文化，通过实施国际交流合作计划, 切实提升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
平，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同时，也要注意保持、创新“自性”，以“自性”融入世界。
（六）承担责任 加强资助
高等教育作为国家重要的公益性事业，政府财政是高等教育经费的主来源，是高校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所以，国家首先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将高等教育列入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从经济上给予足够的支持，加大政府公共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力度，切实做到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其次，改革高等教育拨款方式，尽快解决高校因扩招、院校合并等增加运行成本所形成的债务危机。第三，积极支持高校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按照政府公共财政制度要求，建立财政激励机制与董事会管理制度，合理分配、使用教育经费。此外，国家应及时出台相应法律政策，鼓励、引进社会力量支持高等教育事业，形成国家预算、社会投资捐赠、学生缴费等多元筹资格局，积极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注释暂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