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医生的世界

　　“不管你是发烧、拉肚子、咳嗽或者是手足口病，都要等6小时～8小时！如果你能等，就挂号，不能等请去其他医院！”　　2012年5月19日上午，一张写有如上内容的纸片被贴在了深圳儿童医院4号挂号窗口的玻璃上，随后被患儿家长拍下来，上传到微博。这份只有44个字、连带两个叹号的告示，揭开了中国儿科医生短缺的伤疤。　　在深圳儿童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看来，那份告示虽然语气冷淡，讲的却是事实。据媒体报道，进入5月以来，这家医院日均接收患者4900人次，超过就诊容量的一倍。　　供需矛盾紧张的，不仅是深圳一地。中国医师协会儿科医师分会在200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千名儿童的儿科医生数约为0.26，这意味着每个儿科医生要照顾近4000名儿童。而在德国和美国，这一数字分别是300和400。　　不断离开的儿科医生　　当深圳儿童医院陷入舆论风波时，首都儿科研究所（以下简称“儿研所”）所长罗毅正在考虑启动第三轮招聘——3个月过去，距离50名儿科医生的人才储备计划，还有空缺。　　北京仅有的两所儿童医院承担了全市近一半的儿科门诊量，儿研所就是其中之一，每天接待近6000人次的门诊。按照儿研所2012年4月份的统计数据，每天上午就诊的病人就接近3000人。要满足这些患者的需求，到底需要多少医生同时出诊？　　罗毅举了个例子，假设有75名医生同时出诊接纳这3000名病人，每位医生必须一刻不停歇，才能在上午的4个小时内看完40个门诊病人。在这种情况下，假设挂上号的小患者排在第36位，就意味着他要在走廊里等3.5小时才能看上病，而且即使看上病，他也只有6分钟的时间。　　怎么不多派医生同时出诊？据罗毅介绍，儿研所现有医生256人，其中一些医生还要负责住院病房的医疗、值班以及科研、教学等工作，不可能全部用于门诊。　　为缓解供需矛盾，儿研所从今年开始增加了招聘名额。然而在2月份的第一轮招聘中，只招到20人。第二轮招聘，符合面试条件的有31人，真正面试时只来了26人——就算他们全部通过，也完不成50人的招聘计划。　　“儿科医生不是当前大多数医学院毕业生的首选志愿，主要有3个原因：工作量大，工作风险大，收入低。”罗毅说。　　通常来说，公立医院的收入结构主要包括政府拨款、医院所提供的服务价格以及药品收入3部分。但在政府投入不足、服务价格相对低廉的情况下，药品收入就成为医院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儿童医院、儿科诊室在这方面存在着天然劣势。　　“儿科的用药量按体重来计算，一个‘小毛头’一支先锋六号可以打3天，但如果是成人，一次就可以打6支。”上海医学博士杨文（化名）说，“医院都是按收入减去成本来算科室的营利，然后再按一定比例给医生发奖金，儿科永远落后于任何成人科室。”看清这一点后，这个喜欢儿科的年轻人在36岁时从上海某三甲医院辞职，转行去卖保险。　　选择离开的并不只有她一人，这些年来，她所在的科室几乎换了一圈人。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副院长郑珊曾说：“几乎每个月都要讨论儿科医生提出的辞职申请，其他科室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流失率。”　　医生从医院大门接踵而出，患儿却在不断地涌进医院大门。　　曾经的风光年代　　在59岁的洪建国印象中，儿科医生也有风光的时候。这位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主任还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儿科系的录取分数比普通医疗系还高，而且儿科系要念6年，比医疗系还多1年。　　洪建国所在的医院前身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第二医科大学曾是最早开设儿科医学专业的4所院校之一。然而在1999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中，儿科系被取消了。据统计，此后10余年，全国儿科医生的数量只增加了5000人。　　“如果有这个系，学生报考的时候就会考虑到自己的职业发展，以后做儿科医生的可能性就大多了，而且职业的忠诚度也会比较高。现在普通医学系出来的学生，最不愿意干的就是儿科，很多念儿科的研究生都是调剂过来的。”洪建国说。　　被甩下的，不仅仅是高校里的儿科系，还有综合医院里的儿科。　　有媒体观察，2000年后，综合性医院儿科萎缩的趋势非常明显，有的医院在缩减儿科病床，有的干脆撤销了儿科。据北京市卫生局2010年的统计，当年83所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中，开设儿科门诊及病房的仅有38所，不足综合医院数量的一半，就诊压力几乎全部转移到儿童医院身上。　　“在综合医院里，儿科成了鸡肋。没有儿科成不了三甲医院，但儿科在医院的地位又不高。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奖金分配方面，每次分奖金时我们主任都要去争取，有时还会吵起来。”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说。　　不仅如此，医患关系在儿科显得更加紧张。洪建国说：“一个孩子生病，最夸张的时候有6个大人同时在医院里陪伴。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很容易产生矛盾。有时，孩子要打静脉针，因为胳膊细，护士扎了两针没扎进去，家长的手就扬起来了。”　　“在美国，儿科医生的收入也比较低，但社会地位比成人科还要高。”洪建国说。一次他去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签证官故意刁难。“你这样设障碍没有道理的，我一个儿科医生……”洪建国还没说完，签证官听到“儿科医生”几个字，马上站起来给他道歉。　　培养一个儿科医生有多难　　2010年，北京市卫生局《关于加强综合医院儿科建设工作的通知》出台，要求二级及以上医院务必在2011年年底前全部恢复儿科门诊和病房建设。然而，新恢复的儿科门诊由于常年缺少医生，不仅门诊量不大，有的还与其他科室捆绑在一起。曾有医院找到儿研所，提出能不能带一带他们的医生。　　此外，北京市卫生局还计划在城东打造一个能提供更多诊疗服务的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那里将可以容纳1000张床位。罗毅认为，从现在就要开始人才储备的工作。　　“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生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儿科医生，至少需要10年，所以目前全国性的儿科医生短缺问题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他说。　　如何在现有条件下解决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巨大落差呢？罗毅认为，可以采取由儿童医院与妇幼保健院和社区医疗中心合作的方式分流患者，让那些患常见病的孩子就近就诊；社区医院无法诊治的病症，也可以由社区医生为患者进行转诊预约。　　上海交通大学准备在今年重新招收儿科专业的本科医学生，计划招生30人左右。在洪建国的设想中，这将是一个解决儿科医生断层的机会，因为“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影，一定要有专科的儿科医生，才能更好地为儿童服务”。　　尽管儿科医生的收入微薄，但从医36年的他始终没有后悔当年选择了儿科系。“我就是喜欢孩子，感觉孩子的哭声就像交响乐。”洪建国说。20世纪50年代，只有5岁的他得了严重的脑膜炎，抽筋抽得厉害。他至今还记得当时给他看病的那位医生：“他人很好，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出院时我们还一起照了张相。”　　那时，高等医学院里的儿科系刚在新中国建立，那位儿科医生在还是小男孩儿的他心中留下了对这份职业最初的想象。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