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1960年挨整内情

　　20世纪60年代，随着“左”倾思想在党内的日益蔓延，军队受到的冲击不可避免。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是“左”倾思想的“高潮”，那么，在“高潮”到来之前，军内高层已经掀起过三次“浪潮”了。 　　第一次是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斗争，矛头对准了刘伯承、萧克等人；第二次是1959年的反彭、黄斗争，即打倒了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第三次是1960年的反谭政斗争，目标就是谭政。 　　谭政在总政治部主任岗位上为何挨整？挨整后，谭政在“文革”岁月是如何度过的？ 　　罗荣桓推荐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早在秋收起义前夕，谭政就认识了罗荣桓。当时，谭政在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司令部任少尉书记，罗荣桓任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党代表。上井冈山以后，两人成了生死与共的战友。很长一段时期，谭政一直协助罗荣桓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谭政分别担任东北野战军正副政委，两人朝夕相处，配合默契，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对谭政的为人和工作能力，罗荣桓十分清楚。 　　1954年10月，谭政担任了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以后，立即参与领导了军队系统的“三反”“五反”等斗争。他接受延安整风运动中曾经发生过的“左”的错误的教训，在运动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保护挽救了大批干部。有一次，他下去检查工作，某省军区汇报时谈到，该部下属单位一政工科长，1947年伪造了入党志愿书和党员介绍信，借分配新单位之机，混进了党的组织，并且说这一问题已调查核实，本人也如实作了交待。他们拟将此人定为混入党内的政治骗子，清除出党。 　　谭政问：“他入伍以后，表现怎样？” 　　“一贯表现较好，作风正派，能联系群众，工作上有一定成绩。” 　　谭政又问：“根据他的一贯表现，你们看他是否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可以说基本具备。” 　　问明情况后，谭政表示：“我看这个人不能定为混进党内来的政治骗子，也不能清除出党。” 　　在座的领导干部都愣了。谭政接着说：“他当时采取那种手段混进党内来，做法上当然是错误的。但事实证明，他到党里来不是别有用心，想干什么坏事，和政治骗子完全不同。如果1947 年他不那么做，根据他在部队八九年的表现，也可能早就入党了。我看还是为他补办个入党手续，帮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会为党继续努力工作的，对党有益无害。” 　　1957年，在反右斗争期间，某军领导同志向他汇报，“内定”的师团职干部“右派分子”的定性标准不好掌握。谭政马上派工作组帮助，并当面交代：“对划为右派的复查定案，是件很细致的工作，对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对待，注意接受历史的教训，打击面不能太宽。”工作组通过逐人逐事复查，将原来“内定”的若干名师团职干部“右派分子”刷下来一大半。 　　在党的八大会议上，谭政作了题为《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发言。发言前，谭政将发言稿分送邓小平、彭德怀、罗荣桓和黄克诚等审定。彭德怀、黄克诚对谭政的发言稿作了批语，邓小平在文字上还作了改动，这一发言稿被中央军委作为建军方面的文件之一印发。 　　就在这时，罗荣桓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写了辞呈：“彭转军委并报中央主席：我长期身体不好，不能工作，而又挂名很多，精神上极感不安，请求解除我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部长等职，以免妨碍工作。” 　　罗荣桓认为，谭政为人正派，作风实事求是，简单地说就是“不左”，是接替他总政治部主任职务的最适合人选。于是，他又主动向中央提出建议。1956年12月，谭政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 　　与林彪 “道不同，不与相谋” 　　谭政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以后，每年都拿出几个月时间深入部队检查工作，发现问题，就地解决。他听到有位师职干部讲，他们在部队中提出了“大病小干，小病大干，没有病的拼命干”的鼓动口号。谭政当即批评说：“不对，不对！这个口号片面性太大，会挫伤群众干劲，会使部队增加病号，大量减员，群众的革命热情不能持久保持下去！ ”他提出用“小病休息，大病住院，没有病的好好干！”的口号来代替那个错误口号。同时纠正了“早上班，晚下班，打夜工，不过星期天”不适当的做法。 　　谭政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狠抓了军事训练中的政治工作，提出了“一专多能，一兵多用”的口号。他就处理好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分别提出了12条措施和8条办法。针对新的历史阶段军队建设的要求，他着重抓了部队的文化教育。他提出通过离职和在职等形式，普及文化学习，使军队中所有工农出身干部的文化程度达到高中以上，部分达到大专以上水平。在全军文化教育取得很大成绩的基础上，谭政又主持制定了《关于在职干部普及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指示》，在全军迅速掀起了向文化科学知识进军的热潮。 　　在狠抓文化教育的同时，他主持制定了《干部理论学习计划》，亲自组织编写了政治理论课教学大纲。所有这些，对于部队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谭政一辈子搞政治，按理来说，对“政治”应该十分敏感，对上级领导应该十分尊重。可他为什么要与林彪“对着干”呢？ 　　了解谭政的人都说：谭政，就是坦正嘛，坦坦荡荡，正正派派。谭政与林彪结怨，并非个人之间有什么恩怨，在解放东北期间，林彪是司令员，谭政是副政治委员，配合得也是好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林彪在“左”的方面登峰造极，谭政与林彪实在是“道不同，不与相谋”。 　　庐山会议错误斗争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居心叵测的林彪在毛泽东心中的信任度进一步提升，在党内军内的地位也进一步提升：取代彭德怀，当了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林彪上台伊始，便利用党内存在的严重“左”倾思想，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同时，进一步扩大党内斗争，打击和排斥有碍于他实现政治野心的领导干部。谭政便是其中之一。 　　谭政等不同意林彪只提“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和只提学毛著、背警句的说法，认为：有些理论是马克思发明的，毛主席没有发明。 　　1959年底，林彪还用编串子的方法，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把毛泽东1939年对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题词（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取名为“三八作风”。 　　谭政不同意“三八作风”的提法。他曾探索性地问道：“是不是叫三八作风？这样提好不好？”也曾与人探讨：“三八作风这句话怎么样？还有三八妇女节，会不会引起误解？”他的疑问直接影响了整个总政治部。在总政下文时，只将毛泽东原题词内容作为人民解放军光荣传统作风进行宣传，不称作“三八作风”。《解放军报》通知驻各地记者写稿时也要这样掌握。总政治部还因毛泽东过去有“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两种提法，及“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两种提法，直接写信给毛泽东，请示现在使用哪一句好，没有立即采用林彪已选用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一句，在随后召开的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总政治部也没有布置贯彻林彪提的“三八作风”。 　　总政治部从1959年起，根据新的时期军队建设的客观要求，执行经军委讨论、毛泽东亲自修改和批准的文化教育10年规划，组织全军干部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知识。林彪上台后对此大泼冷水，在1960年第八次全军院校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压缩，要减掉。谭政等不赞同，只在具体安排上作了必要调整。 　　林彪是有仇必报的人，他无法容忍谭政的“另搞一套”，背地里指责谭政“反对三八作风”，“阻止宣传毛泽东思想”，并且对一些人放风说：“正确和不正确的东西总是这样，你不攻它，它就攻你，你不打它，他就打你，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 　　林彪的话慢慢传出来了，人们都为谭政捏一把汗。谭政起初不仅不相信这些话，而且还批评向他传信息的人说：“以后不要去听那些小道消息，还是照中央的方针去办，贯彻毛主席批准的文件，才是政治工作的方向。” 　　1960年5月，林彪责问谭政：你知不知道政治机关与党委（实指自己）的关系？ 　　在林彪的压力下，总政治部一位副主任于5月在谭政外出期间，批发了一份《 关于开展培养三八作风运动的指示》，其中表达林彪的观点，用暗示的上纲性语言说：“近几年来我军的三八作风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倡，甚至在某些方面受到削弱，这是和彭、黄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影响分不开的。” 　　军委扩大会议，陷入政治泥潭 　　此时，林彪仍不甘心，决意“彻底解决”谭政和总政治部的“问题”，于是在4月刚开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不久，又提出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政治思想工作问题。于是，便有1960 年九十月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 　　但是，当林彪提出要开这个会议时，却将这一意图秘而不宣，只出了“讨论政治思想工作”的公开题目。林彪还对谭政说：“军队政治工作还好，我很放心。”谭政对林彪的话信以为真，只隐约感觉到林彪对总政治部不满意，并不了解林彪的真实意图，他还认真地组织一批干部下部队调查和进行报告文件的起草工作。 　　9月12日下午，即开会的前一天，林彪突然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讲话，谈所谓“政治工作领域中四个关系问题”，提出“四个第一”的观点，用来指责谭政和总政治部“工作方向偏”。他说：“上海会议提出反修正主义问题，广州会议提出的战略方针，提出三八作风，这些，政治工作会议都应该传达。对于三八作风还应该作出解释，……而且要号召、要发动、要检查，这是政治工作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政工会议没有解释和布置。”林彪指责总政治部没搞这些，而去搞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教育和科学文化学习，说这是“方向偏”。 　　林彪的这次讲话，给了谭政和总政治部当头一棒。谭政难以理解和接受。 　　林彪的讲话给会议规定了斗争对象，定了调子，发起了一场新的斗争。军委扩大会议于9月13日下午举行预备会议，传达林彪12日的讲话，这个讲话，成为会议的根本指导思想。14日，正式会议开始，谭政和总政治部部分负责人很快就陷入挨整。谭政于9月20日作的《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因与林彪讲话的精神不吻合，受到尖锐批评。 　　9月22日，林彪决定“把问题彻底摆开”，谭政更加受到围攻，大会小会“连续作战”，揭发批判谭政的“错误”。林彪令谭政对所犯错误作出检讨。经过20多天的连续“揭发”，谭政被指责为：“在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与彭和平共处”；在反彭、黄斗争中“态度暧昧”、“表现消极”、“不作任何揭发”，“对肃清彭、黄军事影响毫无热情”，并说谭政在总政治部内“有个圈圈”。总政治部其他领导人，也被迫多次检讨。 　　莫须有的罪名，大帽子一个个扣过来，有人甚至将其上升为“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高度。这让谭政百思不得其解，为此，他进行了申辩：“事实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决策，件件都是经过毛主席审定批准的。罗荣桓、陈毅同志主持，我参加制定的全军政治工作条例，关于部队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大纲，还有文化教育10年规划和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其他几个方面的工作，都报告过毛主席，有的毛主席还作了指示，这些怎么倒都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东西？还有，说我在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人和技术的关系上只强调技术作用，不讲人的因素第一，所提意见，都是片面的。我怎么能照着人云亦云去作检讨？” 　　在发言中，谭政还说：“要我检查什么呢？工作上的不同意见，难道就能说是反对新军委领导，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毛主席吗？说我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期间政治上一贯右倾，历次政治运动常常拒不执行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这些意见，我回想了一下，都不符合事实嘛。” 　　在林彪想整倒谭政的情况下，谭政的辩解只能引起林彪更大的打击。军委扩大会议在林彪引导下，对谭政展开了围攻式的批判。在会议的强大压力下，谭政不得不违心作出检讨，以求“过关”。 　　1961年1月30日，总政党委扩大会议向毛泽东、党中央和军委递交了总政的整风工作报告，说：“谭政同志反党、反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他自己不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也不准别人打毛泽东思想旗帜”，他“反对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政治上一贯右倾，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常常拒不执行中央和毛主席指示，在军队建设中，坚决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在反彭黄后抗拒新军委和林彪同志的领导”，而“抵制新军委和林彪同志，实质上就是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并说谭政为了执行彭黄路线，“与总政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社总编辑欧阳文一起，进行反党宗派活动”。谭政的被整已不可避免。其实，林彪早就把谭政的“错误”向毛泽东讲过了，并且说：谭政这个人不能继续使用了。结果，罗荣桓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谭政降职为总政治部副主任。随后，又撤销了谭政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国防部副部长等职务，并降薪两级。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被批判后，秘书劝谭政找林彪谈一谈。经过思考，谭政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从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到1971年林彪自爆身亡，谭政再也没有见过林彪。 　　即使到了“文革”开始以后，林彪仍对总政耿耿于怀。在总政副主任刘志坚、主任萧华相继被打倒以后，林彪在论及总政治部的人选时，曾经指出：“罗荣桓以后，总政没有什么好人了，是庙小妖风大，谭政抵制我，也抵制其他军委领导，萧华是死人看家，一切都是听罗瑞卿的，不听毛主席的，也不听我的。” 　　“批谭事件”后，邓小平批示：“谭政无大错” 　　在“批谭事件”后，重新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一次会议上，用迷惑不解的口吻说：“他跟主席工作那么多年了嘛，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对于谭政等人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挨整，罗荣桓感到非常突然。因为有病，罗荣桓没有参加军委扩大会议。谭政被批判降职以后，一肚子委曲，认为这一切都是对他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他思想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戒了几年的烟又重新抽了起来。他心事重重地来到罗荣桓的住处。罗荣桓鼓励他说：“要振作精神，抬起头来，继续工作嘛！不要这样垂头丧气的。” 　　谭政眼睛直直地望着罗荣桓，有点困惑地说：“我现在又能干什么呢？” 　　“你可以下去搞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就及时向中央和军委报告。”罗荣桓热情地对谭政说，“这也是工作嘛！” 　　总政几个副主任重新分工，谭政分管总参、总政直属单位和总后的政治工作。后来又加了一项公安部队的政治工作和民兵政治工作。 　　这一年，谭政55岁。他接受了罗荣桓的关怀和建议，以满腔热情投入工作。他仍然像以往那样，经常到他所分管的机关单位去作调查研究。他跑遍了总参管辖的招待所、总政直属八一电影制片厂、八一体工队和文工团，又赴河北省公安总队的哨所、连队了解情况。在唐山他还下到1500 米深的采煤矿井了解矿工生活的情况。他来到清河公安学院了解教学和干部培养情况。他还从东北到中南，沿长江而上到重庆，转成都赴西安，再到兰州，考察总后所属军工厂、马场，在重庆和西安还重点了解了两所医科大学的情况。他不仅跑片，而且很深入。他在武汉一个被服厂蹲点3个月，又在另一个军工厂蹲点5个月。他去罗荣桓住处谈了他调查研究的感受，也谈了发现存在的许多问题。罗荣桓鼓励他说：“你可以把调查研究成果写成报告，同时向军委汇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汇报的日程却迟迟没有排上。罗荣桓又找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谭政跑了许多军工厂，蹲了几个月的点，这种精神是可嘉的。他带回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有很多好的意见，应该组织听他一次汇报。”不幸的是，1963年12月16日，谭政的良师益友罗荣桓去世了，这使谭政悲痛万分，心情也更坏了。 　　1964年，军委让谭政分管民兵的政治工作。谭政再次深入基层调查，写出关于民兵工作的报告。但是这个报告在送交毛泽东后不久，却受到林彪的严厉指责。林彪说谭政报告中提出的“三依靠”观点，与毛泽东的“三落实”指示相对抗。 　　经过这次打击，谭政才看清林彪欲置他于死地的图谋。 　　1965年11月，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找到谭政，当面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要他到福建担任副省长，并要他全家在年底之前搬离北京。和谭政一起被“扫地出门”的，还有彭德怀和黄克诚，彭德怀去西南三线，黄克诚去山西。 　　谭政是和夫人王长德一起离开北京前往福建的。 　　好景不长，1966年隆冬的一个深夜，谭政和王长德正在房间里熟睡之际，福州军区卫生学校20多个红卫兵在林彪死党邱会作等人的唆使下，破窗而入，把谭政用绳子捆起来就走，只留下王长德一个人在那里呼天抢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从此，谭政开始了将近9年的漫长的牢狱生活。 　　9年监禁，换过好几个地方。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中国的政治空气有了转机，许多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一大批受到错误批判和迫害的老同志、老将军得以解放。在1975年春节前后的一次会议上，谈起被关的老干部时，毛泽东问了一句：“那个谭政哪里去了？” 　　毛泽东的一句话，成为谭政命运的转折点。有关部门赶紧将谭政的有关情况上报，周恩来乘机提出解放谭政。这样，谭政终于走出囹圄，得以解放。 　　为了解决工作问题，谭政给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写了一封信。此时，邓小平已经复出，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叶剑英把这封信转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很快作了批示并报毛泽东：“主席，谭政无大错，建议安排到军委当顾问。”毛泽东此时也想到了这个湖南老乡和井冈山时期的老部下。在谭政的信上，毛泽东用铅笔作了圈阅，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1975年8月，谭政恢复了工作，出任中央军委顾问。他又穿上了军装。但是，饱经摧残的谭政，此时虽只有60来岁，却已老态龙钟，走路也需要人搀扶和使用拐杖。长期的非人关押和折磨，使得昔日身体健壮的谭政变得消瘦苍老了许多。一些很熟悉他的老同志与他见面时，一时竟然没有认出。谭政身体很差，当时基本不能工作。军委顾问这项任命，实际是对他名誉的恢复。 　　1978年，谭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1979年3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平反的决定》，为这次遭受错误批判和打击的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决定明确指出：“这是林彪制造的一起冤案”，并对谭政主持总政治部期间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1986年6月14日，谭政在医院度过了80岁生日。徐向前元帅发来了生日贺信：“您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建树，您对革命的功绩，是永不磨灭的。”谭政不禁热泪盈眶。 　　1988年11月6日，谭政病逝于北京，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