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作为我国自古以来所固有的学术文化，产生于公元前775年至前256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正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初始阶段，是社会一大进步。社会上儒、墨、法、名、农、兵等各家学派，纷纷应世而出，服务于当时封建社会形成的需要，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学术文化局面。这
对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上述诸家学术文化著述相继传承、薪火不绝，共同奠定了中国国学的深厚、弘博的基础。
国学发展到西汉，武帝刘彻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政策，孔子及其学说受到国家的尊崇，并提升为西汉统治思想，儒家便成了国学的代表。后续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同样尊崇孔子及其学说，儒家著述被规定为人人应遵循的经典，国学的主干。从宋到清，官方把儒学十三部著述逐渐列为经典，称十三经。它包括先秦以来有关哲学、文学、史学、艺术、教育、礼俗、伦理、典章制度等诸多内容，成为人们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推而广之，儒学越出国门，传播到周边国家，成为世界汉字文化圈中独有的现象，交流、沟通的思想基础。
国学从产生到发展，经历了两千余年的传承，发扬光大，弥久不衰，这在世界文化传承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思想内容的弘富、哲理的深邃、生命力的顽强，令古今中外人士所叹服。蕴存在国学中的智慧，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哺育了中华民族的历代子孙，出现了许多享誉世界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以及被人视为楷模的明君、贤相、志士仁人、儒将、儒商，他们的光辉业迹彪炳史册，为中华民族所骄傲。
进入上个世纪初，中国社会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被推翻，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走到了尽头，儒学也从官方主导地位上跌落，其学术文化的传承便从国家正规教育课堂上消失了。其前后近百年，有关儒学的争论异常激烈，曲曲折折、反反复复，至今不断。但以儒学为代表的国学思想，已深深渗透到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礼俗、伦理、道德各个领域以及人们的日常行为中。其影响在当今社会中亦时时可见，踪迹可寻，这是不争的事实。
进入本世纪以来，面对社会上兴起的国学热和国外孔子学院纷纷设立，其势正猛，传授国学的大师们授课于国外。国学大规模走出国门引起了中外人士热切关注。因此，正确认识国学，探讨其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不仅有学术意义，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下面仅就国学中仁爱、诚信、忧患、知耻等四种观念，分析其在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教育中的价值。
一、仁爱
仁爱，是儒学中最核心的观念之一。
“仁，亲也，从人从二”郑玄注：“爱人及物曰仁。”（《说文解字》）这是从文字学上讲仁的本意。它是产生于儒家前的一个概念。孔子把仁吸收过来，对其进行儒学的解释，作为自己学说的核心概念。据《论语?颜渊》记载，弟子樊迟问仁时，“子曰：爱人。”这与先秦典籍《国语?周语》：“爱人能仁”和《逸周书?本典》：“与民利者，仁也”的解释，基本相通，可见其继承关系。但儒学的仁的内涵则有三层主要意思。
首先，仁是从亲亲出发的，亲亲是仁的基础。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论语?学而》）即孝、悌为仁爱的根本。孝指善事父母，悌指善事兄长。这明显是把血缘亲情列为首要关系，这种认识是与西周实行宗法制度相一致的。父子、兄弟为家庭的主体，而孝悌是宗法制家庭规范父子、兄弟关系的准则，可见，这种关系是以亲亲为基础的。所以，儒家的仁，首要的是亲亲。
其次，儒家把以亲亲为基础的仁，推广开来，即父兄爱之外的对他人的泛爱。孔子主张“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又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把别人视为兄弟是推己及人，是亲亲的大化，是人际关系的准则。故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下》）儒家把亲亲放大，以亲情相处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无疑为人所熟悉，也易于被接受，从巩固家庭到维持社会秩序，从而保证了封建社会宗法制度的实施。
第三，仁，为人的品格修养的标准。儒家一向重视人的品格修养，强调修身为做人之始。修身应追求仁的境界，也能达到仁的境界。
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在孔、孟看来，仁，有厚重敦朴的特性，其性如山。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山有厚重不迁的品质，又说：“刚毅木讷为仁。”（《论语?子路》）鄙视“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刚毅淳朴，厚重如山，是儒学推崇的做人品格。
儒家为欲仁者，提出三种办法：
克己复礼
孔子曰：“克己复礼以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克己是对自己存在的私欲或情感有所克制，使自己言行回归到周礼上去，便可达到仁。礼为西周实行的礼制，也是社会上通行的规范。大家都按礼来行事，则社会秩序得到维持。
推己及人
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儒家这种把别人看成如同自己，从个人做起想到别人，便是可贵的推己及人的修养办法。那么，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不愿做的，也不让别人去做。
无求生害仁
在儒家看来，社会上不守礼，不尊礼的事情，时有发生，怎么办？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当生命与仁发生矛盾，不得兼顾时，不能用求生去损害仁，应毫不犹豫舍去生命，维护仁，即杀身成仁。这种把维护道德准则看成比生命更重要的观念，曾教育、激励古今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家、民族、正义事业献出生命，维护了原则、尊严。
第四，行仁政，为政以德。儒家还把仁纳入治国、平天下大事情上去。主张为政者，为政以德，实行仁政或称德政。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此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子曰：“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孟子?离娄下》）德政、仁政两者是一致的。都是从儒家的仁出发。是仁爱的体现，也是人性行为。封建统治者实行的省刑罚、薄赋敛，深耕易耨，致富济民，都是被视为仁政的体现，会受到百姓民众的拥护，故孟子说：“仁者无敌。”（《孟子?梁惠王下》）
上述儒家仁爱观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被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所提倡，成为国学中具有超时代性的进步观。剔除其中封建性意识，对当今社会很有继承价值。
二、诚信
诚信是儒学中又一重要观念。在《说文解字》里，诚与信可于克诚。”《左传》：“能诚信者，则享其祀”。可见，诚信乃是先秦时代指人对鬼神的祭祀的虔诚，有诚，鬼神才受其祀，达到祭祀的目的。儒家接受了诚信概念，但去其宗教因素。儒家经典《大学》：“所谓其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孟子?离娄上》）“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可见，儒家排除了原有的宗教因素，赋予诚信以人道内涵，成为重要的道德观念。显示儒家的继承与发展。孔子以自我举例：“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又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这便是诚信。
在诚与信的关系上，儒家认为诚是信的基础，故曰：“诚故信”，“不诚者失信”。可见，诚信是要求做到真实不欺，恪守信用，言行相符，一诺千金，至死不渝。
孔子有许多诚信的论述：如：“言忠信”（《论语?卫灵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言忠信，行笃信，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信，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
儒家把诚信视为修身的基础，言行的出发点，事业成功的保证，并提升为道德核心。故称人不可不忠信，背弃诚信，则被人鄙视、谴责，遵守诚信与否，成为社会上衡量人与事的尺度。儒家把诚信作为道德概念其功大矣。孔子身体力行，自树诚信榜样，教育弟子。“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圃。子曰：‘吾不如老圃’。”（《论语?子路》）孔子不欺人，也不自欺，这便是孔子的诚信。因受儒家诚信教育，历朝历代都出现诚信的典型，可谓仰俯皆拾，数不胜数。可见，诚信观在培养中华民族朴实宽厚、信守如一的性格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今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过程中，进行中华固有的诚信教育，仍有重要意义。
三、忧患
《易经》一书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忧患意识。“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尤有忧患乎？”（《易?系辞下》）忧患的原义是对君、对位的担心。儒家把忧患扩展到“忧道”。孔子说：“君子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又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儒家的忧患在于道，即国家、天下的安危，真理缺失，这是对周易原有意义的忧患内涵有了发展，超出了对君，对自己的位子的忧虑。后圣孟子又把孔子的忧道，升华到“忧民”、“忧天下”。提倡：“乐民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受到儒家忧患观教育的封建社会的仁人志士，怀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责任感，在国家存亡之秋，危难之时承担起救国救民，振兴民族的责任。不计利害甘愿为国为民奋斗不息，做出令人敬仰的英雄业绩，这种忧患观才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爱国主义的灵魂，万世不移的优良传统。
当今，我国经济得到高速、连续增长，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进入小康，大国崛起的势头，不可遏止，令世界人士所关注。此刻，重温国学中“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的忧患意识，是有现实意义的。国学中的优秀文化遗产成为我们前进的助燃剂，决不可忽视。
四、知耻
知耻或明耻，是国学中人们共识的道德评判标准。知耻观成为国学中又一值得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
恥，《说文解字》解释为“辱也，从心耳声。”郑玄注：“恥，辱也。”耻也是和荣相对应的。从人类进入物质生产和文化活动后，便产生了对人们行为的判断，喜欢或厌恶，是首先要区分的。喜欢便是荣，厌恶的便是耻。
在儒家看来，“耻，匹夫不可以无备，况国乎！”（《左传?昭公五年》）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孟子说：“人不可无耻。”（《孟子?尽心》）这里儒家代表人物，对什么是耻做出了具体判断。可见，耻，是社会上对某种不良行为的否定、贬斥。提示人们必须对此有正确的认识。孟子疾呼：人不可无耻。也就是要知耻、明耻。
孔子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中庸》）“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礼记》）可见，知耻、明耻是人的一种勇敢行为。只有认识了耻，才会使人振作，国家振兴。从一个人到一个国家，知耻明耻都是非常重要的。《世说新语》记载，西晋时，有个人叫周处，年轻时逞力好勇，为害乡里。被人们把他与山中虎，水中蛟，共称为三害。周处在除虎、杀蛟中，明白自己是乡人不齿的一害时，立刻知耻改过，“终为忠臣孝子”。这便是儒家倡导的“仁则荣，不仁则耻”的典型。当今，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中，一些负面影响十分明显，追逐金钱，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破坏了原有传统观念，使价值取向，道德判断标准丧失，是非不明，荣辱不分，善恶不辨，美丑不分，行为失范的现象时时可见。为此，对国学的知耻观的继承和有条件的吸取，无疑会对上述错误行为的改正有所帮助。
综合上述，国学中具有的仁爱、诚信、忧患、知耻四种观念的重新认识，发扬其优秀传统，服务社会主义新道德建设，这种借鉴、启发价值是值得重视的。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建设倡议，综观其内容，充分涵盖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尤其吸收、借鉴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与当代价值的完善结合，为正确认识国学，继承其优秀传统做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