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夏日的一天上午，我去采访一位退休的老军人，想找他打听一些关于那位姓王的战士的消息。他们曾是战友。
我提前在电话里与老人约见面时，就说明我不是他们部队的，只是小时候在武汉看过那位姓王的战士的刺杀表演，想了解一些有关他的情况等等，老人答应了，但他并没有表示出多少热情，有点勉强。
我知道，不是同一个部队出来的人，在情感上总是隔一层。山头，是军人间交际的第一个门槛，再说，我在他面前是新兵，又隔了一层，这话虽不能明说，但这是军队的一个行规，现在叫“潜规则”，其实，古今中外的军队都如此。
见面那天，我带了一根铁锹把子。司机为把这根锹把子放进奥迪车里费了好大劲，我注意到司机疑惑不解的目光：坐奥迪还带这么个长棍子干什么？我没说，因为我知道，我跟一个司机兵说不清。
我们见面的地点在当地驻军的一个招待所里。
老人很精神，有70多岁了，中等个。不胖不瘦，腰板拔溜直。面色红润，精神矍铄。
我没想到，老人一见我手持一根锹把子，立即笑容绽开。敬礼，握手之后，我立即申明：我不懂刺杀，今天来此是想向前辈求教关于刺杀之事，还想了解一些有关那位姓王的战士的事情，想写写关于步兵，老人张嘴一笑，不答。
他不看我，注视着我手里的锹把子，张嘴一笑，随手一把从我手中抽走了锹把子，握在自己手中，然后一边低头审视那根锹把子，一边侧耳听我说明来意。我感觉，我被他认同了，就在他拿过锹把子的瞬间。
我带这根锹把子，确实是为了以此为枪向老人请教刺杀的要领和基本的概念。这至少比我们凭空谈刺杀要好些，可以请老人拿着锹把子比划几下，以了解一下关于刺杀的基本要领，要不，我自己心里发慌：我连刺杀的基本要领都不懂，见都没见过，就去写关于刺杀的故事，那洋相就出大了。
我的采访是从向老人请教关于刺杀的要领开始的。一说到关于刺杀，老人非常兴奋，二话不说，起身就比划：他站在屋子中间，右手持锹把，立正，出枪，成刺杀预备姿势，防左刺，防右刺，突刺等等，他一一作示范，一一讲解每个分解动作，口令简洁，洪亮，动作到位，出枪带风，我仿佛感觉他是在向连队示范刺杀的动作和要领，我完全被他吸引住了。
末了，老人右手杵着锹把子，半个屁股搭在沙发边坐下。他额头乍汗，气喘吁吁，侧身对着我叹到，“老了，老了，不是当年了。你说，还有什么问题？”
我敢断定：这么多年，他肯定没有这么兴奋过了；这么多年，我也肯定没有享受过这种观看步兵练刺杀的亢奋了；尽管他手持的是一根锹把子，不是枪；尽管他面对我一个不懂刺杀的人。
我向老人说明了当年在武汉对那位姓王的战士的崇拜，说明了我当年看他进行刺杀表演的兴奋感，老人说，当年他在连队练刺杀的情况就是那样。他是一个好兵，刺杀拔尖，英勇顽强；很能吃苦，群众关系也好；当年的兵都那么练的。
不过，他在“大比武”后期就经常去外军区比武，常不在连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他就被调走了。开始，大家不知道他调到哪里去了，上级也不让问，后来见报了，大家就都知道了，他被调到北京去了，调到当时天天见报的一个权利极大单位去了，红极一时，可是时间不长，他就销声匿迹了，这是1966－1967年的事情，他离开连队以后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老人提供了关于那位姓王的战士的一个细节：这大约是在七十年代后期的时候，他回过他的老连队，一到连队，他就报他的枪号：**―******，前面是两位数，横杠后面是6位数，非要找他当年用过的那支枪不可。那是一支最早装备的国产“56式”半自动步枪，结果还是找到了。他坐在炕头上仔细地核对了枪号，然后把那支枪抱在怀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一边哭一边用袖子反复擦枪，擦了又擦，然后，他拉开枪栓，仔细的往枪膛里看，用食指在枪膛里仔细地摸，摸着摸着，他笑了，一脸傻笑。他在连队什么要求也没提，就办了这么一件事情，就回老家去了。
那时，他的脑子已经有问题了。他说话语无伦次，思维混乱了，身体也垮了，背也驼了，连枪都举不起来了，连队的人他也都不认识了。当时，他三十多岁，已经转业回老家去了。
老人说，他再回连队时就是那个傻乎乎的样子。他离开连队时才二十一二岁，也就是一个副连级干部。他是一个步兵，长于刺杀，精于练兵，把他调到北京那么一个大单位去搞政治，搞文化大革命，那不是害他吗？结果，没搞多久就变成了那个样子了，后来，就转业回老家了。这样的结局，连队当年的老人都没想到，连队的新人就更不知道了。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关于他离开连队之后的情况，连里谁也不清楚，谁也不去问，谁也不去说，因为，说不清。
老人在叙述那位姓王的战士回连队看枪的细节时很认真，他一再告诉我那支枪的枪号是多少，我觉得枪号不重要，没有记录。
我觉得这些资料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他调到北京后就没有关于刺杀的故事了，后来，他回连队去看看他用过的枪，这也很正常，一支半自动步枪又有多大的事情呢，再说，他的军人生涯已经结束了，关于那位姓王的战士练刺杀的故事自然也就到此为止了。
可能是我的忽略引起了老人的不满，没想到老人突然冒出来一句话：“那条枪上有一条命！” 我当时吓了一跳。
老人说，他这一辈子爱枪，他见过的，用过的枪就多了，五花八门，万国造，但就是忘不了那支国产的“56式”半自动步枪。那条枪的事情虽然与那位姓王的战士无关，但他肯定知道，要不他怎么都那个样子了，还忘不了那个枪号，还要回连队去看看那条枪呢？
老人说，其实，关于那支枪的事情，连队的老人都知道，但是，谁都不说，因为，没法说，老人欲言又止。
我劝老人：“您都70多了，有什么不可以说呢？您怕什么嘛！”老人鼓起勇气对我说：“好，那我就跟你一个人讲，这可是真事，不是我瞎说……咳！说不清啊。”
于是，老人给我讲了关于那支“56式”半自动步枪的故事，故事发生的时间大约是在1963－1964年。
不过，下文中的“我们”，不是指今天的我们，而是指他们，即我前面那茬兵再前面的那茬兵，即从朝鲜回来的那茬兵。
“大比武”（建国后解放军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兵练得很厉害，史称“大比武”时期）之前，大概是1963―1964年的时候，他们部队第一次换装自己国产的轻武器，此前，部队的轻武器装备都是二战后期的苏制武器，就是当时我们给苏联还债的那批枪。
一天，连长说，上级准备给我们连换装，换成国产的新枪，先装备一个步兵排试用，步枪，机枪和冲锋枪全换新的。当时，我们一个步兵排编四个班：三个步兵班加一个机枪班。全连各排都想争，最后落实到了一排，于是，一排疯了，其余的各排也疯了，前者因为高兴，后者因为嫉妒。
那天午饭前，新枪就到了，是师里的“嘎斯51”汽车直接拉来的。师里的军械科长押车，从师军械仓库直接送到连里，连枪带弹，全是墨绿色的大木箱。连长宣布先接枪，后吃饭，最后是全连卸车，拆箱，擦枪干了一个下午，午饭改成晚饭吃了。
新枪全部装箱油封着，一个箱子里10支枪，枪头对枪托分别立姿架着，上下两层，枪上涂满黄油，枪刺另外装箱。我们在师里的军械员指导下换装。
我们擦了两天，新枪全部上架。然后，大家把旧枪擦净，用黄油封好，装箱，装车运到军械库封存，留给民兵用。
当时，大家兴奋哪！要多高兴有多高兴。全连一起擦枪，谁都爱不释手，别的排都有点嫉妒，有的战士还为自己没拿到新枪哭了。当时我们住的是苏式营房，一个步兵排住一间大屋，紧挨着门口就是枪架，枪架上焕然一新：“56式”半自动步枪，冲锋枪，班用机枪，枪身的烤蓝瓦蓝瓦蓝的；木制枪托蜡黄蜡黄的；枪刺银灰而不反光。
看着枪架上的一排新枪，一排吴排长和战士们比娶了媳妇还高兴。
你想嘛，我们当时的枪都是1952年装备的苏制二战后期的那批轻武器，入朝作战就用它，回国后还接着用，这次用国产的新枪成建制地装备自己，而且是步枪、冲锋枪和机枪的子弹全部通用，全都是7.62毫米，能不高兴吗？
原来，我们步兵用的是“步骑枪”，又长又重，打一发，拉一次枪栓，再瞄准，再打。一个班的射击都形不成密集火力，尤其是防御时很难压制冲击的敌人。“步骑枪”的子弹也比我们的7.62的大；
我们的“56式”半自动就先进多了，每次装弹10发，所谓半自动，就是自动退壳，自动装弹，虽不能连发，但比“步骑枪”方便多了，瞄准了打就是了，不用拉枪栓，而且射击精度好；
当时的苏制的冲锋枪是“花管子”，枪管上套着一个带孔的散热管。弹夹细长，直的，装弹30发，但用的是“54式”手枪子弹，射程短。这是当时步兵班长和副班长的装备；
我们国产的“56式”冲锋枪也是装弹30发，但改成7.62毫米后，火力增强了，射速和射程比苏制冲锋枪都有提高。枪托是木制的，射击感觉比不能折叠的铁枪托要好。
过去的苏制“德普”式班用机枪的弹盒是一个扁平的大圆盘，装弹100发。大圆盘筘在枪背上，射击时枪身不稳，携带也不方便。
“56式”班用机枪的弹盒小多了，装在枪身的下方，同样装弹100发，射击时的稳定性提高了，携带也方便多了。
改装后，排长还是“54式”手枪，步兵班长和副班长改装成“56式”冲锋枪，战士改装成“56式”半自动步枪，机枪班装备“56式”班用机枪两挺。
全排的所有轻武器子弹均为7.62，通用，只有手枪例外。
第三天上午，举行授枪仪式，团长来了，亲自给一排的每个战士授枪。
新枪在桌子上放成一排，团长亲自点名，一一授枪，授枪时，团长非常严肃地说：“记住你的枪号，枪就是你的命，好好爱护枪！”每个战士接枪时都郑重地大声回答：“是！”
授枪完毕，全连宣誓。每个人都右手持枪，左手举拳，齐声宣誓。老人回忆当年的誓词：“枪是我的第二生命，我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她……”誓言齐声，震天动地，说到此，老人很激动，眼圈发红。
最后是团长讲话。团长说，现在我们国家自己能造枪弹了，不容易啊！同志们，过去为了一条枪，要死多少人啊！我们过去的枪是万国造，弹也是万国造，队伍拉出来，枪弹五花八门，枪械弹药保障困难哪！同志们，我们长期都是这种情况，枪弹都卡在人家手里。1952年之后好一点，部队换装了统一的苏制装备。这也是我们花钱买人家的，我们自己当时造不了啊，现在好了，同志们，我们有了自己国产的枪弹。大家一定要好好练，要熟悉枪，爱枪，把训练搞上去。
团长最后说，：“谁把枪搞坏了，枪毙！吴排长，你听见没有？”
吴排长高声答道：“是！”
当时，新武器训练的主要科目是射击训练和轻武器分解结合。
我问老人：“射击训练怎么练啊？”
“就是爬着练呗，练瞄准，练击发，练臂力，天天练，”老人一边说着，一边站起身来，举起锹把子成立姿射击状：侧身，举枪，瞄准，击发。一看动作就不一样。这显然不是摆出来的，是练出来的，动作准确到位，很自然，有样。
我也比划了一下，老人上前纠正我的射击动作，并把我右手食指的头两节掰直，与第三节成90度角，说，要这样用食指的第一个关节轻轻地压在扳机上。我做击发动作时，食指总是弯成半弧状，像与人拉勾勾的样子，老人没再说什么。
枪支的分解结合是最经常的训练科目。枪是必须天天擦的，每天一小擦，每周一大擦，擦枪时就得分解结合。当时有专门的枪支分解结合训练，先把枪分解开，再把枪装起来，这就叫“轻武器分解结合训练”。
最初是团里的军械员作分解结合示范，因为是新枪嘛，大家都得学，后来就是排长组织大家训练了：先在桌上或地上铺上床单，再把战士的眼睛蒙上，然后先把枪支分解，再把枪支结合起来。大家比速度，比准确性。
当时，练得多，天天练。排长严格，战士也认真，大家天天分解，天天结合，把枪支的结构搞得清请楚楚，熟悉得像自己身上的肉一样。时间长了，人对枪就有感情了，都记得自己的枪号，都恨不得每天抱着枪睡觉，谁动一下都不行。夜里紧急集合时，谁都不会摸错枪。
吴排长是一个内向的人，言语不多，但非常细心。他每天亲自扫地，生怕谁把细小的部件忘掉了，丢掉了。每支枪上自带的擦枪工具，他都一一核对，如果谁遗忘了，他都要仔细核对，悉数放回枪托上的工具孔里。检查时，每把枪他都要拿起来摇一下，通条没装到位，他都当着战士的面严肃批评，然后亲自装好。每天晚上熄灯之后，他都打着手电筒把每条枪全部检查一遍，然后才睡觉。
谁都没想到，新枪发到排里之后不到两周，吴排长自杀了。
记得那天是星期六，上午进行射击训练，全排都爬在训练场上练射击。吴排长发现一个新战士的击发声音不对，就上前去检查，亲自测试，结果，击发的声音还是不对。他反复地检查了枪支之后，就把那个战士撤回去了。当时，他还跟那个新战士谈了一会儿，让他不要着急，当时大家都没在意。
当天下午一个下午，和第二天一整天，吴排长都要求大家仔细地打扫卫生，清理内务。排长自己在大屋里，在去操场的路上，和在操场上一遍一遍地走，低着头走。
星期天晚上熄灯后，吴排长没有就寝。半夜里，大家听到了一声枪响，在营房后面的土坡上，吴排长开枪自杀了。他把手枪插在嘴里开的枪。
吴排长就安葬在他自杀的那个土坡上。
安葬那天，全连都在，团长亲自到场，团长非常沉痛。他亲自扶棺下葬，第一个举锹填土。坟茔堆起来了，团长脱帽，默默地站在全连列队方阵的最前列。他面对吴排长的坟头，低头站了很长时间。
当着全连的面，团长什么话都没说。回来的路上，团长独自走在队列的最前面。他自言自语道：“那天的话说重了，天大的事情也顶不了吴排长一条命啊！”这话被连长听见了。
团长和连队一起回到了连队的营房。连长下令：一排把所有床板，被褥和枪械全部搬到室外。挖开铺地砖，全部过筛，一根钉子都不许漏掉。其余各排协助一排进行清理。
不到一个小时，要找的东西找到了，那是一根撞针：约食指那么长，如火柴棍一般粗细，在窗台的窗缝里找到了。一个新战士擦枪时忘了装撞针。
那个新战士把撞针交给连长，连长交给团长。团长叫新战士拿来那支半自动步枪，亲自打开枪机，卸开枪栓，把撞针装上，然后开合枪机，击发，枪里发出了大家都很熟悉的击发声，全连都听到了。
团长郑重地把枪授予那个新战士，说：“要接受教训，这条枪上有你排长的一条命！好好爱护这条枪！”
新战士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老人说，吴排长的死最后没有结论，团党委开会也没有结论，那时，自杀是不好做结论的。
“那怎么通知他的家属呢？”我问。
“他没有家属，也没有结过婚，他是一个孤儿，没有人可通知，”老人说。
“吴排长的心可能太重了，这又不是他的直接责任，最多就是一个处分嘛。” 我说。
“不在处分如何，在心。军人担负着一份责任，这份责任就是枪。”
“吴排长这个人责任心强，交给他的事情靠得住。在朝鲜的时候，有一次，前面送一批枪支弹药，暂放在一个隐蔽的小山洞里，由他带领一个战斗小组看护着，后来，前面的部队转移了，也来不及通知他们，他们就一直在那里守着，七八天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就守着那些枪械和弹药。后来打进攻，一个连队从那里经过时才发现了他们，战斗小组的人都饿死了，就剩下他一个人还有一口气，结果，那批枪支弹药管了大用。
当时，那个连队的子弹几乎用尽，枪支也有损坏，没有那批武器，连队就穿插不到任务规定的位置。当时，枪弹金贵啊！团长就是当时的那个连长。”
“太可惜了，他是当时连队最老的兵，经过实战考验，他死之前就已经下令他当副连长了，他也知道，只是还没来得及宣布，”老人说。
老人很伤感，说：“我们一起出来26个人，都分到这个连，都去了朝鲜，回国的时候只剩下2个人，吴排长死了，就剩我一个人了。”
老人说：“关于那支枪的事情全连人都知道，但是，谁都不说，没法说啊。吴排长连一个‘烈士’都不是。那支半自动步枪就放在一排的枪架上，她在我们全连干部战士心中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她是大家的‘枪神’。谁都知道她摆放的位置，谁都记得她的枪号，就是不说。”
老人说，事发之时，那位姓王的战士还没入伍，但他用过那支半自动步枪，他应该知道那条枪的故事。
我觉得我应该结束采访了，说这些过去的事情让老人伤感，不好。我感谢老人给我说了关于那支半自动步枪的事情，我能感受到老人对枪的感情，我能感受到这支枪在他心中的分量。
我告辞时，老人把锹把子递给了我。
听了这个故事，我一直在评估这个故事在今天的写作价值，一个步兵排长为了一根撞针而自杀，值吗？我无法解说这个自杀行为的心理动机，我也不知道吴排长当时是怎么想的。
一支半自动步枪算什么呢？在高技术兵器层出不穷的今天，枪似乎与今天一场战争的胜利与否已经毫无关联了。今天，枪，似乎已经蜕变为军人舞台上一个打不响的道具；军人，似乎变成了一个穿着军装的电脑操作员；在现代战争的故事里，人们似乎已经把枪给遗忘了。
我想象，吴排长应该是一个忠实的步兵，他爱枪。在他心中：枪，至高无上。有枪则可能生；没枪则肯定死；交枪是投降；枪是步兵的生死所系，是步兵的责任所系。
如果要问：什么是步兵的最爱？那肯定是枪，这是步兵的标志，也是军人的标志，不管是什么时代。不爱枪，那肯定不是步兵，不是军人。
我不觉得吴排长丢人，他敢于为他的枪承担责任，敢于为自己的枪而死，这是步兵的至爱在发亮，是步兵的责任在闪烁，尽管他的死使人伤感和惋惜。
我能感觉吴排长对枪的至爱，这是步兵最独特的情感，也是步兵最显著的标志。
于是，我决定把这一篇补上。
那天，我陪着老人往外走，大门口有卫兵站岗，我们经过时，卫兵行持枪礼，老人无视而过，我问老人：“就是卫兵用的那种半自动步枪吗？”
“不是！”老人很明确。
“那不是‘56式’半自动步枪吗？现在改进了，”我解释道。
“那种枪是给人看的，不是打仗的！用这种枪打仗要死人！”老人很坚定。
“怎么会？”我不解。
“反光！”老人说。
我注意到，卫兵的半自动步枪上没有烤蓝，白光闪闪，这是镀过银的枪。
我向老人敬礼，告别，握手时，老人说：“你不是步兵出身，你不懂枪，也不会射击。”
我笑着反问老人：“您怎么知道呢？”
老人嘴角一撇，含笑说：“你看看你的右手食指，”我用右手食指作击发状，老人也伸出右手食指作击发状，对比一看，完全不一样。
老人转身上车走了。
右手食指？这能说明什么呢？我不解。
责任编辑/兰宁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