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小军
晋阳学刊 2008年01期
中图分类号：12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00-2987(2007)05-01 08-05
陶渊明诗《饮酒二十首》的写作时代，是了解其内容及其表现艺术的重要参照依据。
历来注家根据《饮酒》诗与序，皆认为《饮酒二十首》作于同一年秋天，年代是在陶渊明弃官归隐之后、东晋时期之内，此两点皆并无异辞；解释的分歧，是在作于弃官归隐之后、东晋时期之内何年。笔者根据对《饮酒》序、诗、相关史事时地，以及相关修辞手法的考察，认为《饮酒》诗不是作于东晋，而是作于刘宋。爰写成此稿，敬请读者方家批评指正。
一、《饮酒》其一等诗当作于晋宋易代之后
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一：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
《饮酒二十首》第一首发端就用邵平典故，这非常值得注意。邵平本为秦朝东陵侯，秦亡后，为布衣，种瓜为生。中国诗歌使用邵平典故寄托易代之际感受，始于魏晋易代之际的阮籍。陶渊明继之。
阮籍《咏怀诗》其六：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
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
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
膏火自煎熬，多财为祸害。
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其六十六：
塞门不可出，海水焉可浮。
朱明不相见，奄昧独无侯。
持瓜思东陵，黄雀诚独羞。
失势在须臾，带剑上吾丘。
悼彼桑林子，涕下自交流。
假乘汧渭间，鞍马去行游。
《采薪者歌》后半幅云：
邵平封东陵，一旦为布衣。
枝叶托根柢，死生同盛衰。
得志从命升，失势与时隤。
寒暑代征迈，变化更相推。
祸福无常主，何忧身无归。
推兹由斯理，负薪又何哀。
阮籍《咏怀诗》、《采薪者歌》，通过邵平易代之际身世之变化，寄托自己易代之际身世变化之悲感，重点似在自身命运。陶诗“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亦是此意。但陶渊明此诗之重点，似犹在兴亡之感。陶诗“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言亡国与新朝俱无“定在”，双方都会经历共同的兴亡(“衰荣”)。此明是指今日之新朝，将是明日之亡国；是表达对新朝之深沉感愤。下文“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抒发解脱超越之情思，正是以对现实之感愤为前提。陶渊明《述酒》诗“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言天理自不会从刘裕之意志为转移，晋宋寿命之长短亦将不会相同[1]，与“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意思相同，同是表达对新朝的感愤。而《述酒》诗是作于晋亡之后，自宋代汤汉注陶以来，已成为确定不移之定案。
《饮酒》第一首“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使用邵平典故寄托易代之际感受；“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表达对新朝的感愤，与《述酒》诗“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意同；由是可见，《饮酒》诗当应当作于晋亡之后。
陶渊明《饮酒》诗与阮籍《咏怀诗》体性相似，皆是采用大型五言联章之文类，抒发易代之际之感愤及超越现实之情思；《饮酒》诗之第一首与《咏怀诗》之第一首则作用相同，皆具有序诗、序曲之性质，起到为全部组诗确定基调、主旋律之作用。
《饮酒》其二：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
善恶苟不应，何事空立言。
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
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
其六：
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
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誉毁。
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
咄咄俗中愚，且当从黄绮。
其十八：
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
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
觞来为之尽，是谘无不塞。
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
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
“夷叔在西山”，“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用殷亡之后伯夷叔齐隐居西山之典，称颂遗民气节；“雷同共誉毁”，“三季多此事”，用三代亡国之际誉毁雷同，称颂不随世俗是非为转移的独立自由人格，“且当从黄绮”，用秦末四皓隐居商山之典，称颂隐士品格；“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用《汉书·董仲舒传》载柳下惠语“吾闻伐国不问仁人”之典(“伐国”亦可借指灭国、篡晋)，表示不肯对灭国之事明白说真话。《饮酒》中的这些诗，再三言及易代之际与兴亡之感，皆可以作为《饮酒》第一首写易代之际之感愤之佐证。总之，从内容多包含易代之际之感愤来看，《饮酒》诗亦当作于晋亡入宋以后，而不是作于东晋。
陶渊明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时为入宋第八年。由此当问，《饮酒》诗作于入宋以后何年？
二、《饮酒》序所述获得大量名酒之来源与时间
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序：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宋书》卷九十三《陶潜传》：
(颜延之)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①。
《春秋左传》庄公二十九年“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晋杜预《注》：日中，春秋分也。
唐孔颖达《疏》：
中者，谓日之长短与夜中分，故春秋二节，谓之春分、秋分也。《释例》曰：春秋分而昼夜等。
《诗·齐风·东方未明》之“折柳樊圃”，孔颖达《疏》：
从秋分至于冬至，昼渐短减十刻半。从冬至至于春分，所加亦如之。
《饮酒》序说“比夜已长”，“比”者，近来；序言近来夜晚已逐渐漫长。按一年之中，只有秋分日即农历八月初十以后，夜晚时间比白昼时间逐渐增长，由此可知，《饮酒》序所说“比夜已长”，是指某一年之秋分即八月初十以后而言。
《饮酒》序说“偶有名酒，无夕不饮”，按“名酒”价格昂贵，陶渊明弃官归隐之后躬耕自养，经济不会宽裕，哪得“名酒”？更哪得大量名酒以致可以“无夕不饮”？而《宋书·陶潜传》所载颜延之出为始安(今广西桂林)太守经过江州(今江西九江)，“日日造潜”，“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显然，颜延之这一罕有的馈赠，甚有可能是陶渊明获此大量名酒的来源。
按《南齐书》卷二十二《豫章文献王传》：“以谷过贱，听民以米当口钱，优评斛一百。”米优评每斛一百文钱，可知南齐平时一般米价每斛不到一百文钱。南北朝时期平时物价当基本相同。南北朝十升为斗，十斗为斛。容量单位斛与重量单位石大约相当，每石为一百二十斤。以米价每斛一百文钱计算，则颜延之所留二万钱，可购优质米二百斛，大约相当二百石即二千四百斤。据丘光明《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两晋南北朝一斤当折合220克即今0.44市斤[2]，则二千四百斤米当折合今一千零五十六市斤米②。颜延之的馈赠，是一笔不小的钱数。
除了颜延之的馈赠及陶渊明将之转换为酒的这次机会之外，归隐之后躬耕自养的陶渊明，恐怕难有获此大量名酒的第二次机会。
由此当问：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经过江州造访陶渊明、“临去，留二万钱与潜”之年代日期，其年代是否与《饮酒》诗内容之历史时代相合？其日期是否与《饮酒》序所述秋分八月初十前后之日期相合？
三、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经过江州之年代日期
关于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经过江州之年代。
《宋书》卷四《少帝本纪》：
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
《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
庐陵王义真颇好辞义，待接甚厚，徐羡之等疑延之为同异，意甚不悦。少帝即位，以为正员郎兼中书，寻徙员外常侍，出为始安太守。
《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
庐陵王义真少好文籍，与灵运情款异常。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
由上可知，谢灵运、颜延之同因与刘宋庐陵王义真交好遭到权臣徐羡之等猜疑而同被贬；谢灵运出为永嘉(今浙江温州)太守、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是在刘宋永初三年(422)五月癸亥少帝即位以后。
关于颜延之出为始安太守经过江州之日期。
缪钺《颜延之年谱》据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已考定灵运出为永嘉太守、延之出为始安太守，是在永初三年七月[3]。可以进言之，据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可知灵运贬出为永嘉太守从京师建康(今南京)出发之日期，是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延之贬出为始安太守从京师建康出发之日期，当在同日。
颜延之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出为始安太守，从建康出发，其抵达江州之日期，可从宋陆游《入蜀记》所记从建康出发抵达江州之日期推算得之。
从建康到江州，在古代，例取长江水道溯江舟行。自刘宋至赵宋，建康、江州间长江水道里程及舟船技术条件，皆未发生重大变化。换言之，陆游从建康出发溯江舟行抵达江州所需之时日，即是颜延之从建康出发溯江舟行抵达江州所需之时日。
按陆游《入蜀记》卷一：“(乾道六年)七月十日早，出建康城。”复按《入蜀记》卷二：“八月二日晚，抵江州州治。”可知陆游自建康溯江舟行抵达江州，需时二十二日。
准此计算，可知颜延之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从建康出发，溯江舟行二十二日抵达江州，约在当年八月八日。这个日期，正是在《饮酒》序所说“比夜已长”即秋分八月初十之前两天。
四、《饮酒》诗作于宋永初三年及诗序之涵义
由上所述可知：
第一，陶渊明《饮酒》序所说“比夜已长”即当时为秋分八月初十以后之时间，及“偶有名酒，无夕不饮”即获得大量名酒之事实；与永初三年八月八日左右颜延之道经江州之日期，及“日日造潜”，“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之事实相符合。八月初八以后，经过几日(“日日造潜”)，正是秋分八月初十之后。
试问：陶渊明的后半生，甚至人的一生中，秋分时日获得大量名酒之馈赠，能有第二次否？
第二，陶渊明《饮酒》诗当作于晋宋易代之后，此与颜延之在刘宋永初三年出为始安太守经过江州之朝代背景相符合。
第三，陶渊明《饮酒》诗，作于永初三年秋分八月初十之后一段时期。
第四，《饮酒》序所说“比夜已长”，当是一语双关，字面是指近来秋分以后，夜晚时间已比白昼时间增长；实际当是兼指刘裕篡晋以后，近来世道更加黑暗(包括闻于颜延之的消息[4])。
按陶渊明《述酒》诗作于晋宋易代之后，《述酒》诗“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言晋帝让天下而犹被弑，故流泪抱中叹。“抱中叹”，言在胸中叹息，更以双手环抱之，表示丝毫不敢哭出声，暗示政治黑暗、恐怖。犹如杜甫诗《哀江头》“杜陵野老吞声哭”，及《梦李白》“死别已吞声”，表示不敢哭出声，暗示政治黑暗、恐怖。“司晨”鸡鸣天亮。“倾耳听司晨”，言黑夜盼望光明。《饮酒》序“比夜已长”，与《述酒》诗“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同样是以黑夜比喻刘宋政治黑暗，可以相互证明。
第五，《饮酒》序“偶有名酒，无夕不饮”之酒，当是指延之“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之酒。所谓“无夕不饮”，实是借酒浇愁。
第六，以饮酒象征政治不合作，是来自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以饮酒象征政治不合作以及隐逸躬耕以保全独立自由人格和生命权利，则是来自陶渊明的新玄学实践境界。其中，陶渊明以饮酒所象征的隐逸躬耕以保全独立自由人格和生命权利，为魏晋之际竹林七贤所未有。
陶渊明对于此大量名酒之来源，如此闪烁其辞，显然是为了避免给颜延之及自己带来任何可能的祸患。因为在当时，颜延之是戴罪之身，自己则是前代遗民，皆须谨慎避祸③。此亦是为什么陶渊明《饮酒》诗虽然再三言及易代之际，而又不能不“有时不肯言”、“何尝失显默”(《饮酒》其十八)，终归于微言的原因。
五、《饮酒》其十九“亭亭复一纪”记年问题之解释
《饮酒》其十九“亭亭复一纪”之句，是引起关于《饮酒》诗作年的聚讼纷纭的焦点。
《饮酒》其十九：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
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
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
遂尽介然分，拂衣归田里。
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
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止。
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
“一纪”，十二年。陶渊明自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十一月最终弃官归田，至刘宋永初三年(422)秋作《饮酒》诗时，已十七年，言“一纪”，是举成数，并且是用以押韵。
古人及陶渊明举成数的相近例证，举例如下。
例1.《诗经·鲁颂·閟宫》“公车千乘，公徒三万”，汉郑玄笺：“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大国三军，合三万七千五百人。言三万者，举成数也。”
例2.《礼记·杂记下》：“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汉郑氏注：“言民皆勤稼穑，有百日之劳，喻久也”，唐孔颖达疏：“《解经》：百日之蜡，言百日劳苦，而有此蜡，其实一年，而云百日，举其成数，以喻其久也。”
例3.《礼记·中庸》“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唐孔颖达疏：“礼仪三百者，《周礼》有三百六十官，言三百者，举其成数耳。”
例4.《后汉书·伏无忌传》：“永和元年，诏无忌与议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唐李贤注：“《艺文志》曰：‘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举其成数也。”
例5.陶渊明《桃花源诗》：“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221)到晋太元中(376～396)，为五百九十七年至六百一十七年，言五百，举成数也。
按以上古人及陶渊明举成数之例，分别略去实际数字的六分之一(例1、例3)，略去实际数字的约六分之一至约五分之一(例5)，略去实际数字的二分之一(例4)，甚至略去实际数字的三分之二(例2)，然则陶渊明《饮酒》诗“亭亭复一纪”举成数略去实际数字的三分之一，这完全是可以成立的。
关于本诗韵字。
《饮酒》其十九押韵字为：“仕”、“己”、“耻”、“里”、“纪”、“止”、“恃”。此七字，在魏晋宋时期俱属“之”韵部(后来俱属《广韵》上声“六止”韵部、《平水韵》上声“四纸”韵部)。
“冉冉星气流，亭亭复一纪”，如果改用其它字押韵造句，又要表达此二句之内容，不仅难于押韵(如用“岁”字，魏晋宋时期属“祭”韵部，则为出韵。“岁”字，后来属《广韵》去声“十三祭”韵部、《平水韵》去声“八霁”韵部)，而且难于保有此二句句法之从容韵致矣④。
“亭亭复一纪”之“一纪”，是举成数，和用以押韵，言归田已十余年。实际则已十七年。因此，《饮酒》诗作于永初三年(422)，与“亭亭复一纪”并不矛盾。
“亭亭复一纪”，不是如前人所以为指十二年整。《饮酒》诗，亦不是如前人所以为作于元兴二年(403)。
证实陶渊明《饮酒》诗作于刘宋篡晋之后，而不是作于晋时，这对于了解《饮酒》诗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样，《饮酒》中多首诗所抒发的感愤，就容易理解了。
当然，如上所述，陶渊明《饮酒》诗的内容，并非只是易代之际与兴亡之感。
《饮酒》诗作于刘宋而不是作于晋时，这对于认识陶诗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饮酒》诗数量多达二十首，在陶集中占有很大比重，而且是因为《饮酒》诗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注释：
①《文选》卷五十七颜延年《陶徵士诔并序》唐李善注引宋何法盛《晋中兴书》：“延之为始安郡，道经寻阳，常饮渊明舍，自晨达昏。”
②今日优质米价格每市斤两元，一千零五十六市斤优质米约合人民币二千一百一十元。此数据仅供参考。
③颜延之《陶徵士诔并序》记宋永初三年延之被贬出为始安太守道经寻阳时与渊明晤谈情形：“念昔宴私，举觞相诲：‘独正者危，至方则碍。哲人卷舒，布在前载。取鉴不远，吾规子佩。’尔实愀然，中言而发：‘违众速尤，迕风先蹶。身才非实，荣声有歇。’睿音永矣，谁箴余阙？”渊明、延之二人谈话必包括当前刘宋政治及延之性命攸关之事，即多年来庐陵王义真聪明爱文，与谢灵运、颜延之交好异常，刘裕篡晋时义真意色不悦，引起权臣徐羡之等猜忌，以及眼前义真、灵运、延之被贬出之事。故渊明神情“愀然”，话语严峻地告诫延之：现在邦无道，你一定要听从我的规劝，韬光养晦，否则将祸及性命，身名俱灭。
渊明的告诫，后来几乎都应验了。元嘉元年，义真被杀害于新安，元嘉十年，灵运被杀害于广州。延之幸免于难，或与听从渊明的告诫有关系。
④陶渊明时代的音韵分部，参照周祖谟：《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的演变》，《周祖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1年。
作者介绍：邓小军，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