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回来时脸庞被太阳晒成了酱紫色,泛着一大颗一大颗的汗珠子。我热情地迎上去,帮他拿了包,喊了一声:“爸爸!”
我独立生活比较早,从七岁开始住校一直到小学毕业。可不是那种贵族化的全日制寄宿,我家那时尚是贫下中农,因分田到户了,导致我无人问津。父亲在一所中学教书,我在一墙之隔的小学念一年级。下了课,父亲就蹬着带大杠的“长征”风尘仆仆往四十里外的老家赶,赶着帮母亲挑小秧,捆稻把,或者脱粒、打菜籽。我呢,背着花书包,疯得像一只就差要断气的花蝴蝶。我都不记得我那时到底吃不吃饭。
我对一年级没有任何记忆。记得二年级的冬天,我起床后竟然发现落雪了,大片大片洁白的雪花铺在地上、屋上、树上。我觉得我应该冷,于是我翻出一件旧棉袄穿上,又觉得花色很难看,回头又加了一件外衣,是我夏天时新扯的布做的衬衫,粉粉的,我最喜欢了,本来就恨不得天天穿。当我把自己收拾满意准备去上学时,父亲顶着一头雪花来了。
父亲看我没有笑容,我看父亲也没有惊喜。平常我们一般不会照到面的。他来了,我已上学走了;他走了,我放学还没回来。但那一天,我们碰头了。一贯邋遢的父亲,不由分说脱下了我可爱无比的衬衫,从随身的包里拽了一件护衣给我套上。我赖着不肯上学,噘着嘴说我迟到了,不去了。事实上没有哪天我是不迟到的,只是由着性子惯了。一下子遭到了审美的否定,我受不了。奇怪的是,父亲一句话没说,送我去了学校。我坐在“长征”的大杠上,也没说一句话。
有时候,我会乘坐公共汽车回老家,来接我的是爷爷。我下车的小站叫石榴园,爷爷在石榴园包了一座山种红薯。通常,我就和红薯藤子或者红薯一起,再坐着爷爷的板车回家。
令我自己也惊讶的是,三年级的时候我拿奖状了:品学兼优生。那时候正忙过年,父亲递过来我看,我咬着新出笼的大包子看了半天,并不明白我为什么得了这玩意。我心里很打鼓,我对自己的“品”持怀疑态度。我偷过山芋干,踩过油菜田,我还抓了邻居的大公鸡,在它屁股上硬拔了几根漂亮的毛做毽子。但父亲解释说:你期末考试成绩都在85分以上,所以拿奖状了。我咽下包子,终于激动起来,觉得学习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了。
在我四年级的时候,父亲适时地给我订了《小学生作文选》。这时候,语文老师是刚从师范学校分配来的大男生,他一来,我的眼睛就亮了,上语文课的热情空前高涨,同时带动了作文的兴趣,无数下划的小红云开始出现在我的作文簿上。可是有一天我的同桌竟然很大无畏地和大男生叫板起来:“我爸爸说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当时很气馁,他确实数学成绩第一,但他不该轻视作文,这样等于轻视了我,而且,他明明取单名一个“文”字,他不是和自己过不去吗?我不再理他,也不再抄他的数学作业。
五年级的时候,我当班长了。我喊“起立”的声音连我自己都听不到。但这并不妨碍我的“粉丝”对我的盲目崇拜。我扔铅球不行,打排球手痛,也跑不过人家,而且天天迟到,但我作文是范文就行了。我学会了骑自行车,“掏螃蟹”那种,带着弟弟穿村走户,车子骑得摇头晃脑,总能化险为夷。那时,我唯一的烦恼是:我的数学成绩什么时候能搞上来?那该死的鸡兔同笼与走走又回头的应用题,全是吃饱了撑的。但我还是很谦虚地绕着弯儿向同学讨教,那个胖美丽,她的数学算女生中较好的,但她很小心眼,近乎无情地拒绝了我。我郁闷得要死。父亲是正宗的数学老师,但他整天那种梁朝伟一般灰飞烟灭的眼神,令我不寒而栗,我还是自食其力吧,即便我以后靠采茶叶卖茶蛋生活,那也没他什么事。
真见鬼,上了初中我还是不开窍。不仅数学上不来,英语也拖后腿。不过我的日记倒是也成“范文”了。作文课上,老师有感情地读完我的作文,再愉快地选读一篇我的日记。就有那些小男生整天和我犯冲,今天放了我的车胎气,明天我的书包就到了二梁上,我甚至不知道是谁干的。一双双贼兮兮的眼睛,似笑非笑,比小流氓好不到哪,都是嫌疑犯。我急火攻心,终于逮着坐在我前面的家伙,一个不识时务的人,抄起了板凳。谁知此人不仅不识时务,而且粗陋不堪,竟然毫不吝惜地朝我挥起了拳头。我最终是完好无损的。不是因为父亲。我感激我身后站着的“小流氓”。
可能因为营养不良,我一到夏天就胸闷气短,头昏眼花。偏偏吃人的学校要补课,对我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的事,不仅白搭,还耽误我看“唐老鸭和米老鼠”。可是我是学校公认的“尖子生”,我必须要忍耐破茧成蝶的煎熬。我和父亲的矛盾在这个时候日益尖锐。我们是根本相克的两个事物,见了面除了针尖对麦芒,就是麦芒对针尖,仿佛他是继父,我是养女。他让我别回家了,我就不回家了。不是不理他,我竖起了一道屏障与整个世界隔绝。我在这世上是没有任何指望了,我专攻数学和英语。我要离父亲远远的,越远越好,远得叫他想看也看不到。
我终于如愿以偿。父亲送我。安顿好吃饭住宿,一句多话没有,掉头就走了。我瞥见父亲的面部表情刹那间有些充盈,但我的心硬如铁石,我始终没有回头。新同学一个个眼睛红得像兔子,我一滴泪也没有。家,在我空洞的思念里变得异样模糊,像洇了水的墨迹,偏又被小指头一带而过。梦里大雨如注,有些什么人,怎么也看不清晰。这时候,我得以心平气和,愿意想一想我的父亲。父亲这一生,胆小卑微,谨慎做事,低头做人,我甚至觉得他是失败的,他需要我来替他扬眉吐气……
梅雨要来了。我和母亲晒红晒绿,像掏裤子口袋一样,把家什物件全都翻出来晒晒紫外线。于是很自然地,我看见了那封信,信封上赫然写着:“凌波”收。我的信?信口已被撕开了,陈旧的毛边,依稀的折痕,一股受了潮湿的扑鼻霉味。我满腹狐疑,转看邮戳:1992.11.3,来自江苏南通。是前年的信了,可又是谁呢?谁会给我写信?我再也等不及,一把抽出信笺,一口气看完了。准确地说,是一封情书。虽然字写得不咋的,但中心思想狂热,浮躁,能击中要害。写信的人,是我的上一届师兄。
我的第一反应是责问母亲,但母亲显然不知详情。我叫嚣着欲质问父亲,但父亲在学校给学生们补课,一早就蹬着老“长征”走了。我干脆闭了嘴,什么都不说了。且不谈我与那个司马青衫是否“仙阙少缘分”,突如其来的挫折、欺骗、委屈、憎恨匐地而生,水葫芦一样,眨眼间淹没了我。我以一根刺的形式存在多年,我和父亲之间是外人无法理解的苦大仇深。或者我就是父亲喉间的一根刺,横亘在此,欲罢不能――但他到底是不信任我的,或者说他到底是不放心我的。他私自拆了我的信,我的第一封情书,他就在那么轻轻一念之间,将我可能萌芽的初恋压在了他的床底,呼吸不到一丝丝空气。那么,假如我在第一时间看到了那封信,我会怎么做?在那个知交零落的非常时期,我会安之若素,当作什么也没发生吗?我还会心无旁骛,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埋头读书吗?这真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悬念了。
那么,非要问为什么,不再有意义。
那封信在我手上轻飘飘的,好像装着所有的前尘往事,又好像空无一物。
父亲回来时脸庞被太阳晒成了酱紫色,泛着一大颗一大颗的汗珠子。我热情地迎上去,帮他拿了包,喊了一声:“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