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长著
2006年05期
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作为国家的一级学会，从创立至今已经走过了20年的发展历程。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20年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一个正处在发展中的群众性学术团体而言，20年则意味着它走过了初创和幼年时期，并已步入快速成长的青年时期。
根据学会成立时中央有关部门的意见，学会的构成应包括全国“五大系统”的社科文献情报工作者的代表，即社科院系统、高校系统、党校系统、部队院校系统及政府实际工作部门系统。学会遵循了这一意见。多年来，“五大系统”的社科文献情报工作者利用学会这一平台，团结协作，共同努力，为学会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他们通过系统内和系统间的各种交流和合作，既推动了学会的工作，也推动了自身工作的发展。
学会成立后的20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经历重要历史时期的20年，即刚好跨越了从“七五”到“十五”的20年。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包括信息产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的发展。图书情报工作也受益于此。同时，这20年又是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时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技术传入我国。没过多久，它的影响就遍及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的图书馆管理、利用和服务自然是首当其冲，随即引起了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一场革命。网络作为知识传播的一种新型的媒体，很快就引起了文献信息工作者和读者的关注及兴趣。计算机技术在文献服务及资源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大提高了文献服务及信息处理的效率。网络环境下，文献信息服务的方式和内容正在发生转变，而数字时代的到来，更是使文献资源的加工、管理和服务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就我们的学科领域而言，网络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许多问题都与我们的学科息息相关，从而使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很大的拓展。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的研究领域和范围一下增大了许多。在互联网技术进入我国和数字技术引进图书馆建设后的仅仅十余年间，图书馆学情报学发生的这种巨变是业内的许多专家所不曾预料到的。我们只需对十年前和十年后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领域的期刊发文情况和各类大小研讨会的主题稍加比较，便不难发现这一变化。假如我们可以把图书馆学情报学（这里我们还是沿用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大学教育中多年来一直使用的传统名称：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归并在社会科学名下的话，那么可以说，很少有哪个学科能像图书馆学情报学那样在其内部发生那么多的变化！而关于学科外部的发展，我们则发现，它的外延开始向传播学、管理科学甚至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如计算机科学和通信科学等）靠近或交叉，以致有些学者甚至建议把传统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改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学”，以适应它的当代发展。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引起我们关注，并去研究它的成因。
但这里需要附带说几句，关于学科改名之事，我觉得还是慎重为好，不必跟风。在古往今来的历史进程中，一个学科历经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其研究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不在少数，但却罕见学科名称本身发生什么变化。人文社会科学也好，自然科学也罢，概莫能外。经济学还是经济学，语言学还是语言学，物理学还是物理学，并未因为它们的研究内容发生变化而学科也随之改名，至多是派生出若干新的分支学科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在北美和西欧的许多国家，网络技术、信息技术起步比我们早，发展比我们快，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教学和研究内容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学科名称还是传统的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始终未变。学科改名是大事，一定要慎之又慎。不管改成什么，一定要经过同行专家的认真讨论，广泛听取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不可轻率决策。重实质而轻形式，冷静而不跟风，始终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在这方面，学会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不管怎么说，图书馆学情报学这个学科的广泛应用性已得到社会上许多人的承认，学科本身正在由人们心目中传统的“小学科”向中、大型学科发展，其他学科关注的许多问题，很快就进入文献信息工作者的视野，反之亦然。近年来，每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涉及的内容日趋广泛多样，跨学科性质的项目日渐增多，申报的数量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就是一个明证。以知识信息管理、开发、组织和服务为内容的图书情报事业及其学科研究，在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也决定了它在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国家现代化建设新理念。这无疑会使作为信息化建设核心内容的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作用更加凸现出来，从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但是我们面临的外部挑战也不容忽视。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不应有丝毫的懈怠。
美国目前仍然是世界上信息产业最发达的国家。在经历了两年的停滞不前、裁员和低利润之后，美国的信息产业再度增长。仅以2003年为例，增长率达到6.4％，为美国整个经济增长率的两倍。
欧盟则根据自身情况推出了“到2010年的欧洲信息社会战略”，并为此确定了中长期目标，明确提出要把欧洲建设成为一个“惠及所有人的信息社会”(An Information Society for All)和“人人参与其中并从中受益的数字社会”(An Inclusive Digital Society that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All)，把“数字鸿沟”的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信息社会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网络内容的丰富多彩、检索方便以及服务质量的优化上。这些目标与欧盟较早时候提出的口号“走向知识的欧洲”(Towards a Europe of Knowledge)是一脉相承的。
再看看我们的几个近邻的情况。最近几年，印度、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在信息化建设和信息资源服务方面屡出大手笔。印度不仅逐步成长为世界上知名的软件大国，而且决心在短期内成为信息服务产业大国和信息技术培训大国，并已取得明显进展；韩国则成功地使信息产业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亮点，提出“即使产业化落后，也一定要使信息化领先”的口号，下大力气推动信息化建设，使信息产业年年以高速度增长，为我们解读了用信息产业带动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一个成功的案例，为世人所瞩目。
这种竞争的态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更加激烈、更加尖锐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围绕信息化建设（或者说信息社会建设）在国际范围内展开的竞争，除了信息通信技术(ICTs)本身的内容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体现在信息资源的开发、管理、利用和服务上。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了《国家信息化“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习惯简称为《国家信息化规划》）。该规划提出了国家信息化的六个要素，列在首位的便是信息资源，而紧随其后的则是与信息资源建设有密切关系，作为信息资源建设的依托和媒介的信息网络。该规划还把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列为国家信息化建设八项任务中的第一项，明白无误地把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置于国家信息化建设的核心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的成员单位几乎全是从事文献信息资源开发、管理、利用和服务的机构，在国家的信息化建设总体战略目标中负有重要的职责，是可以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的。在我国社科情报学界，在条块分割、系统繁杂、彼此封闭式发展的情况下，而国家一级的宏观调控手段暂时还有限而短时间又不可能完全消除，事实证明学会的形式仍然是把处于分散状态下的文献情报工作者聚集在一起共谋发展的较好形式。学会虽然不是一个实体，工作人员都是兼职的（只有学报的少数同志是专职的），“五大系统”的构成也着实大了点儿。“大”的好处是包容性较强，但与运转的灵活性却构成了一对矛盾。此外，学会还不时受到经费不足的困扰，等等。然而这些不足与学会的优势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最大优势是拥有一大批来自“五大系统”，热心学会工作又有较扎实的专业基础的骨干参与学会的组织工作，他们大多年富力强，思想敏锐，处于科研、教学第一线，既有理论功底，又有实践经验，本着“大家的事，大家商量，大家办”的精神，为推动学会学术活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学会的秘书处人少事多，他们承担了学会大量艰苦繁杂的日常工作；学会学报《情报资料工作》编辑部的编内和编外的编辑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工作，开拓进取，起到了学会学术支撑、学术联系和学术引导的作用。在庆贺学会成立20周年的时候，我作为学会的一名“老兵”，向这些默默无闻为学会无私奉献的同志们致敬！也感谢学会“五大系统”的负责同志、各位理事和各个会员单位为学会所做的一切。我希望以学会成立20周年为契机和新的起点，在学术引导、人员培训、热点问题研讨等方面做出新的贡献。当然，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要继续努力，不断进取，用诚实的劳动证实我们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促进学科和事业的共同发展。
收稿日期：2006-08-10
作者介绍：黄长著，男，194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学会学报《情报资料工作》杂志编委，学术指导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北京 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