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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学 第三章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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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纷呈,翻译学研究空前繁荣,翻译思想异常活跃,翻译研究呈现出学科相互渗透、不同翻译思想既对立有互为补充的多元特征。

重点人物:奈达 将当代翻译理论的流变表述为从语文学,语言学,交际学到社会符号学的发展轨迹

根茨勒 将当今翻译理论分为北美翻译培训派,翻译科学派,早起翻译研究派,多元体系派和结构主义派五大流派

曼迪 将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大致分为翻译的功能理论,话语与语域理论,多元系统理论,文化研究和翻译的哲学研究

贝克尔 概括为交际与功能研究,语言学研究,心理语言与认知研究和符号学研究 本章概括为: 语文学翻译研究

翻译的语言学研究

多元系统理论

翻译的哲学研究

翻译的文化研究

第一节 翻译学传统与语文学翻译研究

纽马克20世纪50年代以前统称“前语言学”翻译研究,认为这段时间缺少对翻译的完整性与系统性,属于“前科学”的研究,纽马克以重大翻译活动为标志划分翻译理论发展阶段。 斯坦纳 1,古典翻译理论至18世纪末泰特勒和坎贝尔翻译三原则的发表

2,从施莱尔马赫至20世纪中叶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70年代,以翻译语言学派的兴起为标志,以维纳,奈达,穆楠和卡特福德为代表

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其标志是新兴学派林立,跨学科研究蓬勃发展

谭载喜 将漫长的西方翻译史划分为六个时期:

1)发轫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肇始阶段;

2)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

3)中世纪时期;

4)文艺复兴时期;

5)近代翻译时期,即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上半叶;

6)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今。

本章节将西方翻译理论粗略的分为古代和近现代两个阶段,基本上属于奈达的语文学的翻译研究

1,古代翻译理论

公元前3世纪到欧洲中世纪结束为止 (约公元476年~公元1453年)

公元前285年,72学者对《圣经》的翻译,众多学者,

有影响的翻译理论家: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和奥古斯丁。

人物: 西塞罗, 贺拉斯,哲罗姆,奥古斯丁

西塞罗认为:翻译必须符合听众和读者的语言习惯,并能打动读者听众,翻译要传达的事原文的意义和精神,并非原文的语言形式,文学翻译是再创作,译者必须具备文学天赋或素质。 贺拉斯主张:在翻译和创作中不要墨守陈规,必要时可以创造新词或引进外来词,以便丰富民族语言和增强作品的表现力。“忠实原作的译者不适合逐字死译”

哲罗姆:1,强调各种语言的形式差异,主张在翻译中不能逐字对译

2,翻译方法应随原作的文本而异

3,否认《圣经》中上帝的感召力

4,翻译既然是一种创造,译者就完全可以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而且优秀的译文完全可以和原作媲美。

奥古斯丁:优秀译者必须精通两种语言,译文的风格与译作的读者联系起来,运用符号学理论,意义和语言形式区分开来,在翻译单位上认为词是最基本的翻译单位,倾向直译,强调形式与结构的对称,《圣经》上帝感召力。

特点:受历史的局限,不可能十分完整和系统,除了少数如哲罗姆之外,大多数议论只是一些只言片语,散见于译序,译跋和其他著作,虽有不少的精辟论述和见解,但多局限于直译,意译,忠实等之类的议论,讨论也比较集中于宗教,文学和哲学的著作。

2,近现代翻译理论

始于文艺复兴,止于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兴起

欧洲文艺复兴前后是翻译活动的一个高潮。

翻译提高了本族语言的地位,增强了民族自尊心,促进了民族身份的形成,推动了人文主义 思想的传播。

著名的理论代表:

马丁路德,德国宗教改革领袖和翻译家,《新约》,《旧约》,《圣经》,《伊索寓言》 提出四主张,七原则

1,主张用通俗、明了、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语言翻译

2,主张使用意译再现原文的形式风格和精神实质

3,译者应该尊重原文,深刻理解原文的精神实质,不应轻信教会神甫的传统解释 4,翻译应依靠集体的智慧,集思广益。

七条原则;可以改变原文次序,可以运用语气助词,可以增补连词,可以省略,可以用词组替代单词;可以将比喻改为非比喻用法,反之亦然;注意文字的变异和翻译的准确

歌德,将翻译划分为彼此连贯的三类:信息翻译,近似创作的改译和逐行对照翻译 诗歌不可译,主张翻译用朴实无华的文体, 主张直译,使用地道的本地语

施莱尔马赫 语言决定思维,译者不能消极接受原作,必须积极创造,提出区分口译,笔译;提出顺从原作和顺从译作两种翻译途径。

洪堡 (德):语言只是“各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提出翻译的两难,然而又提出“没有任何事物是语言无法表达的”这种辩证思维对20世纪的语言学家影响很大。

德阿布朗古尔(法):译文迎合本国读者的口味,强调文学可读性,因此容许增删和修改,甚至发挥,并不十分在意译文的忠实,被称为“自由翻译派”的总代表,翻译有价值作品而不是无新意的作品。遭到翻译批评家的反对,争论到18世纪中期,

多雷 1,译者必须完全理解原作者的思想与风格

2,译者必须通晓源语与译语

3,译者不能屈从与源语而追求字当句对

4,译者必须用通俗的语言形式

5,译者不仅要满足读者的心灵,而且要满足读者美的享受

巴托:在翻译活动中,译者处于从属地位,原作者是主人,译者只是仆人,只能紧跟原作,忠实再现原作思想与风格,不能创作,修改和增减。 重原作 重形式,但从翻译技巧角度分析翻译,将愈发结构、句子顺序等应用于翻译研究。

英国:近代翻译史上《圣经钦定本》翻译出版以及德莱顿,罗斯康门,泰特勒对翻译的论述 历史上四大杰作《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奥德赛》《通俗拉丁文本圣经》《圣经钦定本》 《圣经钦定本》1,集体翻译的成果,2,译者拥有较多的参考书籍

3,译者遵循严格的翻译规则,有效地排除了个人的偏见和随意增删

约翰德莱顿 提出全面系统的翻译观 第一,翻译是一门艺术,译者必须有艺术家的气质 第二,译者必须考虑译文的读者和对象 第三 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

逐字翻译 意译 拟作

罗斯康门,诗人翻译家,1,翻译诗歌的译者首先必须是诗人,2翻译过程中建立一种共生关系,3,译者必须忠实原作,

泰特勒 《论翻译的原则》 翻译三原则

1,译者应该精通原作语言和题材,完全再现原作的思想,有限的增减自由

2,译者应具有准备判断和鉴赏原作风格手法的能力,使译作的风格与手法与原作等同 3,译作应与原作同样通顺

进入20世纪以后,意大利克罗齐从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文学翻译是艺术的再创作过程,译作不可能与原作等同,必然带有译者的风格,译作本身本为艺术品。

德国 本雅明 逐行翻译

英国 波斯盖特 前瞻式和后顾式翻译 古典名著一般后顾式翻译

总结 西方翻译研究的传统和语文学的翻译观讨论的核心是“如何翻译”即直译与意译,可译性,意义的流失以及能否用本族语言翻译等,其局限性在于过分强调译文在意义,句法,文体上与原文的对应,忽略译文读者的反应和语境对翻译的影响。追求的目标是理想化的翻译标准,而研究方法流于主观印象。

第二节 翻译的语言学研究

1. 奈达的翻译观

尤金 奈达:美国语言学家,《圣经》研究及翻译家。

翻译思想:语言学,交际学,到社会符号学。

(1)提出翻译的科学概念,主张不仅是艺术,技巧,还是一门科学。“ 采用处理语言结构的科学途径,语义分析的途径和信息论来处理翻译问题”,其“翻译科学”的观点在西方语言学界和翻译理论界产生

(2)将转换生成语法,现代交际理论的研究成果运用于翻译研究,提出翻译的交际学理论。

(3)提出动态对等翻译观,从译文接受者的反应出发,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拘泥于形式对应。

(4) 提出分析,转换,重组与检验的四步式翻译过程。

逆转换翻译理论---借鉴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中的核心句,非核心句与转换等概念、

翻译三步骤:(1)追溯原文句子结构最简单,语义最清楚的核心句

(2)将核心句从源语种译出

(3)按照译出的核心句生成译语中的表层句子

卡特福德 借用了系统语法对语言的描述分类,应用层次,范畴以及阶段的语言学理论作为论述语际转换的理论依据,力求科学地阐述翻译过程中的转换规律,翻译等值以及达到翻译等值的方法和条件。

语言的基本层次: 语法与词汇形式 媒介形式 媒介实体和语境此外还包括上下文意义 四个范畴: 单位 结构 类别和系统

三个阶:级阶 说明阶 精密阶

意义:由任何语言形式或任何可能具有的形式形成的从网络

翻译对象:语际之间单项的转换关系,从源语到译语的转换关系,属于比较语言学范畴 两种语言是要具有“空间的,时间的,社会的或其他关系,都可以建立翻译等值关系 翻译的定义: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源语)的文本材料。 根据范围,层次和等级,翻译可分为如下几类:

1,根据翻译的范围,翻译可分为全文翻译和部分翻译

2,根据翻译的层次,即语法,词汇,语音,词形等,翻译可分为整体翻译和有限翻译 3,根据语言的“等级”即词素,词,短语或意群,分句或句子,翻译可分为逐词翻译,直译,和意译

在翻译过程中要考虑两个重要的关系即 形式关系和语境关系

翻译等值的两个限度: 1,媒介之间的翻译是不可能的

2,无论是媒介层次之间还是羽凡和词汇层次之间的翻译都是不可能的

不可译性:1,语言不可译 2,文化不可译

卡特福德声称要“建立一种翻译理论”,强调并深入研究成分分析和翻译对等,并将概率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力图使翻译研究走上客观,科学的道路。

三,哈特姆和梅森的翻译观

哈特姆和梅森认为翻译是一个交际过程,并集中讨论了与翻译至关重要的语境的交际,语用和符号三个层面对译者的制约作用,以及文本类型,文本结构等衔接方式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语境可以分为三个层面:

1,交际层面 2,语用层面3,符号层面

语篇:连贯是语篇层次上决定交际能否顺利进行的基本点。

语篇结构中单元构成序列,序列再构成语篇

语境和作者意图影响语篇结构。

哈特姆和梅森以话语分析为中心,综合考虑了译者和读者的不同文化语境,他们认为,译者是原文作者与译文作者读者之间的协调者。

四,威尔斯与德国功能主义的翻译理论

第一:翻译研究是一门科学,翻译研究包括:,普通翻译学,描写翻译学,应用翻译学

第二:威尔斯坚持翻译的可译性

第三:翻译是一种语际信息传递过程

第四:翻译方法的分类 1,习惯化翻译程序 2,可以使之半内部化的部分习惯化翻译程序3,非习惯化翻译程序。

第五:文本类型与翻译等值 话语三种功能:描述性,称呼性,表情性

威尔斯的翻译科学强调语言本质的普遍性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研究对象是翻译中的共性而不是个性。

德语国家为主而兴起的功能主义学派,即翻译目的论逐渐受到译届的关注。代表人物:赖斯,费米尔,斯内尔-霍恩比和诺德。

目的论从行为主义理论出发,认为翻译是人有意识,有目的的交际行为,翻译具有特定的交际目标,这就是文本的目的。

诺德:目标,目的,功能和意图

费米尔:篇内连贯与篇际连贯 译者必须确定不同层次对等之间恰当的等级关系

文化特性必然影响翻译策略和取舍与选择。

文本分为,信息性,表情性,和实施性。

目的论收到的批评,认为就翻译而言,原文文本始终是译文评判的标准,目的论牺牲了意义的丰富性,有简单化之嫌,因而也很难适用于文学翻译的研究

语言学的发展不仅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框架和思路,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客观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局部上升到全面,个性上升到共性,对比假设上升到理论。探索翻译的规范,翻译普遍性。

第三节,多元系统

以色列学者 伊塔玛埃文佐哈尔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吸取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客观描述文学在主题文化中的接受与影响,以及有效揭示制约文学翻译的规范与规律。 多元系统:意指某一特定文化里的各种文学系统的聚合,从诗这样“高级的”、或者说“经典的”形式(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到“低级的”、或者说“非经典的”形式(如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

文学作品或文学类型是一个结构整体;文学本身同样是“有层次组织、自我更新的整体”。从共时研究的角度观察,文学似乎是一个和谐、平衡和静态的系统;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学内部充满了冲突和变异。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在于系统内部持续不断的、陌生取代熟悉、创新取代传统的运动。

既然文学是一个系统,反过来文学史也可被视为系统,相应的其他文化和社会现象也都可以视作系统。

佐哈尔:多元系统

实证主义,功能主义。以分析现象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把符号现象视为系统,就有可能对各种符号集成体的运作方式提出假说,从而迈向现代科学产生以来一直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找出支配着各种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规律,而不是对这些现象进行登记和分类。

对于多元系统,佐哈尔定义如下:

可以把符号系统视为一个异质的,开放的结构。因此,它通常并非单一的系统,而必然是多元系统,也就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这些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

的整体而运作。

佐哈尔列举了3对相互对立的概念:第一,经典化与非经典化产品或模式的对立 第二,中心与边缘位置的对立

第三,主要与次要活动的对立,

佐哈尔进而沿两条线索研究翻译作品与文学多元系统的关系:第一,主体文化是如何选择翻译对象的;第二,翻译文学是如何与目的语言中其他系统产生联系,从而“采取特定的规范、行为和政策”,发挥特定的功能。

在文学新模式的构建过程中,翻译不仅引进新思想,而且引进新的(诗学)语言、写作模式和技巧。五四前后中国翻译文学的历史正好印证了佐哈尔的理论。反之,翻译的作用则趋于保守,翻译方式也多采用现行的、毫无创新的归化手法,忠实性与充分性逐渐分离。

图里与翻译规范

列维认为,翻译是一个决策过程,译者从文本的选择到句子结构、措辞、标点,甚至拼写,都面临着众多抉择的可能性,而每一个既定的抉择又会影响其后的取舍

图里借鉴了列维和波波维奇的观点,从行为主义的角度来探讨规范。他认为,规范是明辨社会行为是否得体的标准,是一种社会文化习得。

,图里分析了规则(、规范和特异倾向的区别,称规则是(更)客观的规范,而特异倾向是(更)主观的规范。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译者通常受到3类规范的制约:首先,伊始规范(决定待译文本的选择,即翻译政策。其次,起始规范决定译者对翻译的总体倾向,即倾向于原文本还是倾向于译文文化的读者习惯。再次,操作规范制约实际翻译活动中的抉择。下面又细分为:一,母体规范,即在宏观结构上制约翻译的原则,例如,是全文翻译还是部分翻译,以及决定章节、场幕、诗节和段落的划分。二,篇章语言学规范影响文本的微观层次,如句子结构、遣词造句,是否用斜体或大写以示强调等等。

赫斯曼将翻译研究的逻辑关系表述如下:一,从理论上思考可能涉及的因素;二,将理论上可能涉及的因素与实际翻译明显涉及的因素进行比较;三,推断出特定条件下翻译将可能涉及的因素。“第一和第二步分别属于翻译理论和描述翻译研究的范围;而第三步则表现为更复杂的理论形式”。

切斯特曼 在图里之后,切斯特曼又提出了略有区别的翻译规范:社会规范道德规范和技术规范。生产规范制约翻译活动的实践操作,亦称专业规范;就译者而言,生产规范从属于并受制于期待规范。专业规范又可再细分为“责任规范”,这就是道德规范,即满足译文“完整”、“精确”的专业标准;“交际规范”,这是交际标准,即发挥协调翻译所涉及各方之间的沟通作用;以及“关系规范”,这是语言标准,即译者根据具体实际决定原文与译文之间“恰当”的相互关系,“等值”或“相似”只是种种关系之一。切斯特曼在图里的规范理论上又有所扩展,前两种规范涉及到人类所有的交际活动,而第三种规范则涉及到文学翻译的核心问题。

操控与重写

赫曼斯为该论文集撰写的前言《翻译研究与新的范式》概括了操控学派在翻译文学问题上的一致认识:

文学是复杂动态的系统;理论模式与实际的个案研究应持续地相互作用,文学翻译研究应该是描写性的,侧重目标组织的、功能性的和系统性的;并对制约翻译生产和接受的规范和限制、翻译与其他文本处理方式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文学中的地

位和作用,以及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表示兴趣。

乔斯·兰伯特和亨德里克·范·戈普为个案研究,即原文文学系统与译文文学系统的比较,制定出方法论上的蓝图,认为必须对各个系统的作者、文本和读者进行描述。其研究方法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一,初始数据:即有关标题页、元文本(metatext)和总体策略(全文翻译或部分翻译)的信息,其结果应引导出有关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假设。第二,宏观层次:文本的切分、标题和章节的表述、内容叙事结构以及明显的作者评论,这应该引导出有关微观层次的假设。第三,微观层次:发现不同语言层面上的迁移(shift),包括词汇层面、语法模式、叙述、视角和程式,其结果应该与宏观层次互相作用,并在更广阔的系统语境下进行思考。第四,系统语境:将微观、宏观、文本和理论相互比较,发现规范,并描述与其他文本(包括翻译)的关系,探索系统与其他文类和准则的关系。兰伯特和戈普称,这一研究方案并不可能概括与翻译有关的所有联系,但是,这种“系统方案”能“避免肤浅和直觉评论,避免先入为主的判断和信念”。 与多元系统有密切联系的另一个发展是列费维尔提出的重写(概念。列费维尔将研究集中于“系统制约文学文本接受、认可和拒斥的非常具体的因素”,即诸如“权力、意识形态、体制和操控的问题”,认为重写包括翻译、历史撰写、选集的编撰、批评和修改编辑。而重写的动机往往是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巩固或反抗主流意识形态),或诗学上的需要(巩固或反抗主流/偏爱的诗学)。翻译是“最明显的重写形式”;翻译能“投射出作家和/或(一系列)作品在另一个文化中的形象,使作家和作品超越本文化的边界”,因此,“重写就是操控”。

巴斯奈特和列费维尔指出,“翻译当然是对原文的重写;所有的重写,不论其动机如何,均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因而操控文学在一定的社会以一定的方式发挥功能。

列费维尔认为,翻译在文学系统中的运作(生产与消费)受到3种因素的制约:第一,文学系统中的专业人员,即批评家和评论家(影响作品的接受)、教师(决定用什么作教材)以及翻译家(决定翻译文本的诗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第二,文学系统之外的赞助系统,即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创作和重写的力量。其中包括有影响或有权力的个人、团体(出版商、媒体、政党或政治阶层),以及规范文学和文艺思想流通的机构(国家学术机构、学术期刊,特别是教育机构)。赞助系统可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3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三,主流诗学。主流诗学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文学手法,即文学类型、象征、母题、原型场景及人物。二是文学的功能观,即文学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

就意识形态、诗学和翻译的关系而言,列费维尔认为:“翻译过程中的每一层面都表现出,如果语言上的考虑与意识形态和/或诗学上的考虑发生冲突,后者总是会占上风。

结语

翻译的性质和范围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因而并非一成不变;翻译活动取决于它在一定文化系统中的相互关系。多元系统采用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不斤斤计较于一字一句的忠实与得失,而是将翻译文本视作目标系统中的存在实体,从目标系统的意识形态、诗学、规范,甚至赞助系统等角度描述翻译活动的性质,解释翻译文本的生成、消费,以及在目标文化系统中的功能与运作。虽然多元系统还存在某些局限性,有待于修正和精化,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它把翻译与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了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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