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建立了天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既肯定了天在宇宙间的主导地位，具有监督人的权威，又强调人的主观自觉，具有感动天的主观能动性。天人感应论实际上就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双向互动关系。 关键词 天人感应 汉代 封建统治 作者简介：王丽娜，西南民族大学2009级法学理论专业。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2-003-02 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由三个方面的要点构成：第一是天人相类和人副天数。他证明天与人是同一类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人是天生的，自然人就应该像天，如同儿子像父亲那样。因此，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为人者，天也。”(人与天一一相应，人有小骨节三百六十六块，天一年有三百六十六日。人有大骨节十二块，与一年十二个月相应，人体内有五脏，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天有四季。没有数的，按类也相应，人有喜怒哀乐，天有冬夏寒暑。总之，“人副天数”，“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同类相适应，因此就可以说天与人是可以相互感应的。第二是阴阳五行说。他采取把自然拟人化的主观类比手法，通过歪曲阴阳五行学说，以论证天的神秘性。他宣扬由天而生阴阳，由阴阳而分成五行，由于五行相生相胜，而有四时四方，由此而产生万物。阴是天的刑罚的表现，阳是天的恩德的表现。五行相生体现了天的恩德，五行相胜体现了天的刑罚。天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而产生和指导万物和人类，因而阴阳五行都是天意的表现。由此，董仲舒把自然界的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的更替，也都说成是天志或天意的表现。他把季节进入春天后草木竞相生长说成是天的仁、德、爱、好的意志；把进入冬天后草木枯萎，说成是天的刑、杀、哀、恶的意志。总之，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此外，董仲舒还宣扬天是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者。他说：“天者，万物之祖，万物非天不生。” 第三是祥瑞说和谴告说。这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核心部分。天是不可能直接站出来说话的，但天人相类，阴阳应象，所以天对人事的意见可以通过自然想象表现出来。他告诫君主：“亦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 他借“天谴”劝君主“明善心”，在神秘主义外壳里包裹着“修身”“正己”的儒家伦理性。 二、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产生背景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为什么不迟不早在西汉中期应运而生呢？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决定的。因为经过西汉前期的经济恢复，封建经济空前发展，还有，这时异姓和同姓诸侯地方割据势力，已经基本削平，这就给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提供了经济的和政治的客观条件。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的大量集中，贫富两极分化，又出现了：“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盗，骄则为暴”的现象，使统治者面临“土崩”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封建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理论，论证他们的统治的“合理性”。在这样的形势面前，作为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董仲舒，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必须把“天”神请出来，用它来论证整个封建制度，都是由“天”有意识、有目的地安排的，是天神意志的体现。也就是把整个封建统治，都置于天神的保护伞下，不许任何人侵犯，否则，就会受到天神的严厉惩罚。同时他为了使自己的说法更有说服力，把“王”字分解，说三横从上至下分别是代表天地人，一竖就是通过王把三者沟通起来，因此王是天派来的。人要是违背王的旨意，就要遭天灾…… 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对汉代统治的影响作用 （一）董仲舒借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来说明皇权机构各部门是相互制约的 董仲舒总结前人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但在当时是没有人相信他这种新建立的理论的，他必须把这些见解与天意相联系，因为当时从皇帝到平民都是信天的，天的旨意会帮他扩大影响，董仲舒的思想理论就是这样展开的。 董仲舒首先研究阴阳五行，讲阴阳平衡、阴盛阳衰与阳盛阴衰各有什么毛病，研究五行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并第一次提出“五行比相生而间相胜”的理论。他对五行的排列顺序作了调整，以木、火、土、金、水为序。其关系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如此循环相生，就是“比相生”。董仲舒又用五行生克的思想来解释政治问题，例如说，在春天，“木用事，则行柔惠，挺群禁”。春天，木主管事情，要实行温柔的政策，对人民乃至万物都要施以恩惠，严格禁止各种破坏性的行为，如上山砍树、入水捕鱼、捣鸟蛋等，当然更不能杀人，以妨碍春耕，春天该做什么事，要根据天意。董仲舒认为这就是天意，如果违背这种天意，就是失政，失政就会导致天灾。他说:“夏失政则冬不冻冰，五谷不藏，大寒不解。” 最重要的是，董仲舒用五行的相克关系说明政权机构中各职能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五行相克与政权机构中各职能部门之间相互制约，董仲舒将二者联系在一起，虽然比较牵强，道理却是正确的。权力应该相互制约，各官僚之间权力要相互制约，皇帝的权力也要受到制约，这是董仲舒借助五行相克的道理向皇帝提出的忠告。如果没有五行相克的道理，只是董仲舒的个人意见，那么，汉武帝可能就不会太在意，后代的帝王也就不会那么重视，应该说这就是董仲舒为什么要搞神秘主义的原因。 （二）有助于解决最高封建统治的腐朽问题 汉代思想家把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纳入以五行为框架的体系，又把政治、情绪、语言等也都附会到五行上去。这样一来，上述各种灾害都可以通过皇帝的纠正行为来消除。王者行为不正当，上天不满意，就降下灾害，表示对王者的警告。这是灾异谴告说。王者纠正错误，自然灾害就会自行消失。如果王者不肯纠正错误或者扩大错误，那么，上天会降下更严重的警告，如果王者还不醒悟，上天就会选择有高尚道德的人来取代不称职的王者。董仲舒认为，上天的警告，是对王者的特别仁爱，给他很多改正错误的机会和较多的改正时间。只要他愿意改正、能够自强，就可以维持统治地位；只有当他坚持错误、自暴自弃时，才会自取灭亡。 董仲舒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守之。”“在皇帝的心目中，官和民都是愚蠢的，他自己才是最高明的，因此，各级官员说什么意见都仅供参考。但是，一说到天，那就不一样了，他必须毕恭毕敬地听着，而且要认真地加以思考。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复杂，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会有各种灾害发生，官员们都可以随时以此作为给皇帝提意见的由头。天是什么意思，这就靠儒家来解释，儒家当然按儒学来解释，这样，儒学也就冠以“天”的名义。换一种说法，天的意思就是儒学、儒学就是天意，用天制约皇权，实际上就是用儒学制约皇权。后代儒者任官，就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向拥有至高无上权威和权力的皇帝提出批评意见。皇帝居于封建社会的权力宝塔尖上，没有制度能制约他，也没有人能制约他，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朽，这是中国古代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董仲舒的说法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使两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得以建立相对有序的环境。 因此，“天人感应”理论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扮演了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共同约束和制约皇帝滥用权力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个政治制衡的作用，中国古代真正的儒家知识分子，并不特别在意所谓“异象”与“人事”究竟有没有必然关系，而是注重利用各种“异象”，随时向皇帝发出警告，以达到限制皇帝滥用权力的目的。
（三）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董仲舒推演天人感应论，其中心目的就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屈民而伸君中的这个“民”，主要不是指老百姓，而是指拥有地方势力的诸侯王。理由很简单，老百姓没有权力，无法与封建统治势力对抗，只有那些地方诸侯国君有实力与中央政权相对抗。屈民而伸君，实际上是为了维护统一、反对分裂而提出的口号，这一口号对于中国长期维持统一大国的政治局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天”深深地印在历代统治者的心中，不断地提醒他们要为人民办一些善事，不要奢侈过度，不要欺压百姓，不要谋反，不要搞分裂、不要破坏社会秩序。“天”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统治者的精神枷锁。 所以，如何评价天命论，不能简单地从它是否真实来评价它，更要从它在历史上的作用来评论，其积极、进步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天人感应说的功能非常明显，就是对政治进行批判。这种批判不是纯假灾异对统治者进行恐吓，而是揭示出统治者行为与灾异之间具有某种合乎逻辑的联系，从而使统治者见天戒而悔过自新，建立良好的政治。在董仲舒看来，宇宙由一合理的统治秩序所构成，人类的政治秩序必须合乎宇宙的统治秩序才合法，而天人感应说就是用超越合理的宇宙秩序来批判现实中不合理的政治秩序，使其合理合法。所以董仲舒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谓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相胜也。故为治，逆之则乱，顺之则治。”可见，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上的批判具有超越性与合理性，是一种超越合理的批判，而不是一种世俗的纯政治的批判。 由于董仲舒建立在天人感应上的批判具有超越性与合理性，对现实政治中的统治者确实具有威慑告诫的作用。从汉代的政治史来看，帝王均能因灾异敬惧修省，宽刑赦罪而改善政治。如宣帝地节三年九月地动，十月宣帝下诏罪己曰:“乃者九月壬申地动，朕甚惧焉。有能箴朕过失，乃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讳有司。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今复伤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五凤四年夏四月辛丑晦，日有蚀之，宣帝下诏罪己曰:“皇天见异，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称也。以前使使者问民所疾苦，复遣丞相、御史掾二十四人循行天下，举冤狱，察擅为苛禁深刻不改者。”从以上所引汉代帝王敬惧灾异，反省改过的情况来看，天人感应说确实有批判政治的功能与改善政治的效用。统治者们相信宇宙是一和谐的整体，由五行相生相胜的合理秩序所构成，灾异的产生是由于自己的行为破坏了宇宙的和谐与五行的秩序所致。因此，要恢复宇宙的和谐与秩序，即要攘除灾异，就必须改善政治。从历史记载来看，统治者见灾异罪己改过的作法并非是出于稳定政治取悦民心的权宜之计，而是出于宇宙和谐天人同类相应的生命信仰。董仲舒用具有超越性与合理性的天来限制君权，其力量来自统治者内心的信念，故其对政治的批判才如此有力，在君主大权独揽的时代起到了限制君权的作用。 天人感应说的核心是要通过灾异与人事的关系来说明人类行为与历史现实之间具有因果联系。这一思想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我们知道，现代中国人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甚深，认为历史是一客观的逻辑过程，有其发展的必然规律。黑格尔的这一历史决定论思想否定了人类行为与历史现实之间的联系，把历史现实看作是客观理性的必然结果，不承认人类行为对历史现实负有道德上的责任。这样，历史中的罪恶可以轻而易举地归咎于客观的历史理性，人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并且还可以借历史理性为自己的罪责开脱。天人感应说认为人类行为与历史现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正可以对治这种危害中国甚深的时代思潮。 综上所述，社会需要是一种现实存在，不是讲几句道理、翻几页书做一些证明就能消除的，人们对于天的感情与崇拜在一定时期内是无法替代的，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天人感应论是封建社会所需要的，具有很强的生命力。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建立了天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既肯定了天在宇宙间的主导地位，具有监督人的权威，又强调人的主观自觉，具有感动天的主观能动性。天人感应论实际上就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双向互动关系。董仲舒把这样的现实世界的内容包裹在其天人感应的神学的“外衣”之中，借助于天（神）在人们观念中的力量，于是铸成具有强大功能的意识形态，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文化奠定了法哲学基础。 注释： 《论衡・超奇》；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9页． 《顺命》；史广全．中国古代立法文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二端》；俞荣根．儒家法思想通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9页． 史广全．董仲舒法哲学体系新探．社会科学家．2005（1）． 参考文献： [1]马作武主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史广全．立法融合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演进．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3]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俞荣根，龙大轩，吕志兴编．中国传统法学述论――基于国学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6]孙湘云．天人感应的灾异观与中国古代救灾措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