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论国家——纪念恩格斯逝世五十九周年
作者：王若水
1954.08.05 人民日报
国家问题是全部政治的根本问题。在过去很长时期内，国家问题
被资产阶级的学者弄得混乱不堪，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第一次对国家的起源和实质作了科学的分析，驳倒了资产阶级的谬论和欺骗，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学说。
关于国家的历史分析这一工作，主要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由恩格
斯担负起来的。恩格斯在“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根据浩繁的历史材料，深刻地分析了国家发生的原因和条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下面的原理：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在原始社会中，人们根本就不知道“国家”为何物；只在社会分裂为对立的阶级后，才产生了国家。国家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借助于国家，就成为在政治上也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国家是缓和阶级冲突的手段，但它本身的存在，却正证明了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国家兴奋的氏族组织不同的特征，第一在于它按地域标准来区分其管治下的人民，第二在于特殊社会权力的建立——武装队伍和监狱等等。为供养这种社会权力，就需要赋税和公债。这种权力被官吏掌握着，形成高居于社会之上的机关。国家是不会永远存在的，在将来，随着阶级的消灭，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国家也将失去其需要，那时候，就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在古物博物馆里，而与纺车和青
铜斧并列。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中的上层建筑，它
是由基础——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随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并为基础服务的。国家不只是消极地反映基础，而且对基础有反作用。恩格斯曾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情形：它会和经济发展遵循同一方向，加速经济的发展；它也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这样，国家权力就会灭亡；最后，它可能把经济发展的一定的方向切断，而规定出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形最后又会还原成前面两种情形之
一。（一八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给史密特的信） 这样，马克思主义就阐明了国家的两重性质——历史性和阶级性，阐明了国家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观点以后在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得到了发展和发挥，从而构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完整体系。|
二 国家有不同的历史类型：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资产阶
级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剥削者的国家，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工具；此外还有一种新型的国家，恩格斯曾经称之为“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这就是无产阶级国家，社会主义类型国家。
资产阶级学者直到现在还宣称资产阶级的国家是“全民”的、“自
由平等”的国家，其实，早在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以简单明了的词句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的阶级本质，他们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者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而已。当然，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资产阶级的国会和普选
制，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巨大的进步意义。它打破了腐朽的封建势力，发展了大工业的生产力，也间接促进了无产阶级的觉醒，推动了阶级斗争。然而，资产阶级的国家，不论它采取的形式是君主立宪制或民主共和制，实质上都是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只是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只是形式的、虚伪的民主。恩格斯说：“在民主共和国内，财富运用自己的权力，是间接的，但因此是更可靠的”。第一，是用“直接收买官吏”的方法，象美国；第二，是用“政府与交易所联盟”的方法，象美国和法国。至于普选制，虽然它标志着工人阶级的成熟，但“在现今国家中，普选制是不能而且始终不会给出更多的东西的”（同上书）。“国家无非是这一阶级镇压另一阶级的机器，即令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弱于在君主制下。”（“法兰西内战”引言）
对于当时的美国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
揭露了它的民主的虚伪性。恩格斯说，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象美国那样，两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投机家“轮换地占据政权，用最肮脏的方法，为最卑鄙的目的来运用这一政权。——而全国国民，则无力起来反对这两大政客的联合，这些人表面上是给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剥削他们与统治他们的。”（“法兰西内战”引言）“许久以来美国在向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商人共和国，在这一个国家内，政治象别的东西一样，也是一种买卖行为”（一八九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致索尔治函）。
恩格斯在六十年前说的这些话，对今天的美国来说，是连一个字
也不需要更改的。从一八五七年到现在，在将近一百年的长时期中，民主党和共和党交替操纵着美国政府，这两个政党实际上早已没有什么区别，它们同是美国金融寡头的忠顺走卒。不论在国会中，在政府中，在法院中，把持着实权的都是银行董事，大公司的经理，工厂股东和律师。这些人不是资本家就是资本家的代理人，他们直接运用国家权力来为他们的企业增加利润。大家知道，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是军火公司的董事，又是操纵危地马拉的国民经济命脉的“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股东，当杜勒斯开口闭口说为了“美国”的利益而必须反对危地马拉的民主势力的时候，他实质上是指谁的利益，那是不需要指明的。杜勒斯在他的华尔街“苏利文与克朗威尔律师事务所”里所做的生意和他在国务院所玩的勾当，不过是形式不同而已。 尽管资产阶级宪法宣布赋予人民以自由平等的权利，但它却始终是不兑现的纸上空文。正象马克思在论到法国宪法时说，“在一般词句上规定着自由，而在注解中却取消了自由。”（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关于美国宪法，恩格斯曾经讽刺地写过：“这种人权的特殊资产阶级性质，可由下述事实来证明，即：最先承认人权的美国宪法，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黑人的奴隶制”（反杜林论）。大家知道，美国的种族歧视，至今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一八四四年写的“英吉利宪法”一文中，恩格斯尖锐地批判了
资产阶级的宪政和权力制衡原则。他指出，在英格兰，实际上是财产占有在统治着：贵族支配了乡村和小城市的代议士的选举；商人和厂主决定了大城市和一部分小城市的代表；而两者又共同通过贿赂扩大
它们的势力。此外，在选举法中，由于财产资格和居住条件的限制，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阶级便被排斥。所谓各种权力间的相互制衡这个命题，是可笑地不合理，并且不可能实行。恩格斯写道：“全部英吉利宪法和全部立宪主义的舆论，都不外是一个巨大的谎言。”
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发展到它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在经
济上，独占资本代替了自由竞争；与此相适应，政治上的反动也代替了初期的民主。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工具——军队、警察、宪兵、侦察机关、法庭、监狱，已经变得庞大臃肿不堪，并加紧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特别是在美国，统治的资产阶级已经把剩余的一点民主和自由毁弃无余，日益走上了法西斯主义的公开恐怖专政的道路。
资产阶级国家的发展历史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规律：原先促进
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现在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成了维持社会上腐朽势力的工具，这样，它就注定了自己的灭亡。
| 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提出了无产
阶级专政的思想。他们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用强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然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
无产阶级的最后目的是消灭阶级，同时也消灭作为阶级斗争的工
具的国家。但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不同。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二十四小时内便完全消灭国家，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而马克思主义
者则坚决认为，在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后，无产阶级应当暂时保存国
家，巩固自己的统治，并逐渐创造条件，使国家很自然地归于消灭。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一八七三年与普鲁东派作
过论战。马克思和恩格斯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立场，强调指出为了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工人阶级应当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应当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革命的暂时的形式”。恩格斯在“论威权”一文中这样说：革命正是世间最有威权的东西，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使斗争毫无结果，就必须用武器威吓反动派，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但是，关于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的问题，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还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解决。
法国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特别是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的英
勇斗争，向世界工人阶级提供了新的经验，这个经验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进一步具体指出无产阶级解决国家问题的方法。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一八七一年的“法兰西内战”中，以及在和恩格斯共同署名的一八七二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中，都指出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是要把它摧毁。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了巴黎公社这种新型的“共和
国制度一定形式”的特点；废除作为旧国家工具的常备军和警察，而代之以人民的武装力量；按普选制选举代表（大多数是工人），这些代表随时可以撤换；取消旧式国家官吏所享有的特权，使一切公务人员都领等于工人工资的薪水；公社应当不是国会式的那种只有立法权
的机关，而是兼任立法和行政的工作团体，等等。马克思着重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反对占有者阶级之斗争的结果，是终究发现了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这样，马克思就发现了代替资产阶级式的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
的国家形式。但是，这个马克思一度指示的原则在他以后的著作里没有被继续发挥，而终于被人遗忘了。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所写的对“爱尔福特纲领”的批评中，依然提出民主共和国是适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有形式”。当然，恩格斯在这里所指的，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共和国，而是具有新的阶级内容的国会制共和国；至于对前者，恩格斯说，“我们仇视它就象仇视君主制一样”。
恩格斯的这个公式，曾经在一个长时期内成为世界各国马克思
主义者奉行的准则，一直到列宁提出了新的公式为止。|
四 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问题，是在俄国革命中，在列宁的著作
中，得到了圆满解决的。
在一九○五年的俄国革命中，特别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中，革命的劳动群众创造了新的政治形式——苏维埃。列宁研究了两次俄国革命的经验，得出结论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好政治形式，不是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而是苏维埃共和国。这种形式正适合于解放劳动群众的任务，它是巴黎公社的发展和完成。这样，列宁就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用新的经验丰富了这个理论。
从一九一七年苏维埃政权出现以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时代就结
束了，从此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
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中最高形式的民主，它把民主给予占社
会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主要是实行联盟的工人和农民），而只对极少数的剥削者实行专政，从而保证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在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就是苏维埃。苏维埃政权的特点在于：它是阶级社会中最具有群众性和最民主的国家组织，也是最有国际性的组织，它便于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领导，它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合并在一起。
苏联共产党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粉碎了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
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从十月革命起到消灭剥削阶级为止，社会主义国家执行了两个基本职能：第一，镇压国内已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第二，保卫国家，防止外来侵犯。此外还有第三个职能，就是国家各机关的组织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从消灭剥削阶级到社会主义经济完全胜利而通过新宪法时为止，前述的第一个职能消失了，代之以防范窃夺人民财富和保护社会主义公产的职能，第二个职能仍然保存着，第三个职能则得到了大大的发展，成为国家在国内的基本任务。
这样，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苏维埃国家，就依靠着客观经济
法则而消灭了旧的经济基础，创立了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达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没有剥削制度，没有对抗的阶级，社会主义经济成为全社会的唯一经济体系。
于是现实生活就提出了这样的理论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是不
是还需要保存国家呢？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对这个问题发
表过一段有名的原理。恩格斯认为，当阶级的对立消灭以后，当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国家就会成为多余的东西而自行消亡。恩格斯这一个公式是正确的，但他只是指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获得了胜利时说的。他并没有回答下面这个具体的问题，就是：如果社会主义仅仅在一个国家获得胜利，并且这个国家还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国家是不是还应当保存？
一九三九年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
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对这个问题给了肯定的答复。斯大林指出，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愿被资本主义的包围所击溃，就不应当削弱自己的国家，而且应当加强它。斯大林并且进一步指出，只要资本主
义包围没有消灭，即使在共产主义时期，国家也仍然需要保存。| 五 国家问题也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在中国曾长时期没有得到解决。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起到一九一七年止，中国许多先进的人，是一直向西方国家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的，他们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影响，相信中国应该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共和国。但是中国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加上民族资产阶级又是非常软弱，因此历次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都失败了。人们看不到出路。这时爆发了十月革命，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罗斯。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介绍到了中国，掀起了五四运动。从此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了几十年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了
伟大的胜利，推翻了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旧国家，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也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破产的历史，同时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胜利的历史。事实正象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结合中国的历史条件和革命经验，在他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在他领导下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国家问题。在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全部国家机器，建立了和强化了人民的国家机器，借以镇压和改造被推翻的阶级，保卫国防和保护革命的成果，并组织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领导人民稳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根据宪法草案的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基本制度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普选产生，并可随时由选民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来撤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立法权和行政权统一起来。一切国家机关必须经常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努力为人民服务。这一切都说明了，我们的国家形式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根本不同，而是和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制度属于同一类型的。我们的制度是真正民主
的制度，将近五年来的成就，已充分证明了这种制度的优越性。
早在一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预言过：欧洲的反动派，将来会在中国的万里长城碰到“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几个大字（“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在那时，中国正处在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端，而且中国无产阶级也没有登上历史舞台，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预言在中国将出现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现在，我们可以告慰他们说：我们不但没有辜负而且超过了他们的期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光辉的照耀下，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并正在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