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ING HISTORY AT WORCESTER, OXFORD (1960-3)
在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攻读历史（1960-3年）
Alan MacFarlane
艾伦 麦克法兰
（翻译：张简 北京101中学 校对：蔡皛磊 清华大学）
如果一个人接受的三年课程教育临近尾声，那么在那个时期的牛津检测系统的影响下，把所有的笔记和文章仔细地修订成为最后版本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每个和我相同时代的人都这样做并不是很奇怪。但我有一个特殊的习惯，是将工作中的文件夹保存下来直到现在。这超过十个巨大的文件夹和盒子中的笔记和随笔，不仅记录了我为丰富社会素养和生活所做的尝试的基础，甚至还剖析了我思想的发展历程——在我整理有关赛德伯中学1的写作时。
将1960年初一个本科生学习历史的经验记录下来的确是很值得的。因为据我所知，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基于我以后成为了一个专业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的事实，这个项目被给予了一些额外的关注，甚至是权威性。另一方面，这个项目对于那些非学者和非历史学家来说尤其不容易搞懂。因此，我把我在学术上做出的努力的完整版本在书的结尾作为一个单独的章节，同时也把我们如何教学作了一个历史的记录，为那些有兴趣的人提供参考。
我曾经在赛德伯中学学习时能力一般。更早之前，我在牛津龙小学2就读时，只有通过精心安排的努力，才能把自己和那些天生聪明的人提高到同一个行列中去。所以我在发展自己能力的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努力，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艰苦学习和组织逻辑中锻炼自己。即使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压力，我还是十分享受这个课程。
课程的性质和我们的两个最重要的教师角色可以在这里被很简单地概括，所以读者可以更好的想象那种永无止境的智力刺激的背景—和两个充分阅读并且缜密思考的导师进行一场比高级谈话还要深入的对话。当然，最后我和老师成为了朋友。
我常常因为我在牛津龙小学和在赛德伯中学的时光有了杰出的老师而感觉自己特别幸运。当我去伍斯特大学3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我自己的运气可能就此1
2 赛德伯中学始建于1525年，是一所私立寄宿男女混校，也是一所非常独特的学校 1877年一群牛津大学指导教师创建了牛津龙小学。学校创立的初衷是为牛津大学的教师子弟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及关爱服务。今日的牛津龙小学已被广泛认为是英国最好的小学之一。
3 英国伍斯特大学是英国公立大学，建校于1946年，为现任英国教育部部长Jacqui Smith的母校。英国伍斯特大学是英国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大学之一。
终结。直到1940年末尾，伍斯特大学还是一所相对较小的，资金并不富裕的以及学生智力平庸的大学。这不仅是相对于历史来说的，而是所有学科都如此。 这种情况随着1949年哈里·皮特的到来而发生了轻微变化，然后在1957年，一个年轻的中古史学家詹姆斯·坎贝尔加入这所大学时，变化彻底地被完成。我现在得以知道，哈里和詹姆斯在此之前都不曾获得国际的认可（除了被一些专家所赏识），但结果他们却是一对你所能想象到的最好的导师。
他们两个都很出色，并且是对方完美的互补。我现在可以管哈里叫做他们那一代人中最好的老师之一。他曾经的学生罗伯特·达恩顿4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历史学家了。罗伯特曾这样写道：“之后我才发现，他在全体教职员工中赢得了美誉，几乎就像这门叫做牛津督导的特殊艺术中的最高至尊一样。”詹姆斯也迅速成长为了一个令人敬畏的老师。在牛津和剑桥任何一所学校中似乎也不可能有一对历史学家比他们更高明。他们在一起工作了33年，在伍斯特大学时，每个人都监管辅导了超过七百个学生。特别是哈里，他几乎将他所有的能量和天赋都投入到了教学事业中。艾伦·布洛克曾经在对他做出过正确的评价——“哈里的书本就是他的学生”。这无限的刺激了我的智力发展，我可以说牛津督导式的教育系统在我在那里时完全得到了体现。就像历史学家约翰·罗伯茨在哈里的追悼会上说的一样，“在座的每个人都很幸运的可以享受到牛津的黄金时代，以及这种特定的学术社会的兴旺晚期。就像哈里曾经说过的，‘学院和导师在自己的世界里就是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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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位课程主要关注对英国在罗马帝国占领以及到1914年之间的英国历史，同时也有一些额外的主题和话题。在第一学期时，我们在准备三年后的年底期末考试之前，举办一次唯一的正规的大学书面考试。这被称为“预试5”，包括以爱德华·吉本6,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7,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8 和圣毕德9为代表的编纂史书研究。在后两位的基础上，还有一些拉丁语和法语的考试。和我的几个朋友一样，我在拉丁即席翻译上失败了，但是很幸运地通过了补试。詹姆斯·坎贝尔告诉我，如果我再一次没有通过考试，我很可能会被牛津开除。 4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 欧洲文化史专家 ，1939年出生于纽约，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欧洲文化史专家。他和他的著作曾获多项学术奖和图书奖，包括美国的麦克阿瑟奖奖金、美国的国家图书评论奖；以及法国的美第奇奖提名。
5 Prelims 6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是近代英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影响深远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的作者，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时代史学的卓越代表。
7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第一代麦考利男爵，PC （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st Baron Macaulay，1800年10月25日-1859年12月28日），英国诗人，历史学家，辉格党政治家。撰写《自詹姆斯二世和威廉三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即《英国史》）
8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年7月29日-1859年4月16日) ，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
9 公元七至八世纪，中古英格兰诺森布里亚王国历史学家毕德（又称毕德尊者（Venerable Bede）或圣毕德（Saint Bede ）），在其著作中有一份论文名为《关于世界七大奇迹（拉丁语：de Septem Mundi Miraculis）》，记述斐罗所列的世界七大奇迹，为现存最早的完整记载。
在随后的几年中我们逐渐学完了英国历史的教学大纲（详情在一个时间轴的图中有呈现，并且这张图同时也显示了我生活的其他方面）。大多数的时候是詹姆斯和哈里在教导我，尽管我和罗瑟琳·克莱女士学习了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并在彼得·迪克森那里学习了十七世纪末以及十八世纪初的历史。
在我们的第三和第四次学期中，我们需要选择欧洲历史上的一段时间来研究。在莫德林学院学校10的凯尔教授以及罗杰·豪厄尔和之后一个研究生的教导下，我学习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历史。在 1962 年的春季和夏季时，我学习了一些政治理论，基本上亚里士多德、 霍布斯、 卢梭的那套东西，只是在最后的时候稍微混杂一些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1和马克思主义。这些还是由詹姆斯教给我的。
在最后一个学年，我们选择了一门特殊的课程，它的目的是把我们引进原始资源使用的大门，于是我学习了克伦威尔时期的政权更迭。我们还选择了一个特殊的主题，我学的是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经济史，这一部分我是跟着圣艾德蒙兹学院12的G·D·拉姆齐学习的。在我们最后一个春季学期，我们在哈里·皮特和詹姆斯的指导下做了一些更广泛的普通阅读。在最后的学期里，我们跟着哈里詹姆斯上了一些复习的辅导课。
我们的学习分为几种不同的方式。其中一种是我们大致上每周写一篇长文章，然后把它拿到持续一小时的辅导课上。我们被分成两个人一组，一般是将自己的文章读出来，或者是听对方读文章以及我们导师的评价。这种辅导课（剑桥式的督导的“监督”）是我接受的牛津教育中及其特殊的一个部分。虽然我曾经在赛德伯中学经历过这种学习方式的简化版，但当时我的老师并没有期待我们高水平的完成，也没有像在牛津思想上的交锋这么激烈。
另外一种教学方法在有教学课本的第一学期和特殊课程（克伦威尔和经济史）中显得尤其重要。这种方法被称作是“片段13”。材料中包含了许多不到一页的文章，都是对我们选择的那个作家的一些引言的评论。我们被要求将这篇文章按合理的上下文顺序排好，然后解释引言摘录的更深层含义。这也是我在赛德伯中学的最后两年中曾经接触到的东西，但是现在被更加严格的打分。
做为学习这些文章和短篇的准备，我们在很长的假期中（超过半年）被要求在每篇文章讲解前做很多的阅读，并且有时候甚至会在学期之外写一到两篇论文。我们在每个新学期开始的时候都会参加一个叫做“积累14”的检测，以检验我们上个学期的阅读。这个时间被设定在学期第一个星期五和星期六早上，包含10 莫德林学院学校（Magdalen College School）由William of Waynflete 1840年创办于牛津市中心，容纳700人年龄在7-18岁的男生，接受教育。
11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8日），或译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也译作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英国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9世纪影响力很大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他支持边沁的功利主义。 12 英国历史最悠久的的教会式学校。学校于1568年成立，1793年迁址英格兰，距离伦敦1小时车程。 13 gobbets 14 Collections
了两个持续三个小时的即席翻译检测，考试题目一般都是来自上一学年的文章。这个分数并不算在我们的期末成绩之内，但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准备在压力中工作作，然后再被我们的导师评分。这些分数使我们的导师能够更好的看到我们的发展以优点和缺点。因此，虽然我们正式的考试只在第一和第九学期结束时有，事实上我们每个学期都有这种小考。
大部分我们所学的知识要么是来自老师的评论，要么是来自书本和文章。我们会在伍斯特大学的一个位于螺旋楼梯顶层的大学生图书馆读书，但是那里新书并不是很多，我还曾经在一个落满灰尘的架子上找到了一些奇怪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书。我们通常并不被允许进入那个后院中又大又老的图书馆。因此我们的大部分书是在博德利图书馆15中，尤其是在那个圆形的美丽的拉德克里夫图书馆16中，所以我将我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花在那里。当时我没有什么钱去买书，所以全靠图书馆。
我还会去听一些讲座，尽管这不是强制的，而且有些人几乎从来没去过。我们的导师会推荐一系列的讲座，但是很多人都觉得只为了听一个讲座就把一个早晨的珍贵时间打碎是很浪费的。从我的记录中来看，我基本上每学期会去听每场持续一个小时的一系列四到八个讲座中的三或四场。这一般都是由很好的讲师做的讲座，有时候我甚至会沉溺于听到一个知名讲师的快乐，比如说 A·J·P·泰勒17或者以赛亚·伯林18的讲座，即使那不是我课程的一部分。
最后会有两个关于论文的研讨会，而对我来说就是关于经济史和克伦威尔特殊项目的。在六个或者十二个学生见到他们导师的一个或半个小时里，其中的一两个人会读出他们的长论文，然后我们被期待据此做出一些评价。
在这种完善框架下的监督学习中，混合了哄劝，斥责，赞扬，批评和极大的自我鼓舞以及自我组织的工作，这些紧张的教学终于都走向了尾声。我们就理论上来说可以参加考试了。
我们在这门课程中的进程是通过两个大学导师监管的。不像剑桥，在牛津没有学院性质的“教学主管”。拿我的情况举例，詹姆斯告诉我他和哈里一起决定谁来教导我们。詹姆斯在教学上付出了更多努力，那哈里就事实上会更专注于行政事物，联系外聘教师以及安排时间表。
在学期最后的报告阅读或者是“积累”（二者经常被叫混），在我来牛津之前是在伍斯特大学的餐厅中，当着全体教师的面进行的。但我在牛津的时候，这15 博德利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总图书馆，是英国第二大图书馆。1602年正式建立于伦敦西北的牛津。但其历史可追溯到14世纪。
16 拉德克里夫图书馆，由克里斯朵夫·雷恩爵士设计，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 的分馆阅读室，位于St. Mary the Virgin 正后方，独特的圆形穹顶使得它成为牛津大学最知名的地标之一。 17 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英语：Alan John Percivale Taylor 1906年3月25日－1990年9月7日），20世纪最著名和最具争议性的英国历史学家之一。他在1961年发行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至今仍引起不少争论。 18 以赛亚·伯林是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也是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思想家之一，以赛亚·伯林主要是因为对政治和道德理论的贡献而闻名的。
项测试是在上面的高级休息室中开展的。教务长（我一年级时是约翰·马斯特曼爵士，二三年级则是弗兰克斯勋爵）和两个历史导师以及一个高级导师坐在长桌的尽头，另外还有一或两个等待自己学生的导师。教过本学期教导我们的老师所做的报告会被读出，然后詹姆斯和哈里会给出更深层次的意见。
这就是我们所采取的那个正式体系的样子—一个综合教育方法的结合，以一种很完美的方式给予我支持和拓展。这种方式一直保留在我的心中，并且影响了我在剑桥这些年来自己的教学。但是真正这么被教导的感觉是什么样呢？
我对教导我的很多老师都有记忆，那是些不管高潮低谷都很鲜活的闪现。虽然我应该把评价哈里和詹姆斯的工作交给别人，但我也记得绅士又博学的卡尔教授就像一个刚长大的大学男生一样溜出里间，在他的外间给我上课。我也记得在夏天的午后坐在罗瑟琳·克莱女士位于北牛津的公寓的沙发上，看着窗外的花园，听着早期牛津的故事，并为她对十六十七世纪的热情所着迷。
这个建立在学徒关系基础上的教学系统是很难用语言描述或者表达清楚的，更别提说出它最好的一面。让我尝试通过介绍我的两位主要老师来给你们描绘一个大体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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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皮特出生在1923年，是一个赫里福德19农夫的儿子。所以开始他教导我的时候是37岁，比我的母亲年轻一岁。他是一个矮小而又好斗的人，下巴轻微有些突出，就像一个过度生长的霍比特人。我现在一点都不惊讶的得知他在战争尾声的时候是一个效率很高的坦克指挥官。哈里教给我了“提出应对措施”的概念，换句话说，他会因为一个人说的任何东西而与他辩论，而且那个人会知道哈里只是为了好玩。哈里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我想我隐约地感觉到了他有时很心情低落，情绪压抑，但是当他与人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立刻开心起来。他是一位公正的，鼓舞人的，并能给人极大刺激的人。
他矛盾的性格使我想起了以科贝特20为代表的一类有着坚定英格兰作风的人。哈里的这一点特性被曾和他近距离一同工作过的伍斯特大学的前图书管理员克莱尔教授很好地捕捉到。
他几乎是个矛盾的生物：他通常有着极好的忍耐力，但是面对欺骗时却是残忍的和刻薄的。一个年轻的左翼分子，后来像克拉伦登伯爵21一样珍惜英格兰的古典礼仪，古典幽默和古典天性；一个奉献的约翰逊流派的人，吉本的崇拜者， 赫里福德（英文：Herefordshire ），英国英格兰西米德兰兹的名誉郡、单一管理区，西接威尔士的边界。以人口计算，赫里福德是最大城市（亦是郡治），莱姆斯特是第1大镇（Town ）。 20 威廉·科贝特（1762—1835）William Cobbett，英国散文作家，记者。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
21 克拉伦登伯爵，1609～1674年，原名爱德华·海德，英格兰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查理一世和查理二世的大臣，《英国叛乱史》的作者。 19
同时深爱着舒伯特22和济慈23；一位南方人，甚至可以归入孤独小屋和神秘岛屿中的咒语……总是展现着他作为一个顽皮的小男孩的一面……就像库珀·乐·梅所说的，他拥有“彼得潘许多温和特性中的一些”。（摘自2003年由克莱尔教授编辑的“献给哈里”一书，第三页）
他作为一个导师独特的优势也被一些历史学家和他的同事们很好地发现。他那些年中的教学同伴詹姆斯·坎贝尔这么写道：
哈里的确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导师……他对自己的教学内容和学生都有着很高的兴趣。他阅读了很多书籍，并有着丰富的知识储备能让他随时动用。他的教学方法通常是尖锐但是却不使人厌烦的。他通常通过挑衅的陈述和问题的方式，致力于让他的学生去思考。他并不特别在意是否他们是杰出的天才……但他非常介意的是学生耍小聪明，不够坦诚。哈里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他是一个真正的有教养的人……他将教育他的学生和指导他的学生看的一样重要。
其中一个比我晚一年来伍斯特大学读历史的叫做约翰·麦迪科特的学生，现在已经成为了牛津著名的中世纪史学家。他这样描述哈里的教学方法：
哈里是个很能鼓舞别人的人。每周和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都是以一种更广阔而且更人性化的方式接受教育的。他对文学和现代政治的评论就像对历史的评论一样，同时也接受你的意见，给你一个也许很曲折，但却是很深刻的有教养的智慧的印象。他在宽阔的追溯国家历史的道路旁，用轶事，挑衅性的旁白和坚定的判断照亮那些往往是道德的，或普遍的事情，勾起你的兴趣，为进一步思想的提供一个有力的刺激。
这也正恰恰是我所记得的——永不停歇地挑战，发展新的回顾。尤其是在学习维多利亚时期历史的时候，强迫着每一个人再三思考那些基本的东西。他就像一个很好的网球或是板球的教练，交给别人新的动作，然后对每一个人都有信心。 他的“魔法”的一部分就是那间可爱的小屋。我们的第一学期跟着他在大学的教学教室里面上课，这并没有什么美的。但是接下来的那一年我们在休息室里进行辅导的时候，休息室连通着一个神奇的花园。这个花园位于“别墅区24”（十五世纪时的单栋小楼群）的最远端的墙上，这是牛津最古老的一片连续的大学宿舍。这堵墙下是爱丽丝梦游仙境时的通道，然后在这之上我们一起探寻我们的想法，在最后的学期中，这种探讨有的时候甚至是就着雪利酒和啤酒的。这个屋子，就像詹姆斯和克莱女士的屋子一样，是充满着特殊物品和许多书籍的，这被哈里的一个同事描述为“历史学家约翰·沃尔什”。现在我明白了这么多年来我致力22 弗朗茨·舒伯特（Franz Seraphicus Peter Schubert），1797年1月31日－1828年11月19日）是奥地利作曲家，他是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也被认为是古典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
23 约翰·济慈（John ·Keats ，1795年10月31日—1821年2月23日），出生于18世纪末年的伦敦，杰出的英国诗人作家之一，浪漫派的主要成员。
24 mansions
于将我的屋子填满人类学的宝藏，以达到激起学生好奇以及放松他们心情的目的——可能就是出于哈里的影响。
他的教导不仅仅是为了传授信息或者技术，而是属于文明进程的一部分，充满了文学和音乐的典故，从不装腔作势的有所图谋。这让一个学生靠近了一个需要更深层学术研究的迷人世界。在他的迷人的有家具的屋子布置中，他甚至有着一个“失物招领25”的分类——一个来自帕特农神庙的灯，从萨姆纳堡的大炮上偷偷刮下来的碎片，格莱斯顿的领带—这些被他珍视为和过去的物理接触，通过这种方式他就能将他自己的历史想象的能量传导出来，并激起学生的兴趣。 当时正在发生的是我成为了一个大师的学徒——一个艺术大师。某些和我父母同一个年纪的人正在通过一个很长时间的专注的谈话来梳理我的思想。这就是牛津的特殊之处，它的精髓被一个从美国来的和哈里学习以获取博士学位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这么描述。
我并不知道—牛津对于像这种文章写作的教学方法—在外界通常伴随着经验主义之名的东西其实并不完全正确；一个有关历史概念的争论，在竞赛中为了赢得无止境的讨论而精确使用的例子以及触动心灵的辩法，也许并不华丽，但是平淡的英语已足以表达准确的观点。
我无法形容我有多么亏欠哈里，我以前只是偶尔给他写写信，还很晚才去看望他，而他却一直都关心我的事业，对我给予莫大的鼓励，特别是他当时还与他校友对立，那位校友就是出版商rupert murd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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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坎贝尔出生在1935年，并且也是出身于一个没有学术背景的家庭。他在东安格利亚被他的祖父母抚养长大。他从童年时期开始就深度近视，而且非常富有学者风度。他从洛斯托夫特文法学校去了哈佛，并在和我未来的博士导师基斯·托马斯一同赢得了富有声望的吉布斯历史奖之后，拿到了初级研究员奖学金。在我来这所学校的三年前，也就是1957年，詹姆斯来到伍斯特大学，并且他只比我大七岁，我和他之间的年龄代沟就像我和我同样在伍斯特大学受训的叔叔，年轻历史学家罗伯特一样。
我记忆中的詹姆斯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我很敬佩他惊人的学术储备以及他温和却又深刻的智慧，同时也为他对一颗匠心的真挚热情和深沉的学者风范而啧啧称奇。因为我们在很多方面真的是太亲密了，我又一次发现通过其他人的眼睛来看真实的他似乎更容易一些。以下的观察与我被他教导时的记忆是完全吻合的。 让我们从哈里·皮特描写他同事的这段追忆开始： 25 objets trouvés
詹姆斯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只是一个害羞的21岁男生……但是很快他就变得令人敬畏的健谈和好争论了起来，并且他热爱谈话和积极的争吵超过一切：他的发言从来不会被认为是可预测的，或是生硬的并且前后一致的。他还有着一个可供他支配的博学的专业知识储备。他速读的技巧和拿破仑式干活多睡觉少的能力，带给了他令人吃惊的知识广度和兴趣。
从一开始詹姆斯很快就建立了他作为负责任的导师以及合作感很强的同伴的地位。作为一个导师，他完全相信自己职位的有益性：他能帮助大学生的又深又远的拓展自己的能力，并且他即使对游手好闲的学生，也永远保有着一份毫不动摇的耐心。他从不拒绝陷入帮助落后学生无穷无尽的麻烦中，所以许多被他帮助的落后学生在三年的最后都度过了难关。 所有说的这些都是真的。接受詹姆斯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26的教导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正是他的热情激发了我对于英国自由放任主义和其根源的持续研究。
在詹姆斯之后教导中世纪史的约翰·麦迪科特，恰好在我在伍斯特大学学习的那段时间中，这样描述詹姆斯的教学方法： 然后这个文章会被读出来。它的结束总是伴随着一个很长的整改阶段，包括打字，包装，夯实，寻找合适的搭配。接着会跟随着一个权威性的总结，并且将你一些含糊的或是不够深刻的思想整改成一些更优美的且易于理解的观点，这就像一个很严苛的推倒重建。这时可能会有一个讨论（如果詹姆斯的对话人员能找出一些不像幼稚的挣扎的句子）。但是大多半时候会被詹姆斯的频繁消失在内室所打断，我们一直猜测他是去在他的图书馆中查看一些有争议的观点。
正是因为他对真实性和严密性的忠实守护，他有着一种可以直指任何争论核心的批评智慧，并且可以用威严检测任何没有防范的冒进者。
通过指导和举例子，他特别教授了两项内容：把事情做对的重要性和对课程的本质兴趣。他的鼓励，甚至通过一些戏言，就能打开最广阔的展望。他令人惊叹的知识广度和他把知识变得有教育性的，生动的甚至通常是幽默的风格，让教导变得既有刺激性又艰难。你被期待跟上他的思维。
另一个他十年后的学生，就是后来成为一所学校的历史教师的大卫·哈格里夫斯。他提供了三个小片段，这把我带回了当时的气氛和声音中。第一个是关于语调和冷幽默。
最使人着迷的，并且持久富有吸引力的，就是他演讲中的语调以及其中使用的谚语，这些都因为准确性而出名—虽然有时有些卖弄，但是从不浮夸。在这个26 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 ）人指的不是一个民族，通常是指公元五世纪初到1066年诺曼征服之间生活在大不列颠岛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文化习俗上相近的一些民族。
场景中，他扮演着面谈中的关键角色，给我分派了一个有关于加罗林帝国的衰落的文章，
“好吧”，他说，“你做了一个关于帝国衰落的看似很可信的文章。”伴随着一种看似恍然大悟，并且有些惋惜的调子（这种调子被我后来理解为这是他要大开杀戒的一种象征），他继续说道，“我只是忍不住感觉这个简直太可信了，可信到我都怀疑它从一开始就没有像蹒跚学步地建立过。27”
第二个场景被好多人铭记，就是在学期末的积累中，教务长，哈里,詹姆斯和其他老师会坐在高级休息室昏暗的灯光下一张很大的桌子后，那是我们会知道他们是怎么评价我们学期成就的时候。大卫就读的时候，教务长已经不是弗兰克勋爵，而是又变成了阿萨·布里格斯了。
在学期最后教务长的收集中，我又知道了牛津许多奇异习惯中的另外一个—在第三方人面前做一个口头的报告。阿萨·布里格斯坐在他桌子的尽头，冲我微笑着点头，我在某种程度上把它理解为个人的偏爱，而非他慈祥温和的面具。 哈里·皮特用他美妙的跳音，温和而又迅速地解决了我。然后紧跟着的是一阵很长的，富有意味的暂停。阿萨向着詹姆斯的方向小声地提出疑问，但是詹姆斯凝视着眼前的一架子的卷宗，什么都没有说。
“詹姆斯！”哈里低吼道。
然后詹姆斯有些慌张地抬起了头。
“啊，教务长，是我的错。”他说，“抱歉我好像在做梦。这只是太典型的我了28。”
哈里和阿萨尝试着不要笑出声来，我也像他们一样。在一些预备的有礼貌的举止之后，他告诫我道：
“他还需要学习猜测和现实的区别29。这会是下学期某个老师的任务—事实上，恐怕这是我的任务—在他学会之前把他的生活变成彻头彻尾的悲剧。” 最能唤起我的记忆的是，David描述了我曾经接受教育的那个屋子，并且精确地描述了监管是如何在那间屋子里实施的。
詹姆斯的屋子很多年来一直在第五阶梯的第一层，也是我们的另一个快乐。其中有一个红褐色的和屋子的宽度一样宽的书架，还有一张堆着似乎无穷尽的纸张，书籍和专题论文的巨大桌子。那里的家具都很舒服，给人一种这里的主人很在意舒适度，却不太在意影响的感觉。无论他在每天的第一节或是第六节课时感到多不情愿，他总是很温暖的迎接我，并且目光从来不直接盯着我，有可能在摆原文为 I just can’t help feeling it’s so jolly plausible, I’m just left wondering how it ever staggered to its feet in the first place 28 原文为：All too typical of me. 29 原文为：He has yet to lear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peculation and fact 27
弄香烟或是烟斗（他不停地在这两个之间轮流选择）。那只著名的黑猫也有可能出来匆匆露上一面。
“那么，”他会说，声音后沉并且带着鼻音，“你今天准备给我展示些什么？” 我则会阐述他先前那周给我的任意一个话题。
“恩，不错。”他会眼睛紧闭着，快速的点头，“继续，亲爱的，接着说。打动我30……”
这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如果他发现我太享受我的雄辩，难以驾驭的迹象就会临时的渗入。一个分开的不定式，不得当的语法，或者做作的外国名字的发音很可能就会引发他的咬牙切齿和气急败坏，但是不出现这些情况时，他就是一个拘谨的，礼貌的听众。
他的唯一一次爆发是在一篇关于斯蒂芬王遗产的报告时。
“如果你下次写君主的时候，”他气急败坏地说，“不管是不是中世纪的，有各种引用语录——不管好的坏的——我都会扭断你的脖子。”
我喜爱引用大过一切。他可以从三英里外听到我丘吉尔式的激昂阅读我的结尾段落以及其中的谚语，但是他不愿耐心地听我说完。
有几十秒钟屋子里都是一片寂静的。
“好吧，”他接着说，依然聚精会神地闭着眼睛，“让我理解一下，你是想说……”
紧接着大概有二十分钟是他逻辑严密，头脑清晰的漂亮的阐释，然后他会睁开眼睛，明显有些紧张地问我：“我说的是不是对的？”
我一直这么觉得。他说的那句话听起来竟然非常惊人的美丽。
然后他会坐回他的椅子，重新合上眼睛。
“恩，这也不算是篇差的报告……事实上，我觉得这没准还算一篇比较好的。但是，其实，也不算特别好的—我会告诉你为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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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乎属于是众神的能力才能立即看穿我们争论的构成，然后将其重新陈述，并且能够展示如何将其中不甚明了的东西进行改善。但是对每一个伟大的老师来说，不管他是学术的还是风雅的，他都有能力为他人展示未来的道路，纠正错误，充实力量。任何智力上的或者艺术上的更高的技巧都是非常难以教授的，但是一小部分人还是可以做的很完美。詹姆斯和哈里在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都达到了这个目标，就像在这之前我在牛津龙小学和赛德伯中学时最好的老师在早30 原文为：Edify me
些时候教导我们爬上斜坡，就像在这之后Keith Thomas 会交给我如何完成研究。我是个很幸运的人。
根据詹姆斯在我的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他个人色彩鲜明的肖像，我问他是否我可以就他的教学风格与他进行谈话。他很善良地同意了。于是在2012年他家的时候，通过一场很长的谈话，他又增加了一些很有深意的点。
我问他，他和哈里被称作牛津最好的大学历史小组是否是真的。他自然地对这个看法表示怀疑，并举出了他自己在莫德林学院接受凯尔教授, 布鲁斯·麦克法兰, A·J·P·泰勒和约翰·斯托里的教育例子。他还是承认了在有些老师非常热心的同时，一些人没那么热情。但是他和哈里几乎在那些年间为教学贡献了全部能量。
我问如果同时有两个学生去找老师监管的话会发生什么，詹姆斯承认只有一个人的文章可以得到审阅，并且另一个人的被阅读的几率是几乎没有的。这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纯粹的压力。1920和1930年的时候，导师几乎经常每周要花20个小时监管工作。詹姆斯自己是12-18个小时每周。监管是一项很累的工作，假设如果有源源不断的12篇甚至更多的文章等待打分，那么这就太就夸张了。 我问他这些年来教学方面的主要变化究竟有哪些，他挑出了两点。其中一个是现在导师的教学被认为没有写作重要—事实上教学经常被谈及成或是看做“负担”。詹姆斯相信关于相关研究和写作越来越大的压力，以及教育大学生越来越少的压力，可能是受德国和美国大学传统的影响。
第二个变化是关于第二文献的具体数量。当我是个大学生的时候，我的导师希望我每写作一篇文章的时候读十二本以上的书或文章，这些足以概括过去几十年来的关于此的写作。但是现在任何一篇文章都可以找出成百上千的二手资料。这是很难处理的—我自己在我的教学中很注意这件事，但是一些学生采取了更简单的方法，即忽略所有写于十年前的东西。
第三个变化是学生以及他们准备的质量。这个教育系统是建立在学生已经知道这个知识然后只是为了更好的讨论而受训的基础上的。一些像基尔大学31一样的大学有着四年制的课程，他们的第一年是让学生达到可以拥有学习大学生课程能力的水平。但是在许多大学里，一点基础都没有的学生也是被接受的—他们不能拼写，写作，聪明地阅读，并且一点都不提前预习。这让我再一次意识到我非常幸运的在来到牛津之前就在赛德伯中学就将英国历史有一定深度的学习到了十九世纪晚期。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很挣扎。我无法想象如果我一点没有预习知识或者没有习得仔细准备和论文写作的技术，我将如何开始大学生涯。 英国基尔大学(Keele University)始建於1949年，是英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校园之一。 它是一所研究式校园大学，致力于广泛的学科领域以及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 31
我引用了一些詹姆斯的辅导方法的记录，然后他承认这些大体上是准确的，并且添加了一些解释和详尽阐述。他认为辅导是很有效率的，因为这确保了当学生们懒得完成或是在竞争压力相当大的情况下，他们依旧可以完成许多工作。但是他也承认这个系统在不好的导师的影响下会带来相当坏的后果，并且出去这个因素的影响往往是非常难的。他自己学习于洛斯托夫特文法学校中一个非常棒的老师，斯图尔特·斯伯丁，并且将他和他在莫德林学院时的导师的方法运用于实际。
他还记得他给予一篇文章主要主题的一个总结回馈。他觉得这个可以帮助学生知道他们的导师在认真聆听他们的论文并且理解了主题。这个还给了讨论一个基础，一个在辩论中攻守皆可的共享区域。学生通过将论文大声读出来也可以发现自己的缺点。聆听自己也是一种教育方法。
另一方面，他也承认通过这种紧张的每周14小时的方法来监管事实上是非常费力的。高度集中注意力才能理解到争论中的要点，在课程和课程之间转换，是需要巨大努力的。因此他坦白他摆弄火来填充和点燃他的烟斗习惯，以及另一些习惯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填补思索时的空隙。如果没有这些习惯，那么评论就会被直白地，毫无停顿地给出，这会导致其质量的下降。不好的导师往往一直在说话，但是一个人需要思考的时间。他还承认他在上午12点左右永不停息的监管中去追求消失一会儿的时候，他有时候比起去寻找应该找的一本书，更喜欢喝一杯雪利酒来激励自己。我在之后的一些年里发现自己和学生们分享一杯绿茶或者雪利酒，对于放松我们以及纯化我们的思想是很有价值的。
最后是詹姆斯给出的一个有关导师和考官的关系的很重要的观点。偶尔导师也会成为考官，但是大部分时间他们不是官方的考官——即使他们只负责监督期末考试中很小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基本上是站在学生这一边的，和学生们组成一种精巧的组合来一同面对之后那个足智多谋的考官。这一方面和我在之后一些年的教学中可以看出来，这种关系意味着导师和学生之间一种友情和一种共享的任务，让学习变得更加有趣和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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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简短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我在伍斯特大学第一学期时写的文件中的印象。更长的文章会在结尾部分再版。
这些我第一学期时留下来的记录提供了我自己发现我必须非常努力，因为我在三年后最后的考试之前唯一的正式考试“预试”就在第一学期的末尾。 这些在我第一学期时可以想象到的工作上的压力在我放在家里的记录中被揭露了出来，并且被引用，比如我在11月11日一小部分值得重复的话：我发现我没有时间干工作以外的事情，尽管我已经把娱乐时间压缩到最小并且不允许自己伙伴们一同享受一杯茶或者是咖啡，我还是没有时间。所有我的“历史”朋友
都非常沮丧，并且认为自己一定不能通过考试。如果考官们想让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通过考试，他就得设定一个非常低的几个分数。就拿下周举例，我必须写一篇关于毕德和麦考利的论文，并且得完成一个两个半小时的有关托克维尔的测验。 大体工作的样子可以从我下面的工作笔记和文章中抽象出来。以下不包括频繁的课程，语言课程和其他的讲座。
十月
十月7日，星期四，到达伍斯特大学大学。
十月8日，星期五，与导师詹姆斯·坎贝尔见面；对吉本斯的自传做笔记。 十月10日，星期一，坎贝尔关于毕德九次讲座中的第一次
十月11日，星期二，对吉本斯节选版的“衰落与瓦解”做笔记；第一次尝试写关于托克瓦尔的“片段”（短论文）
十月12日，星期三，准备吉本斯的第一次论文
十月13日，星期四，还是准备吉本斯的第一次论文
十月20日，星期四，第二次写关于托克瓦尔的“片段”（短论文） 十月21日，星期五，准备吉本斯的第二次论文
十月26日，星期三，准备吉本斯的第三次论文
十月27日，星期四，第三次写关于托克瓦尔的“片段”（短论文）
十一月
十一月1日，星期二，对关于吉本斯的第四次论文做计划
十一月7日，星期一，第一篇关于毕德的论文
十一月8日，星期二，准备麦考利的第一次论文
十一月11日，星期五，根据记忆为托克维尔的书写总结
十一月12日，星期六，根据记忆为托克维尔的书写总结；第四次写关于托克瓦尔的“片段”（短论文）
十一月14日，星期一，第二篇关于毕德的论文（大致日期）
十一月16日，星期三，准备麦考利的第二次论文
十一月18日，星期五，根据记忆为托克维尔的书写总结
十一月21日，星期五，第三篇关于毕德的论文
十一月23日，星期三，准备麦考利的第二次论文（大致日期）
十一月30日，星期三，准备麦考利的第二次论文（大致日期）
两个大致在学期末没有标明日期的片段—有关托克维尔的
最终，在学期末的时候，我有了一个提纲摘要。 近代史
有身份的人阅读历史的时候不应该回到早于1960年1月12日，星期二的日子。
积累（大学考试）会被设置在周五或者周六
第一年：英国历史400-1215年
1960年12月1日，哈里·皮特和詹姆斯·坎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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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安排开始于很高的意图。我发现了一个很小的黑色笔记本，应该是我第一学期时所作的计划日志，但是内容逐渐消失的很快。我提取了一些能标明工作开始的小部分。
一切开始于一个引用语：
“他做过好多的事情，但是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西弗勒斯大帝。
拉丁。坎贝尔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