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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真著《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
川岛 真:《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
行所:财法人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2月初版,661页。
金 莹
《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是北海道大学助教授川岛真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华民国前期外交研究》的基础上扩展、深入后完成的专著。作者是日本学界较全面研究北洋外交的学者。该书聚焦于民国前期1912年到1926年间,通过对大量已刊和未刊外交档案的阅读,讨论北京政府及其外交官员所制定的一系列外交制度和外交政策,并解读其时代意义,是一部史料翔实、论述严谨、视野宽广的外交史著作。
该书在绪论中指出了中国近代外交研究的重要性、争议性,并对迄今为止的中国和日本的民国外交研究成果和理论进行了介绍。
正文分4部分,共19章。第一部分“‘近代’外交行政制度的确立”,介绍了从总理衙门、的沿革,清末民初地方交涉机构和交涉署制度的状况,“‘文明国家化’与不平等条约的改订”,分析了中国在巴黎和会、,形成,与古巴、智利、希腊及欧洲各国的交涉,和“:宗主国、大国化、空间意识”,““条约体系”的变化来看“中国的外交”,。第四部分“外交中的中,,说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复数的中央政府”和中华民国的外交,并论及华盛顿会议中华民国全权代表团的组成过程和关东大地震。
全书的展开,始终围绕着“近代”、“文明国家化”和“外交”这三个关键词,显示出作者对中国近代外交的基本看法。
第一个关键词是“近代”。首先,这里的“近代”,不是近代化理论或时代区分意义上的“近代”,而是中国外交官员意识到的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社会的范式,和他们所实行的近代的外交。其次,“近代”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延续性的渐进的过程。作者指出,在职业外交家形成之前,清末就有派到海外去收集异域文化生活情报的“地方官”;在民国外交部设立之前,清末的史料中就常常出现“将外交作为专门的一直要做的工作”的词句;在融入西方的条约体制之前,同光年间就有了自己的“条约观”。而1912年民国政府又继承了大清国的“传统”外交,作为曾经的“宗主国”、“大国”,“朝贡体系”仍在东亚内在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发挥着影响。从对朝鲜等国的关系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华意识和华夷秩序色彩还是相当浓重的。也就是说,在中国外交向“近
①虽然南代”迈进的路途中,两种体系在一段时间内是重叠存在的。再者,“近代”是一种“分节化的近代”。
方的政府也进行了和北京政府相类似的制度设计,地方也都支持中央维护边境、收回国权的外交活动,但是,个体的、区域的领导者仍然强调个性和差异。即使在大家都实施了同样的政策时也无法实现统合。各个地方是互相关联的,但他们却在“中国”这一整体中出现分化。因此,这种“近代”并没有带来“近代国家”这一形式的生成。在全书关于“近代”的审视中,可以看到用“中国中心观”来解释历史的特征得到了强调。主要章节都引入了清朝和民国的比照,广东政府和北京政府的比照,从时间纵轴和空间横轴全面地衬托出“近代”的形象。
第二个关键词是“文明国家化”,即追求文明国家的地位和国际社会(familyofnations)成员(fullmember)①分节化,根据《广辞苑》的解释,“一个整体中出现分化,形成相互关联的组织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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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真著《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
①作者认为,1880年代后半期开始,“文明国家化”的倾向就出现了,它的标志是戊戌变法,而成资格的过程。
为主流是在光绪新政之后。189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胶州湾等地成为租借地的“瓜分危机”。清朝政府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和三十三年两次派员参加海牙和会,使“文明国家化”的使命感酝酿形成。海牙和会冲击之后,中国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培养一批能和外国人沟通、能读懂国际法的外交人员。同时,中国也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亚洲的一员”。因此从文本、程序、价值观来接受国际法,到参与国际会议和组织,再到发起“改订新约”运动等,中国的最终目标都是要成为强国,成为亚洲的代表,回到一等国之列。但是各种政策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向列强寻求平等是一个困难的课题,例如对最惠国待遇的承认实质上却将自己置于“不平等”之位。作者强调,中华民国所追求的并非是与南美、亚洲诸国的平等,而是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的“平等”。这一时期最引人关注的事情就是中国试图以国际的尺度自觉彻底地检讨自己的文化,与标榜“近代”和“文明国家化”的英美拉近距离,从国际上所认同的“主义”中寻求合法性。
第三个关键词是“外交”。作者指出,中国的外交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即:夷务—洋务—外务—外交。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中除了朝贡关系,还有非条约化的通商关系。因此在外务部成立之前,只能被称为“交涉的时代”。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北京政府的外交努力持较肯定的看法。该书对北京政府的外交也有较高的评价。从书中依据外交档案的历史叙述来看,中华民国前期的外交是真正开展了“重视主权+国际法”的外交。它对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做出敏感的回应。维持国家主权和反击对外干涉的努力成为一大特征。北京政府的外交倾向是“富强”,根基是将中国视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文明国,一个大国。作者实际是将中华民国前期看作清朝和它之后的中国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将对这一时期的考察看作是从长时段国外交的关键时期。作者认为,,“革命外交”是对这一时期外交的延续。,认为这一。
当然,北京政府也十分“需要”外交。。当时,北京政府实际支配能力低下,以,外交的实行是;,外交的实行是“中国”这一,通常所称的该时期的“分裂”,在外交方面并不适用。位于南北的两个政,他们的政策具有同向性,从而体现了中华民国的统一性。在民国前期,种种混乱和地方势力的割据并没有使军阀和其他政治人物怀疑“中国”这一整体的存在,他们仍然是作为构成中华民国的一员而进行各种活动。广东政府、新疆地方当局甚至大军阀都有绕开外交部与列强来往的行动,但是他们都主张对外的统一,关注外交问题。通过外交,中央政府还获得了各种实质的利益,例如,对从国外借得款项的再分配权、关税收入等等。外交的实行,帮助了中国的维持。
除了从制度、机构、事件来展现外交的图景,作者也十分关注人的因素。应该说,民国时期是外交官群体的“黄金时代”。作者认为,“外交官群体的职业模式”就是在民国前期形成的。当时的外交官代表了“年轻的、充满活力的中国”。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的权益据理力争,运用他们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和对国际法的深入理解,为中国赢得了国际信誉。这个时代的外交官有较大的能动性,除了以审时度势的眼光与列强周旋,他们还为外交制度的完善献计献策。例如,在他们的提议下,建立了外交部档案馆,实行了档案登记制度,一步步推动了外交近代化的进程。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后为南京政府服务,继续为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努力。
通读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提供了一个多视角研究“外交”的模式。按照作者自己在跋中所言,该书的理念是要呈现“历史中的外交”。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滨下武志先生希望他“不是以‘外交中的历史’,而是以‘历史中的外交’”来
②近年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外交史,有侧重探讨东亚国际关系的,有致力于边境、地域外交的,考虑问题。
也有围绕关税、外债来展开分析的。所以,关注的面可以是财政金融史中的外交,政治思想史中的外交,也可以是国家建设史中的外交。该书不仅涉及上述各方面,而且将视野扩大到“公众传媒史中的外交”和“灾害史中的外交”。书中指出,北京政府的驻外公使常常以“通电”的形式向国内各界表达自己的见解和立场,政府本
①作者用的是日语片假名拼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