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开放影响离婚率的实证研究
------------以上海市为例
摘要：本文在综述已有文献关于离婚率影响因素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包括外贸依存度和女性就业情况等六个变量在内的解释上海市离婚率变化的理论模型。通过对模型时间序列模型的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外贸依存度、FDI 依存度及女性就业情况对上海市粗离婚率的影响比较大，商品房销售价格与职工工资之比与离婚率的变动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一. 引言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新的特征，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实现了大幅增长。国家统计数据显示，在1978年我国的货物对外贸易总额仅为355亿元，到了2013年就已经上升为258212.3亿元。另外，我国2013年实际利用国际直接投资达到11758600万美元，是1985年的60.1倍。而且随着经济开放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整个社会的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也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微观经济中得到了体现和反映。由于经济开放，人们思想观念也变得更加开放，女性的社会地位等也得到了提高，这些变化都使得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也越来越承受着更大的冲击，离婚率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家庭的婚姻状况的稳定与否不仅会受社会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更会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安全、稳定与发展，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其影响因素和机制进行探究。上海市地处东部沿海，是我国经济开放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其经济社会变化得益于对外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影响更加明显。在1980年，上海市的外贸依存度为19.1%，在2013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136.6%，FDI 依存度也有1980年的0.02%到1997年就快速上升到11.59。另外数据显示，在1980年上海市的粗离婚率为0.29‰，在全国排序为21位。到2000年则上升到2.02‰，在全国位列第二。到2012年，上海市的离婚率则继续上升到2.24‰。在这个高度开放的城市，经济开放及各种相关因素对离婚率水平变动的影响也更加直接和具体，所以本文选择以上海市为例来探究这种影响。
二. 研究综述
西方学术界对离婚水平地区差异的研究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活跃起来, 并逐步形成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一是社会聚合论, Breault and
Kposowa(1987)从社会聚合力方面来研究离婚率的影响因素，认为在一个价值观念趋同、人际互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的婚姻状况比较稳定，离婚率较低。相反, 一个社会聚合力弱的社会环境将导致离婚率的上升。二是经济社会结构论, Glick, etal(1986)认为离婚水平的地区差异主要受各地区不同的经济社会以及人口结构特征的影响。如经济不景气时离婚率下降, 经济复苏繁荣时离婚率则往往会有所上升。South （1985) 认为在就业压力比较大的地区, 离婚率也往往较高。另外，在对我国离婚率变化进行研究时，很多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结论。陆华东（2011）的研究表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地区离婚率的显著下降与当时的经济危机有很大关系。王春祥（2007）等人的研究均表明，随着经济发展，传统女性逐渐摆脱“家庭主妇”的形象步入工作岗位，经济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这样女性在选择离婚时的成本就会下降，在婚姻遇到状况时会更容易接受选择离婚来解决问题。还有的学者发现, 性别比与离婚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Katherine, et al., 1989) 。但也有研究表明, 人口的性别结构与婚姻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 研究的地区不同, 所表现出来的相关性质也不一样, 如在美国性别比与离婚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而在瑞士二者之间却是负相关关系(Lester,1999)。三是婚姻司法影响论。一些学者通过对美国50个州的离婚水平差异分析, 认为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离婚率的州际差异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各州对无过错离婚法不同的执行力度(Nakonezny, et al., 1995)。
从以上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简单综述可以看出, 社会聚合论解释在西方学术界具有较突出的理论优势, 经济、社会结构指标主要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到模型中去, 以便更精确地估计社会聚合测量指标对离婚水平地区差异的净影响。
目前国内对于离婚率变动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学、法学和心理学领域，在这些研究中，虽然也多有提到经济因素对于离婚率有所影响，但是只是简单的归为经济发展因素，并没有作出更具体的分析。如现有的经济学领域对于离婚率变动的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高梦滔（2011），徐安琪，叶文振（2002）的研究分析，这类作品的数量及研究范围都是不足的。因此，本文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上海市这个对外开放影响程度较高的城市，将相关性较强的经济和其他社会因素变量纳入分析模型，建立一个比较能反映现实因素的分析框架，主要分析了新形势下各种相关因素对上海市离婚率的影响。
三． 理论模型和假设
本文研究分析的主体是上海市，用来衡量上海市离婚水平的指标是粗离婚率。国际上通用的粗离婚率计算公式为：粗离婚率=（全年离婚对数/年平均总人口数）* 1000‰，其中年平均人口数=（年初常住人口数+年末常住人口数）÷2，本文中的“离婚率”都是按照这个公式计算出来的粗离婚率。本文所使用的粗离
婚的数据来自《上海市统计年鉴》及《中国民政统计年鉴》。近年来上海市的离婚率的走势如（1）图所示：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上海市的离婚率从1980年的0.29到2012年上升为2.22，从1980年到2000年上海市的离婚率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状态。在2000年，上海市的离婚率第一次出现了逆反现象，从1999年的2.02到2000年下降为2.00,2001年继续下降为1.92，2002年下降到1.75，但是从2003年起上海市的离婚率又继续了显著的增长态势，到2003年上升到1.90，这种上升趋势一直到2006年达到峰值2.45，此后就又一直呈下降趋势，直到2012年又稍微比2011年有所增长。对于2007到2011年上海市离婚率的持续下降，我们有理由认为是由2008年的经济危机造成的，因为上海市是一个经济开放程度很高的城市，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世界经济的波动会在上海得到及时的显现。如陆华东[2011]中所分析的那样，经济危机并不是使大家的同甘共苦的能力增加了，而是使生活的压力更大了，生活变得更艰难了，人们相互依扶比分开时更加容易生活下去，这时的人们选择离婚的倾向会降低。
本文研究所选取的主要解释因素及理论基础如下：
（1）对外开放程度。外贸依存度和FDI 依存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主要指标，一个地区外贸依存度的高低是其对外开放贸易的最直接体现，FDI 则是衡量利用国际直接投资的情况，是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新的特征。此处本文借鉴了山东财经大学陈莹莹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经济转型期对外开放对离婚率的影响研究》中的分析。按照我们的分析，上海市地处东部沿海，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在对外交流和贸易的过程中，西方国家比较开放的婚姻观、自由和民主等的观念逐渐改变了当地居民的观念，使得他们在婚姻出现问题时更容易通过离婚来结束不幸的婚姻生活，由此会提高上海市的离婚率水平。
（2）城市化程度，以非农业人口所占的比重(fnb)来表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工作习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经济的快速增长也能够给当地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就会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进城务工，从事一些非农业生产，促进了该地区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移。事实上，像上海市这样一个经济高度开放的城市，
它的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而一直在持续上升。非农业人口比重的增加，使得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开放，更容易受到西方开放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传统的离婚观念也发生了变动。许安琪、谢文振（2002）在论文中的社会聚合力因素中就包含了非农业人口比重这个因素。按照我们的假设，非农业人口比重越高，社会的城市化程度就越高，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就越开放和多元化，个人生活也就与社会生活相分离，更多人离开了家庭观念比较传统的乡村，都会弱化社会聚合力，减少外部力量对个人私生活的干预，使夫妻离婚的外部阻碍力变小了，提高了离婚率水平。
（3）女性就业情况，主要以在从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nxjy)来表示。中国是一个传统观念很深的国家，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分工体系。这种体系就决定了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男性，很难独立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新中国前期离婚率很低的原因之一。而我国的改革开放却打破了这种格局，对外开放带来经济的大发展进而会影响国内就业，就业机会的增多，也会使女性家庭外的就业机会增多，减少她们对家庭的依赖，另外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也使现在的人们对于离婚能够更好的接受。女性在从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是女性独立程度的一种反映。我们假设如果女性在经济上更独立了，一旦在婚姻出现问题时她们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忍气吞声，而是更容易选择离婚来结束不幸的婚姻，由此会提高社会的离婚率水平。
（5）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以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在从业人员总人口所占比例(edu)来表示。有研究表明，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越高经济就越发达，思想观念也更加开放，更容易接收新的技能或观念。许安琪、谢文振（2002）的论文《中国离婚率的地区差异》中社会聚合力的假设中就包含人口的文化素质这一因素假设。只不过他们是用高中以上程度占六岁以上人口的比重。近年来我国的教育水平也在不断改进，高中以上程度已经不算是高文化素质了，因此在本文中我用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在从业人员中所占比例来表示。按照这个分析，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越高就对离婚越容易接受，由此会提高上海市的离婚率水平。
（6）住宅商品房的平均销售价格与职工月平均工资之比(fz)。房价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都是不得不说的话题，飙升的房价已经影响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上海市的房价也一直居于全国首位，虽说上海市的高房价是由于我国奇迹般增长的GDP 所带动的，但其开放的对外贸易及FDI 也对当地的房价及其他经济价格指数贡献了力量。由于买房的支出在居民消费支出中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因此有些人因为离婚后无法独立负担一套房子而选择继续婚姻，房价的升高有可能会抑制离婚率的上升。但是如果单纯的用房价作为解释变量又不太精确，因为在房价升高的同时职工的工资也在升高。在这里用上海市住宅商品房的平均销售价格与职工月平均工资之比作为变量，就能比较直观的比较上海的房子对当期的
职工来说有多“贵”，也能够更好的分析房子因素对离婚率的变化所起的作用。这个因素在以往的文献中都没有涉及到，因为考虑到这是个很重要的现实因素，所以在本文中将其引入进来，至于其对离婚率是否真有影响还有待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
国内有些研究把2001年开始生效的婚姻法的调整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模型，他们认为婚姻法的调整简化了离婚程序，使离婚的各项成本都变得更低，因此婚姻法的调整会使离婚水平上升。但是，参照近年来上海市的离婚率走向，我们可以看到，2001年、2002年的上海市离婚率水平都呈下降趋势，所以笔者认为婚姻法的调整对上海市的离婚率水平的变化并没有明显的影响，并没有在本文中引入该变量。
三．实证分析
1. 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对不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时出现“伪回归”现象，首先要对模型中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 单位根检验方法。为了使模型的设定更合理或为避免异方差性，对上述变量进行对数处理，分别记为LNGDP 、LNTTO 、LNTEX 、LNTIM 、LNNTO 、LNNEX 、LNNIM 。应用Eviews5.0得出检验结果见表2。
基于上述分析，建立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ln div t =β0+β1ln em t +β2ln fdi t +β3ln nxjy t +β4ln edu t +β5ln fnb t +β6ln fz t +υ（模型中对各个变量都取了对数，主要是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其中，lndiv 表示离婚率的对数,lnem 表示进出口贸易依存度的对数,lnfdi 表示外资依存度的对数,lnedu 表示大专及以上学历从业者所占比例的对数,lnfnb 表示上海市非农业人口比例的对数,lnnxjy 表示就业人口中女性占比的对数,lnfz 表示住宅商品房的平均销售价格与职工月平均工资之比的对数。T 表示不同的年份，μ表示随即扰动项，包含其他影响上海市离婚率却没有引入此模型的所有变量。模型中对各个变量都取了对数，主要是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一) 本文首先使用1985年—2012年的数据分析了对外开放这个因素（包括lnem, lnfdi ）对离婚率的影响。
回归结果一
Coefficient
0.424246 0.178986 -1.668212
Std. Error
0.054783 0.033566 0.223911
t-Statistic
7.744140 5.332347 -7.450343
Prob.
0.0000 0.0000 0.0000
2
LNEM LNFDI C __2
R =0. 866820 R =0. 856166 DW =0. 682893
根据上表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自变量ln(em)和ln(fdi)对因变量ln(div)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因变量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影响，也就是说外贸依存度与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对上海市的离婚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上海市的外贸依存度每上升1%就会引起当地的粗离婚率上升0.424246%，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每上升1%就会引起当地的粗离婚率上升0.178986%。
分析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经济开放程度对 1985-2012
年上海市离婚率的上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分析结果与很多人的直观感受是一致的。
（二）失业率对离婚率的影响。大家都知道工作的稳定有利于家庭的稳定，那么以此推论失业率高的时期离婚率也应随之上升，反之亦然。为了探讨对外开放贸易状况下失业率对上海市的离婚率是否有影响，我们对lndiv,lnem,lnfdi,lnunempy 这几个变量1985年-2012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如下：
LNFDI LNEM LNUNEMPY
C
Coefficien
t
-0.008563 0.091620 0.391871 -0.273878
Std. Error
0.039036 0.067518 0.067297 0.281037
t-Statistic
-0.219358 1.356981 5.823033 -0.974527
Prob.
0.8282 0.1874 0.0000 0.3395
R =0. 944803 R =0. 937904 DW =0. 684258
以上回归结果显示，失业率对上海市离婚率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在控制失业率不变的情况下，对外开放贸易变量对上海市离婚率的影响不再显著。这表明在开放贸易情况下，失业率是影响上海市离婚率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对外开放贸易对我国一个很明显的影响就是加快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使更多的人走出了家庭进入社会工作岗位，非农业人口大幅增加，女性就业的机会也大大增加。现在我们加入非农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及女性就业人员在从业人员中所占的比重（nxjy ）这个变量来进行回归分析，看看在控制这两个个变量不变时上海市的对外开放程度对粗离婚率的影响（回归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是
2
__2
1996-2012年的数据）。
回归结果三
LNEM LNFDI LNFNB LNNXJY
C
Coefficient
0.146695 -0.198492 0.411203 1.789902 -8.188688
Std. Error
0.101130 0.113934 0.567512 0.824649 4.081705
t-Statistic
1.450568 -1.742163 0.724571 2.170501 -2.006193
Prob.
0.1748 0.1093 0.4838 0.0527 0.0701
0=0. 648795DW =2. 227286 R =0. 7424 5R
2
__2
如上图回归结果所示，在控制了女性就业人数在从业人数所占的（lnnxjy ）和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lnfnb ），变量lnem 和lnfdi 的显著性水平有所下降。变量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重（lnfnb ）对变量粗离婚率（lndiv ）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变量女性从业人数占总从业人口的比重（lnnvxjy ）对粗离婚率有显著的正的影响，女性就业比（lnnxjy ）每上升1%粗离婚率则上升1.789902%。 （四）改革开放以来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也在不断提高，中国近年来离婚率的上升，可能是经济开放推动的，也可能是中国自身发展过程中教育水平的上升所推动的。要解释经济开放对离婚率的影响，需要控制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的影响。现在我们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受教育程度（lnedu ）这个因素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由于只能找到1996年以后的数据，所以本文对1996-2012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结果四
LNEM LNFDI LNNXJY LNEDU C
Coefficient 0.137029 -0.193977 1.817255 0.113682 -6.773055
__
Std. Error 0.096190 0.101155 0.807996 0.112871 3.264446
t-Statistic 1.424567 -1.917624 2.249089 1.007187 -2.074795
Prob. 0.1820 0.0815 0.0460 0.3355 0.0623
R 2=0.752941
R =0.663102 DW =2. 144641
上表回归结果显示，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与上海市离婚率的变化有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其对离婚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控制了女性就业比和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后，对外开放贸易因素对上海市离婚率的影响依然有影响，但是影响不再显著，特别是FDI 依存度因素甚至与离婚率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这表明中国近年来离婚率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导致的，经济
开放对离婚率并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
（五）住宅商品房的平均销售价格与职工平均月工资之比这个变量在研究离婚率的文献中是没有涉及到的。由于房地产市场在中国已成为一个影响广泛的因素，所以在此模型中引入这个因素是必要的。在这里，我们对上述对离婚率影响显著的因素中加入这个变量对lnem, lnfdi, lnnxjy, lnunempy, lnedu, lnfz这六个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下（回归使用的数据为1996-2012年数据）：
回归结果五
LNEM LNFDI LNNXJY LNEDU LNUNEMPY
LNFZ C
2
Coefficien
t
0.191943 -0.140145 0.715365 0.117412 -0.312692 -0.136928 -2.430776
__2
Std. Error
0.110783 0.107534 1.123307 0.130072 0.216446 0.157427 4.463858
t-Statistic
1.732599 -1.303259 0.636838 0.902668 -1.444662 -0.869790 -0.544546
Prob.
0.1172 0.2248 0.5401 0.3902 0.1825 0.4070 0.5993
R =0. 8009 9 8 R =0. 668330 DW =2. 37203 2
上表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加入了“房价”因素（lnfz ）后，对外开放程度（lnem,lnfdi ）对上海市离婚率的影响依然显著，而房价因素对上海市离婚率的影响也和我们预期的一样成正相关关系，即住宅商品房销售价格与职工平均月工资之比每增加1%，上海市的粗离婚率就会减少0.136928%。
四．结论
本章利用上海市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经济开放对离婚率的影响。本文选取了贸易依存度和外资依存度两个指标来表示该地区的经济开放程度，并控制了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女性就业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和住宅商品房价格与职工工资之比等因素对1985年--2012年全部样本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和女性就业比等因素后，经济开放程度对离婚率的影响依然显著，另外失业率和女性就业比和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调整对离婚率都有一定的影响。这表明，在这一阶段，上海市离婚率的变化不止是由对外开放贸易引起的，而且是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所导致的。对于衡量上海市城镇化程度的因素（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通过回归分析，虽然与上海市的粗离婚率成正相关关系，但是对粗离婚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另外“房价”因素对上海市离婚率的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房价升高离婚率会有所降低，但是这种效应也是不太明显。房价因素对离婚率的影响没有先前预期的那样显著，这或许是因为先前讨论的时候笔者
高估了房价的影响，或是由于研究数据有限（研究“房价”因素时所用数据仅是1996-2012年的数据）不能很好的来反映它的影响程度。
通过以上的模型回归结果，我们还可以看出在加入了其他变量后，对外开放贸易变量对离婚率的影响不再那么显著了，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离婚率的变化不只是由对外开放所导致的，而越来越成为各经济生活相关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更是由于上海市社会的自身发展变化而引起的。
无论是对外开放水平还是女性就业率、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这些因素对上海市离婚率水平的影响都和社会聚合论所做的研究结果一致，即社会开放程度越高，女性的经济地位越独立，劳动力城镇化水平越高，由传统影响因素所形成的社会聚合力就会越弱，人们的婚姻选择受到的约束越小，社会的离婚率水平也就越高。
本文的研究表明现阶段上海市离婚率的变化是经济社会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离婚率变化的原因和社会影响是复杂的，在政策干预上不能过于简单和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