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岛事件”：台湾政治启蒙和突破报禁的起点
文章摘自《晚年蒋经国:透视台湾当代历史》
作者：李松林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核心提示：《美丽岛》事件遭到镇压后，由保钓运动燃起的政治热情再度冷却了。但这种冷却是暂时的，随着岛内多元化倾向的发展和世界*潮流的发展，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局面面临严重挑战，当局愈来愈难以平息知识界与党外势力对当局高压政策的不满情绪。进入80年代之后，党外势力再度发展，创办刊物，突破禁令，反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
《美丽岛》是1979年6月由著名党外人士、“立法委员”黄信介、施明德等人创办的杂志。该杂志有两大鲜明特点：其一，言论激烈。黄信介等人利用该杂志对国民党的种种弊端予以猛烈抨击，并与党外著名人士康宁祥、江春男(司马文武)创办的《八十年代》相呼应，给国民党、蒋经国统治以极大威胁。其二，声势浩大。该社社务委员在创刊时就有61人，3个月后增加到91人，几乎囊括了台湾所有党外知名人士，并在高雄、台中、南投、屏东等地区设立了11个办事处，杂志发行量多达十几万册。与此同时，该杂志社还举办茶话会、座谈会及火把*等活动14次，参加人数少则几百人，多则上万人，并获得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同情。围绕《美丽岛》杂志，实际上形成了一政团组织。国民党当局对《美丽岛》杂志社恨之入骨，必欲除之。《美丽岛》案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该案发生前，双方紧张气氛加剧。早在1978年10月16日中美两国宣布建交当天，台湾当局宣布中止“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接着以栽赃手法，逮捕并重判主张和平统一中国的党外知名人士余登发。对此，党外人士非常气愤，立即在高雄县**抗议。台湾当局施以报复，以擅离职守罪，给予参加这次*活动的桃园县长许信良休职处分。100多名党外人士纷纷前往桃园县慰问许信良，并散发抗议声明。为了有效地遏止党外活动，台湾当局实行高压政策，进行了一连串的逮捕。8月8日拘捕了《潮流》杂志关系人陈博文、杨裕荣，该杂志总编陈婉真在美访问得此讯息后，就地举行绝食抗议，在种种压力下，台湾当局被迫释放了两人。8月13日和9月4日相继逮捕主张和平统一的党外人士洪志良、张化民。10月3日拘审著名民族主义作家陈映真、李庆荣。10月18日《美丽岛》杂志社台中服务处主任吴哲朗被逮捕。一连串的逮捕行动使国民党当局同党外人士的矛盾更为激化。
11月30日，《美丽岛》杂志社及台湾*委员会申请于12月10日在高雄扶轮公园举行*，纪念世界*日。国民党对《美丽岛》杂志社的要求不予批准，但对亲国民党的台湾*协会举办纪念会要求予以批准，并在各大报台湾当局在对《美丽岛》人士进行大逮捕的同时，也查封《美丽岛》杂志各地分社。
纸以显要地位报道此一消息，使党外人士深感不平。12月1日，一群流氓打手在台湾当局的唆使下袭击了《美丽岛》杂志社社长黄信介的住宅。12月6日，“行政院长”孙运璇又突以台美“断交”一周年为题发表演说予以恫吓，宣称：“今后任何企图破坏安定团结，制造纷扰，堕入‘敌人*陷阱’或为‘敌人’制造可乘之机的行为，‘政府’决然‘依法’处置，不稍宽容。”1979年12月7日《中央日报》。
在此情形下，《美丽岛》杂志社研究仍决定按原计划在高雄举行*，*前为防止流氓、特务捣乱，特准备了几十根棍棒，并派出宣传车在高雄市号召群众参加12月10日的*纪念日活动。12月10日下午6时，黄信介亲至高雄主持*，高雄南部警备司令亲到车站迎接，并向黄表示：“*大会可准在原地点举行”。实际上警察已将扶轮公园包围。黄信介得知此事后，临时决定*改在尚五军警戒备的中山路大圆环附近举行。但当队伍到达时，大圆环已被军警封锁，队伍被困在圆环。此时群情激昂，黄信介、姚嘉文、张俊宏纷纷登台发表演说，要求国民党当局取消*令。群众则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黄信介等人要求会场四周军警撤离遭拒绝。*结束后，举行*。宪兵、军警奉命阻止，*群众以火把向军警攻击，双方发生冲突。10时20分，宪兵开始*，施放催泪弹，群众渐被驱散，直至次日凌晨2时30分，双方撤离，高雄开始恢复平静。
《美丽岛》案发生后次日，国民党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宣称警察“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并称黄信介等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有预谋的”进行“叛乱”，发动社会团体予以声讨。12月12日，蒋经国亲*问在高雄事件中受伤的军警人员。13日，台湾当局“警总”查封《美丽岛》杂志社(19日宣布给《美丽岛》杂志社停刊1年处分)，逮捕张俊宏、姚嘉文、王拓、陈菊、周平德、苏秋镇、*、林义雄等人，并宣布施明德在逃发出通缉令(22日“警总”悬赏100万元追捕施明德，1980年1月8日施被捕)。14日，台湾“立法院”批准“警总”以涉嫌“叛乱罪”逮捕“立法委员”黄信介。20日，“行政院长”孙运璇宣称将对高雄事件秉公处理，“依法”解决。后于1980年3—4月间由军事法庭公开审判，以“为**”和从事“*叛乱”“进行双线”“颠覆政府”罪名，判决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14年徒刑，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等12年徒刑。审判期间，林义雄母亲及一女儿惨遭暗杀，凶手至今没有查出。
国民党当局对党外人士的大逮捕与*政策，在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首先是被捕者的家属们同一些未被捕的党外人士组团环岛慰问，并派出代表分别会见去台访问的女作家陈若曦、美国国会众议员代表团成员和美国在台协会理事长丁大卫等人，争取他们的支持，向当局展开斗争。非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党外知名人士康宁祥1月20日在“立法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一份题为《为我们的*前途请命》的书面质询。康指出：
对于高雄事件“政府’必须正确而深入地了解其复杂的背景”，“几年来的观察却发现社会上残存着随时能被引爆的暴戾之气”，这个责任应由国民党人士、国民党和大众传播工具共同负责。康还要台湾当局“哀矜勿喜”，“忠厚留余”，“为台湾以及中国未来的前途，表现最大的政治智慧”，以免“‘政府’扩大打击面的怨气，不知几代以后才能消失”。康还提出6点具体建议，包括要求对“未直接而积极参与高雄事件的人，应尽早结束侦讯，交保释放”；“其他嫌犯尽早审判，不能借故整肃”新华社香港分社1980年2月4日电。等。
康宁祥的质询，是《美丽岛》案发生以来党外人士首次向当局作出的反应。
与此同时，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梅林达·刘所写的题为《台湾：接连不断打击反动派》的文章，指责此事件是“几年来台湾进行的几次最大的政治*之一”。该文称：其实，“反对派的政纲并没有什么刺激性”。与该刊相呼应，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约50名教授写信给蒋经国，抗议对*者的大规模逮捕。
新华社也于1月27日播发了《台湾当局利用高雄事件进行大逮捕大*》新闻稿。蒋经国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于1月3日作出下列指示：
“高雄暴力案件的发生非常不幸，这是一桩‘法律’案件，对于涉嫌分子自应‘依法’秉公处理，尤其对于首、从应明确区分，毋枉毋纵。在高雄的暴力案件发生后，‘政府’一定‘依法’处理，今后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法治’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法治’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1980年1月4日《中央日报》。
此外，当局为缓解外界对处理《美丽岛》的压力，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如准许部分被捕者同家属通信，派国民党中央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关中接见被捕家属代表；对个别参与高雄事件的人员予以宽恕，以拉拢分化等。
中坜事件与《美丽岛》案都是继二二八事件以来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重大事件，它的发生对80年代台湾政坛影响颇大。如果将两事作一比较，就可发现：前一事件远较后一事件为重，台湾当局并未动用武力，《美丽岛》事件则未发展到与警方冲突的地步，但却遭到了血腥*。台湾当局为何对两事件采取迥然不同的态度呢？据笔者分析：
第一，中坜事件是突发的、地方性的反对国民党选举的舞弊事件。而《美丽岛》杂志是由党外知名人士黄信介、施明德等人创办的，旨在反对国民党*统治，抨击当局各种弊端，推进台湾的*化进程。此刊给国民党当局以极大威胁，故当局必欲除之。
第二，国民党当局认为党外人士要求取消*令，开放党禁、报禁的主张有组党倾向，故对《美丽岛》杂志社组织的*活动坚决予以*，并逮捕组织*的头面人物，判以重刑。
第三，是蒋经国强化自己统治所采取的一个下马威。中坜事件发生时，正处在“总统”大选之前，蒋经国不愿看到登基之日的不愉快场面，故对中坜事件采取忍让态度。《美丽岛》案则发生在蒋坐上“总统”宝座之后，如果对党外势力的挑战与组党倾向不坚决*，就很难使蒋家香火得以延续。
《美丽岛》*事件遭到*后，由保钓运动燃起的政治热情再度冷却了。但这种冷却是暂时的，随着岛内多元化倾向的发展和世界*潮流的发展，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局面面临严重挑战，当局愈来愈难以平息知识界与党外势力对当局高压政策的不满情绪。进入80年代之后，党外势力再度发展，创办刊物，突破禁令，反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