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瑰宝，晚商巨制
图一
夏、商、周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公元前14世纪，“盘庚迁殷”，自此，商代的青铜铸造逐渐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在青铜礼器中新出现一种盛酒器——罍。《诗·周南·卷耳》语云：“陟彼崔嵬，我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称青铜为“吉金”，此诗句中“金罍”即言青铜罍。青铜罍分为圆罍与方罍两种器型，其中方罍至迟在商王武丁时期即已出现，而且，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方罍均成对出土于等级较高的墓葬之内，如图一所示，1975年陕西城固宝山苏村出土之方罍即是此例。商代晚期以降，方罍在型制、装饰上均有所变化；西周早期之后，方罍不再流行。“皿方罍”，铸造于商代晚期，通高84.8厘米，在目前所知商周时期的方罍中体量最大，堪称“方罍之王”。
器型 皿方罍（见图二），整器由器身与器盖两部分组成。器盖呈四阿式屋顶状，中脊中部置一四阿式屋顶状钮，型制与器盖全同；器身直颈，弧肩，下腹收敛，圈足较高，外撇。肩部两侧中部置兽首衔环耳，其余两侧中部各置一圆雕牺首，下腹部一侧置一兽首耳。器钮、器盖之中脊、四坡角及四面中心线各置一段扉棱，其与器身颈部、肩部、腹部、圈足四坡角及颈部、腹部、圈足四面中心线各置四段扉棱，型制全同，上下相连，贯通一气。整器通高84.8cm，器身高63.6cm，雄伟傲然，夺人心魄。
图二
装饰 整器通体以细密云雷纹为地，器盖四面对称装饰两组内卷角饕餮纹，其上器钮四面对称装饰两组牛角饕餮纹；器颈部装饰主题为四组鸟首龙身纹，呈两方连续排列，每组花纹分别以扉棱为对称中心，两兽相向，饶有情趣。器肩部装饰主题为四组侧像龙纹，角呈曲折状，分别以圆雕牺首、兽首衔环耳为对称中心，跌宕起伏，韵律起伏。器腹部四面中部花纹各以扉棱为对称中心，装饰一内卷角饕餮纹，其上又置一牛角饕餮纹，两侧间饰一鸟首龙身纹，两兽相向，遥相呼应。器圈足上部装饰四组鸟首龙身纹，呈两方连续排列，每组花纹分别以扉棱为对称中心，两兽相向，与颈部装饰相同。观皿方罍，通体以繁密云雷纹为地，浮雕式饕餮纹、鸟首龙身纹与侧像龙纹作为主题凸起其上，其目部尤为鼓张，又进一步凸起；同时，饕餮纹、鸟首龙身纹与侧像龙纹自身又阴刻线纹，此种装饰风格即所谓“三层花”。同时，花纹之间，或置牺首、兽首衔环之类圆雕。如此，综合阴线、浮雕与圆雕三种表现形式，造成高低起伏的阶次，给人以层次丰富的视觉效果，从而避免平面装饰之单调。此种“三层花”以及多种主题复合之装饰，正是商代晚期工艺美术及青铜器装饰之程式。品鉴皿方罍之装饰，我们可以体味商代工艺美术之独特：
图三
1、对称：方罍颈部、肩部、腹部、圈足上装饰的鸟首龙身纹、侧像龙纹，均以扉棱、牺首为中心线，相向分布，呈对称样式；而且，器颈部与圈足装饰相同，器盖与器腹部装饰相同，亦是上下对称之例。
2、两方连续：整器装饰的主题花纹，即饕餮纹、鸟首龙身纹与侧像龙纹均以两方连续布局，成环绕之式，富有韵律。
3、主次分明：整器装饰分为六个层次，器钮、器盖、颈部、肩部、腹部与圈足，以鸟首龙身纹与侧像龙纹上下相错，突出饕餮纹之神秘庄严，主次分明。
4、静中求动：方罍器盖与器腹部装饰相同，牛角饕餮纹置于内卷角饕餮纹之上，大小相异，避免重复，庄静中突出动感；此种以变换角之样式上下排列饕餮纹之纹样布局源于自商代中期，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一方斝（见图三），器腹部装饰之饕餮纹，即是此例。
铸造 “皿方罍”之铸造系采用“分铸法”，工艺十分复杂。器身为整体铸造，而器上所置之牺首、兽首衔环则是在器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方罍边角、四面中心线，均所置扉棱，高高耸起，既用以掩盖合范的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平面单调感，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匠心独运。 同时，“皿方罍”在器范制作过程中，并用线刻、浮雕、圆雕的综合技法，将器用与装饰巧妙结合，并擅于把握平面纹饰与立体圆雕之间的布局，达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整器铸造精湛，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充分显示出商代晚期青铜铸造业杰出的技术成就，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精品。类似“皿方罍”之造型，1978年辽宁喀左小波汰沟出土一尊，通高51.3厘米（见图四），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尊，器身高53厘米（见图五）；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藏有一尊，通高 62.6厘米1，（见图六）；器高均在“皿方罍”之下，如此，称“皿方罍”为“方罍之王”不虚。
图四
图五
图六
铭文 皿方罍器盖内铸铭2行8字：“皿天
作父己尊彝”2。（见图七），首字“皿”，商代甲骨卜辞中即已存在，且多用作地名3，而在商周青铜器铭中则用作“徽号”，以标示作器者所出之“族氏”4，与此“皿”族有关之器，《殷周金文集成》还载有11器5。铭中次字“天”，亦视为族氏徽号，应为“皿”族的分支6，而铭中第三字漫渙不清，暂隶定为
，应是作器者之私名。铭中“父己”作为受祭者，是作器者
父辈先人的庙号。此铭文辞例乃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之标准程式，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商代晚期
爵，器尾内壁铸铭2行6字：“
作父癸尊彝”。 与皿方罍器铭同例。此外，皿方罍铭文之书体风格与其他商代晚期青铜器铭文相同，字体象形意味较浓，大小参差，基本保持当时毛笔书写的形态，起落出锋，波磔分明，反映了书写者运笔过程中自觉的提、按意识，而这些恰是构成中国书法艺术创作的基本元素。
图七
图八
解惑 皿方罍器身铸铭3行6字：“皿作父己尊彝”。（见图八），与器盖铭文相校，缺“天
”二字。在青铜器铭文中，器身与器盖同铭，其中偶有缺字之事习见，不凡赘述，但铭辞之关键均在，即作器者之族氏“皿”与受祭者“父己”，故不必据此生疑。此外，通观皿方罍，整器胎表绿光莹莹，俗称“绿漆古”，谛审此方罍之器盖与器身，器胎表相完全一致，显示两者相同之金属成分、地下埋藏之环境、时间；器钮、器盖之中脊、四坡角及四面中心线各置一段扉棱，其与器身颈部、肩部、腹部、圈足四坡角及颈部、腹部、圈足四面中心线各置四段扉棱，型制全同，上下相连，贯通一气。器钮、器盖与器腹装饰花纹之主题、布局全同，即牛角饕餮纹置于内卷角饕餮纹之上。同时，器盖与器身以子母口相合无误。综上可知，上述皿方罍器盖与器身原为一器无疑。而且，器盖与器身之出土、流传，亦可从另外一个侧面佐证两者原为一器。
命运多舛，身首异处
关于皿方罍之出土，异说纷杂不一，有待日后详核。可以确知此方罍系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湖南省桃源县，之后，器身几经辗转，流落海外，又几易美、日藏主。而器盖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收归国有，并于1952年由湖南省文管会移交给湖南省博物馆7。至此，皿方罍之器盖与器身，身首异处已近百年，其多舛之命运时刻提醒着国人、有关机构给予文化遗产保护以足够重视，杜绝此类浩劫之重演。
洽购国宝，金罍归湘
近十几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倡导文化建设。考古、文博事业受到大众关注，国人自身民族文化意识日渐苏醒，进而关注民族优秀遗产。2001年3月20日，皿方罍器身在纽约佳士得亚洲艺术品拍卖会上，以924.6万美元拍出，创下亚洲艺术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最高拍卖记录。2014年3月，当皿方罍器身遁迹13年之后重现，并将于3月20日在纽约佳士得拍卖公司推出，顿时引起国人的高度关注，亦勾起诸多复杂情感。纽约时间2014年3月19日 ，来自湖南的收藏家群体向佳士得正式提出联合洽购皿方罍，以促成“身首合一，完罍归湘”。此爱国之心足以标榜。
对于人类创造的艺术品，当今世界有一认识为普遍接受：艺术品只有在其发生地才能充分体现价值。基于此，对于此次皿方罍的洽购方式，我们觉得亦是目前回归皿天 方罍的最佳方式。
（本文作者于成龙博士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注：
1《新修泉屋清赏》47页，图版见图录第二四，44页，1971年日本京都株式会社便利堂。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16.9883， 中华书局1984-1994年。
3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第三册2642，中华书局1999年12月。
4 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齐鲁书社2009年1月。
5 详见何景成《商周青铜器族氏铭文研究》，齐鲁书社2009年1月，445-446页。
6 有关请况详见朱凤瀚《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复合氏名》，《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54-65页。
7 《湖南文物图录》图版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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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秀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