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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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城市化的主要教训 （续）
仇保兴
４ 美国城市郊区化造成四大成本居高不下
４．１ 郊区化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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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减少了１２％，但城市化区域反而扩大了３３％。学术界将这种失控的郊区化称为“城市蔓延”（Ｕｒｂａｎ Ｓｐｒａｗｌ）。图１列出了２０世纪美国城市化和郊区化的变化情况。
１９２０年，美国的城市化率开始超过５０％。在此期间，汽车的广泛使用使得郊区化开始沿着不同于城市铁路的方向蔓延。这种扩张的势头因１９３０年代的经济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被迫中断，在战后的１９５０年左右重新开始。此后的郊区化分为四个阶段：
（１）萌芽阶段——第一批迁往郊区的主要是白人中的富有家庭移居郊区，他们有能力逃避城市的污染和喧哗，既享受现代生活的便利，又能被大自然所包围。
（２）形成阶段——大量的中产阶级开始追随少数的富有家庭移居郊区，并以此为时尚。但是他们每天仍需要到市中心来工作、购物和娱乐。
（３）发展阶段——到了１９７０年代，一般的居民都拥有了汽车，也追随中产阶级逐步移居郊区。中产阶级的中上层则往空气和环境更好的远郊区另觅新居，郊区化因此更急剧向外扩张。此时许多工商企业也迁往郊区并形成了居住和工商业郊区化的相互促进。
（４）成熟阶段——进入１９８０年代之后，郊区的自主程度越来越高，由单纯的居住和工业中心转变为具有各种城市功能的就业中心。尤其是办公园区（Ｏｆｆｉｃｅ Ｐａｒｋ）纷纷在远郊区落户。从此之后，不仅郊区提供的就业岗位甚至连其税收都能与原市区分庭抗礼。
据林肯土地政策学院所提供的资料：纽约大都市区１９６０－１９８５年间人口仅增加８％，而城市化区域扩大了６５％；芝加哥都市区在１９７０－１９９０年的２０年间，人口增加了４％，但城市化区域扩大了４５％；更为典型的是克利夫兰市，同期城市
４．２ 郊区化的特点
美国城市史学家肯尼恩・杰克逊在其著作中概括了美国郊区化的四个明显特点：
（１）人口密度低。大都市区的第一个明显特点是低人口密度和缺少城、乡之间的明确界限。早在１９３０年，纽约大都市区的１０９０万居民分布在２５１４平方英里地域上，平均每平方英里不到４４００人。其他城市甚至更加分散化，达拉斯市每平方公里仅１１５３人，可谓是美国低密度城市之最１９８０年全国共有８６４０万了。就整个美国而言，
个住宅单位，其中有２／３，即５７３０万是有宽阔院落的独户住宅。美国人口统计署在《２０世纪人口统计趋势》报告中指出，在２０世纪的后５０年，美国的中心城市人口密度急剧下降，城市人口密度迅速下降，郊区人口密度上升，农村人口密度变化不大。例如，城市人口密度，从１９２０年的每平方英里７５９７人下降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７８３人（图２）。而据１９９７年我国对国内６４０个设市城市的调查，这些城市共占地２２０６４ｋｍ２，城市人均用地１６２ｍ２，城市平均人口密度高达９８０４人／ｋｍ２。
（２）拥有私人住房。美国居住文化的明显特征是对私有住房的强烈追求。这一特点也可以从资料中得到量化反映。约有２／３的美国人拥有他们自己的住房。在小城市，纯白人家庭的９５％都拥有私人住房。这个比例相当于德国、瑞士、法国、英国、挪威等国的两倍。再以瑞典为例，该国尽管很富庶，但拥有私人住房的家庭也不过１／３，而且这个比例自１９４５年以来未曾变化。只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这样地广人稀，开发较晚的国家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１３２９（２００４）０５－０００８－１２【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４【文献标识码】Ａ【作者简介】
仇保兴（１９５３－），男，建设部副部长，经济学博士。【收稿日期】２００４－０３－２６
图１ ２０世纪美国的城市化和郊区化
注：全国人口＝城市人口＋非城市人口，城市人口＝中心城市人口＋中心城市郊区人口，非城市人口＝非中心城市的城市人口（人口少于５万的小城市人口）＋农村人口
数据来源：Ｈｏｂｂｓ，Ｆ．ａｎｄ Ｎ．Ｓｔｏｏｐｓ，（２００２） Ｕ．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２００２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Ｓｅｒｉｅｓ ＣＥＮＳＲ－４，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 Ｃ．
图２：美国城市人口密度的变化
数据来源：Ｓｕｋｋｏｏ Ｋｉｍ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Ｍａｒｇｏ．（２００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９５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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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的情况类似。
（３）郊区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于市中心区。在美国，社会地位和收入在郊区体现得最明显。郊区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从事专门职业、上层收入者的天地。例如，１９７０年，美国市区内中等家庭平均收入只相当于郊区居民中等家庭平均收入的８０％；１９８０年，这一比例降到７４％；到１９８３年，更进一步降到７２％。甚至波士顿这个被认为是市中心区改造最成功的城市，其市区内的平均收入水平也在下降。一位美国学者曾作过计算，美国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由市中心区向外每移动一英里就上升８％，到十英里以外就加倍，即每十英里上升１６％，即越富有的人住得离城越远。而在其他国家，往往是富人住在市中心区，穷人在外围边缘地带。如在南非等国家，罗马、巴塞罗纳和维也纳等城市中，社会经济地位最高的居民的住宅区往往靠近中心商业区，郊区通常是穷人的归宿。巴黎市中心区是特权阶层的专有领地。南美的城市也与它们北部的邻居迥然有别。
（４）通勤工作。根据１９８０年的有关统计，美国一个普通的就业者每天单程要走９．２英里，花２２分钟到工作地点，人均每年仅用于此方面的花费就高达１２７０美元。
（１）罗斯福新政的推动作用。为了消除１９３０年代大萧条的影响，美国政府于１９３５年５月成立了工程进展署ＷＰＡ（Ｗｏｒｋ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并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利用大批闲置劳动力，大规模建设城市公益福利设施和许多私人资本不愿投资的具有远期效益的工程项目。这一联邦机构的工作一直持续到１９４３年，在此期间，该机构花费了１３２亿美元，吸收了８５０万人就业，几乎占当时就业人数的１／２。共完成了１２．２万幢公共建筑，６６．４万英里的各种道路，７．７万座桥梁，２．４万英里地下排水管线，２８５个新机场，１６００所学校，２万多个体育馆、美术馆和医院，建成了２０万英亩的国有公园等社会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项目总数超过了３００万项。事实上，这些设施为二战之后的大规模郊区化奠定了基础。
（２）机动化时代的推动。二战之后，美国人拥有的私人轿车数量迅速增加。１９０５年，全国有２．５万辆，１９１５年增至９０万辆，１９２９年骤增到２３００万辆。汽车开始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到１９５０年美国平均５个人就有一辆车，１９８０年每２个人就拥有一辆车。每个家庭都拥有汽车使他们在空间上的活动范围扩大，再加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高速公路建设，为城市居民迁离市中心创造了条件。联邦政府对个人购车给予低息贷款，对各州政府建造高速公路给予财政补贴等政策，都促使了远郊的开发。事实证明，郊区化的扩展与汽车的数量增长完全成正比。
（３）与美国人在住宅方面的文化取向有关。
４．３ 城市蔓延的动力机制
对形成这种独特的城市蔓延的动力机制，美国的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仍可归纳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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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们的欧洲前辈将古老久远的东西看成炫耀的资本不同的是，美国人崇尚的是实用主义和新潮时尚的东西（当然在建国仅几百年的美国也没有多少值得留恋的历史文化遗产），对“暴富”起来的中产阶层来说，占地广、绿化好、空气清新、房子宽敞、房价又相对较低的郊区住宅自然就成为他们心仪的对象了。传统上的“美国梦”就是每个家庭都有独立花园及小汽车，而这两者都必须要通过郊区化来实现。
（４）土地的私有制也促使了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政府竞相为争夺中产阶层的移民而大量吸引房地产开发商进行开发建设，却很少顾及农田或生态环境的损失。拥有土地的农场主在高额地价的吸引下，也愿意将农田卖给开发企业而根本不会考虑耕地减少、土地浪费和物种灭绝等问题。而开发商对土地的投机模式往往是将从农场主手中购得的土地再次进行分割，然后以宅基地的方式出售，从中获得利润。而后来，政策准许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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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取代了制造业的地位，加上计算机的普及，使得城市人口的聚集效应越来越不明显。如果说１９世纪美国的城市发展以集中为特征的话，那么２０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的城市发展则以分散为特征。工业化导致人口向城市集中，而后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兴起又造成人口向郊区分散。另外，商业业态的革命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使得能为顾客提供多种便利的服务、集购物娱乐为一体、管理科学高效、商品价廉物美且品种繁多的大型购物城（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Ｍａｌｌ）纷纷在郊区设立。这些购物城在为郊区的中产阶层提供种种周到服务的同时，也对郊区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７）城市暴乱促使大量的白人迁移出市中心。由于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再加上种族的歧视等原因，１９６０年代许多大城市的黑人和白人警察之间爆发了无数次激烈的冲突，暴乱导致了大批白人迁离市中心，旧城区投资骤然减少，而过分拥挤的犹太区（黑人居住区）则向人口减少、经济衰退和住宅空置的市中心转移，这更推动了白人中产阶层向郊区的迁移。
（８）促进郊区化的法律与政策。１９７２年的《乡村发展法》、１９７４年的《住宅与郊区发展法》都把发展美国非城市地区放在优先的位置，包括提供贷款、拨款援助和建立基金，主要用于非城市化地区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如规划设计、给排水、街道修建、社区发展、公共服务设施的修建等等。
在这八个方面的动力驱使之下，美国的郊区化一发不可收拾。人们在品尝了郊区化初期带给他们的清新的空气、通畅的交通、安全而又安静的环境和由此产生的财富之果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进一步承担房屋的建造。这样大批量生产出来的住宅形式单调简陋，而蜂拥而至的购买者似乎也不十分挑剔，其结果是，郊区曾经一度是富人独有的领地，后来已经成为美国最普遍的居住场所了。
（５）联邦政府鼓励购房和政府住房信贷政策导向的结果。个人所得税政策规定：房屋抵押贷款所付的利息可以抵冲个人所得税。所以买房子的借款越多，付息就越少。这在客观上鼓励民众购买更大、更好的房屋。而这样的新房开发项目绝大多数坐落在郊区。在罗斯福新政期间，美国联邦政府设立了两个新的机构，即房主贷款公司（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Ｏｗｎｅｒｓ Ｌｏａ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简称ＨＯＬＣ ）和联邦住房管理署（Ｆｅｄｅｒａｌ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简称ＦＨＡ）。前者的职能是保障居民得到合理的住房贷款（因为在大萧条期间很多住户因付不起分期贷款而被取消住房抵押权），这个机构所推行的城市住宅区分级的做法对郊区化起到了推动作用。该分级办法将城市及其郊区按居住安全性的强弱分为ＡＢＣＤ四级，在相应的居住安全地图上分别标以绿色、蓝色、黄色、红色。如被划为红色的Ｄ级，表明该地区为危险系数高、不适宜居住的地区（主要是黑人区）。联邦政府的住房管理署对Ｄ类地区一般不给予住房分期贷款。结果，中产阶层在购房和搬迁时，自然会选择Ａ类地区，其次是Ｂ类地区，而这两类住宅区，一般都在郊区。这种分类贷款的办法，客观上成为人口向郊区迁移的参照和诱因。
（６）服务业的兴起、尤其是大型购物城的兴建扩大和强化了郊区的优势。二战之后，服务业
４．４ 郊区化的后果
郊区化的高昂成本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过度郊区化所带来的危害，以至于１９９０年代以来，在普通的市民中出现了一股新的浪潮，称之为“不要开发”，他们拒绝地产商对郊区生地的开发，特别反对在原本具有良好自然生态环境的郊区进行开发建设。从热切向往郊区化到强烈反对，这种民意的根本逆转的众多原因可归纳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４．４．１ 经济成本居高不下
因为郊区化所致的过低的人口密度大大增加了一般性的社会服务——包括公共交通、学校、文化、福利、警力和消防保护的人均开支，以及必要的基础设施——包括供水、排水、燃气、电力、道路和垃圾处理等的人均开支，而且由于种
种原因，新的基础设施和公共用品的建设费用很了。”
可能更多的是由现有居民承担，而不是由未来的在郊区化迅猛的扩张过程中，原来幽静的自新居民来承担。随着郊区化的进一步蔓延，越来然原野和乡村大片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毫无差越多的城市政府和州政府背上了巨额的债务而引别的低密度住宅区，许多在这片古老的大陆遗存发预算危机，截止到２００１年美国约有２／３的州财了几千万年的物种也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政有巨额的赤字。许多地方政府再也无力为过度中大批灭绝，就连以适应性顽强著称的加里福尼的郊区化提供基础设施，其结果是：１９９０年代中亚熊也无法生存。在美国郊区，固然可以看到不期，在乔治亚州的切诺基（Ｃｈｅｒｏｋｅｅ）县，学生们少花园草坪，但可惜都耸立着栅栏，标明私人领经常在拖车里上课。１９７０－１９９０年间，马里兰州地，非请莫入。这样的绿地只不过是富有的阶层一个县要为迅速郊区化的居民重新安排６０所中小为了显示身份、装饰自家庭院而种植的，其生态学校的建设工程，仅这一项开支就超过了６亿美效应根本无法与被取代的自然植被相比。
元，而且每位学生每年还得花５００美元的交通费。由于过度的郊区化导致公共基础设施（尤其在底特律地区，中等收入的工人们（通常是汽车是下水道和污水处理设施）短缺，水体污染也一或相关工业的工人）会在北部发展迅速的马科姆度加剧。据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报告（２０００年），（Ｍａｃｏｍｂ）（位于底特律东北）寻求落户，因为那全国有１１２７０个湖滩或河滩关闭，其中８５％是由里土地价格低、税收低，但房产的交易不包括下于受生活污水中的细菌感染所造成的。在中西水道和道路等公共设施（因为土地私有制，政府部、东北部和南部许多快速郊区化的住宅发展的基础设施投资所造成的土地升值无法回归政区，不完善的污水处理正在成为威胁公共健康的府）。东南密歇根政府委员会由于自身财政收入一个大问题。
不足，根本无力支付基本的基础设施的修建费郊区一度使人们逃离了城市的污浊空气，现用，仅下水管道一项就得花费４０－８０亿美元。其在却制造出越来越严重的汽车废气污染。国际生恶果之一是马科姆辖区的８个公共湖滩在２００１年态援助组织曾指出，郊区化程度不同的国家在人夏季全部临时关闭，因为圣克莱湖受到了下水道均排放温室气体及破坏同温层臭氧层的化学物质不足所引发的埃希氏大肠杆菌的污染。
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像洛杉矶、芝加哥等城市，就美国居民个人支出而言，用于交通方面的人均ＣＯ２排放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６－９倍，与开支也逐年增高。到１９９７年，美国个人交通费用诸如塞内加尔的达喀尔等不发达城市比较，则达开支最高的城市是休斯顿，最低的是纽约。前者到２５倍（或更多）。在美国，至少有２８％的城市平均每个家庭每年所支出的１美元中有２２美分用人口暴露在烟尘微粒的有害侵袭中。同时，又有于交通，每年用于出行的支出超过８，８００美元。在４６％的城市人口暴露于臭氧的不正常的状况下，这些支出中，绝大部分是小汽车费用，约８，７４０它加剧了呼吸道和心血管病人口比例的增加。除美元。居住在后者的家庭支出的每１美元中，用此之外，郊区化使人们对汽车产生高度的依赖。于交通的费用不超过１５美分。但无论何处，这方在美国连最基本的设施如学校、幼托、日杂店、餐面的支出都大大高于１９８０的统计数。从所消耗的厅、银行、娱乐场所等等都按照车行距离设计修时间方面来看差异就更大了。在芝加哥地区，位造。正如《现代城市规划》一书的作者约翰・Ｍ・于远郊区的中等收入家庭每年花费更多的出行时利维（Ｊｏｈｎ・ Ｍ・ Ｌｅｖｙ，２００２）所描述的那样：间，其驾车出行的时间为居住在城市中交通设施这些郊区全部或几乎全部都是以为汽车服务为主沿线家庭的２４２％。
设计的。不仅公共交通无法进入大多数居民区，４．４．２ 生态环境的破坏愈演愈烈
而且一旦有人来访，如果没有汽车基本上是不可正如刘易斯・芒福德在其著作《城市发展史能到达的。与传统商业区不同，它既没有一个延——起源、演变和前景》中所论述的那样：“郊区续的街道格网，也没有很多的人行道，因为距离的发展一旦放任自由不受限制后，这幅自由式布太远不适合步行。任何一个想在这些区域步行的置的平面图就迅速扩张，这就必须建一个巨大的人，将不得不顺着街角，穿过停车场，感觉就像道路网，但这使郊区原来吸引人的大多数因素都一只老鼠在地面上行走时要穿过大象的身体并保受到了损害。这样，在克服城市过分拥挤的过分证不被突然压扁一样。
扩大这个困难的问题上，已经证明，发展郊区只从“耗能就是污染”的角度来看：在家庭收是暂时的一种解决方法，而且这种方法代价昂入基本一致的基础上，城市蔓延严重的休斯顿、贵。一旦郊区的布局形式普遍化了，到处都是，那底特律、洛杉矶等城市１９８０年的人均汽油使用量么，它原先引以自豪的那种优点也就开始消失
是大多数欧洲城市的４－８倍。城市密度对于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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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耗的影响还体现在多伦多市区中心、近郊、郊外的对比之中。一般来说，郊外居住者的人均汽油消耗为市中心居民的２倍。这种由于居住地点不同而导致的差别在纽约更为明显，住在市区以外的居民的人均汽油消耗是市中心（主要在曼哈顿区）居民的５倍。联合国人居中心在《全球人类住区报告１９９６》中向世人发出呼吁：“如果全球人口都如同美国休斯顿或洛杉矶市的平均水平那样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那么地球上的资源及生态体系将难以持续到下个世纪。”
时隔５年后，这种危及全人类未来生存权的
能源巨大浪费的现象丝毫没有改善的迹象。该中心（现已改为联合国人居署）再一次在《全球化世界中的城市——全球人类住区报告２００１》中进一步强调指出：美国的城市存在巨大的能源消耗，并随之产生了严重的污染问题。在对全球４７个大都市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目前为止能源消耗最大的都是美国城市。二战后扩散开来的低密度城市的模式，使私人汽车得以广泛地使用，这是有效运输中最无效率的一种形式。同时，这个构造基础使得发展有效的公共运输系统变得困难，很多郊区也都是仅有人行道和自行车道。过分依赖私人汽车造成了交通堵塞和周围环境污染的问题。此外，在这种运输模式下应运而生的是大量的停车场和公路系统，从而造成城市“热岛”效应，使得城市居民更加频繁地使用空调，这样又增加了能源消耗。这些严重的结果表明，城市化进程的模式正在破坏着生活的质量，以及诸如亚特兰大、丹佛、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华盛顿等城市的经济效率。
总之，正是低密度的郊区化导致了美国人均商业能源的消耗是全球平均水平的５倍之多，是未出现城市蔓延现象的德国、日本、英国、法国人均商业能源消耗的１倍多。由此可见城市化的模式和城市空间形态的差别对能源消耗的巨大影响。
４．４．３ 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郊区化失控的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土地被大量消耗。据统计，在马里兰、俄勒岗、华盛顿、怀俄明和加利福尼亚等“低密度”郊区化较严重的几个州，这种城市蔓延模式所消耗的土地大大
超过了其新增人口所需的用地量。以马里兰州为例，如果仍按现有的趋势继续下去，该州今后２５年所消耗的土地会相当于它前３００年消耗的土地总和，折合将会失去超过５０万英亩（约２０万ｈｍ２）的森林和农业用地。１９８１年，美国农业部在“全国农业用地研究”中指出，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代，美国农田流失的速度增长了３倍，从平均每年１１０万英亩增加到３１０万英亩，农田流失的问题才引起关注（美国、法国和中国的人口和土地的比较见表１）。另据美国食品和农业组织所提供的数据，该国的人均可耕地面积从１９８５年的０．７９ｈｍ２／人骤然降到１９９７年的０．６６ｈｍ２／人，１２年内减少了１６．５％。这就意味着由于过度的郊区化，美国每年人均耕地拥有量的减少辐度都高于一个百分点。
从表１所列出的三国的数据比较可发现，我国的农田面积仅为美国的１／２０，法国的１／７。虽然我国的国土面积大于美国和法国，但可耕地少，分布不均匀，绝大多数土地属于沙漠和冻土高原，只有在现有的城镇周边分布着不多的可耕地。一旦出现类似于美国的郊区化，耕地减少的后果则会严重得多。４．４．４ 城市中心破败衰落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从城市中心迁往郊区，许多昔日的大都市越来越像耄耋老人蹒跚地走向衰亡。１９５０－１９９０年，布法罗的人口从５８万减至３２．８万；圣路易斯从８５．７万减至３９．７万；克利夫兰从９１．５万减少到５０．６万；芝加哥从３６２．１万减少到２７８．４万；波士顿从８０．１万减少到５７．４万。从百分比来看，一般位于东部、北部的老工业城市与内陆城市人口减少的幅度最大。从就业分布来看，城市中心区所能提供的就业岗位数直线下降。例如，１９７０年，费城标准大都市统计区内的５１％的就业岗位是由城市中心区提供的，４９％是郊区提供的；到１９７７年，城市中心区的百分比下降到４０％，郊区则相应提高到６０％。对比城市中心区同一阶段的百分比变化，巴尔的摩从６１％下降到４７％，新奥尔良从７３％下降到５８％，圣路易斯从４８％下降到
３５％，华盛顿特区从
４６％
下
降到３４％。
过度的郊区化趋势使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纷
纷迁离城市中心区，以至于拥有决定政府财政转５．１ 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快，城市化率较高
移支付发言权的中产阶层日益脱离老城，其结果据联合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２３个国家是老城区的修缮和公共设施建设的资金逐年减的统计（表２），１９００年该地区的城市居民还不到少，政府对公共设施的规划布局、发展商的减免１５００万，１９５０年，该地区城市化率达到４１．６％，税、新建道路安排、私人购房抵押补贴等等优惠１９９０年，城市人口总数超过了３亿，平均城市化政策纷纷向郊区倾斜。再加上随着白领阶层和有率高达７１．４％，绝大多数国家已经完成了城市化钱人的流失，市中心的房租一降再降，并出现了的高速发展阶段，其城市化率与西方最发达的国许多空置房。在有的年度，房主们的租金收入尚家相差无几。
不能抵物产税，以至于房主主动放弃私有物业。在北非和南非，大多数国家也经历了快速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叠加，致使城市中心迅速陷入市化的过程（表３）。如阿尔及利亚的城市化率从败落和贫困的恶性循环。
１９５０年的２２．３％提高到１９９０年的５１．７％；突尼拉德（Ｌａｄｄ，１９９３）指出：“在过去的几年间，斯从３１．２％提高到５４．９％；利比亚更是从１８．６％美国城市中心区的贫困率已经超过全国水平的提高到８２．４％。但总体水平上比拉美国家的城市１／３，同时其差距在１９８０年代较１９７０年代有所上化率要低。
升。”中心区比周边地区的贫困程度增加，其中低收入家庭的集聚也在加剧。不少城市规划师认５．２ 人口的空间分布基本集中于大城市
为：城市内核贫困化的主要成因，是由于过度郊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城市人口大都集区化所引发的居住方面的种族和阶层隔离。而种中于百万人口的大城市。１９００年该地区没有一个族隔离的消除非常艰难，因为即使白人和黑人愿大城市，而到了１９９０年，人口超百万的大城市有意合住在一个区域，但由于居住意向的不同，经３６个，并拥有３个人口超过千万的超级大城市，它自由选择后仍存在居住隔离。贫困和种族隔离导们是墨西哥城、蒙得维的亚和圣保罗（１９９０年里致城市中心区的房产贬值、犯罪率升高、环境卫约热内卢的人口已接近１０００万）。而且这些国家生恶化、与穷人和有色人种比邻而居的恐惧感增的首都在该国城市系列中“首位度”都很高。例加……因此，有条件的家庭和企业，一般都有搬如１９９３年波哥大的人口占哥伦比亚全国人口的离旧城的强烈意愿。另一方面，美国许多州通过１８．４％，１９８５－１９９３年，其年均人口增长率高达不合理的区划和建筑条例，将低收入家庭尤其是５．１％；１９９１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口占阿根廷有色人种家庭排斥在大部分邻里之外，有意使他全国人口的比例已经高达３４．５％；墨西哥城的人们集中在贫困的旧城中。这样，无法达到法律要口占其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虽还未达到阿根廷首都求的高标准生活质量的贫困家庭又受到贫困空间的规模，但这种人口集中的趋势在进一步加剧，集聚的影响。而贫民集聚又进一步导致本来就低１９８０年墨西哥城集中了全国２０％的人口。巴西全于标准的居住状况的恶化。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富国人口向其最富裕和最大的大都市地区圣保罗集裕阶层居住邻里继续排斥穷人的现象，进而贫困中的趋势，直到１９８０年还在不断加强（１９８０年为人口在破落的旧城里集聚的趋势又得到强化。事１０．６％）。同时，人口也在向另一个超级大城市里实证明，一旦某一城市中心的居民生活跌破了贫约热内卢集中，１９９０年其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困线变得相对更穷时，那么其获得财富、政治地达到７．７％。也就是说，这两个超级大城市的人位以及外来社会资金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从而就口就占了巴西总人口的１８．３％。尽管后者的人口会使旧城陷入贫困破落的恶性循环。
比例从１９７０年的７．７％下降到１９９１年的６．５％，但这主要是受到１９６０年巴西首都迁往巴西利亚的５ 拉美、非洲等地“殖民地式”城市化影响。而智利１３００万的总人口中有一半左右集聚所致的“城市危机”
在圣地亚哥。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至少有８个大都市名列全球５０个最大的城市，全部人口中在百拉美、加勒比海地区与非洲的大部分国家的万人口大城市居住的比率高达３０％，这在全球也城市化模式具有明显相似的特征，而这些独特的是最高的地区。阿根廷１９９１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城市化发展模式，又是与这些地区的国家长期沉该国超过５４％的人口居住在人口规模在百万以上陷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直接相关。故学术界又将的大城市，仅有１８％的居民生活在人口不足１０万其称之为“殖民地式”的城市化道路。其特征可的中小城市。１９９３年，哥伦比亚有一半左右的居归纳如下：
民生活在该国４个“百万人口”城市之中。墨西哥１９９０年的人口普查表明，该国生活在百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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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大城市和中等规模的城市人口增加都非常迅速。在这些国家，因为乡村农民流向城市寻找工作和城市自身人口的自然增长的双重作用，大城市规模的扩张比小城镇快得多。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首位城市人口比率高达２９％；在北非地区，首位城市人口比率也达
２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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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之下，在经济发达的欧盟，首位城市人口比率一般只有
１５％。
除了北非之外，
非洲许多著名的大城市在殖民统治前根本就不存在。内罗毕
（现为肯尼
亚首都）是１８９９年在一片开阔的草原上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是配合修建从东非海岸的蒙巴萨到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大铁路。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起初是由英国的南非公司建造和管理的，它始于１８９０年。科特迪瓦目前最大的城市阿比让，在１８９１年被一位法国上尉选作为连接大西洋海岸和由法国军方及商业财团开发的尼日尔大片腹地的一条铁路线的中转站之前，只是一个村庄。而南非名城约翰内斯堡是１８８６年在一个掘金者村落的原址上兴建起来
的。
规模最终超过了该国的首都基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土地殖民化计划也迅速引发了人口的流动。宗主国在这些殖民地国家推行他们自己十分熟悉的土地私有化政策，无论初始的土地分配平均和公平与否，一遇到天灾减收或疾病流行，农民们纷纷将土地一卖了之，将土地廉价抛售转为暂时维持生计或逃离农村的资本。失去土地使大批农民几乎是永远地背井离乡，向大城市集聚。通常在那些存在大批无家可归者的国家，或在农村抛售土地成风的国家，这种人口的转移变化规模是非常大的。
在流向城市的人口中，男人主要流向工矿城市和新兴工业城市，因为那里的多数工作只能由男人们干。而妇女多数流向大城市，因为大城市能够提供诸如家政服务、打扫办公室、销售的就业机会甚至卖淫的机会。例如，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女性流动人口越来越多，１９９３年生活在该市的男女比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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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之处。许多国家和城市直接套用了欧洲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城市规划手法。
非洲绝大部分城市所采用的城市规划法规、程序、机构设置和技术地图等等，也深深地打上了欧洲宗主国的烙印，以至于有人认为：“今天的大多数非洲城市都是殖民者建立起来的，它们建城时采用的只是适合其本国的规划原则。殖民式的城市规划的一个最突出的方面是将城市分为两个区，一个是‘欧洲’城市，一个是当地城市。”
尽管１９５０年代，民族主义运动给非洲大陆带来了“变革之风”和独立的浪潮，但许多新制订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法规，只不过是英国、法国及葡萄牙现有相应的法规和细则的翻版罢了。原殖民宗主国对非洲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影响尚未有弱化的迹象，这是因为至少到１９６０年代中期以前，几乎所有在非洲工作的城市规划师都是欧洲人。除此之外，还因为在获得独立后的１０年中，非洲土地上没有一所建筑或规划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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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成为一种长期的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趋势。许多此类非正规部门的稳定性很差，似乎都可以称为“幸存非正规部门”，其收入通常很低。许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要明显少于他们所希望的工作时间，而且这类人口的比例在不断增加。这种“明显的不充分就业”在拉美地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根据１９７０年代中期的一项测算，“在典型的非洲国家，非正规部门雇用的劳动力占城市劳动力总数的６０％”。对几个国家城市地区的估计如下：刚果为５５％，塞内加尔为５０％，上沃尔特（现布基纳法索）为７３％，贝宁为９５％，尼日尔为６５％。对具体的城市来说，这个数字也很高：阿比让为４４％，内罗比为４４％，库马西为６５％，拉各斯为５０％，冈比亚首都班珠尔为４２％，洛美为５０％，布拉柴维尔为３７％。虽然１９８０年代和１９９０年代没有进行系统的统计，但城市劳动力从事非正规工作的比例必然上升了。科特迪瓦的一位社会学家测算过，１９７６－１９８５年，仅在阿比让“街头从事”各种非正规活动的人数已从２．５万人增加到５．３８５万人。又如，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津巴布韦的公共和私营部门丧失了４．５万多个就业机会。农业、纺织、服装、皮革和建筑业均出现了萎缩。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政府部门的雇员人数减少了２５％。
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拉美和非洲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有上升的趋势。如１９８０年代，拉美地区人均收入下降了１１％。１９９２年，７个国家中（阿根廷、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巴拿马、乌拉圭和委内瑞拉）有６个国家的贫困指数高于１９８０年前后。几乎在拉美地区的每一个国家，城市贫困的增幅都大于乡村。１９８０年代是这一地区贫困家庭比例大幅度增长的年代，从１９８１年的５３％增加到１９８８年的６３％。
在拉美国家中，仅仅５％的人口获得了所有国家收入的１／４，收入排名前１０％的人口占据着４０％的国家财富。１９７０年代收入分配渐趋平均，但到１９８０年代情况却显著恶化，经济持续增长的１９９０年代也一直保持着这种不均衡。这个地区的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是全世界最严重的，收入排名最后的２０％人口只获得总收入的３．５％。虽然１９９０年代拉美和加勒比海沿岸国家中城市贫民的比重有所下降，但１９９７年城市贫困家庭和极端贫困家庭的比例都高于１９８０年的水平，城市贫民的绝对数量也增加了。这个拥有３亿本地人口的区域，其贫困率为８０％，主要集中在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墨西哥和秘鲁。
无独有偶，在非洲大多数国家生活赤贫人口的比例在这一时期也大大增加了。许多非洲国家
（南非除外）。１９６５年之前，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城市规划局局长都是欧洲人。
正是因为拉美和非洲的城市化完全套用殖民主义宗主国的发展模式和调控办法，根本无视其原有的民族文化和基本国情，以至于这些地区的城市化道路崎岖不平，人民饱受苦难。联合国有关组织明确指出：这些国家正处于“城市危机”时期。这场危机本身就说明，在乡村居民持续不断地流向城市的过程中，其经济却正在日趋衰落或停滞不前。这场危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１） 正规就业水平持续下降，城市贫困人口日渐增加。
由于拉美和非洲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是大量农村人口的“空间转移”在前，就业安排在后，萌发了严重的城市就业危机。
１９８０年代的经济萧条，给拉美国家城市就业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变化。变化之一：工业部门就业岗位大量丧失，人们不得不接受稳定性较差的服务业工作。１９９０年，该地区的就业人口中，只有２６％在工业部门，４８％在服务行业（其中包括交通和商业），而这一比例在１９５０年只有２６％；变化之二：不断扩大的公开失业规模，而且即使在公开失业率已稳定的国家中，其目前的失业水平也大大高于过去几年。在拉丁美洲地区，１９７８年的城市显性失业率为６．８％，１９８０年为６．９％，到了１９８５年就高达１１．１％， １９８０－１９８５年，每年都在上升。变化之三：在多数国家，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劳动力比例不断提高，受劳动法保障的就业岗位大大减少了，只能从事于短期合同工、零工、家务活及更多的被雇为临时工，而且
的收入不均问题都非常严重。这也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１９９７年人均收入只有３１５美元。非洲的６亿人口中，超过４０％的人口生活都低于国际通用贫困线水平——每天１美元生活费。１９７０年代以来就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使城市人口收入也降低不少。后继结构调整政策（ＳＡＰｓ）使主要城市家庭陷入贫困，更将低级公共部门的职工带入贫困。１９９０年代末期，非洲人均出口额甚至低于其３０年前的水平。在此期间，其世界贸易份额跌落为仅２％。大多数非洲国家仍旧是初级产品的出口国，债务问题严重，１９９７年其外债甚至相当于ＧＤＰ的８０％。人均投资额和人均储蓄额在１９７０年代就开始下降，到１９９０年代平均只为ＧＤＰ的３０％。工资水平的下降和食品服务价格的升高造成生活水平的普遍下降。非洲一些国家农村和城市的贫困程度见表５。拉美和非洲两个地区的贫困状况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比较见表６。
从表５、表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在１９８０年代还是１９９０年代，拉美和非洲（尤其是撒哈拉南部的绝大多数非洲国家）贫困人口的比例和数量都在持续增长。
（２） 城市必要的基础设施严重短缺。１９８０年代和１９９０年代，随着非洲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日趋恶化的经济形势使得基础设施和城市服务设施的供给急剧下降。在许多非洲城市，大部分垃圾无人收集，任凭成堆的废物在街道和空地上腐烂发臭。学校人满为患，许多学生与老师接触的机会微乎其微。城市的道路能铺上柏油和有排水设施的越来越少，这些没有铺柏油和排水系统的道路在雨季几乎是泥泞一片，损坏严重。公共交通系统严重超负荷，越来越多的居民不得不住在没有服务设施的非正规住房里，他们只能以极其昂贵的价格向私人水贩直接购买饮用水，而且当地普通居民还很难得到电话和电力服务。
这种情况似乎反映了其他法语国家
相同的发展趋势。之所以是这样，可能与法国在此期间提供海外援助资金的绝对和相对数量减少有关。按照不变币值计算，达累斯萨拉姆用于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开支，１９７８－１９８７年每年减少８．５％。如果将该市人口的增长考虑在内，同一时期，这方面的开支每人每年就减少了１１％。
（３） 城市环境恶化，贫民窟增多。城市环境的恶化在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有明显的表现。由于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被迫在大城市
外围未经规划的住区生活，或被迫在已建好的
“高密度”
地区日益恶化的、
且更加拥挤的住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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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１９９０年代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１９国）的住房情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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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①１９９０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人口覆盖比例：９６．１５％ ＥＣＬＡＣ，人居：住房发展。 ②定量缺额：户数－适当的可维修的住房数量。
③定性缺额：
可维修的住房数量。
④缺额总量：定量缺额
＋
定性缺额。
资料来源：麦克唐纳，
１９９８，１３５，ｐ２５，５４。寿命减少了２０年。
图３：不同地区居住在贫民窟中的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Ｓｌｕｍ ｄｗｅｌｌｅｒｓ ａｓ ａ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ｒｅｇｉｏｎ，２００１。
居住，贫民窟的数量持续上升，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城市建成区总面
积的１／３都被拥挤杂乱的贫民窟所覆盖。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
这一问题更为严重，有多达７２％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中（图３）。同时
由于能够直接得到清洁自来水、享受垃圾定期收集服务和良好的卫生
保健服务的居民越来越少，所以，１９８０年代和１９９０年代期间，绝大多
数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每况愈下，人口死亡率升高。１９７０年为每十万
人死亡１０７人，而目前达到１６５人。艾滋病最严重的国家，其人口平均
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城镇化科技问题研究（２００３年）。 参见：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报（１９９８年）。 参见：罗斯福文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第１４６—１５０页。 参见：［美］福克纳．美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
参见：［美］约翰・Ｍ・利维．现代城市规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３月第１版，第２０页。 参见：王受之．当代商业住宅区的规划与设计——新都市主义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 版，第２８页。
参见：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Ｏｌｉｖａ ， Ｍａｒｃｏ Ｆａｃｃｈｉｎｅｔｔｉ ，ＶａｌｅｒｉａＦｅｄｅｌｉ．关于城市蔓延和交通规划的政治与政策．国外城市汇刊，２００２（６），第２２页。
Ｎｉｓｈｉｏｋａ，Ｓｈｕｚｏ，Ｙｕｉｃｈｉ Ｎｏｒｉｇｕｈｉ ａｎｄ Ｓｏｍｂｏ Ｙａｍａｍｕｒａ．Ｍｅｇａｌｏｐｏｌｉ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ｏｋｙｏ’．ｉｎ Ｊａｍｅｓ Ｍ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１９９０，１０８－３３． 参见：联合国人居署．全球化世界中心城市——全球人类住区报告２００１．第１８６页。 同第２５页。
Ｎｅｗｍａｎ， Ｐｅｔｅｒ Ｗ・Ｇ ａｎｄ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Ｒ Ｋｅｎ ｗｏｒｔｈｙ．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ｕｒｃｅ Ｂｏｏｋ， Ｇｏｗｅ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ｒ， １９８９．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ｌｅ Ｗａｒｍｉｎｇ， ｉｎ ＪａｍｅｓＭ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１９９０，１８２－９０． 美国、法国资料来源于：张庭伟．控制城市用地蔓延：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城市规划，１９９９（８），第４５页。
参见：美国，《世界城市化预测：１９９９年修订本》；联合国食品和农业组织，《产品年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２０００年光盘》。 同第２１页。
参见：Ｐｅｔｅｒ Ｈｕｌｌｅ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Ｐｒｅｎｔｉｃｅ Ｈａｌｌ，
Ｅｎｇｌｅｗｏｏｄ Ｃｌｉｆｆｓ， ＮＪ， １９８１， Ｐ１３２。 Ｍａｎｄｙ，Ｎｉｇｅｌ，Ａ Ｃｉｔ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ｂｕｒｇ ａｎｄＳｏｗｅｔｏ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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