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贝尔可能是我们时代最后一位拥有宏大视野的体系建构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丹尼尔·贝尔本人曾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代表着20世纪社会科学领域人类智力的高峰。
“美国失去了它的最后一位20世纪大思想家，尽管在今天很多人并不这样看丹尼尔·贝尔”。丹尼尔·贝尔去世之后，《纽约时报》书评编辑萨姆·坦侬豪斯在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对丹尼尔·贝尔赞誉有加。
在丹尼尔·贝尔那一代的学者和作家中，很少有人能够像丹尼尔·贝尔那样博览群书，对各种学说和著作都兼容并包。
在丹尼尔·贝尔的著作中，无论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抑或《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我们都能看出他引用和讨论的范围往往跨越了文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法律和技术。其中《意识形态的终结》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曾经入选《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评选的二战后全球最重要的一百本图书。
《意识形态的终结》出版于1960年，在这本书中丹尼尔·贝尔宣称，曾经驱动全球政治运动风潮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再能扮演驱动力的角色，此时距离共产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败还有将近30年。
不过，“我并没有说所有的意识形态的思考都结束了。我实际上认为，旧的意识形态的枯竭不可避免地导致渴望新的意识形态。所以我写道：因此，人们在50年代末发现一种令人困惑的停顿。在西方，在知识分子中间，旧的热情已经耗尽。新的一代由于对那些旧的争论缺乏深沉的记忆，同时由于没有稳妥的传统可以依靠，所以正在从一个精神上已经抛弃了过去那种启示录般的、千年幸福幻想的政治社会体制中寻找新的目标。”
这些话语即使放到今天，仍然会对我们有启发。旧的热情已经耗尽，新的一代对80年代甚或更早的那些旧的关于意识形态的争论已经缺乏深刻的记忆，对各种形式的怀旧已经不屑一顾，而且同样是没有稳妥的传统可以依靠，因此，我们的80后和90后怀着一种“深刻的、绝望的、差不多是忧郁的愤怒情绪”。
1967年时，他预测了互联网的兴起，丹尼尔·贝尔在那时写道：“我们可能将会看到一个全国性的计算机联网系统，人们在家中或办公室中登录这个巨大的计算机网络，提供和获取信息服务、购物和消费，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行为。”不能说丹尼尔·贝尔准确地预知了互联网发展的未来图景，但是他至少捕捉到了未来互联网系统的一部分真实状况。
约瑟夫·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启发了丹尼尔·贝尔对技术和创新的想法。1973年，丹尼尔·贝尔出版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在这本书中贝尔提出了后来广为流传的“后工业社会”的概念。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被公认为是未来学领域的经典著作，它和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以及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一样，引领了未来学的风潮，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激起巨大反响。在1976年版的前言中，贝尔说：“我反对把出现的这些特征试图标定为‘服务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即使这些要素都在，因为这种名称是片面的，也许是为了追求时尚而加以曲解”。事实证明贝尔这种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划分是最为稳妥而且时至今日仍不过时的对人类社会的理解。
“《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的主题，表示旧的政治热情已经衰竭，而发展成为后工业社会的这些理论，力图探讨科技治国论思想与政治的关系”；“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因此，后工业部门的社会组织和工业部门的社会组织是有很大不同的。”丹尼尔·贝尔说。
他在书中探讨的很多问题直到今天仍然困扰着我们，诸如知识的产权和属性问题，“知识即便售出，知识的生产者仍保有知识……（但）除非能得到产权利益，任何个人或企业都没有兴趣出资去生产这些知识”，因此要“设计知识投资的最佳社会政策以及如何制定向使用者收取信息和知识的‘价格’”。他不但试图揭示出一种新的知识阶层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对工作方式、组织方式和整个社会的挑战，还指出了我们今天仍然面临的一种新匮乏，即物质匮乏的传统经济学问题被解决之后，我们从未想过的有效信息的匮乏和时间的匮乏。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文版封面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想要揭示的是美国资本主义内在的紧张，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宣扬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基础、崇尚努力工作和艰苦创业的新教伦理和随着资本主义发展所兴起的消费文化与享乐主义之间的矛盾，“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作为社会事实，早已被侵蚀蛀空了……与其说它是现实的行为规范，不如说是道德家用来劝世喻人，或是社会学家用来编织神话的材料。事实上，正是资产阶级经济体系酿成了传统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崩溃。”
丹尼尔·贝尔的兴趣领域包括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失败、当代文化的焦虑、资本主义从工业社会到消费社会的转变以及有组织犯罪的组织模式变化等。
他曾经是《财富》杂志的一名编辑——同样兴趣广泛的百科全书式的彼得·德鲁克也曾经供职于《财富》长达10年，1965年他还和埃尔文·克里斯托（后来被视为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等人共同成立了一本小众的知识分子杂志《公众利益》。
由于《公众利益》杂志众所周知的保守主义立场，很多人将丹尼尔·贝尔视为一名保守派，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丹尼尔·贝尔总是排斥这种标签化的理解。他更乐于称自己是“一个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
丹尼尔·贝尔可能是我们时代最后一位拥有宏大视野的体系建构者，能够熟练地在文学、历史、哲学、科技、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之间自由切换，引用从康拉德、福克纳到尼采、霍布斯、马克思、凯恩斯和熊彼特的著作。他的写作、他的博学和他的洞察力，能让阅读者感到一种智力上的愉悦。因此，请重读丹尼尔·贝尔吧，别因为他的书的出版日期而退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