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源流和发展
王宏川 民间学者 郑州思想沙龙、大中原文化讲习团负责人 182
刘春雷 民间学者 君实理想、河南君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筹备者 [1**********]
黎子正 民间学者 中医眼科大夫、河南郑大一附院中医附属医院眼科主任 133
张志军 民间学者 律师、河南豫英律师事务所 156
刘向东 民间学者 国学研究院、
王红星 民间学者 郑州百业联盟、河南国学推广联盟负责人 132
第一个阶段：传统儒学的源流、发展以及演化原因
主持人王宏川：今天我们进行第一期儒学专题讨论，因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是配合中原论儒需要，以后还会进行其它方面的专题。这一次是试验。第一次由我来主持，准备了发言提纲，也是抛砖引玉。本次儒学专题探讨，我们定了三个大题目：
1.传统儒学的源流、发展以及演化原因。
2.儒学的核心理念，包括儒学的核心价值、世界观、人生观。
3.儒学的当代批判创新进程发展，以及它的优势和局限性。
此三方面将在今年9月份的中原论儒前完成，期望通过本次儒学专题的探讨对儒学有更深入的了解、学习和探讨，把探讨理论水平更提高一步。本次专题讨论的第一部分就是传统儒学的源流、发展以及儒学演化原因，因为涉及到发展的历史过程源流，我用自己的知识用十个阶段大概进行述说。
第一阶段：儒学文化从春秋孔子时代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年历史，春秋时期是中国文化积极发展的一个时段，也就是亚士贝士说的轴心时代，在各国都有这样的轴心文化发展时代。中国春秋时期就是这么一个原创文学，当时周代的理甭乐坏，在当时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孔子提出“克已护理”，即恢复西周的封建礼制。孔子对西周的文化、礼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孔子创造了一套仁学体系。孔子的原创儒学是根植于中国古老传统的宗法家族血缘这种自然之取，从黄帝前后时代到孔子时代将近两千年一直延续的宗法血缘之直的关系，根据自然之直开拓出先行人文礼信的道德法则，就是“仁”的体系，将伦理道德与政治秩序有机结合，这样就建立了儒家最重要的一个理念---内圣外王。 “仁”和“理”就是内圣外王的理论基础。儒家经典《大学》里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套理念就是对内圣外王的阐述，内对就是仁学体系，外王就是礼治，礼法体系。是儒家的伦理政治的社会理想。这时儒家的孔子时代。
到战国时代，孟子又进一步又发展出了所谓的人性的四个善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所以说孟子所说的心性----仁义礼智四个善端，然后进一步提出了“仁政”这个理念，也是近一步发展了孔子的内圣外王伦理政治的理想。这是孟子的主要贡献。
到了战国后期，另一位儒学大师荀子主张人性恶，与孟子相反，主张用后天的道德修行来抑制人的恶性，即本性，另一方面主张用礼制法制来惩罚人的恶行。所以说荀子的礼法思
想重点在外王，主张礼法制度的发展。这样为战国后期法家学派的迭起作了思想铺垫。
第一个阶段主要介绍了春秋时代的原创儒家孔子、孟子、荀子三个人的主要思想贡献及历史背景，就是礼崩乐坏。抛砖引玉，请大家讨论并提出不同意见。
刘春雷：我们在研究儒学历史阶段的时候，绝对不要忘记一个时期，就是先秦时期，我说的这个先秦时期，特指西周和东周时期。源于儒学的核心法则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个的文武，指的是文王和武王。另外，在说到儒学时候，我总喜欢说一句话，“可惜周公，死的太早了，这就让我们研究儒学时候，总像猜谜语一样。如果周公能活两三千年的话，咱就可有考证”。
对于儒家，汉代班固的《汉书-艺文志》采取的是刘歆《七略》的说法：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官；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也就是说在春秋之前，所有的诸子都出自官学。
此外，胡适也曾有一篇文章，叫做《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仔细推敲起来，他是站不住脚的。章太炎的《校雠通议》里说“后世文字，比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掌太卜，《书》掌外史，《礼》在宗伯，《乐》在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司有书，有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结论是：不但认为诸子出于官学，而且六艺之书也都藏于官藏。说的是如周易藏于太卜之官，礼藏于周代管礼仪的宗伯那里。以及之后包括《春秋》、《尚书》都属官藏的东西，正因为如此，造成春秋之后，诸子百家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
另外还有儒家对各家的启发问题，其实在孔子的言论里，就表示了“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核心法则，也表达了自己述而不作的思路和主张。到孟子手里，就已经受到孔子的启发了。孟子结合自己的思想上的感受，也发挥了自己的一种思考，形成了孟子的一系列主张。这里，诸子可以说是在孔子的启发以后，形成了“百家争鸣”氛围的。
孔子在《论语》中提到“诛少正卯”的事，我认为，这种思想为以后的西汉“独尊儒术”埋下了伏笔。即对不同的意见，不予采纳，有厌烦对方惑人耳目的意味。
我认为我们对儒学在先秦时期的考证，将起到正本清源或追本溯源的作用。另处，儒学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包括从人的思想意识引导到社会氛围治理。我一直觉得，周代八百年，应属于儒学的典型实践期。正因为有了这个相对长时间的社会实践，先有实践才有理论，才能形成一个完备的社会治理学说。这一点也支持我赞成的“学出于官学，书藏于官藏”的观点的。其它各家也都曾隶属于周室司职迥异的官职职能学说。这一点在汉代以后的实践中，也可以得到证明，表现在儒家起到教化和主干作用，法家、名家、兵家等也都像政治实践多面镜的各个单面一样，各守自己的一面。并非像《汉书》里讲的“独尊儒术，罢绌百家”。百家其实并没能真的罢绌，只是最后也各安其叙、各正性命了。所以我们在研究儒学时，对先秦儒学的考证只能是一个猜测和思忖。所以我们只能说只怨周公死得太早。所以说，关于儒学在先秦地位和性质的考证，非常有必要！这个考证，必将能起到正本清源、追根溯源的作用，为我们确立了0的位臵在哪里的作用。我们确立了0的位臵，以后再观察和评论两汉、魏晋、隋唐、宋、明清时期的儒学变化的时候，就有标杆或者坐标系了，我们就能清楚
和明白以后的变化和差距，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距离有多远，变化在哪里。所以说“儒学先秦考”课题，对咱们的研究非常有必要。因儒家本身对自己的定位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非常清楚。所以只有把源头、本源搞清楚，才能做好观测以后的变化和做精准的创新问题。
黎子正：受张光值影响，研究方法我们要顺着中国文化自身的逻辑，整个历史看成一个完整的生命，中国是连续五千年的生命，我们在分析时不能把它切成一块块的。现在人接受时政，我们也谈时政的问题，我们的文化从考古学来说是从舞阳甲骨文化开始已有九千年。河南舞阳甲骨文化定为伏羲时代，原来认为三黄五帝是假的，是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历史是假的。五四以后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完全是按西方人的方法。西方人不承认，我们也根着不承认，这是非常大的错误，现在已开始纠正。史学界已经把目光放到三黄五帝上，中国传说是正确的。
第一黄就是伏羲，淮阳伏羲陵就在甲骨附近。甲骨有几大要素，第一是九千年人工稻，农业文明已开始。
第二是骨笛，由仙鹤的骨头做的，足见对音乐的注重，这是非常厉害的。另外填葬的大秋掌或大巫师是很有次的，是按一定礼节来进行的。礼乐文化是怎么产生的，这是一个很长的渊源。儒家的意识形态是很远的，这就是张光值的观点。
第三，阴阳观念已产生。用龟壳里放的黑白石头来进行占卜，阴阳观念完全与伏羲时代传说对应。先是八个乌龟，后期变成一个乌龟，因为这是从复杂的的二百五十六个卦转化为简单的六十四个卦。
第四，中药已产生，药酒成分由山楂葡萄组成。
农业、礼乐、占卜、医药已产生了九千年，但甲骨文化远行了一千二百年，到七千年时，被大洪水淹没。文化沿淮河向左右扩散，如南阳、山东，到山东转化成东沂文化。另外文字产生了，字符“目”刻在龟甲上，与甲骨文一样。甲骨文过去定为三千多年，现按此线索已有八九千年历史，这么深远的一个文化，过去以为是假的，现在来看三黄五帝都是真的。孔子只说到尧舜禹三代，未向前说，因为那时前面的已经模糊了，但传说是确实的。传说之前还黄帝、顓頊帝、太昊帝.。孔子是很严肃的人，他只记他看到的文献，但现在国外考古也非常注重神话传说、民门传说，并结合考古传说。对于儒家的正式的思想是孔子提出来的，但它的意识肯定是非常远的。孔子到晚年五十以后开始学义，说明他是承认伏羲的，对他的道的影响非常大。
刘向东：儒家学说注重人伦这块，现在很多人比较儒家、道家和佛家，谁高谁低的问题，从原则来讲，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那个时代，对于天地自然已有很深的认识，而重点要解决的是礼乐风范问题。他之所以提出仁学，以家庭为核心，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与当时的时代有关系。有人说“人道即天道”，五伦关系处理好了也就是天道处好了。孔子是为解决当时礼乐风范问题才提出这样一个社会结构问题，通过这个社会结构的处理，希望达到实现仁政，仁伦关系处理好了，才能使社会秩序完善。
张志军：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学术是一脉相传，来源于周礼。孔子一生提出了“克已复理”，他的所有思想，人生追求就是以“克已复理”为之志，当时春秋时礼崩乐坏，他的理想是恢复周朝的礼乐。另外他主张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他认为春秋战国时出现诸侯称霸，周天子被架空，是因为礼没有坚持好，礼就代表封建等级制度。他认为封建等级制度如果坚持好，国家就能一统，所以他主张大一统，反对国家四分五裂，所以说他“克已复理”的背后是强裂要求恢复封建等级制度。
据史记载，某些通俗的音乐不符合等级及当时的音乐，他下令将奏乐者的手足剁掉，所以说他是主张严格的等级制度。
刘春雷：“八俏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指的不是通俗音乐，郑、卫之音，是通俗音乐。
张志军：他是主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是正当的，但当时已经自诸侯出了，本来是天子可以用的乐，诸侯也用了，为什么他要“克已复理”，因为不严格，现已乱套了，所以天下要乱，礼崩乐坏。先秦诸子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三人，他们的思想有所区别。孔子主张恢复周礼，提出了“仁”，但没近一步说明“仁”是适合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孟子进一步发展，比如说实行仁政成了统治阶级的核心思想，他主张君为亲，民为贵，实行仁政，不是暴政。孟子思想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提高，对统治阶级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到了荀子时，在提倡儒家礼乐制度的同时，又提出人性恶，如何对其制约，对仁政具体化。道德要有约束，从法律、制度、礼和道德方面进行约束。所以说诸子思想是不断提高，侧重方面不一样。
王红星：号称现代徐霞客、当代孔子的肖先华为验证中国儒学（也叫华学）的历史，用了十二年时间，二十八次徒步黄河。自身有许多验证，如佛家说的苦修。他在黄河边步行，十四天不吃不喝没问题。他深信中华九千年历史，从黄河边一步一个脚印挖掘，与母亲河对话，与真正的无字天书对话，因为人类历史就是一个无字天书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提出了鲜明的观点，以至于诸子百家、道家、佛家，都是先秦及先秦之前的风姿，那是一个很大的树根。包括儒学、道、墨学、法家等也只是其中一个分支而已。在历史上偏向哪家就会出现相应的问题，一旦你丢失儒学这个主干、背离这个基础时就会出问题，在历史上都能找到相应的时间、人物、事件。如果我们现在能找一些这样的东西，我们今天就无需争论了，因已经把你拉到了零点。
王宏川：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正是世界各大文明处于思想黄金时代。为什么会有这个时代，从人类思想意识发展来看，许多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认为正好是人类从远古的神话巫术时代慢慢脱颖而出产生了自身的理性，哲学、科学、理性等都是这个时代产生出来的。世界各大文明在前后几百年都出现了这个现象，不是中国一家的现象。各大文明都有一个统一的宗教或学说，中国人说是道或义道，都有这样一个阶段。为什么这个阶段都出现了思想的百家争鸣，就是人类意识在这段时间，不管是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发育到这个程度，所以先后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
中国是从殷商时代的神话巫术转向先秦诸子百家时代。殷商时代主要是官爵，贵族才可
能有这些思想、文化、巫术。那个时代主要的知识分子阶层，一个是巫。一个是史，由史官、史学发展成儒家的前身，儒学就是这样产生的。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儒士阶层知识分子在殷商前后都是处于社会上层，但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跌落到下层，从官学到民间的学说有一个急剧的转化过程。诸子百家基本上形成了民间的、广泛流传的各家学说，把原来所谓的义道哲学、代宗教、代神话、代哲学、代科学等混为一体的混沌时代的学说分裂成用理性科学来一个个分，不管是什么道法、西方的科学都是这么一个阶段产生的，这是世界性的历史大问题。
张志军：我觉得第一阶段要把背景搞清楚，另外一个是三个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有什么差别，虽然是一脉相承，但还是有差别的。
刘春雷：虽然说道家、《道德经》不是儒学，但《道德经》成书绝对比《论语》成书早。中华文化最早脱离典型实践期开始结晶的，是《道德经》，而不是以后孔子的《论语》。孔子本身是述而不作，《论语》是他的弟子将孔子的言行语录收集而成书的。最早的理论精华是《道德经》，而不是以后的。
我们当下往小处说是在说儒学，往大处说，其实是说中华文化，这是我们的宗旨。这也是《道德经》影响儒、墨、名、法的原因。所以说，问是谁解《老子》解的好，我认为韩非子解释《道德经》是最好的，韩非子书里面的《解老》、《喻老》篇章都是上下篇，解的非常好。
第二阶段：两汉时期的政治儒家
王宏川：两汉时朝为什么会产生政治家，一个历史背景就是秦帝国二十二年亡。秦帝国虽然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君权制，但很短命。汉初几十年，政治精英和思想文化精英都在思考长治久安的问题。当时儒家的知识分子很活跃，特别是到汉武帝时期前后。儒家主张帝国大一统，强调封建君臣礼制，正好符合了汉帝国的需要，因而儒家在汉初众多的思想流派中脱颖而出，成为汉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这是客观原因。当时的儒家代表人物有董仲舒、公孙龙、公孙红等。
董仲舒是儒经博士，主要以儒家为基础，《公羊春秋》为经典，仁学为组织，杂揉了阴阳五行，还有道家、法家、墨家等思想，创立了一套符合大一统、中央皇权统治需要的政治儒学的思想体系。董仲舒的思想体系里包含了天人合一、天前用、阴阳学 天道永恒、 三纲”、“五常” 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这种重新包装过的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形态具为汉帝国服务的神圣性、纲常化、制度化，历来被描绘成永恒的帝国统治思想。汉帝帝设了五经博士，将《诗》、《书》、《礼》、《义》、《春秋》五部经典作为帝国的最高经典。汉学为什么叫经学，就是推崇了五部经典。汉帝国表面上独尊儒术，实际上兼采各家，特别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形成内法外儒、王霸杂用的格局（儒家王道，法家霸道）。这种政治格局为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打下了思想理论统治基础。所以说汉代儒家与先秦儒家有了非常大的变化，是重新包装了，打着儒家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旗号，实际上是采用了法家等多家的思想理论。
刘春雷：王老师刚才说汉帝国总结了秦朝灭亡的教训，这也证明了一个道理：任何一次历史上的错误，都为以后的正确埋下了伏笔。其实在董仲舒正式向汉武帝介绍以公羊学为基
础的儒学思想时候，其实汉代之前采取的政策是黄老学说、与民休息的政策。汉代能够采用董仲舒的学法，也是有一定渊源的，至少有两个台阶，造成了之后的这个跨越。一个是陆贾《新语》中向刘邦提出“以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当时汉刘邦心里已经对儒家有了印象。另外，贾谊的《过秦论》上、中、下三篇，几乎在历史上几乎成了反思秦灭亡的代表作，以后官学也承认这一点。《汉书》为了总结秦朝灭亡的原因，全文录用《过秦论》三篇，以此为官学打上最庄严的标记。所以有了这两个台阶后，为董仲舒的思想才能被汉武帝采纳作了铺垫，这就是渊源问题。
第二， 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为什么能够被汉武帝采纳？我认为他对社会形态的设计，是汉朝统治及以统治千秋万代所需要的，这点在其它各家基本上没有。他对社会形态的设计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对现实中的社会进行了严谨的设计。此外还有，当然汉武帝采用儒家思想是有一定校正的，如西周时是分封制，以后是封建制，有一定改变是当然的。另外，儒家在诸子百家中，整体意识是最强的。把政府看成社会的一个方面，把社会看成一个有机整体，这是一个特征。另外一个特征是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它以历史为本、以历史为依据来说的，相对别的诸家比较靠谱一些。
第三，汉代的学说发展上，已达到一个整体【融合】景象。西汉时学说已经高度融合，并非我们想象中的争论、争鸣的情况，而是已经高度融合的景象。这里举例，譬如如秦后期的《吕氏春秋》、汉早期的《淮南子》，这些后者融合度更好，特别是融合了科学、墨家等知识，甚至比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融合度更高。
汉家及其武帝考虑法和变的问题，就是说是“永远按照祖宗之法走呢，还是按照以后的实际情况进行变化呢”这个问题，其实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及《吕氏春秋》、《淮南子》中都运用大量篇幅进行论述，而且讲的非常经典。我们在实践中确实会遇到，是坚持宗旨还是随机应变的问题，当时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所以说，汉代实际上，就是对以前学说的一个总结，所以才有了之后的东汉蔡邕校六经、刻石的这个结果。
刘向东：“内圣外王”在中国人心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不仅是在春秋战国时有这样的思想，以前的部落首领也有这样的思想，如黄帝那样的统治者，即是统治社会的领导人物，也拥有较精深的知识、学问。在道家，真正提出“内圣外王”的是庄子，这点我们可以从《道德经》里看出。他主张“无为而治”，“无为”是内圣，“而治”是外王。“内圣外王”是中国人潜意识中追求的东西。西周之前是比较统一的时代，到东周时已乱了，社会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多。到秦朝时短暂统一，再到汉朝时已具备了一个条件，那时真正的政治、经济各方面条件都成熟了，因而“内圣外王”这时就成立了，内圣是儒家，外王是兵家。我认为不是儒家融合了法家的东西，而是法家融合了儒家的思想，因为汉朝打败秦帝国取得政权，是依靠武力反抗，用兵家、法家的思想，用很好的组织纪律性来获得政权，不可能用思想来战胜法家。因而汉帝国的建立，外王的成份多一些。文景之治是内圣，那时道家的思想相对松散一些，对人的约束相对少一些。儒家讲金木水火土，形成相生相克的结构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非常牢固的结构体。统治者用董仲舒的思想，从外王的角度把儒家思想融过来，形成了为整个大一统服务的政治理论结构。
刘春雷：汉王朝兴、秦王朝亡的问题。孔子时为什么不能恢复礼乐？为何到了西汉的时候才会有，这里有一个社会背景问题。中医一言说的最好“急则治标，缓则治本”。
无论是春秋时期，孔子虽然没有被任用。兵家哪一个没有被任用？那一家不是出来就能当将军？楚汉战争时期，最风光的，肯定不是陆贾或者贾谊，而是像韩信等这些将军们。这实际上是时代需要的问题。到了国家稳定了、需要考虑常治久安问题时，需要制礼作乐时候，哪些将军们就要回家歇着了，文人就出来了。
所以说现在，甭说共产党不好，正因为有当时的不足，所以才有我们在这里考虑文化问题。毛泽东那个时代，是兵家，需要韩信那样的人，毛把江山给你们收拾住，然后我先走，你们在我这个摊儿上，考虑怎样长治久安。这也有一个时代需要的问题，人跟人不要苛求。兴衰出现，它有实际需要的问题，中医的治标治本的论述，是理解问题的钥匙。
张志军：特别是看待历史、学术上的问题，需人用历史观，从因果看，从正反来看。王老师划分的第一部分“传统儒学的源流、发展以及演化原因”，那么儒学为什么要演化？孔子一辈子克已复礼，希望国家恢复周礼，为此奔走了一辈子都有形成，而为什么到汉代，儒学却成了一个主流意识？这里一定有内在的、必然的原因。原因就是当时的背景，天下已乱，无人再听周天子说话，这时再来推广礼乐、道德仁意，就要亡国了。毛泽东为何在战时也不讲这个？因为国家动乱时要用兵和法来治国。这就是标与本的问题。为什么那些国家不敢用孔子？孔子很有才华，理论思想也非常好，但当时确家不敢用，如果用了，国家就亡了，要先以国家为重、生死为重。
到汉代时情况已变，汉代已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时如果再讲谋略，再讲兵法，已经乱套了。当时也经历了一个选择的过程，汉代究竟用什么作为一个主流意识的？当时曾经选用黄老之术，一开始觉得道家理论很好，但又觉得只有老子的《道德经》很单薄，于是加上黄帝的思想。运用黄老之术，形成的体系，但运用到国家政治、经济的治理上又觉得不完整。另外，法家的理论也比较完整，但还有一个背景就是秦朝过度依靠法家的理论，导致秦朝二世就灭亡了。所以说法家也有问题，法家的理论也不敢用。特别是刘邦等人是从秦朝过来的，秦朝为什么会灭亡？他们一定会反思这个问题，有一个重要实际的问题进行的理论研究，最后发现孔子的儒家，既有传承与周礼，又有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形成了国家政治经济 比较而言，黄老之术，法家的思想和儒家的思想跟当时的背景相结合，那么选择儒家作为主流思想，“罢绌百家，独尊儒术”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因为它有前因，它一定有后果。所以要分析一种思想，分析它的因、它的果，就自然而然得了，就这三种思想进行选择，选择儒家最适合。所以说汉代的儒家与政治相结合，形成了政治儒家。
黎子正：实际上汉代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妥协，就是儒法二家互相作了重大妥协。如“三纲五常”，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一个礼的概念，而董仲舒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是一个专治的概念。其实就是说儒家退了一步，如果不退一步，按照孟子的说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那么皇帝的地位就会受到重大威胁。
另外，墨子要求天子要民选，以现政为主，如果这样走下去就会出现另外一种状态。但这时，儒家作了妥协，没有按照孟子和墨家的思想走。没有完全按照“内圣外王”，儒家向
帝王专治进行了妥协，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帝王的，天下的治理叫官，我们叫政治复合体，就是帝王的专制系统和官府系统。官府是儒家控制。
法家也作了妥协，法家本是主张绝对的帝王专治。他们互相作了妥协之后，结合形成了内圣外王。这时的“内圣外王”与先秦时的“内圣外王”已不同了。儒家承认了帝王专治，其实孔子并不承认帝王专治，他讲礼、仁，但承认了他的统治，这是一个重大的妥协。妥协的结果不再按照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及墨子的“天子要民选”，但帝王的权利受到了约束，因为有官在里面。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个复合性的政治体治，并不是纯粹的专治体系。西方一直把中国打上千年帝王专治的烙印，这是错误的分析。如果说中国是一个纯粹帝王专治的话，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是无法进展下去的。
王宏川：汉代当时比罗马帝国还要先进，儒法结合是一个政治复合体。儒家法家其它家都进行了妥协。儒家已不是先秦那种“内圣外王”，完全纯粹的如孟子所说的民政，法家也给官方作了让步，给仕族官僚作了让步，不是纯粹的皇权专法。皇权专治和官方统治是二元结合。而且不仅是二元结合，主要体现为儒法二元结合。
黎子正：下面还有一个士绅社会，是道家和儒家的结合，控制着中国的基层社会。 这样，社会就稳定了。
王宏川：士绅社会中下层是儒家知识分子来控制的，是多元结合，因而比较稳定。 刘向东：我认为道家并没被罢绌，道家在皇帝那里仍在运用。此时的官系统已更进一步发展，如曹参任宰相时，路上碰到有人打架并不管，皇帝也不管具体的事，只管宰相官员，皇帝体现的是无为而治。即皇帝仍在运用道家思想，进行大的统治，而统治思想还是黄老。
黎子正：黄老实际上也进入到基层社会，中国的官只到县这一级，下面是高度自由，县下面乡一级非常自由，是受道家思想影响，儒和道的结合在基层社会比较鲜明。如果没有了任何自由，违反了道家的无为而治，反而会出乱。
王宏川：据说中国县以下是自治社会，官方到县及以下比较少了。不像我们现在直接通到乡村。
王红星：中国几千年文化有几个重要的特色，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人合一。其核心文化思想在不同时期进行演变，演变到西汉时，犹如红花与绿叶的关系。但凡在中国历史上出事的时候，都是正当红花时。当处于稳定阶段时，有一朵红花，大家都当绿叶，这是自然界最稳定的状态。实际上到西汉，大家已经做到红花、绿叶各归其位。中国九千年历史，红花绿叶正常时比较稳定，一旦红花多了，在历史上都有重大事情发生。
道家思想讲：我为时要为，退时要退。当我到红花的位臵上时，则是最危险的位臵，就要退下来。道家思想修自已内心，内修即身退。红花与绿叶的配衬在周朝、西汉是很明显的，尤其是西汉，以至于在整个历史阶段把中国文字叫汉语，这段历史非常重要。刘邦和项羽，谁是英雄，这里就有红花与绿叶，有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
三无之道，中国人讲究三，如孝、忠、礼，在家讲孝，做事讲忠，相处时讲理。这是三的结构比较稳定，变成五就是内省，有五句话，即认真反醒自己：我与天道皆通了吗？我还是我，我身上有天地正气吗？我的格局打开了吗？我的德配不配？我的才配不配。红花与绿
叶，改干啥干啥。
刘春雷：红花与绿叶的关系，很有可能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各正性命，不须僭越。
第三部分：魏晋时期的大社会主义
王宏川：先秦诸子百家经过了几百年的论证，实际上在汉帝国是各就各位，从政治体系来说儒家、法家、阴阳家，道家、墨家 下到下陈，县以下的不官，还有其他家，都是在各位各位， 这个政治构架是一个多元复合的结构，是一个绿色的构架。两千多年，中国那时是一个生态的政治体系，红花与绿叶就是一个名份，各归其位，汉代的明教思想，等级秩序为规范。
刘春雷：有一个不同的看法，魏晋时期，任何一件事，都是有原因和有结果的。两汉时期是一个很理想的时期，这个理想，其实只存在于历代人心和文人的思想期望里面。现实中间，理想是很骨感的。理想时期是很短暂的，当然也有两面性，比如汉武帝的好大喜功，不断征伐。为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很大影响。还有之后在汉代后期奸臣的出现，我们在《汉书》的后半部，可以看到有大量篇幅在讲奸臣，就是一个证明。到了东汉时期，光武总结了西汉时期的一些执政缺失，早期还相对好一些，但是到了后期，桓帝、灵帝时期，十常侍乱政，争权夺利，朝廷不稳、天命无依。
我觉得这时候发生的曹氏父子，篡汉的事情，对整个民族的政治和社会信仰，产生了很大的质疑和动摇作用。所以，一直想就曹丕的篡汉对民族信仰产生的威胁，深入讨论一下。曹丕篡汉以后，全国上下的士子和文人，在思想信仰上不认可曹魏以及之后的各家政权，也有对现实发展产生迷茫态度的人，譬如阮籍，“穷途之哭”的典故。由于，当政的势力很大，所以文人和士子们的失落和无所适从，而只能对当局采取不合作态度和消极的对抗情绪。以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例，可以证明。
到了魏晋后期，也有像陶渊明这样，把世事变幻看的很开的人，他们逐渐把社会信仰的凋敝，上升到哲学发展的高度来看，从而把当下的变迁看成是发展道路上必然要经历的探寻过程，这一点是需要认真思考的。此外，中国的无政府主义，也最早出现在魏晋时期。如果我们把两汉看成是大政府主义，那么魏晋时期，就是一个大社会主义。正因为有了这个相对的自由主义的环境和氛围，在魏晋时期中国的艺术、玄学哲学、科技、书法绘画等等都产生了质的跨越，或者也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刘向东：他用这种形式来真正恢复，为什么要再注解儒家的经典，就是要恢复心目中的理想状态，这是与当前黑暗状况不一样的思想，但大部分的人结局都比较惨。记得余秋雨写过一本书，讲当时年轻人被杀头的比较多，真正的社会对儒家思想比较向往，但是那时思想不得志，这说明儒家本身的局限性。当时名份上政治儒家还占主导地位，但事实上已经不被认可。
张志军：魏晋玄学比较复杂。为什么儒家从汉初，形成了多元化，不是以儒家为主，儒法结合，到同时推行黄老之术，结合之后产生了“文景之治”。“文景之治”在历史上是少有
的几个比较短暂的繁盛时代，另外还有“贞观之治”、“文景之治”、“康乾盛世”及周朝。周朝时间比较长，800年一直廷续下来了，而其它盛世时间较短。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来与玄学结合，一定是儒家的思想出现了问题，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我认为这比前面的复杂，孔子时期礼崩乐坏，包括政治儒家，董仲舒和平时期选择了儒学。魏晋时为什么儒家占统治问题，反而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我想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就是没有很好的坚持儒家的思想，在实践的运行中出现了问题。在汉后期，道德仁意已不在执行范围内，完全是虚拟的、表面的，包括后来的十常侍，没有遵照等级、礼仪，宦官专权，宦官身边的人也直接掌握政权，好的制度没有坚持。另一方面好的制度没有与时俱进，反而教条化，固定化。因为汉代以后，采取五经博士，把经看得很重，逐渐抛弃了红花配绿叶，不要绿叶了，仅是一枝独秀，唯经是从。不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经而优则仕”。只学好五经，就能当官，别的什么都不用学了。即没有坚持，又没有变化，最后造成魏晋南北朝，包括三国时期的垄断。
黎子正：双重衰退就像生老病死。帝王这个系列的衰退，后继无人。有宦官专政的问题，儒官也在衰退，这种双重的衰退原因很复杂。有人提出衰退论，本身就是有规律性的。当它衰退到一定程度，就要挽救时代的格局，就有人提出新的理想，儒墨道法各种思想结合在一起，对中国的未来提出一个新的理想。南方的开发跟这个是有关系的。中国南方用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开发，我个人觉得应该做为重点研究。玄学提出来以后，其实就是说把一种崭新的思想，拿到南方来做实验。最后，南方开发的很好，跟这次大争论是有关系的。南方的开发包括少数民族的开发，包括汉族，大量中原的人迁移到南方去，不完全按照僵化的，停滞的礼教来开发了，而是换一种思路，南方的经济和北方的经济这时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与玄学是有关系的。
王红星：这时，道家和儒学进一步的结合，形成了真正的华学之道。五行进一步完善了。
刘向东：这个时候，皇权政治在思想家眼里已经不重要了，道家看的非常透彻，不像儒家局限在一个系统里就出不来了。之所以与道家结合，一方面是追求个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在思想上对皇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庄子说的一句话：“窃勾者侏，窃国者候”。当时已经不怕皇权了，因为经历了魏晋的整个社会阶层的腐败。
王宏川：大家说的，有很多亮点，向东说的我比较认同。儒家被汉代树为旗臶后，实际上隐含一个倾象，这个成了形式了，内容“内圣外王”，实际上相当程度已经削弱了，已经引患了这个东西。重形式，轻内容。皇权帝国是妥协，就是形式上摆摆样子，打出旗臶，真正要帝王实行起来比较困难，实际上是互相削弱。在这个过程中，经过将近四百年的时间，到东汉末年，实际上已经完全形式化，真正发自内心的、欲民之心，已经被扫荡完了，注重了明教的形式，这是衰弱的重要的原因。
另外，黎子正老师讲的自然法则，凡是一个事物都有自然运行的法则。人也一样，生老病死。自然法则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没有新的东西充实进来，其功能性等各方面自然会衰弱，所以必须要有创新的东西充实进来，形成对抗、冲撞，才能进行优化组合，才能把这个
东西维持下去。生命一样，有一定的自然法则，周期的，所以儒家道德经过几百年，已经自然衰弱了，不管是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已僵化、固化。
在这两方面的影响下，汉代整个政治的衰弱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衰弱，必然为其他各家大开绿灯。就和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的意识形态衰弱，政治控制意识衰弱，简直就是百花齐放。所以，凡是政治的控制相对衰弱时，思想意识形态相对就比较兴旺，这是一个规律。在政治上，皇权控制已经没有了，还有官方，主要是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衰弱了，明教衰弱了，这就引起玄学重新进入。
刘春雷：其实，我们回头可以发现两汉时是大政府时代、奉行的是泛政府主义；魏晋时是大社会时代，奉行的是大社会主义。魏晋时期，政府已经衰退了，地位上、政治上已经退出了伦理上的认可度。西方人认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最早出于魏晋时期，也是有一定的依据和近似度。这个时候官方儒学旁落以后，就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大社会时期，它的哲学，艺术，技术，都是一个百家齐放的时候。包括现在说的向黄帝宅经、风水、书法、绘画等，在那个时候能找到根源。当前有一个问题，是说中国为什么不能搞自由主义？其实在中国历史的一段时期也有，只不过是名称和叫法不一样。
黎子正：那时的“桃花园记”，重新提出一个理想社会，然后去扶持这个理想社会，汉人南下，重新对南方文化进行一次调整。这是道家描绘的一个理想社会。
现在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到底建设成什么样子？现已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争论。给朱镕基上书的李昌平，提出不能乱提口号，否则，农村城镇化很可能破坏生态。
王红星：中央政府推出了一个办公室，称之为事业单位，由政府编制，可以叫厅长、处长，但不发工资，社会上的闲杂有钱人可以当官，叫城乡小康发展中心。在每个省都有，在河南叫城乡小康发展河南中心，主任是副厅级，下面有处长，这个主任是李克原来的秘书副厅级的，拿工资的，其他的处长都是社会上的有钱人，买的不是省大委员、政协委员，直接买的就“处长”的官，政府拨有地，盖有楼房。操作的顾问成了国家的智囊团，现在真是啥事都敢干。
第四个阶段：隋唐时期儒释道论争的道统理教
王宏川：为什么说隋唐时期儒释道论争呢？因为在隋唐时期，佛教发展迅猛。隋唐时的《佛教八钏》显示，那时的佛教经典已经超过了儒家、道家经典的总和，对人的影响很大，不管是政治还是民间。这时，儒学与佛教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代表人物是韩愈，他主要是排佛的。当时的儒家代表代表人物是主要是韩愈、柳宗元和刘禹锡。韩愈在文章《言道》里提出道同理念，明确提出，中国儒家的道同有几千年的传承，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内圣外王的道同传统体系，作为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主干，来排斥佛教和道教。韩愈和柳宗元还创发了古文运动，就是要文理载道。古文运动对佛家、道家形成了坚锐的对抗，他们想对天道、人道的关系进行探索，以图建立一个统一的儒家的天道观。因为当时的儒家、道家形成非常大的冲击。儒家在先秦主要以社会人文、社会制序为主要的理论
方向，但他们的天道哲学、宇宙观、世界观还不太充分，所以提出了道同理论，形成坚实的哲学基础。这是隋唐时期儒家的表现。
刘春雷：我把隋唐的儒学分成三段。第一，杨坚在社会政治方面对儒家的坚持治理上的功绩是非常大的，后世有时故意跳过去、跃过去，因为他没有处理好一个问题，就是继承人的问题，于是被唐取代。当然杨广也做了很多事。历史上记载的有点夸张，没有说的那么坏，但不能够埋没杨坚在学术上、行为上为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唐坚持的是道家思想，真正的主导思想是很开放的，并没有把儒家的思想摆在至高无尚的地位，正因为此，中间插了个佛，最高位臵是道，儒家充其量不过是第三位，为佛家留下了很多的留地。那时的皇帝宁信佛，也不信儒，所以造成韩愈上书、被贬、写诗等，确实是很坎坷、很凄惨的经历。
第三，韩愈的处景，当时就是不绝如线。为了恢复儒学在汉学的地位，韩愈的后世弟子【注解：据记载欧阳修十岁时，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至和五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欧阳修入阁拜相后，才把韩愈提到一个高度。儒家在唐朝后期在政治上、社会上才奠定一个位臵。
王宏川：隋朝开创了科举制度，唐朝把它推到了一个顶峰。科举制度的开创，为仕族知识分子进入朝廷、进入上层，展开了广阔的道路。真正的士族统治还是由儒家知识分子来统治的，科举制度大大地打破了以前官方推举的形式，所以说科举制度成就于隋朝，鼎盛于唐朝。中国确实是二元结构，即官方的和皇权的思想不一定完全笼罩整个帝国的思想，儒家的思想在中下层官员和下层的民众中还是有相当地位，儒家在这个时期确实是相当削弱，但没有从根本上削弱。
刘春雷：其实科举制度，在魏晋后期、隋唐前期奠定了基础，到隋文帝时已形成完善的科举制度，一直到民国。另外，唐朝的主题思想是佛道，比较开放，甚至有外国人在朝堂上当官。
黎子正：唐朝的科举制标志着儒生的势力非常大，但却出了问题，当时经济上高度发达，文化上高度开放，但在最开放、最发达的时候，却出现了“安史之乱”，韩愈等人会认为基础没有做好。如果在根基不是很牢的情况下，经济文化高度发达肯定会出现问题。像韩愈这类人认为儒家的思想还不够，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同时，相对而言，儒家的思想没有跟上，儒家思想削弱了，所以提出道同。唐朝在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时候，却没有出现大哲学家？ 按历史经验，经济一发达，思想就起来了，而唐朝却没有。李白的道家思想不够，他退出去了。
刘向东：统一性的天道观，就是儒家重在探讨人文关系，人道就是天道，讲五伦关系之
后好像问题解决了，但是形而上学的基础。为什么佛教能进来？跟儒家本身探讨的东西有关，很少提到，《论语》里讲“夫子罕言性与天道”，恰恰是“性与天道”这些形而上学的东西没有讲。这为佛教和道教进来开了绿灯，提供了空间。同样为宋明理学垫定了一个基础。道教在天道上讲的清楚，佛教在性上讲的清楚。
王红星：两晋时，把玄学拿出来了。人来到自然界，都很简单，形而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的见，摸得到。形而上，玄学还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一直发展到唐朝形成“中”，很明显，就是性与天道，还没解决。走到唐朝时，经济、文化高度发达，思想也高度发达，在这两方面没有突破，在道教和儒家没有更多的突破。佛进入中间融合，形成真正的“中庸思想”，没有“中庸思想”，儒施道结合不起来。
孔子讲的“仁”是指习性，是可善可恶的；孟子讲的是天性，是崇善的；荀子讲的是讲的是秉性，除恶无善，很自私；只有孔子讲的是中间的。
王宏川：隋唐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很开放，这对儒家形成很大的冲击。江河日下，不进则退，这是自然的规律。需要一个综合，呼之欲出，已为两宋的儒家、新学做好了准备。
第五个阶段：两宋儒释道和儒学、心学儒家
王宏川：在东汉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千年的发展，儒释道，三家，不断斗争和融合，最终创新出了儒家新的形态，叫理学。理学主要是程朱理学，开创于北宋的周敦颐，邵雍等，中间经过程颐、程颢的发展，最终完成于南宋的朱熹，经过这么一个过程，理学的集大成者是朱熹，针对汉语，那时的十三经的内容庞杂，难学，为了集中理学的义理，他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做了四书集注，主要的核心是通过义理阐述经学的核心要义。四书五经成为中华帝国后期历史形态的经典。主要是程朱理学，以礼为本，礼是宇宙为本，礼就是儒家的伦理纲常的理论基础，就是形而上的基础。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兼通了佛教和道家两家的思想，讨论理和气之争。还有心和性之争，。以人舆理论做为研究对象，以舆之变重礼之性做为主要内容，将道德纲常上升为形而上本体论的哲学地位，影响和主导中国传统后期的思想意识形态。
儒学发展第六阶段，主要是吸收了心学，儒家吸收了佛家的心性的理念。程朱理学抗衡的是南宋时的卜九渊，到明代王阳明的心学，针对程朱理学的“礼在人心之外，道在人心之外”的和主张，提出心就是理。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五行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五行，这是佛家的观念。倡导发明本心，良知知情何意这个认识论。王阳明重点吸收了佛学的心系论，强调以心为本，就是良知为本，认为天理不是外在的神秘力量，本来就是人心的良知，可以确定事非善恶的标准，真正权威，不是心外的渗入，而是内心的良知，为人处事的基本价值，打破了政治思想权威，有解放心智的作用。对当时的和平民产生了很多在的影响，王阳明时期，有一个西方宗教的改革，就是否认基督教教会的权威，把权威收回到人本心，自己认识心中的天书，给王阳明时代，倡导异曲同合的效果。等于把权威转向了人的内在心性，
王阳明时期，正好有一个西方宗教的改革，就是否认基督教教会的权威，把权威收回到人本心，自己认识心中的天书，给王阳明时代，倡导有异曲同合的效果。等于把权威转向了人的内在心性，西方解放运动，启明运动之前的宗教改革，就是我自己个人都能认识上帝，不需要教会的程序和权威，为以后的明清之季，近代的思想启蒙，思想解放运动，垫定了一个理论基础
刘春雷：两宋儒释道分三个阶段。
第一，唐以后宋以前，五代十国那个时候，为北宋文化发展垫定了基础，如果没有五代十国，就没有理性的知识分子，赵匡胤，忌武兴文，北宋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奇葩，
第二，北宋时候，在民间，儒学另外产生了另外一个废制，总结隋唐时期天下治乱的原因，，总结汉代的一个原因，对行政治理进行一个发现，因为以前儒学对行政治理很空泛，造成唐，汉时期，在文化经济高度发达时，却发生天下大乱，包括在汉时候，理想很骨感，出现国祚会无感，牵定会无依，在北宋就出现主要在民间，在行政治理上，以“决狱”为治理核心，就是说行政官员的主要工作是断案，断不平的。另外，在北宋也完善了先人的政治观，《四书》的思想核心观“理”。北宋时期，是对儒学的探索阶段。南宋时期，以朱熹《四书》为代表的探索总结很好，但是固化起来了，在行政治理上，以“决狱”为治理核心，也被宋、元、明、清继承下来，具体的典籍不多，是事实，以前是没有，民间也做过畅想，包括在《包公案》里也做过畅想，如果诸侯叛乱的话，用决狱来判断。对孔子，孟子，当时儒学的治理实际工作起了很大的补充作用“决狱”，与朱熹创造的乡约自治有关系，是儒家法家的结合，朱熹围绕着“理”来的，包括现在国家没有搞清行政治理核心，儒学在实际行为是能延长国教的，在学术上没有认识到。政治思想的下沉，跟民间结合，两宋已经为以后的戏曲等民间的艺术文化垫定了基础，元末明初，关汉卿，都在宋代做了很好的基础，开端。
王宏川：儒学发展到南宋以后，已经能和民间的乡间的自治运动有效的结合起来，而且已经形成乡绅自治的、稳固的社会现象，对整个帝国的统治是有好处的，是上下流动的。
民间的文化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对照共产党，实际上我们有一个相当的断链，主要靠强制官的统治，一统到底，太硬性，跟两宋隋唐时期比较软性的统治，不为生态。
黎子正：知识分子要描述出一种理想，我的理想是什么？你可以去争论。从陶渊明时就开始了，现在李昌平所说的要 我们现在没有理想，我们不知道乡村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想像的是西方那样的城市化，西方都在反省，欧洲很多地方在调整。农民都往楼上住，能源、生态问题怎么办？
王宏川：政府关注的是统一的问题，关注的是能空出多少地，土地能生财，是政府的生财之道。
刘春雷：为什么元末明初，演义小说大发展？如《隋唐演义》、《封神榜》等。南宋提出
了理，另外文化下沉，与民众生活结合起到很大作用，这是文化方面。另外，很重要的一个贡献是行政治理的核心是“决狱”，这个非常关键。只有实现了“决狱”，才能实现思想上的礼在现实中的呈现。
王宏川：中国的法家制度，能够在某些方面，不完全走绝对法制化道路。有些问题不一定通过法律条文来解决，通过乡间民约，有些小矛盾就可以解决了。而且用儒家的伦理化来化解人们心中的困惑，不一定要打官司才能解决。
刘春雷：在南宋时文化下沉治理体现在三方面。第一，从思想上，体现在宗族势力上，还有三纲五常，在思想上打下基础。第二，以“决狱”作为人的权力的最基本保障。第三，乡村高度自治，当时的政权只到县。现在之所以还能还听到道家的声音，就是因为人家是自治，并不是一刀子砍到底。
宋代特别是《四书章句集注》，无论在学术上、政治上、行为上，影响是非常大的，它是三维的，并不是一条线。我们往往对宋儒理学的理解是一条线，但它是三条线的。
王宏川：而且对东亚地区影响比较大，它完全是政治与乡土的有机结合和双向循环，这样就比较生态。
刘向东：诸子的思想真正得到识可是在朱元障时期，或者说是诸子的后起，因为当时生存的时候是受排斥的。思想的落实是否在宋代，不太清楚。
王宏川：很多论文资料显示，诸子对《四书五经》等进行了总结，也搞了很多大学、小学的实践，在乡间有意识地搞，也被推广，保留到元明进期，真正的结果是在明朝。
黎子正：宋朝非常复杂。一方面相当于现在的美国， 经济、文化及自由度非常发达，当然封建社会的衰落点也是从宋朝开始，从高峰到跌落。另外一方面，科举项目非常多，医生、 道人、和尚都可参加。开放到什么程度呢？唐朝名人的后人没饭吃了，全部由国家来管。如唐朝郭子仪的后代茶道没饭吃了，国家来管。
王宏川：日本学者争论，现在很多资料讲中国的近代史是从宋代开始的。当时经济发展，社会高度融通，当官的从原来的高门贵族到寒门子弟，这是宋代一个明显的标志。一般的人参加科举的项目和内容也多了，根本不是原来刚建立时设的那几项，所有的人都可参加科举考试，这意味着政治权力的相对民主化、多元化。而且宋代的商业非常发达，形成了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为明代奠定了基础，民间文化充分发展，也就是政治文化下赢，所以很多学者说中国的近代史是从宋代开始的。
黎子正：如果没有蒙古的打击，北宋还能继续维持。岳飞出了很大问题，满朝文武没人替他说话，没人保护他，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致命的问题----重文轻武。
刘春雷：北宋建立后，嫉武兴文。总结以前的历史教训，谁是武将就嫉妒谁。在北宋还有个武将狄青，在军事上的造诣上很高，但一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监狱。国家需要时出来带兵打仗，不需要时关到监狱里。
王宏川：北宋对知识分子特别宽容，不杀文臣、不杀知识分子。文臣向皇帝上书时的争论非常激烈，因为不杀知识分子嘛。
刘春雷：宋太祖赵匡胤去世时留下丹书铁卷，有三条，不杀文臣，很宽容。但赵匡胤的嫉武兴文为北宋灭亡埋下了祸根。北宋灭亡时，日本人大哭七天，举国哀悼。日本人对北宋非常崇拜，引以为偶像。
王宏川： 理学对东南亚影响比较大。北宋时，知识分子感到空前自由，现在很多知识分子都说愿意回到北宋时代，因为有言论自由。
黎子正：但是对外问题就出来了，少数民族也有生存的理由。结果北宋被辽灭亡，南宋被元灭亡。知识分子整体在这个问题上没人为岳飞说话，只是后来说了，这说明大家还是同意这个问题。有人说这与理学有一定关系。
王宏川：理学只讲内心道德，但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解决不了富国安邦问题。
刘春雷：其实宋代是中华文化的定形期。两宋时期是中华文化发展时期，宋明是哲学思想发展时期。中华文化的长处和短处在哪呢？我认为中华文化的特征是：“平衡中庸之心有余，危机费劲之心不足”。这可能在嫉武兴文上没有找到原因，而总是找内部平衡，行为的中庸，即不偏又不依，即不过头又不急，做得很老练，却从来没考虑邻居家是怎样想。眼光总是向内看，不是向纵深处看。
刘向东：我讲一点践行宋明，特别是朱熹理学的一些体会。我原来比较喜欢曾国藩，他是个大人物，比较推崇理学，并践行理学。其优点是对自己约束的东西进步很大，但后来问题就出现了，过于拘谨，往往有天理约束你自己时，你内在压缩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感觉到问题很大，本身自己不是一个内向的人，但通过理学的贱行，发现更内向。宋明践行一直是内收的过程，那么怎么可能对抗外来的变化？后来，王阳明恰恰相反，对主题精神讲得多。每个人都有内在的良知，我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我心，这样他的主题精神充分发挥出来了。否则，如果朱熹理学很完美的话，就不需要王阳明了。王阳明也是深受其感，后来发现这条路走反了，他提出了一些观点。
在历史的影响下，韩国受朱熹理学影响较大，日本受王阳明影响较大。曾国藩是集大成的实践主义者，他学的是儒学，但年轻时与太平天国打仗，用的是法家、兵家的思想。当有一定成绩，在治理国家是用道家。但读《曾国藩家书》时，发现他很苦，内在的约束太多。当然他也有成就，他为什么五十多岁就去世了，一方面是他很累，另一方面是受道德约束较
大。他是儒法并用，老年时用道家、佛教来调节自己。朱熹与王阳明，在每个时代偏重点不同。王阳明也有问题，后来为什么没有发展下来？每个人有自己的主观的话，那么客观在哪？
王宏川：宋明以后的大学者儒释道都有些相通，不过重点不同，因为社会影响，佛家根本抵抗不住，包括朱熹二程、苏轼等，儒释道全是相通的。
主客是有机的结合，不是单向地偏向哪一方，时间太长肯定有问题。中庸到头就缺乏创新，没有哪家是绝对正确的，受时代世事影响。中国强调内在的平衡，但纯粹的中庸不讲创新发展就会失败，这也就是宋明
刘春雷：佛进入中国已千年了， 往内走，知行合一，这点其实离真正的众生 当时认为知性走到心上，我们是怎么看待的呢？神就是内心真正的自己，能找到真正的自己。有人问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对天地自然、前辈付出的所有产生的敬畏之心。从心学上往前再迈一步， 如兵家所讲，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如王阳明所讲，真正的权威 开始建设、开始发挥我的良知对外界的改变，那就走到头了，就不会有明清以后比较悲的一面。
佛只会考虑思想性的那面，佛有唯实论，事物是什么样就看你怎么看。宋明的心学，我认为它的矛盾和问题就在于此，受佛的影响过大，没有突破真正的自己，发挥出自己对外物的改变。
王宏川：太过于追求内心的发展，忽视了外在开拓和创新，这两点是要有机地结合，不能简单地偏废一方。
刘春雷：其实没有提到朱熹的理这方面，没有朱熹的理把握得好，朱熹讲理时，特别是程颢，做得正、行得直，很严肃，但是也改变了外在的。如柳宗元，自己很努力，但其他人就不努力了。
在宋明心学时代，在民间还有一种学说，是佛教里的。不是像禅宗，包括唯实论，我看到的就是我想到的。人家还有一种说法：杀一个十恶不赦的人也不失一颗慈悲心。 但这种说法始终没有走到主流上去。
张志军：宋学理学是儒家发展很重要的阶段。王老师列了十个阶段，我认为比较重要的阶段应该是四个，一个是孔子的原创儒学，第二个是董仲舒的政治儒学，第三个是程朱的理学，或者叫宋明理学，又有分枝。前面讨论了很多，现在思路逐渐清晰。宋明理学到现在有没有创新呢？它有创新，也有的综合，比如前期的儒释道，在唐朝已是儒法兼制、佛道并行，一直到宋代形成了三教合流，一直到以后形成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并存的情况。它是有创新的，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北宋、南宋先后灭亡事件？因为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假如说在两宋国家之内，它的这种创新已经有余了，可以再维持他的统治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却忽略了外在的金、辽等少数民族，只注重了一性，那就是只注重了民族性。民族性讲究传承、讲究融合、讲究创新。它有传承，传承了儒家的、法家的、佛家及道家的理论， 但忽略了时代性，还要顾及国内隐患。实际上只看到国内的问题，没有看到国外的问题，如少
数民族辽、金、满等，这种势力要碰撞。光顾着自己是不行的，典型例子是的清代，清朝只顾着自己，只顾中学为主、西学为用。看起来很好，既有创新、又有传承，但为什么不行，国外的势力与你针锋相对，已经侵略进来了，你怎么办？包括现在也是这样，许多人主张直接把传统的东西拿出来用不就形势大好了。问题是假如人家不和你和谐，人家要侵略，你怎么去对抗？你要灭亡还是要同化？你同化不了，是不是要灭亡了？你怎么保证自己不被灭亡，还要把人家同化？这个问题就是传统文化与怎样与现代结合的问题。
王宏川：现在要同化是不可能了，要长治久安，肯定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 到现在没有真正解决。
黎子正：明代开始走下坡路，因为明代出现了一个病态问题。元朝统治后，儒家排到娼妓之后，九儒十丐，与乞丐排在了一起，全面摧毁中国文化达九十年。明朝成立后，朱元障大肆杀戮文官。到他儿子朱棣时，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屠杀，杀方孝儒时，灭门十族，连他的学生都杀。当时，朱棣的老师建议别杀方孝儒，如果杀了方孝儒，文化的种子就没有了，可方孝儒还是被杀了。这样的话，帝王系统变态，知识分子系统也出现了变态，正儿八经的人都没有了。
王宏川：在这个变化中，他这个意志形态、价值观、利益观等立马发生了变化。如果往前发展，但是为清朝入关打破这个变化进程。两极腐败，知识分子也在急剧的变化，皇帝被宦官掌握，一片混乱。
黎子正：皇帝不上朝，几十年不上朝，两极心里变态。
刘向东：有句话形容那时的知识分子“任他两轮日月，往来如梭”，就是每日在家睡觉，其他什么都不管了。
王宏川：知识子作最后的挣扎，就是宦官与东林党的斗争，宦官魏忠贤当权是最黑暗的时候，这也是明朝末期急剧要变革的时候。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王复之，发动了所谓的中国最早的启明运动，被满清进行打断。这个时候，两极都已经走向了绝对的腐败，再不进行变法图新，就完了。
刘春雷：咱们说到表象的原因都在哪？水必有源，树必有根。他那个根在哪？我认为宋、明、元佛、鲁儒、心学，我觉得根就在这。儒家自从接触了佛，基本上相当于自残了，就是啥都不干了，已放弃了外求社稷，即放弃了积极的一面、放弃了责任感，那么朝廷对国家有期待吗？当然有期待，就是看你能用不能用，你实在不能用，这个期待就由爱变恨了。所以这个时候中国走向了印度佛教的老路。真正的儒学，他们的行为是怎样一个标准呢？我认为是“内求执行 ，外求社稷”的社会，就是五行自治，包括魏晋时还有，而这时候，啥也没有了。
王宏川：明清时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如文字狱。
王红星：这个时候对中国儒学、中国华学的评价，不是一百年的灾难，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是600百年的灾难呀，真是寒民寒心呀。宋明理学一直到南宋晚期，之后，基本上中国都没有文化了，没有真正的汉坛男儿。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变态的人，那能有好的东西吗？
刘春雷：真正的中国的文化是从佛教开始。
黎子正：明末袁从焕打败了满清，反而被千刀万剐，重复岳飞的遭遇。
刘向东：古代的谐子百家是并存，各自有自己的体系。但是儒家一旦吸收了佛家的东西，就没有独立的儒家了，完全被同化了，没有自己的东西了。
王宏川：其实海外新儒家，包括港台新儒家，主要是继承了宋明的心性道德儒家。蒋庆说重新回归政治儒学，我看有一定的道理，并不一定完全有道理。他主张外王吸收西方的。西方就完全能适合吗？我觉得西方在民主、科技，法律方面还是可以的，如果是完全照搬西方的文化，那是不可能的。政治儒学吸收一些有效的东西是可以考虑的，所以说蒋庆说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邵胜东最烦蒋庆，觉得外王完全就应该吸收西方的，内圣就是用中国的，是这样嫁接的，我考虑不是这么简单。
刘向东：社会思想跟政治制度是一体的，不是断链的，如果强性嫁接过来，那不一定适应，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王宏川：蒋庆主张是吸收政治儒学，张江龙是文化社区儒学，陈明主张吸收西方的宪政、民主，加上中国宋明的道德伦理。有相当的一些海外人士，都主张外王就是西方的，内圣用中国的。
刘向东：我觉得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嫁接有对应的地方。比如木兰主义与大同，辩证法与中国的易经阴阳思想有相通的地方。但在社会制度激烈的程度，对社会文化影响的程度上，对中国社会却恰恰是两张纸。如西医治病一样，一方面解决了症状，一方面问题也出来了。马列主义与社会思潮是脱节的、与人文是脱节的。中国如果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包括一些其他的东西嫁接过来，一定会出现问题。
王宏川：一样的道理，怎样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才能有效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呢？佛学进了千年，才能进入中国，刚才你说的都是一种副作用。我看了印度的文化、历史，印度从来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大一统的、真正有效的政治管理。为什么呢？他们的内臵变化太重，往往被异族统治，从头到尾被异族统治，完全是外来的异族作为统治地位。最后一个是英国，之前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突厥帝国，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帝国。政治太弱，外王太弱。
中国可能在宋明以后吸收外面的比较多，内圣的东西太多，外王相对削弱。
其实，佛教是最最没有侵略性的、扩张性的宗教，它主张和平。但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侵略性的、扩张性较强。每一次战争都是扩张。这种战争扩张，我认为在当今社会要有效的改变他们的因素，如果按照他们的思路，人类就没有活路了。
刘春雷：在网上看《印度时报》报道，2010年印度农民因贫困自杀的有1.5万人，2011年有1.47万人。看后，我想：佛教宣扬那么多的慈悲，你应回到老家去，去拯救生你养你的人民！
生物上讲，要吸收强大的基因，所以我们要吸收好的基因，不要吸收悲惨的基因。王阳明的思想，日本吸收得较好。日本人是改造吸收，他们非常讲究我要怎么样，欲望还是很强烈的。
王宏川：印度是把佛教保存了下来，但本国的一些东西，没有什么保存下来。而中国是从政治、经济、文化全面保存下来了。虽然最近一百年差点就灭亡了。
日本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吸收外来的文化，但没有忘记本土的东西。日本是个小国家，原创性的东西不多，吸收外国的东西很快。王阳明的新学，在某种程度实际上是个体主义的革命，类似于西方的新教改革，从外来意识形态权威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