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
在谈论社会保障制度时，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因为欧洲国家特别有钱，所以才热衷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目前经济不发达，没有足够的钱，因而建立社会保障可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包袱。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毫无疑问，经济发展的水平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影响重大，任何社会保障制度的确立及其发展都要有相应的物质基础来支撑。
但是，经济因素不是决定确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唯一因素。考察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可以发现，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都不是等到其经济足够发达的时候才建立的。
例如，德国是在19世纪80年代创立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那时它并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由于它创建了社会保险制度，使国内劳资矛盾由尖锐对抗走向妥协合作，从而大大促进了德国的发展，并使它成为世界上强大的国家。再如，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经济处于崩溃状态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也就是在1929-1931年全球性经济大危机时期确立的，它对于美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贡献巨大。英国的福利国家创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它也带来了二战后英国的黄金发展时期。日本二战后通过迅速完善自己的福利制度，结果创造了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
实际上社会保障制度要受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乃至历史文化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一个国家选择或者设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时候都必须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等经济发展到很高水平才考虑的。现在，包括韩国在内的一些新型工业化国家，正在重视自己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负担，而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益的促进机制。即使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像埃及、印
度、巴西等，都建立了全民医疗保障制度。这些国家之所以都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主要是因为社会保障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促使国民共享发展成果方面的功能是其他任何制度都无法替代的。
从社会保障的角度来讲，任何国家钱都不是足够的。因为人民对福利增长的需求是无限的，政府的核心任务也应当是不断地增进国民的福利，首先是让人们有安全感，其次要让人们有幸福感。只有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人们的后顾之忧或者生活风险才能得以化解，人们对未来的安全预期才能得以确立，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追求幸福。人民生活有保障，社会才能安定；社会安定了，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才有可能。
一个好的经济基础的确能使劳动者的权益最大化，也能充分调动人们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也能刺激经济的快速发展。
也有一种论点，认为高福利将带来低增长，并损害我国竞争力的观点。用这样的观点来理解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是很片面的，是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 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
当然，社会保障水平要和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社会保障不足和过度都会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就如我国，目前的基本国情就是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并仍将长期处于。在这种国情下，实行高社会保障显然不合时宜。一般说来，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同步增长，比较有利，也易于为公众所接受。适当水平的社会保障不但不是经济发展的包袱，而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促进机制。 如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对该国的经济发展就起着很大的作用。
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世界排名还在100位左右，社会保障水平还比较低，同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就连地区之间的发展也不平衡，先不说远的，就说近的吧，我们江苏省的苏南和苏北地区存在的差距就十分明显，当苏北的人正在为工资拿多少而发愁
时，人家苏南早就有了一整套的保障体系，目前全省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过是省厅为了缓解地区之间的矛盾而设定的。
再说说我们国内的情况吧，劳动力廉价和劳工权利受忽视，一直都是我国在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的问题。其实都来自同一个原因，那就是劳动力供应的充分，正是因为劳动力供应的充分，才使得厂商可以肆无忌惮地将劳动力价格和福利压到尽可能低。不过随着经济不断发展，民工的维权意识正不断得到加强。随之就出现在所谓的“用工难、用工荒”，用工单位一味得将责任归咎于被用工人的要求过高，企业负担不起等等原因。老是用老眼光看问题，根据许多调查资料来看，这10多年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工工资和生活福利并无显著增长，而在这10年里，中国经济正以每年将近10%的速度高速增长。
但是，这两者之间巨大的反差却被看作是理所当然，尽管有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但在一幅幅描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画卷中，民工们几乎总是缺席，一如他们在其他场合一样，永远只是隐形人。甚至，当美国人在过度的道德感和忧虑失业率的自私心的双重作用下，提出所谓劳工权利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专家却以阴谋论的眼光看之。所有振振有辞的论述里，翻腾着美国人的道德泡沫，也混杂着中国社会上层人士，或者径直叫作城里人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无聊；在所有振振有辞的论述里，关键词是定单，是出超，是dollar （美元），而不是劳动者——这一本来应该很正面的称呼——合理的报酬和应有福利。
我并不想在这里作什么道德评判，更不会将民工报酬的不合理归咎于特定阶层的无耻之类，我要指出的是，民工报酬的不合理乃是两个因素汇集后的必然结果：其一，是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所蓄积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其二，是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流动——正是外来资本这束干柴和剩余劳动力这把
烈火的汇合，推动着1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因此，我们要追究合理报酬何以不可能的原因的，同时，又不愿意将这个原因归结为资本寻求利润的天性，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将责任归结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换言之，我们的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优势，其实就是我们的民工不能获得合理报酬的宿命。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很简单了。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是一个事实，其继续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也是一个事实，这使得民工工资不可避免的继续走低，区别仅在于，要低到怎样一个程度。或者说，究竟是听任供求关系的作用呢，还是要加以矫正？
而在我看来，这其实涉及到两种对待民工的态度，一是将民工当作“他者”，把他们看作是优势的“资源”，是“定单”、“出超”、GDP 的要素，在这个思路之下，民工的合理报酬与应得福利也就与地皮价格和减免税收一样，成为了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二是将民工当作人，仅仅是将他们当作人，那么，他们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就是不可被让渡的，是不能用任何诸如“定单”、“出超”、GDP 的名义来加以折算的。于是，就必须将对权利的保护从损益表中划出去，因为，任何社会的进步发展都是为着全体成员的福利增加，以损坏部分人的权利为代价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的。
从后一前提出发，民工的健康权、休息权乃至合理报酬权，都是必须和不容推诿地加以满足的，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劳动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悖论，因为前者是社会自身的正义观念的当然要求。至于现在竟然有人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悖论，很简单的推论就是在这些人的眼中，民工还没有被当成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在这些人的损益表里，民工的权利要求不过是和地皮价格一样的要素，是可以因地制宜地加以增减的。
遗憾的是，这样一种思路，假借着经济学的名义，正在频繁而公开地出现。甚至以所谓发展的名义，和权力结伴而行，继续漠视着这个社会民工的当然权利。农民工的问题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越来越多的关注，如清查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建立农民工维权合作机制这一系列政策的设立。而且党的十七大的代表名单上，出现了以张树源为代表的一批农民工的身影。所有的这一切都显示了国家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决心。
而且企业人才流失也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说这些所谓的人才是怎样怎样，不过至少说明了这个企业对人才的管理工作上出现了问题。应该从尊重人才，用心留人，留心留人的方面入手。市场经济竞争的焦点是同样是人才的竞争，企业如何留住人才就应建立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建功立业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企业承包文化氛围，增强自身的向心力，培养人才对企业的忠诚度。加强感情投资以情留人。企业承包要对人才做到政治上爱护、工作上放手，生活上体贴、家庭上关心、并在企业上下形成尊重人才、重用人才的浓厚氛围。用真情感染和温暖人才，把爱心献给人才，通过感情投资使彼此建立亲密、融洽、协调的情感关系，从而留住人才的根。然后才是环境优化、创造条件、吸引人才。
为了要有好的社会保障，经济效益上一定要上去，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保障体系才会更好的建立和完善，而如何发展经济，又关键是看人才。
当前的国际竞争，主要是看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国力的竞争，又是人才的竞争，只有好的人才才能使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而吸引这些人才的普遍是好的保障制度，上文所述的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都是与这些人才分不开的，他们都为这些人才设立了好的社会保障制度。
远的不说，就拿近的台湾为例，台湾经济发展迅速，原因很多，但最重
要的就是发展经济的主体———人才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台湾人才来源与形成， 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是早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大陆人才，二是以后台湾自身培养的人才，三是从海外延揽的人才。这来自三方面的人才，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人们常常在谈到国民党去台时，带去了多少黄金、多少工厂和设备，却很少注意到与此同时，国民党还带去了众多的学有专长、身怀“绝技”的高级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包括了决策层的一批技术官僚，大专院校和各研究机构的教授、专家，以及工商界的企业家、金融家，他们可以说是国民党从大陆带走的最宝贵的一批财富。台湾对教育的重视，促成了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对教育十分重视实行“九年义务国民教育”，提高了全民文化教育水平，培养了台湾所需要的各行各业人才，形成了台湾的第二批人才。而密集的高等教育发展，为台湾培养了许多优秀专业人才，他们在科技领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海外延揽学人到台湾工作，成为第三批台湾人才。台湾当局为了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进岛，采取了多种措施和方法。为到台湾工作的留学生提供方便条件，对凡愿意回台服务者，均给以多方辅导，如补助回台旅费和零用金，增设高级职称，提高薪金与补贴，协助其家属就业等等。其次，建立旅外人才专长档案，编印旅外人才名录，将海外学人所学的专长分为文、 理、法、商、工、农、医及教育等8类，输入电脑，随时提供用人单位，以备咨询。第三，通过访才团等方式从海外招揽人才。台湾除有专门从事留学人员回台服务机构外，各大专院校及科研单位等也自行延揽海外人才。常见方式是由校长率领“访才团”到国外，向海外学子们介绍学校情况和用人政策，诚恳希望他们学成归来后到自己的学校工作。当局还经常协助各大学和科研单位，延聘有高深造诣的海外特殊人才来台湾指导，参与研究及传授新兴学科，介绍最新科技动态，或长期担任教学研究工作。为了运用海外华裔科技专才，加速尖端科技在台湾生根， 在
台湾5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战略决策的提出，几次大的经济改革及其重要决策的制订与推进，实际上都出自一批学有专长、得到当局重视的技术官僚或学者之手。
大的不说，再说小的，如，香港的董建华，当时他的家庭企业正面临资金运转不畅的危机，企业高层都觉得要从雇员的工资福利中扣除一部分以解燃眉之急，但他力排众议，坚持不从员工工资下手，还是照常对员工实施加薪及其它一些措施，成功的把员工与企业拴在的一起，从而渡过了这次危机，还使企业实力得到了大幅提高。
现在还有一种论点，认为社会保障是在养懒汉。这也是片面的，或者说是不全面，我们不是“空想社会主义”，不是按需分配，而是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在社会保障制度这个大框框下，也许会有那么几个懒汉，但是人的需求是得不到满足的，人一旦有了这些要求，就会想方法设法改变生活现状。拿江苏省而言，2000年至2008年之间，受市场经济影响下，企业纷纷改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下岗职工，这不仅给社会造成了负担，也给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的冲出，有种坐吃山空的感觉，为此省厅及时调整方向，在2003年至2007年前后，分别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下岗职工创业、就业，如持有《下岗优惠证》的，可到办证部门办证享受半折优惠，去工商部门免受一定税收，还可办理《小额担保贷款》，全年利息由劳动经费偿还，个人只要返还本金。这些政策的出台，2007年全省出现了空前的创业高潮，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劳动局更名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2008年1月，国家又出台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劳动合同法》，又一次的用法律的形式，将社会保障写上经济发展的蓝图中。
综上所述，只要我们把社会保障工作真正重视起来，认真贯彻党中央的十七大精神，树立牢固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重视民生问题，深刻
理解人民群众对社会保障的迫切要求，把社会保障工作认真做好，必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更好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