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作者：朱日亮 访谈对象：林苑中 访谈时间：2005年7月22日星期五 访谈地点：北京东郊郁金香花园度假村 一次偶然的机缘，我和中国70后新锐小说家林苑中在北京相遇了。他的率性和腼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我们都站在北京的大街上，等待一辆车的到来。同时等待的还有一些男女，京城的大楼罩住了我们这些人细长的影子。一个小时后，这些男女被拉到一个远离京城的度假村。在这个阔大，有些湿意的度假村里，一个月很快过去了，然后是日程表上的第二个月。在京城东郊的度假村，大家相处很快活。在第二个月，我和来自江苏的林苑中经常在一起交谈，甚是相得，这也是这次对话的一个缘起。对于钟灵毓秀、人文荟萃的江苏，多年来我心向往之，对于江苏一拨又一拨的作家和作品，我也是非常熟悉的。但凡一些新作家，总能引起我的关注，这几年，林苑中的小说风头很顺，他敏锐的叙事让我惊讶。 朱日亮（一下简称朱）：开门见山吧，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各人的写作都有他的动机，普鲁斯特因为母亲，马尔克斯是因为让朋友更喜欢自己，你的写作动机是什么？ 林苑中（以下简称林）：我喜欢文学很早，我17岁上师范的时候就喜欢文学，我所在的高邮师范学校差不多是高邮小城最高学府了，这所学校曾经走出诗评家叶橹，评论家王干，费振钟。这些文学人物无疑使这所学校的文学气氛很浓厚。就是在这所学校里我完成了最初的对文学的膜拜。或者说是最初的文学启蒙。那个时候开始大量读书，并且开始练笔了。毫无疑问这是少年的虚荣心，不值一谈。后来我被保送进了大学，得说这一阶段，我对文学有了新的认识，开始系统地阅读经典文学作品。说来很有意思，大学前几年，我对政治还充满兴趣，现在看来很让我费解，那绝对是昙花一现的热情。毕业后我由南京回到了高邮，在高邮娶妻生子，完全过的是一种日常家居生活。2000年于我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我开始正式写作。至于写作动机，我想，是有话要说，是一种要叙述的冲动，还有一种对文字的亲切和认同。 朱：我也是写小说的，我理解这种言说冲动。我对高邮有一种美好的想像。还知道有一个谜语打一地名：飞机寄信―――高邮。你能说说这座小城吗？ 林：高邮是一个文化积淀很深的历史古城，出过秦少游，王念孙父子，汪曾祺，外交大使秦华孙，还出全国闻名的双黄蛋等等。至今为止，我在这个小城生活了7年，加上师范读书3年，整整10年。10年时间，大学读书间隔了4年，高邮这座小城的变化是有限的，屈指可数的。它和全国所有的小城一样，风云迟缓，一旦某一天你发现一条街道开始变化，这几乎就是地方官员的大大政绩了。当然，现在也有些民心工程了，可见老百姓还是喜欢变化的。总之对于这个小城的变化你能够看得很清晰，就像自己身上的血管纹路那样清晰。那种贴着肌肤的感觉有时候让人既爱又恨，里面含有一种复杂的说不清的情感。 朱：一个作家对他生活过的地方，总是梦魂萦绕，只有这样才会成为文学意义上的故乡。记得你在一篇文章里提过一个叫小说视觉的说法，我觉得很意思。 林：这篇文章叫《作为意志和表象的小说》，刊载在《山花》杂志上。其中提及到小说视觉，调焦问题等。我的理解是眼下或至少是目前，对于我现在生活的地方，我是无法去写的。对于一个地方的摹写只有远离，才能获得清晰的视角，这跟物理学上的焦距原理是差不多的，愈近就愈模糊。乔伊斯离开了都柏林，他才能写出《都柏林人》，难以想像对于现实的直接摹写会是什么样，至少在我看来，我不能那样写作。换一句话说，现实和写作之间形成了一种关系之后，才能写作。这种关系并不简单的等同于灵感。这是需要说明的。 朱：你相信灵感吗？ 林：相信，但并不是写作的全部。有时候灵感是可疑的。 朱：诗歌是相信灵感的，据我所知，现在有很多的小说家，也写诗，譬如你们江苏的韩东，朱文，鲁羊，刘立杆，吴晨骏，黄梵，李樯，朱庆和，还有你林苑中。这之间有写作上的冲突吗？ 林：事实上是这样，你刚才提及的很多人都先写诗歌，而后写小说。我的情况大致也是这样，只是我最近很少写诗，其实这么多年来，从大学时代开始，写作诗歌的总量也很有限，这跟我的诗歌观息息相关，我相信诗歌是一种冥冥中的赐予，它是一种自我心灵史，一种自我教育。我曾经有一个梦想，年年写诗，每年挑选出十首，十年后，或者二十年后，将这些精选出的诗歌，合集出版一本诗集，放在自己和一些朋友的枕边，成为珍爱的枕边书。基于这样的考虑，我几乎难以想像，现在那种批量生产式的诗歌写作。网络上那种流行的口水诗，我的内心现在对之是拒绝的。我跟我的朋友周公度在一次通信里说，我的诗歌写作实际上已经成为我的一种心灵体操了。说得直白点，在诗歌上，我是唯灵派。而小说不一样，诗歌不可以强求，而小说可以用力。好小说都是用力的。这之间不存在冲突问题，它们是两种通道。在两种轨迹上飞行。 朱：那么你赞成诗化小说吗？ 林：我没有见过所谓的诗化小说，小说就是小说。有的人只是写得诗意了些。如果是这样，这没有什么错，这是一种小说的可能性，是一种图画的画法，画法是万万千千的。小说的写作我以为远没有穷尽，人们宣布小说死了，我个人觉得是杞人忧天。只要有一个读者存在，小说就还活着。小说的迷人之处已不在于它很多的可能性，而是有很多的人围着它去挖掘。疆土总会存在，探索必然不会停止。好小说是一个少数派。好读者也必然是少数派。我同意为少数派写作的说法。 朱：你对你们同龄人的写作有什么看法？好像70后这一说法很有些为人诟病。 林：我们这代人的写作，应该说是各写各的，都出生在20世纪70代，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相同。写作永远是个人化的事情。70后和60后，80后，新生代，晚生代这些称呼完全是批评家们命名的方便，没有什么其它意义。不可否认这代人中有很多从此成为既得利益获得者。但是这里面的写作是有分野的，各自的方向和对文学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这也很正常，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穿同一式样的衣服。 朱：你的第一部作品《韦镇小道》发表在哪家刊物上？ 林：这是篇中篇小说，最初发在我们的同仁刊物上，后来在《芙蓉》杂志发表。韩东那个时候主持其中一个叫“重塑70后”的栏目。经由他的推荐发表在这个栏目的头题。这篇小说来自流传于我家乡的一个真实故事。讲的是一个在深圳的打工仔无意间获得一笔贩毒巨款，而被黑社会杀手寻上门来的故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报应。这东西的迷人之处是里面人物之间的张力。 朱：我读过你的那个《铁皮鼠》，深有印象，我觉得在中国70后作家作品里，《铁皮鼠》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作品，也是很难忽略的一个作品，我记得评论家吴俊给了很高的评价，你能谈谈吗？ 林：谢谢。关于这篇小说的产生，有一篇创作谈。我想就不多赘述了。这篇作品使我真正的尝到了写作的快乐，那是想像力的飞翔所带来的快感。也是在这篇作品里，我明白了沈从文先生的所谓“贴着人”写是怎么回事。因此我认定，写作的确是一件迷人的事业。或者说，从《铁皮鼠》开始我坚定了写作的信心。早在1997年我和鲁羊有过一次长谈，他曾经谈到卡夫卡小说中逻辑推动力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似乎不甚理解，这个作品使我明了并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基本没有什么情节，但是却能有一股牵引力，这完全得益于叙述的力量。我以为在叙事机制中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引擎是很重要的。有了这个，马达就会轰鸣，旅程就会开始。叙述过程就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文学之旅。
朱：你忠于叙述，我能理解。那么你的写作习惯是怎样的？经常改稿吗？谈谈你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林：我发现我是一个比较懒惰的人，所以习惯总是不成习惯。有段时间我要求自己坚持按照作息表来，但是很快就虎头蛇尾了。我自己大致会对一到两个月的写作有一个清晰的观望。更远的计划就没有了。我有时候会有一个题目，或者一个脑海里的印象，然后去写。譬如《铁皮鼠》，先是有题目，最近发表的一篇小说《溺水手册》则是一个一直存留在脑海里小时候得来的印象，就是一个死者在大河上漂流的样子。有状态的时候，每天会写1000字左右。没有状态，就一个字没有，发呆，或者去学校活动室打乒乓球。我没有修改的习惯，因为我的写作不是一个不断完善过程式写作，而是推进，有秩序，按照内部韵律和情绪推进的写作。这并不是说不作细部的修改，有时候细部的修葺是必要的。至于我的一天，不说也罢。我想一个作家的日常生活肯定是平庸的，因此他的一天充满了琐屑，繁冗，甚至是无聊的。或许因为我在学校教书的缘故吧，我的日常生活相对来说有一定的规律性，但绝对是平庸的，日常化的。奇怪的是有人，我的部分朋友，会将这种日常化的生活认为是一种平静，一种诗意。这很可怕。如果我有，那是自欺欺人，自我麻醉。 朱：想过对这种生活的反悖，或者说想过要改变这种生活吗？写作环境有时候非常重要。 林：这个有时候往往情非己愿。一种生活就是一种泥沼。一脚踏进去，拔脚出来很不容易。生活并不随你的意志而有所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轨迹。写作的时候，你不需要伙伴，不需要安慰，但是在写作之外，你得有其他的兴奋点，譬如朋友聚会，喝茶，志同道合，天南海北什么的，也就是说他的生活史不求绚丽，但要有一定的色彩。然而，我现在的状态基本是孤军奋战：在我所生活的区域，难以觅求一个精神上的交流者，碰撞出来的火花也是难有的。当然，一个好的小说家，他在生活里的欲望应该是很少的，他最大的能量指向作品本身。 朱：那么写作之余没有什么娱乐吗？ 林：应该说没有，我的业余生活是单调乏味的，和很多人一样，一天三餐，平淡无奇。惟一值得一提的就是看看影碟。小津安二郎，塔科夫斯基，库布里克，黑泽明等等，我都看。淘碟看碟是业余生活里的另外一种乐趣。我觉得电影很迷人，在我看影碟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你知道的，电影《布拉格之恋》是根据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改编的，小说中有一个萨宾娜，我读小说时对她有一个想像，后来在看影碟时，里面的萨宾娜和我的想像完全吻合。面相，装束，神情，都一样。这太奇怪，也太神奇了。 朱：卡夫卡之于马尔克斯，川端康成之于余华，一个作家对一个作家的影响往往是决定性的，也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有哪些作家给过你重要的影响？最喜欢哪位作家？ 林：我认为有的作家是仰赖天分而存在的，也就是那种天才作家，这往往稍纵即逝。而有的则是生长型作家，就像一棵树，他和他的语言形态，是逐渐长成的，蜕变的，完善的。后者从形态上来说不那么脆弱，更结实一些。我以为一个作家给与另一个作家的影响是无形的，就有如一株植物的光合作用一样。因此你难以区分哪些作家给于你的影响更为重要，你能区分哪一束阳光是最重要的？不能。这种种影响是渗透性的影响，是血液性的影响。所以没有最喜欢，有很多较喜欢。我喜欢过的作家很多，卡夫卡，福克纳，契诃夫，托尔斯泰，狄更斯，马尔克斯，加缪，尤瑟纳尔，卡尔维诺，川端康成，麦克尤恩，厄普代克，鲁迅，沈从文，莫言，格非，余华，苏童，韩东，鲁羊，朱文，吕新，残雪，李洱等等。恕我不能列举，那将是一个非常长的名单。这长长的名单其实就是一个个人阅读史，一个个人阅读史实质上也是自己编撰和阅读的个人文学史。就这个意义上而言，你自己的这本文学史上的作家是常读常新的。你和他们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作者和读者的关系，而是精神伙伴的关系，个中滋味，冷暖自知。 朱：北村有一个说法，就是一个作家千万别活在体制内，作家可以是一个体制内的人，但不要活在体制内，你是如何看待体制的呢？ 林：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给你提供一种物质上的保障，然后在写作和艺术上并不给与特殊照顾的话，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北村说是体制人，不活在体制内，这种说法就能成立。相反，被其挚肘束缚沦为附庸，那是很可怕的。我因为教书的缘故，有一个谋生的职业，这个相对来说是两件相对的事儿，互不搭界。有一位诗人如此说，业余状态的专业写作。我非常赞同这一说法。 朱：因此你一直说，“一边是生活，一边是写作”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林：我在日常生活中过得很平庸，在写作中我就避免把这些琐屑裹挟进来。虽然我的家，工作室，工作单位可以说在很小的范围内，两三个街道之间。但是这种间隔，这种距离感对我的写作来说是必需的。这是我的一个生活三角，抽取其中一个，我的生活就会坍塌无力。在日常生活里，我扮演着父亲，儿子，丈夫的角色。在工作室里我褪却这层俗衣，皂手静心，完完全全地从现实生活消失，让自己融进写作之中。那个世界风雨飘摇，恣意飞扬。在一篇创作谈里我说过，我是分裂的。这种分裂是自甘的，是一种审视，即利于写作，又利于身心。这样一来，这一切撇得很清楚，一边是生活，一边是写作。 朱：事实上，小说远远不及现实生活精彩啊。 林：这话不错，我们的日常生活，瞬息万变，精彩纷呈。也极具诱惑力。但是我以为这些都不能动摇写作者的内心，这也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一个作家面对世界他的欲望可能是最低的，那么他的强大的欲望能量必然直指作品内部。这个时代，是一个纷杂的时代，它可以给于你足够的观察空间，给于你对现实足够的洞察能力。现实世界和小说世界是不能互为因果的，很遗憾，在有些小说那里就是这样的。拙劣的小说家只会简单的对置生活，优秀的小说家做得到对峙，审视，形成一个恰当的转换机制，然后形成迷人的小说世界。这点上，我非常敬佩小说家莫言。他的有些题材别人写只能写坏，写成一堆垃圾，而他却能化腐朽为神奇。点石成金的本领并不是每一个小说家所能掌握的。当然现实生活中有些东西犹如金屑闪光，它就是小说的核。我讲一个事情，这是我老婆无意间在饭桌上说的一个真实的事情，这是日常化的，他单位的一个同事去上海办事，有事要连夜返回，就打车往回赶。在出租车上，他因为疲累睡着了。醒来的时候，车停在暗夜的途中，门打开着，不见司机。他下了车，然后看见远处有一滩黑色，脚下被什么粘住了。事实上，司机已经在公路上死去多时，而他在后座上睡了很久。这个事情我听后，能感受到那股深夜的风，那股惊魂的味道。我希望将来能把这个写出来，肯定是个好东西。 朱：是不错，那种气氛，那种令人屏息，全神贯注的东西，不错。写作的人，每个人都想找到这样的点金之术，希望你有这样的运气。 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