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头，邯郸市郊南的一座小镇，距市区15公里，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水陆码头。但我不知道此地为什么不叫码头，而叫成了马头。这个地方发生的最著名的事件，就是1945年国民党高级将领高树勋起义，所以也叫“马头起义”。
1958年，在全国、全民大办钢铁的热潮中，马头炼铁厂上马，我父亲从邯郸专区煤建公司调马头铁厂。翌年，我们全家随之搬到了马头。我和哥哥也从邯郸市贸易街高小转学到马头完小。那时的小学，分初级小学（简称初小，即小学一至四年级）和高级小学（简称高小，即小学五、六年级）。完小就是设立着一至六年级的完全小学。从初小升高小，同样需要进行考试。我和哥哥同年级，都是五年级结束，趁暑假转学，到马头上六年级的。
岁月倏忽，弹指一挥间，已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
滏阳河，母亲河
刚到马头时，我们立即被马头富庶、繁荣的景色所吸引。宽阔蜿蜒的滏阳河，由南向北从镇中流过。滏阳河河床宽约40至50米，水流有20来米之阔。经常见到尺把长的游鱼，成群结队在河中游弋。时有一队队木船，满载着煤炭等货物，顺流而下，据说可以直达天津。每逢周日，我们就会沿着滏阳河岸向南或向北探查。拐弯处，便会看到一片片浅沼，生长着茂盛的芦苇、蒲草，绿苇丛中不时飞出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小鸟，在芦苇中扑腾，啾啾鸣叫。河两岸是大片的稻田和荷塘，在微风中翻滚着金黄或深绿色的波浪，真是美极了。这种北国江南的盛景，对于我们这些从小生长在北方盐碱窝里的孩子，是那样的新奇，那样的令人陶醉。走着走着，我们便不由自主地哼唱起电影《上甘岭》的插曲：“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家就在岸上住，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但是，好景不长。仅仅就是一个学期，到了年底的时候，一场全国性的大灾荒、大饥馑说来就来，很快蔓延到了这个鱼米之乡。那时，我家住在铁厂办公区附近的杏园村。完小在马头下湾街。每天上学，需要步行四五公里，因路途较远，中午不回家。母亲每天早晨为我们哥俩准备好午饭――每人两个麸子面馍馍或掺着野菜的窝头。我们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啊！平时就吃不饱，中午饭交到自己手上，就往往经不起干粮香味的诱惑，在早晨上学的路上便迫不及待地把它干掉了。有时，我还得分出半个来给食量比我更大的哥哥。
那中午怎么办呢？吃什么呢？好在还有这条滏阳河！每到中午，我们这些市民子弟的学生（家家都一样啊！）便跟着当地农民子弟的同学，到已收摘过白菜的地里绺白菜疙瘩，到藕塘里去绺藕。有时也用缝衣针做成鱼钩，到河边去钓些小鱼、小蟹、小虾。回到学校，在教室里的火炉上烤着吃，或者到附近烧焦炭的小煤窑上烤着吃。如果说那年的冬春两季我们虽然初尝了挨饿的滋味，但感受还不算太强烈，那就是因为有这条滏阳河――我们的母亲河……
时隔30年后，我去峰峰路过马头，曾专程拐到马头镇去看滏阳河，去看镇中心的大石桥。映入我眼帘的却是：桥虽在，河没了，仅剩下一条窄窄的两三米宽的小渠沟，流着黑乎乎的污浊脏水，散发着阵阵刺鼻的臭气。说实在的，我掉泪了。泪眼扑籁中，我想起了《上甘岭》插曲；也想起了唐代诗人骆宾王的名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可是今天，我们这代人还没有灭去，怎么好端端的一条大河，反而说废就废了呢？
低指标，瓜菜代
1960年8月，我考上了马头中学。从此开始了住校生活。哥哥未考上，被父亲送回老家，跟爷爷奶奶生活。
灾荒越来越重，饥馑愈演愈烈。上级提出来一个口号，叫做“低指标，瓜菜代”。所谓“低指标”，就是国家供应粮食的指标越来越低。城镇居民一般是每天六七两，每月20来斤；农民更低，听说每天只有四五两。国家对我们中学生还是蛮照顾的，高的时候每天1斤，低的时候，一天也有8两。虽然听起来似乎指标也不算少，但那时人们普遍饥饿，没有蔬菜，掌权的、掌勺的还断不了克扣。从食堂领来的窝头，2两一个只有耳朵大；稀粥就是一瓢米汤飘几个菜叶。那时也流传着一些民谣：一天二两，饿不死队长；一天三钱，饿不死炊事员。
所谓“瓜菜代”，瓜、菜不用解释；代，就是指各种代食品。那时城乡的代食品主要是玉米轴淀粉、麦秸淀粉、棉花壳淀粉、水藻淀粉，还有什么人造肉精、连孢霉等等。其中，最难吃的是棉花壳淀粉，蒸的窝头又黑又苦，但如能得到一个，也都狼吞虎咽下去。
人造肉精、连孢霉，是“高科技”产品，只有我们中学这样知识分子集聚的地方能够生产。人造肉精，就是把平时的刷锅水攒到一块，在一定的温度下，经过培养，上面形成一层肉冻一样的东西，撇出来后就是人造肉精。记得那年阳历年，我们还用它包了一顿饺子。连孢霉，就是用玉米秸秆人工培养出一些黑乎乎的菌粉，类似玉米秆上长出的乌霉疙瘩。把它掺在玉米面中蒸干粮，可以增加分量。这两项“高科技”产品，一般单位没有，每逢周末，我还要攒几个带回家里，让父母兄妹品尝。
马头是商埠，当地人经商传统深厚，曾有“伶俐马头”之说，意指马头人做买卖精明。街上常有卖煮红薯的：1元2角1斤；煮胡萝卜：8角1斤；红薯面窝头：5角1个；玉米面窝头：8角1个；偶尔也有提着小罐卖炖肉的：1元1片（手指大小）。我父亲每月给我10元钱，除了交6元伙食费，2元学杂费，每月还能剩2元钱。有时实在饿了、馋了，就狠狠心买上半斤、一斤红薯，或一个窝头，大嚼一顿。至于肉，即使再馋，我也没舍得买过一次、一片……
救命的胡萝卜
其实，从1961年开始，马头铁厂就下马了。我父亲又调回了邯郸市冶金局，我们家也搬回了邯郸。我完全有条件转到邯郸市上学。但是，我却没有转。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马头中学有块菜地，种着胡萝卜。我们每顿饭，食堂给每人发两根煮熟的胡萝卜！比起市内的学校来，这可是无比优越的条件！
说起胡萝卜来，还有段“监守自盗”的故事。由于我们国家遭遇暂时困难，台湾蒋介石乘机叫嚣“反攻大陆”。所以，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度荒，一方面还要绷紧阶级斗争的弦。学校要求我们学生每天夜里都要站岗值夜，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守护重点部位，一个是食堂，一个是食堂的仓库。在冬夜里站岗值班，又冷又饿，是件非常辛苦的事，但是却有许多同学，特别是男生都争着排班。我感到很奇怪，难道这些同学觉悟真的如此之高？后来，我和一些同学一块值了两次班，才发现了其中的奥密：原来学校食堂小仓库的窗户上坏了一块玻璃，收下的胡萝卜就堆在小仓库里。值班的同学拿着当做武器的粗铁丝，可以从破损的窗户内扎出胡萝卜来，回教室炉子上烤着吃！有此美味，谁不愿意值夜啊？于是，我也成了值夜的积极分子！
每逢秋、冬时节，老师还组织学生到田间地头捡回一大批老菜叶、萝卜缨子、白菜疙瘩、各种野菜、树头菜。晾干后，堆了满满一大仓库。这可是全体师生的命根子啊！平常，我们就是用它们掺些粮食蒸干熬稀地来填充肚皮的。有一次，这个储存了师生命根子的仓库突然失火，这可急坏了校长老师们，校长通过大喇叭紧急动员全体师生，奋勇前去扑火。所幸火势不大，很快就扑灭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前几天，正上小学五年级的小外孙和我比个儿。刚刚年满11岁的他居然长到了1米70，高我3公分。小外孙问我，姥爷，你咋长这么低？我说，都是六零年饿的。他问，那时你们一天吃多少？我说，一天只有八九两指标。他立刻惊讶地说，一天八九两还不够吃？我现在每顿才吃2两主食！我又说我们那时肚里没油水，光那点主食怎么够吃呢？他却说，你光知道吃主食，为什么不多吃点“肯德基”呢？我哭笑不得。遂想起晋惠帝司马衷“何不食肉糜”的故事。这真是：孩童不知饥饿苦，反嘲不食肯德基！
有人曾总结我们这代人，长身体时遇上大饥荒；学知识时遇上了十年文革；参加工作时遇上了“上山下乡”；成家立业时遇上了“晚婚”和“一孩化”。倒霉事都让我们摊上了。这话基本就是我们这代人人生道路的真实写照。
台湾敌机飞到了马头
那是1960年秋天，还是1961年春天，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一个周末的夜晚10点来钟，天不算太冷，我们正躺在大教室里睡觉（那时教室当宿舍，一个班20多个男生全都住一个屋，打地铺）。将要入睡的时候，忽听外面空中隆隆作响，隔窗看见一团火球噌噌划过夜空。我们急忙跑出屋外观看，只见一架飞机几乎擦着我们的房顶和树梢，从西向东疾驰而过。随后便从西面飞出一串串火球，同时还夹杂响起一阵阵雷鸣声。
过了十来分钟，飞机飞远了，火球消失，震耳的爆响也沉寂下来。回到宿舍钻进被窝，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猜测起来。有的说，这是流星雨；有的说是炮打飞机；有的问是谁的炮打谁的飞机？有的说，那就可能是美国或台湾国民党的飞机；有的立即反驳说，美国和台湾离我们这么远，他们的飞机不可能飞到这里；还有的说肯定是部队在搞演习。
第二天，就听到马头镇的大人们说，昨晚有一架台湾国民党的飞机飞到了我们这里。西山的驻军开炮了，但是飞机飞得太低，超低空飞行，所以没打下来。后来又听说，附近村子里有人捡到了台湾国民党反动派的传单……
听到这些说法，我感到十分奇怪，脑瓜里产生了一连串的问题：一是台湾离我们这儿那么远，飞机是怎么飞过来的？二是它飞过来干什么？如果是搞侦察，小小的马头有什么军事机密？三是我们为什么没打下来？按说飞机飞高了打不下来还可以理解，这架飞机飞得这么低为什么还打不下来？真是不可思议。
又过了一两天，种种说法得到了证实。学校给我们开会，讲要时刻提高革命警惕。如果捡到反动传单要立即上交；发现不明食品千万不要动、不要吃，那些食品都是有毒的，国民党、阶级敌人下了毒药。
后来我考到峰峰，与一些部队子女接触后才明白，当时峰峰是全国十大煤矿之一，是重点防护区域。那架台湾飞机估计很可能就是冲着峰峰去的。同时也明白了飞机做超低空飞行，可以避开雷达的搜索，可以逃避高射炮的追击，是非常高超的飞行技术，它比高空飞行难度更大，所以更难打。那架飞机尽管没有打下来，却给我们上了一堂活生生的阶级斗争课。
吃猫肉打架事件
初一的时候，我们年级3个班，市民子弟与农民子弟是分开编班的。我们这些市民子弟统一编了一个13班；到了初二，改为混合编班，将市民子弟与农民子弟合到了一块，改称15班。在编班过程中，产生和积累了一些矛盾。这个矛盾倒不是市民子弟与农民子弟的矛盾（那时农民子弟是香饽饽，经常从家里带些干粮到学校，馋得我们直咽口水。如果关系好，还可能掰上半个或一块与你分享），而是马头铁厂子弟与马头洗选厂子弟产生了矛盾。这是因为，马头铁厂子弟虽然也是市民，但绝大多数都是从邯郸市及周边县区调去的；而洗选厂是个老厂，山南海北的人都有，比铁厂职工和子女更“洋气”，说起话来，总想压铁厂子弟一头。因铁厂是新建厂，人员多，势力大，当然不服，这样自然就产生了矛盾。
那是一个星期五，学校法定的劳动日。我们班的任务是倒腾一堆柴火垛。干着干着，突然从柴火垛里蹿出一只大狸猫。以吴春强为首的几个洗选厂子弟同学便又追又撵，把那只猫逮住了。中午，他们把猫杀掉，开剥了，就用洗脸盆当锅，架上火，把猫给煮了。煮熟以后，吴春强等几个洗选厂子弟便把猫肉分给他们要好的同学吃。我既不是洗选厂子弟，又不属于他们要好的同学，分肉当然就没有我的份儿。虽然那时吃肉很难得，但我从小听说猫肉发酸，不好吃，也没有特别眼馋。可是有一位分到猫肉的同学，记得叫李××，他也是马头铁厂子弟，却拿着猫肉边吃边气我，嘴里还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这样，我们就吵骂起来。骂着骂着就动手打起了架。我自小身体孱弱，打架不是他的对手，被他压在地下，朝我头上连踹了几脚。我当时也没有感觉太疼，只觉得这口气难忍，打不过人家太丢人，爬起来后，顺手捡起一块半截砖头向李砸了去。李用手捂住脑袋，鲜血顺着他手指缝流下来，原来我把人家脑袋砸了个大窟窿。这时，李要过来跟我拼命，被同学们拦住，赶紧把他架到医务室进行包扎。
事后，我挨了老师的点名批评。但是我心里仍不服气：明明是他先动手打我，怎么他倒有理了？不服是不服，但人家终归是流了血，鲜血就是硬道理。从此以后，我俩一个学期都不说话。背后，我还和几个马头铁厂子弟骂李××是“被猫肉收买的叛徒”。
难中也有趣，苦中也有乐
那时候，虽然条件极其艰苦，但也并非没有一点乐趣。有时候，老师带我们去帮助农村生产队收秋，刨红薯或胡萝卜，偷偷往兜里塞几个，老师和农民（生产队长）看见也装没看见，回来的路上，我们就大嚼一顿，感觉特别好，特别高兴；有时候，我们也会登上学校后面的“高庙”（一个土冈，上建一座铁架子高塔，估计以前是座庙），极目远眺，祖国大好山河尽收眼底，也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有时候，老师带我们去滏阳河游泳；有时候，学校还组织校篮球队与铁厂、铝厂、洗选厂进行“联赛”，我们都去操场边呐喊助威……
最让我难忘的是，那时候我读了许多名著，还学会了吹口琴。
记得有段时期，由于都吃不饱肚子，为了减少能量消耗，学校就提出“劳逸结合”：每天上午只上两节课，其他时间和整整一下午，都让我们睡觉。可是，饿得肚子咕咕叫，睡也睡不着哇！于是，我就买了只口琴，跟高年级的张良同学学习吹口琴。
张良是马头下湾街人，高我们一年级。长着黑红的脸膛，眉清目秀，很有文采，吹得一口好口琴。那时，我们看了电影《董存瑞》，董存瑞的扮演者，电影明星也叫张良。于是，两个张良便都成了我们心仪的榜样，用现在的话说，我们便成了两个张良的小“粉丝”。每逢傍晚时分，伴随着日落的余晖，在校园前面的小树林里，或者在校园后面的土墙旁，张良的口琴声便为校园平添了许多宁静与浪漫的情调，好不令人羡慕！
我向张良学吹口琴，张良像大哥哥一样耐心地教。不仅教我吹奏技巧，还教我学简谱。我学得很刻苦，口琴来回在唇边移动甚至把嘴角都磨破了。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半年的努力，我这个缺五音少六律的笨鸭子，终于吹成了曲调。
除了学吹口琴之外，我还利用“劳逸结合”的那段时间，读了大量的课外书。当时很少有同学知道，马头中学还有个图书馆，房间不大，主要是供老师备教材使用的。图书管理员是袁秀梅老师。她是我上上年级留校的学生，人很随和。对于我借书，她是有求必应。许多中外名著，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青春之歌》、《一千零一夜》……，我都是那时读的。可以说，我的文学艺术爱好和基础功底，也都是那个时候打下的。说实在话，当时自己完全是凭兴趣，也是为了打发漫长的无聊时光，并无要走文学之路的意识，可偏偏就在这无意识之中，上天把机遇赐给了我，引导我一步步走上了文学艺术的殿堂……
“你不是个操蛋鬼吗？”
1988年5月份，省委拟在保定召开全省文艺工作座谈会，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6周年。时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的我，有幸陪同省长岳岐峰到保定，为省长准备会议讲话稿。那是我与岳省长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近距离接触。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岳省长问我姓名，我回答说：我是您的老部下。您在邯郸市当书记的时候，我曾在市委办公室工作。不过时间不长，我就上了大学。岳省长又问我的家庭情况。我又说，我虽在您手下工作您不认识，但是您肯定认识我的父亲冯朝桐。您在邯郸市冶金局当局长时，我父亲曾在您手下当人事保卫处处长。岳省长立刻露出惊讶的神色：原来你就是老冯的儿子呀？你不是个操蛋鬼么？我说：省长，您误会了。您说的操蛋鬼不是我，而是我的哥哥。
原来，1961年马头铁厂下马以后，我父亲调邯郸市冶金局工作，局长正是岳岐峰。父亲在工作和家庭居住基本稳定之后，便把哥哥从老家接回邯郸，在棉纺机修厂给他找了一个临时工作。但是哥哥生性顽皮、胆大、不安分。在其当临时工期间，他不知听谁说，内蒙古牛羊成群，可以天天吃肉，于是就打起了往内蒙古跑的主意。可那时全国不管走到哪里，都需要开证明信的，买火车票也需要证明信。于是，刚满16岁的哥哥就偷偷跑到父亲的办公室，跳进窗户，别开抽屉，偷偷盖了一个公章。
“你父亲向我报案后不久，便又找到我说：看脚印像是我家老大的球鞋踏的。我怀疑是他动了我的抽屉。”岳省长回忆说，“我向你爸爸出主意，鼓动把你哥哥狠揍一顿。后来，你哥哥果然承认了，就是他干的。”说罢，岳省长哈哈大笑，又语重心长地说道：“唉，我们那时候的老家伙们啊，对子女没有别的招儿，就是一个字：揍！打死也不能让你们走邪路啊！”
哥哥企图出逃内蒙古这件事，虽然不是发生在马头，但也是我在马中上学时的一件家事。同时，也折射出了当时大饥饿的时代背景，致使后来身居高位的省长也记忆犹新。故我也把它记录下来，算作那个时代的小插曲。
滏河杀人案
1962年初冬的一个下午，我们听马头镇的走读生纷纷传说：马头出了杀人案，从滏阳河里打捞出来一具尸体。市公安局来人了，还带着警犬追查杀人凶手……
下了两节课后，我们成群结队跑到滏阳河边去观看。只见在镇中心滏阳河大石桥北边的河滩上，聚满围观的人。我们挤进人群，见一领苇席盖着一具尸体，上面露着头，下面露着脚。头被河水浸泡得又肿又大，双脚赤裸，泛着惨白。两个警察看护着尸体，一只高大威猛的警犬围着尸体边转边嗅，情况甚是恐怖。我从来没见过死人，心里很是害怕。可是越是害怕越忍不住想多看几眼。回到学校，晚饭也吃不下去了，觉也睡不着了。一合眼，那具尸体就浮现在脑海中，又是惊惧，又是恶心……
又过了一天，听马头镇的同学们说，杀人案已经破了。多亏了那只警犬，闻着血腥就找到了凶手家里，从床底下搜出了带血迹的衣服等铁证。
此案一直到1963年9月我考到峰峰一中后，在大街上看到了邯郸市人民法院的布告才明就里。杀人凶手姓花名方，马头镇桥东街农民。被害者记不清姓名了，是一位工厂的采购员。那天凌晨4点来钟，他去马头火车站赶火车，走到大石桥附近被害。凶手从死者身上掏走了80元钱，然后用铁丝缠住死者脖子，坠上一块大石头，扔进了滏阳河中……
花方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其罪有应得。
挚友梁平河
梁平河是我们的班干部，文体委员，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他是邢台市人，自幼丧父，靠母亲、奶奶及3个姐姐抚养成人。他到马头上学就是投靠他三姐梁伏河。他姐姐、姐夫都是马头铁路职工。
梁平河是独生子，长相俊秀、白净，多才多艺，既好文艺，又爱体育，是我们班上的“白马王子”（据说有好几个女生暗恋他）。也许因为都是邢台老乡的缘故，也许因为都爱好文学的缘故，我们俩始终特别投缘。有时候谁得到一本好书，就互相传看；谁写了篇小稿，也互相征求修改意见。当然，谁有了什么好吃的，也不会忘记对方。我知道，梁平河爱好文学是受其三姐夫的影响。他三姐夫就是个文学爱好者，在《邯郸日报》、《铁路报》上还不时登些稿子，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形象就十分高大。每逢周日，梁平河还带我去他姐姐、姐夫家做客。因为当时铁路部门条件好，他姐姐、姐夫十分宠爱这个唯一的小弟弟，所以对弟弟带来的小客人也特别热情，经常给我们做一些好东西吃。吃饭的时候，他姐夫还拿出发表作品的剪报让我们看，越看我们越羡慕。当我看到他的有些作品还是以笔名发表的，就更加崇拜。回到学校，就苦思冥想也起个笔名，今天叫这个，明天叫那个。改来改去，至今也没有起出一个像样的笔名来。后来一想，本名还叫不响呢，还起笔名干什么？也就作罢了。
1963年，梁平河和我一起考上了峰峰一中，我们班只有我们两个考上这个省重点高中。我到峰峰一中报到时，还发现我们仍分配在一个班。可是因当时全省中考不是统考，他回邢台后又考了一次，也被邢台二中录取。因离家近，就在邢台市上了高中。毕业后，梁平河曾分配到邢台陶瓷厂工作。后来，又先后调到邢台二中、四中当教师。那时，他还继续做着文学梦，经常写些小散文、小小说寄给我，征求我的意见，让我找发表的园地和门路。令人痛惜的是，1991年他心脏病发作，英年早逝，年仅44岁。留下一子一女。女儿梁蕊大学毕业后到石家庄市东方购物广场工作；儿子梁鑫，石家庄纺织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我通过各种关系，将其安排到邢台四中，接替了他父亲的工作。
我也很久没看到他儿子了。不知道梁鑫身上，是否还能看到青年平河的影子……
雷锋之歌
1963年，我们国家已经度过了3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形势逐步好转，各行各业都恢复了正常秩序，我们学校的教学也走上了正轨。
这年的3月5日，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人民日报》等报刊也都发表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给雷锋的题词。这是经过多次的“镇压”、“打击”、“反对”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运动和3年困难时期之后，一个以“学习”和“做好事”为主要内容的运动，上合党心，下合民意，所以迅速在全国兴起高潮。随后不久，《人民日报》又用整整两个版的篇幅，全文发表了著名诗人贺敬之的长诗《雷锋之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全文进行了播发、朗诵。那是一首怎样激情迸发、热情澎湃的诗歌啊！
假如现在呵
我还不曾
不曾在人世上出生，
假如让我呵
再一次开始
开始我生命的航程――
在这广大的世界上呵
哪里是我
最迷恋的地方？
哪条道路呵
能引我走上
最壮丽的人生？
…………
至今，我仍然还记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位播音员（朗诵者）那高昂、嘹亮、激扬的声音，磁石般地吸引了我，吸引了全班、全校师生。我第一次领略到了诗歌的力量，领略到了朗诵艺术的力量。我被震撼了，感动了。我们中学生，很少能看到报纸刊物，却时常能从收音机里听到诗朗诵。那段时间，政治上是雷锋热，文学艺术上是贺敬之热。今天播他的《雷锋之歌》；明天播他的《回延安》、《西去列车的窗口》；后天又是他的《桂林山水歌》、《放声歌唱》……可以说是如雷、如鼓、如钟、如缶，激励我们振奋，鼓舞我们从3年困境中挣脱出来，迎接共和国光明的未来。
从此，我迷恋上了诗歌，贺敬之遂成为我的偶像。3年后，文革开始，我随峰峰一中师生进京串联，特意跑到中国文联，想见一见我心目中的当代“诗仙”、“诗圣”。庆幸的是，那次还真见到了；不幸的是，不是在办公室里的桌案前，也不是在会议室的讲坛上，而是在高高的楼顶批斗台上，贺敬之被造反派批斗，两个造反派狠狠地摁下他那颗高昂的、不肯屈服的头……
1990年，我与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一起到承德，陪同时任文化部代部长的贺敬之视察文物工作。在避暑山庄吃饭、散步的时候，我对贺老说起这段经历和感受。贺老深有感触地说：文革十年，整个是人妖颠倒啊！从此，贺老成了我的忘年交。如今，他已是八十有三的高龄，依然是精神健铄，依然是健步如飞，依然是爱杯中之物（诗仙、酒仙密不可分），依然是话语慷慨……
师生情深
3年时间在人生的长河中并不算长，况且那又是自己的少年时代。少不更事，好多事都是懵懵懂懂。但是那又是我们国家的3年困难时期，极其的困苦形成了极其难忘的记忆。所以那时发生的事至今想起仍历历在目。
那3年，我与同学尽管也有儿时的顽皮、打闹，甚至也有摩擦、打架，但是过后我依然十分珍视童年、少年的友谊，许多同学多年保持书信来往。比如那位逮猫的吴春强同学，我大学毕业后还与好几个同学去看望他；那位和我打过架的李××同学，我也曾多次打听他中专毕业后的去向；至于平素就要好的同学，如梁平河、郑秀英（二人均已辞世）、路殿魁、贾朝生、宋润生、薛长星、凌齐整、申玉民等等，更是一直保持着联系和友谊……
那3年，老师与学生同吃饭、同住校、同挨饿、同欢乐，共渡难关，感情尤其深厚。从初一到初三，无论是班主任老师，还是任课老师，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校长李守印，教导主任陈清河、赵文梓（这两位还是我贸易街高小时的老师），团委书记励玉峰、图书管理员袁秀梅，数学老师李克强，语文老师徐敬鲁，物理老师王云起，体育老师杨子辰，语文老师解其亮、张玉尘……特别是我们初三年级班主任葛逢霖老师，他的古典文学造诣、美术造诣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63年8月，在我们即将毕业离校的时候，他作了一首词《江城子・惜别》，非常准确地表达了当时的师生之情，情真意切：
即今一别几时逢，一天中，各西东；共处三年，不尽故人情。举手劳劳徒往送，人去也，太匆匆。
门开门闭影憧憧，少奶声，似银铃；围坐窗前，相与话雷锋。觉来原是南柯梦，孤寂夜，小油灯。
今年7月份，我赴郑州出差，顺道为马头中学送去校庆50周年所要的一些材料。有幸再次与葛老师、王云起老师及师兄张良重逢相聚。言谈中，得知葛老师此词他本人已佚失。我回石家庄家中后，在44年前的笔记本上找到了这首词，我请了一位书法家写成了条幅。另外，我还写了一首《沁园春・贺马中50华诞》，也请书法家写成了条幅。将它们一起回赠给我的母校和恩师吧！
马头小镇，襟山带水，鱼米江南。忆建校初始，艰辛岁月，乍阴乍晴，时曝时寒。三年饥馑，十年动乱，噩梦依稀浮眼前。危乎哉，赖中流砥柱，擎起蓝天。
风雨坎坷半纪，看如今花好月正圆。有重楼碧树，杏坛高筑，书声朗朗，歌舞翩跹。尊师重道，笃学勤思，良好校风代代传。谨记也，数古今英才，皆出少年！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