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就业效应
郭新强
胡永刚
*
内容提要：中国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且偏向投资建设性支出，本文采用SVAR方法得到财政支出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影响就业的经验事实：政府生产性支出增加能够促进就业，但是促进就业的有效性依赖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表现在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可以刺激就业，而增加服务性支出则抑制就业。基于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上述事实，政府支出影响就业的程度依赖于政府支出生产性的大小和财政支政府投资性支出通过生产性效应、投资出结构偏向。中国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表明，
流动性约束和价格粘性等渠道刺激就业；然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和体制转轨阶段，增加政府服务性支出将导致结构性劳动替代，从而抑制就业；税收则主要通过财富效应和流动性约束效应影响劳动者的工作意愿，实际就业水平的提高还需依赖企业用工需求的增加。
关键词：财政政策
就业
政府生产性支出
支出结构偏向
一、引言
促进就业、稳定经济增长是财政政策的重要目标。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财政政策显示出更强的经济调控能力。“十二五”规划指出：未来五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要达到45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要控制在5%以内。目前，中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由此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财政政府政策为何更能调控宏观经济？财政支出增加能刺激就业吗？随着中国就业矛盾的日渐突出，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能否有效拉动就业受到广泛关注甚至质疑。特别是，受“中国式分权”的影响，（尹恒、2011；中国的财政支出存在结构性偏向，即“重投资建设性支出、轻公共服务性支出”朱虹，2007）。在这种情况下，傅勇、张晏，研究中国财政支出及其结构偏向的就业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国内对财政支出及其结构偏向就业效应的研究还十分不足，对后者的研究更是鲜见。概2005；郭庆旺括来说，国内对财政政策的研究涉及到多个方面，主要集中在解释经济波动（黄赜琳，2007；蔡明超等，2009）、2005；李永友、2006；潘斌等，分析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李广众，丛树海，2006；王文甫，2010；胡永刚、2012）、2004；郭庆旺、等，郭新强，探讨对总产出的影响（张海星，贾俊2005；董直庆、2007），2001）、雪，滕建洲，以及考察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国建业、唐龙生，收入差距（蒋经法，2002；吕江林，2002）的关系等方面。对就业的研究虽然也较多，主要涉及劳动力流动（蔡2003）、1998）、2002）、昉等，失业理论（袁志刚等，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就业歧视（李健民，劳动力市场1997；罗传银，2001）等。但是，运行（姚先国、陈凌，把财政政策和就业相结合的研究还不多见，只
*
郭新强，浙商银行发展研究部、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10006，电子信箱：xqguo．shufe@gmail．com；胡永刚，上
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数理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邮政编码：200433，电子信箱：yongghu@mail．shufe．edu．cn。作者感谢上海财经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8BJY143）、上海财经大学211工程4期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论文责自负。意见，
5
“中国失业问题与财政政策研究”有顾晓慧（1999）、孙胜利（2003）、课题组（2005）、王文甫（2008）等相关研究，且这些研究总体上属定性分析，缺少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傅勇、张晏（2007）和尹恒、朱虹（2011）的研究发现：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是中国财政支出特有的显著特征。但是，关于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如何影响就业的研究国内几乎没有。因此，本文研究中国财政支出及其结构偏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政策内涵，而且具有填补国内研究空白的理论价值。向的就业效应，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财政政策之所以具有更强的经济调控能力，关键在于政府支出具有生产性，特别是“重投资建设、轻公共服务”的支出结构偏向。政府的投资性支出与服务性支出的交通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和地方发展规区别显著。前者主要通过能源、
直接拉动就业；后者则是通过影响就业意愿、劳动力市场结构和经济产出等划项目的建设性投资，
渠道，间接影响社会就业。于是，分析中国财政支出对就业的影响，就必须考虑到其生产性特征、支出结构偏向，以及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对就业影响的差异性。如果忽视这些事实，将无法正确分析中国财政支出的就业效应。本文尝试从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和结构偏向角度，深入考察政府支出的就业效应。
既然将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引入模型，那么，从生产性大小来考察政府支出对就业的影响就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然而在现有文献中，我们基本没有看到将就业与政府支出生产性相联系的文Hall（2005）采用刚性工资、Mortensen（2007）则采用职章。Yuan＆Li（2000）借助于搜寻匹配机制、
在将政府生产性支出纳入生产位空缺波动（vacancyfluctuations）来说明就业波动。值得注意的是，
2010）将其处理为流量，1998；Shiehetal．，一些学者（Kuhnetal．，另一些学者（Turnovsky，函数时，
2006）则反对这样做，认为将政府在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上的投资看做一次性、没有积累的资本我们在构造生产函数时，对二者加以综显然有违事实。由于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合，将政府的投资性支出（如基础设施投资）看做存量，而将服务性支出（如教育、创新补贴、经济事务等）看作流量，在调和两派争论的同时，也使模型与实际更相一致。
此外，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计划经济的体制约束还存在，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不充分。一是家庭存在无法通过借贷平滑消费的流动性约束，二是中小企业面临贷款门槛高、信贷规模有限的投三是电力、能源、交通通讯等领域存在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等不完全竞争因素。由资流动性约束，
DNK）模型能够准确刻画上述经济摩擦因素，于动态新凯恩斯主义（DynamicNewKeynesian，日益成2009；Christianoetal．，2009）。本文采用的正是基于为政策评估的主流分析框架（Davig＆Leeper，政府生产性支出的DNK模型。
目前，结构性减税作为财政政策工具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例如房产税征收试点、个人所得税起以及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的征点调整和资源税改革等措施。税制改革因其对收入就业的直接影响，
重要作用，日益成为政府和公众关注的热点。对此，本文通过将各种税率引入模型中，为集中讨论政府税收的宏观经济效应提供了一般性的研究框架。
本文研究得出三个基本结论。一是基于SVAR模型的经验事实：政府支出增加的总效应是促但是财政支出结构的就业效应存在差异，表现在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可以刺激就业，而增进就业，
加服务性支出则抑制就业。二是本文基于政府支出生产性和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所构建的动态新凯恩斯主义（DNK）模型可以较好地解释上述事实。三是政府支出生产性是中国财政政策影响就业的主要传导机制。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和体制转轨阶段，增加政府服务性支出容易导致结构性劳动替代，从而抑制就业。税收政策主要通过财富效应和流动性约束效应影响劳动者的工作意愿，实际就业水平的提高还需依赖企业用工需求的增加，否则便会形成社会就业压力。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基于SVAR模型获得经验事实；第三部分构建符合国情的动态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第四部分校验模型，分析传导机制，解释经验事实；第五部分总结全文。6
二、基于SVAR模型的经验分析
为得到扩张性财政政策影响就业的经验事实，本文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tructuralVectorRegression，SVAR）模型和Cholesky（Gali，1992）分解方法。自从Gali（1992）通过引入短期约束来识SVAR模型开始被广泛运用于宏观经济波动、别经济冲击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相关问题的实证研究。
（一）变量定义、数据来源与处理
定义变量和选取数据。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中经专网统计数据库，鉴于财政支出政策的外首先，
部时滞相对较长，我们认为选用季度数据是较为合适的。具体地，我们选取1992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4季度之间的政府生产性支出数据、政府投资性支出数据①、政府服务性支出数据②和城样本容量为76。镇就业人数的数据，
其次，对数据分别进行季节性调整、剔除通货膨胀、滤除趋势项等处理。季节性调整采用EViews6.0中的TRAMO/SEATS方法。剔除通货膨胀采用将政府支出变量除以1990Q1=100为基期的CPI指数的方法。滤除趋势项采用经济变量取对数后HP滤波的方法。取对数的原因有二：一是为了减弱数据的异方差性和不平稳性，二是为了对应模型对数线性化后的经济变量。
由于城镇居民就业量在1998年第4季度存在明显的结构性断点③，不能简单采用HP滤波的通过对经季节性调整后的城镇就业水平Nt进行回归，得到的残差即为就业的周期部方法。对此，
C
分（Nt），如下所示：
Nt=α0+α1t+α2t2+ft（θ）γ+NCt
其中，ft（θ）=
（1）
B
{
0，t＜TB
1－exp[－θ（t－TB+1）]，t≥TB
④为位移函数，T=1998年第4季度为结构断
点；γ为表示结构变化强度的参数。
C
｛logIC｛logHC至此，我们得到了用于SVAR模型估计的四个内生时间序列数据：｛logGt｝、gt｝、gt｝C
和｛logNt｝。
（二）SVAR模型的识别条件和计量检验
为了研究财政支出及其结构偏向的就业效应，我们构建两个SVAR模型。一个是二变量的SVAR模型：Xt=［logGClogNC'，logIClogHClogNC'，一个是三变量的SVAR模型：Xt=［这里的t，t］gt，gt，t］上标C表示经济变量的周期部分。
2006）发关于识别条件。关于中国财政支出政策内部决策时滞的相关研究（李永友、丛树海，现：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政府服务性支出作为财政支出政策，存在内部决策时滞，当期不受外部经济冲击的影响。据此，我们施加三条短期识别约束条件：一是政府总支出冲击受政策时滞的影响，当期不影响就业；二是由于政府服务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在支出方式、决策部门和支出对象上存在较大差异，政府服务性支出冲击对政府投资性支出当期是没有影响的；三是政府支出存在内部决策时可以认为就业性冲击对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政府服务性支出当期均无影响。滞，
根据上述约束条件，我们采用Cholesky分解方法进行SVAR实证分析。Christianoetal．
①②③④
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的固定资产投资的月度数据经加总处理后得到。
由政府科教文卫事业支出、政府公检司法支出和工商业管理服务支出加总后整理得到。一种可能的原因是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量职工下岗。
区别于线性的结构断点函数，由于结构断点之后的时期，就业趋势呈非线性，因此结构断点函数ft（θ）采用指数形式来平
滑这一结构断点。
7
（2006）的研究证明：相对于长期识别约束，对小样本而言，短期约束具有更好的统计性质。滞后长度信息标准显示，二变量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6，三变量VAR模型的最佳之后阶数为4。特征根多项式的根模（ModulusofRoot）均位于单位圆内，这表明VAR（6）和VAR（4）均是平稳的。
（三）中国城镇就业水平的脉冲响应分析
我们得到中国财政政策影响就业的三个经验事实，通过将识别约束条件施加到SVAR模型上，
如图1所示。图中实线表示就业对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的脉冲反应，虚线范围是用Bootstrap进行2000次反复抽样后得到的95%置信区间（Sims＆Zha，1997）。
一是政府增加生产性总支出能够促进就业。当政府增加1%的生产性支出时，当期就业明显之后经历9个季度的持续回调过程达到谷底，最后在第14个季度调整到初始提高约4个百分点，稳态水平。
二是政府增加投资性支出可以有效刺激就业。就业是对政府投资性支出增加的动态响应过程。当政府增加1%的投资性支出时，当期就业迅速提高7个百分点，之后经历约6个季度的持续，下降过程后向下穿越横轴，表现出低于初始就业稳态水平约1个百分点的微弱“超调”最后在第12个季度收敛到初始稳态水平。
三是政府增加服务性支出倾向于抑制就业。当政府增加1%的服务性支出时，当期就业明显之后经历4个季度的持续上升过程达到峰值，最后在第12个季度调整到初始下降约5个百分点，稳态水平。
由此可见，政府支出增加的总效应是促进就业，但是政府支出结构的就业效应存在差异，即增加政府投资性支出刺激就业、增加服务性支出抑制就业，这凸显了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重要性。为弄清楚财政支出影响就业背后的传导机制，我们需要构建符合中国现实国情了解释上述经验事实，的理论模型
。
图1就业对政府生产性总支出、投资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正向冲击的脉冲反应
三、构建动态新凯恩斯主义模型
与中国财政政策相关，模型中主要引入了两个关键特征。一是政府生产性支出，包括投资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两部分。与之前的研究不同的是，我们区分了两类生产性支出的存量和流量特征。二是政府支出存在“重投资基本建设、轻公共服务”的结构偏向，这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GDP为主的官员考核机制、发展战略、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密切相关，成为公认的中国财政特征。
与此同时，我们引入了居民消费的流动性约束、企业投资的信贷约束，以及垄断竞争和价格粘性等不完全竞争因素。刻画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已经被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所证明。出于结构性减税政策重要性的凸显和构建完备财政政策分析框架的开率，我们引入了由消费税、资本利得税、8
个人所得税和总量税，以及投资税补贴等各种税率所构成的税收结构。
（一）家庭的最优化行为
1]之间的连续统上，经济中存在着许多无限期生存的家庭，单位化在[0，拥有中间品厂商和最终品厂商。代表性家庭通过选择消费（Ct）、劳动供给（Nt）、投资（Ipt）、所持货币存量（Mt）和债券（Bt）实现预期加总折现效用的最大化，目标函数为：
maxE0∑
∞
t
［logCt－nN（t1+γn）/（1+γn）+g（H（gt1－γg）（）－1）/（1－γg）］（2）βΘtt=0
1）为家庭主观折现因子。Θt表示家庭消费偏好的变动，其中，β∈（0，本文不考虑家庭的偏好冲击，设定Θt=1。政府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服务性支出（Hgt）同样影响家庭的效用。在t期初，家庭的消费行为和投资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流动性约束，只能基于上一期的货币存量Mt－1进行最优决策，满足如下流动性约束：
Ct+ψ［Kpt－（1－δ）Kp，t－1］=Mt－1/Pt
这里ψ＞0，表示家庭投资受到流动性约束的程度。
与单纯设定家庭消费流动性约束的研究相比，本文式（3）的设定更加符合国情，例如居民进行，房地产投资时存在首付比例和“限购令”进行期货投资时要缴纳保证金，进行贷款时需要抵押担其中δp为私人资本折旧率。保等。家庭进行投资的私人资本累积方程为Kpt=Ipt+（1－δp）Kp，t－1，
在t期末，家庭获得税后工资收入、税后资本利得和企业利润，选择下一期的货币存量（Mt）和债券（Bt），同时缴纳消费税、获得投资税补贴，满足如下预算约束：
（1+τct）Ct+（1－τit）［Kpt－（1－δp）Kp，Mt+Bt/Rt］/Pt=t－1］+［（Mt－1+Bt－1）/Pt+（1－τkt）rktKp，t－1+（1－τnt）wtNt+Πt－τht
（4）
rk这里的Rt为债券名义收益率，投资税（τi）、资本利得税t为资本回报率。引入消费税（τc）、（τk）、个人所得税（τn）和总量税（或政府转移支付）（τh）等税种，使模型更加符合经济现实。作为例如固定资产投资补贴和创业税收优补贴形式的投资税与中国政府鼓励私人投资的实际相吻合，惠政策。
（二）厂商的最优化行为
0，1］之间连续统的垄断竞企业分为最终品厂商和中间品厂商。假设在中间品市场上，存在［中间品厂商所提供的异质产品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设替代弹性为ηp。最终品厂商负争厂商，
（η－1）/ηp
di］责生产最终产品（Yt），采用Dixit＆Stigliz（1977）的生产函数：Yt=［Yitp
（3）
∫
1
ηp/（ηp－1）
，中间品
Yit由中间品厂商i所生产。假设最终品厂商为完全竞争者，从其最优化行为中可以得到最终商品
（1－ηp）
di］的价格指数Pt=［Pit
∫
1
1/（1－ηp）
和中间品厂商i的产品需求曲线Yit=（Pit/Pt）
－ηp
Yt。
中间品厂商i投入私人资本（Kip，雇佣劳动来进行生产，采用如下生产函数：t－1）、
1－αυα
Yit=AtKνg，t－1HgtKip，t－1Nit
（5）
At测度经济中的技术水平，这里，服从AR（1）的随机过程：logAt=ρAlogAt－1+εAt，扰动项εAt服1）区间内，从零均值、有限方差的同正态分布。结构参数v、ν和α位于（0，其中α为私人资本在总1）。产出中的份额，满足ν+υ+α∈（0，
政府资本的积累过程为：Kgt=Igt+（1－δg）Kg，其中Kgt表示t期末的政府实物资本存量，δgt－1，1]为该政府资本的折旧率。∈[0，
假设可调价中间品厂商采用Calvo（1983）式调价方式，即每一期厂商有θp的概率不能调价，相应有（1－θp）的概率能够调价；不能调价的厂商将采用滞后通胀指数（laggedinflationindexation）的定价方式，即Pit=πt－1Pi，这不仅有利于刻画通货膨胀的惯性特征，而且滞后
t－1的后顾式定价方式，
9
2008；王君斌，2010；黄志刚，通胀πt－1的引入也符合中国通货膨胀变动的经验实证结果（陈彦斌，2010）。
*
求解中间品厂商最优价格决定的一阶条件，得到前瞻式定价厂商的最优价格Pt：
τηp
ηp∑τ=0Et（βθp）Λt，t+τPt+τYt+τφt+τ
∞
Pt*=
（ηp－1）
∑
∞τ=0
Et（βθp）Λt，t+τP
τ
ηp－1
t+τ
Yt+τ
（6）
（ΘtCt+τ）/（Θt+τCt）］－1为外生于企业决策的跨期边际效用比，其中，Λt，φt为厂商生产的t+τ=［实际边际成本。
（1－θp）（P*后顾式厂商依据Pit=πt－1Pi，t－1定价时的价格指数为：Pt=［t）θp（πt－1Pt－1）
（1－ηp）
（1－ηp）
+
1/（1－ηp）］，将式（6）代入整理可得“前瞻后顾式”混合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
（HybridNewKeynesianPhillipsCurve，HNKPC）：
^t=1/（1+β）π^t－1+β/（1+β）Etπ^t+1+（1－βθp）（1－θp）/[（1+β）θ]φ^t（7）πp
^t为中间品厂商的边际成本对其稳态水平的偏离。其中，πt≡Pt/Pt－1为t期的通胀水平，φ
（三）货币当局与财政当局
货币当局负责执行货币政策，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发行货币。许多文献使用货币增长率作为货Walsh（2002）、Christianoetal．（2005）等。币政策，如Cooley＆Quadrini（1999）、
本文使用与经验事实相匹配的货币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定义货币供给净增长率为gt≡Xt/Mt－1，新增货币发行量为Xt=Mt－Mt－1，服从如下AR（1）的随机过程：
2
gt=ρmgt－1+εmt，εmt～N（0，σm）
（8）
财政当局通过对家庭征收消费税、资本利得税、个人所得税和总量税，并进行投资税收补贴后获得财政收入，用于政府的消费性支出（Cgt）、投资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服从如下预算平衡约束：
k
Cgt+Igt+Hgt=τctCt－τit［Kpt－（1－δp）Kp，t－1］+τktrtKp，t－1+τntwtNt+τht
（9）
其中，各税率均服从AR（1）的随机过程：τjt=ρjτj，这里符号j表示税率类型，即j∈t－1+εjt，i，k，n，h}，随机扰动项εjt服从零均值、方差有限的同正态分布。{c，
中国政府的实际支出是通过投资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形成的，同时存在“重投资性支出、轻服务性支出”的结构偏向。对此，可以分两步来估计财政支出政策。
第一步，估计政府的投资性支出规则和服务性支出规则。基于中国1992年第1季度至2010年第4季度的宏观季度数据，本文估计的政府投资性支出规则和服务性支出规则为：
2^^t+ut，Igt=ρI*yut=ρuut－1+εIt，εIt～N（0，σI）
2
Hgt=ρH*Hg，εHt～N（0，σH）t－1+εHt，
^
^
^
（10）（11）
其中，变量Xt≡logXt/X表示经济变量Xt相对其稳态水平的增长率。从中可以看出，政府投资性支出主要盯住经济产出，这与中国政府每年制定GDP增长率实现目标的现实相一致；政府服务性支出则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主要依赖于上一期的支出水平。
第二步，刻画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得到财政总支出规则。根据政府总支出Gt=Igt+Hgt，可得：Gt
=Ig/G×Igt+Hg/G×Hgt，将式（10）和式（11）代入，得到财政总支出规则：
^^
^t+Hg/G×ρH*HGt=Ig/G×ρI*yg，t－1+t
^
^
^
（12）
这里，外生冲击t=Ig/G×ut+Hg/G×εHt。由于中国财政支出中的Ig/G＞Hg/G，式（12）实际上刻画了中国财政支出的结构性偏向。
通过基于估计规则的模拟数据与实际经验数据的对照，可以发现二者拟合程度较高，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偏离。10
（四）均衡系统
Mt－1，Pt－1}，给定经济中的偏好、技术和资源约束，给定状态变量集{Kt－1，以及财政支出政策冲Hgt和Igt）和各种税率冲击（τjt）。当经济实现均衡时，击（Gt、各经济主体实现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家庭实现预期折现效用最大化，各厂商实现预期利润最大化。消费品、劳动力、资本、货币和债券等所有资源约束得到满足。市场均出清，
四、数值模拟与传导机制分析
（一）参数校准
校准家庭的偏好参数。从1992年到2010年一年期贷款利率的平均水平为7.93%，换算首先，
为季度利率为1.98%。根据稳态时利率和折现率的关系Rβ=1，得到家庭主观效用的折现率β=0.98，这与中国从1992年一季度到2010年四季度的季度平均物价涨幅约2%的经验事实相吻合。劳动供给的跨期替代弹性为1/γn，衡量在消费边际效用不变的情况下，工资变化所引起的劳动供给的变化程度。Macurdy（1981）和Altonji（1986）关于美国劳动供给弹性的估计大致在0.1—0.5之Li＆Zax（2003）利用1995年我国住户收入调查数据的估计结果为0.32。鉴于改革开放以来劳间，
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我们取γn=3。设定家庭对政府服务性支出的相对风险这意味着家庭效用函数对政府服务性支出取对数形式。设定衡量家庭投资流动性约系数γg为1，
以此为基准进行敏感性分析。根据国内8小时的法定工作制，设定稳态时束程度的参数ψ为0.9，
*
的劳动供给为N=0.33。
其次，校准企业的生产参数。通过估计企业的生产函数，得到私人资本份额α=0.60、政府资政府服务性支出的边际产出弹性υ=0.20，政府服务性支出具有较高本的边际产出弹性ν=0.16、
Zhang（2009）基于中国宏观季度数据的GMM估计值的生产性。关于中间品之间的替代弹性（ηp），
为4.61，据此设定ηp=4.61。根据陈昆亭和龚六堂（2006），取θp=0.75，表示企业每一年调价一次，模拟实验对此参数取值不敏感。国内大多数文献相一致，私人资本的季度折旧率（δp）取0.025。根据邹至庄（1993）的估计，政府资本的年折旧率为0.04，据此设定政府资本的季度折旧率δg=0.01，低于私人资本的折旧率，这与政府投资性支出主要投向交通设施、能源和农田水利等低折旧率行业有关。
最后，校准财政政策参数。根据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数据和税收数据，估计得到政府投资性支服务性支出、政府总支出及各种政府税率的相关结构参数，如表1所示。出、表1
模型基准参数
N*=0.33家庭偏好参数：β=0.98，γn=3，γg=1，ψ=0.9，
厂商生产参数：α=0.60，ν=0.16，υ=0.20，ηp=6，θp=0．75，δp=0.025，δg=0．01
财政政策参数：ρI=0．47，σI=0．085；ρH=0．96，σH=0．048；ρτc=0．91，στc=0．003；ρτi=0．92，
στi=0．016；ρτn=0．93，στn=0．007；ρτk=0．95，στk=0．010；ρτh=0．90，στh=0．012
（二）模型校验与稳健性检验
基于模型解释经验事实的前提是：模型本身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能力。通过将模型模拟结果图2与经验事实图1对照，可以看出：模型的脉冲反应函数与经验事实基本吻合，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能力。
为了确认模型不会因参数取值不同而发生结构性改变，我们对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具体
11
郭新强、胡永刚：中国财政支出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就业效应
图2基于模型经济的财政支出政策就业效应模拟
0.33，5］之间的做法是，通过选择不同的模型结构参数来进行数值模拟①。根据劳动供给弹性在［0.2，6］γn在［内取各种不同值；根据Griffin（1992），选取中间品之间替代弹性ηp的随机变动范围，
4，12］；厂商价格保持不变概率θp的随机取值区间为［0.25，0.95］；劳动时间在效用取值区间为［
函数中的相对重要性n可取各种不同值；政府投资性支出的生产性（ν）和服务性支出的生产性（υ）的随机取值区间为［0，0.5］；投资流动性约束的程度因子（ψ）在［0，1］的区间内取值。模拟实财政政策冲击下的就业脉冲反应在动态轨迹和运动方向上均没有显著性改变，模型验的结果表明，具有相当的稳健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本文所建模型通过了现实性的校验。于是，我们基于该模型，考察了各种税收政策冲击下就业的动态效应，如图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短期内政府增加投资税补贴、提高政府税率都可以增加就业，只是在程度上存在差异。其中，政府征收总量税或进行转移支付对而消费税对就业的影响较弱，对企业进行投资补贴和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就业的影就业的影响最大，响也相对显著
。
图3在各种政府税率提高的冲击下，就业的脉冲反应函数
（三）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分析
数值模拟显示，财政支出政策如何影响就业依赖于财政支出的具体类型，这强调了财政支出结
①
关于具体模拟参数的选择，我们主要选取了有代表性的点。至于在其他可能的结构参数和其他外生冲击（如技术冲击、
货币政策冲击）下，就业的脉冲反应结果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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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偏向的重要性。如图4所示，随着政府投资性支出占政府总支出比重（Ig/G）的降低，政府总支出对就业的促进效应下降，原因在于两类财政支出政策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存在差异
。
图4就业对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的敏感性分析
首先，分析政府投资性支出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一是政府投资性支出的生产性。当政府增加投资性支出时，由于政府投资生产性的存在，一方面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产出，增加企业投资
d意愿，导致劳动需求（L）增加；另一方面提高了劳动的边际产出，从而提高实际工资水平，引致家s
庭增加劳动供给（L）。二是投资流动性约束。企业受投资流动性约束的影响，难以有效增加投资、
扩大再生产，抑制了劳动需求。三是价格粘性。政府增加投资性支出导致产出增加，但是部分产品价格存在粘性而无法及时下调，导致企业的实际收益提高（或边际成本下降），从而增加劳动需求。
sd
由于劳动需求和劳动供给均增加（L和L均右移），均衡时的就业水平必然提高，如图5（a）所
示。不过，均衡的工资水平则取决于劳动供需力量的对比，当劳动需求增加更多时，工资水平将上从而带来了工资上涨的压涨。经验事实表明：中国政府增加投资性支出更多地增加了劳动需求，力
。
图5政府分别增加投资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
其次，分析政府服务性支出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与政府投资性支出类似，政府服务性支出也流动性约束和价格粘性等机制影响劳动供需。不同的是，政府服务性支出还进入通过支出生产性、
家庭的效用函数，服务性支出的增加将通过提高家庭总效用、降低劳动的边际效用、提高劳动者的
d
就业预期，从而减少劳动供给。此时，虽然劳动需求依然增加（L右移），但是政府服务性支出在通s过其生产性增加劳动供给的同时，也因其劳动替代性而更多地减少了劳动供给（L左移）。因此，
均衡时的工资水平必然提高，而均衡的就业水平取决于劳动供需力量的对比，当劳动供给减少更多时，就业水平将下降，如图5（b）所示。
经验事实表明，当中国政府增加服务性支出时，家庭更多地减少了劳动供给。我们认为，这与主要反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密切相关。本文SVAR模型采用的是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映大学生和城镇下岗职工的失业问题。对大学生就业群体而言，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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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为主，企业更多需要技术劳动者，因而政府增加教育培训和就业指导等服务性支出无法直接提高大学生等非技术劳动者的就业，从而产生结构性失业。对城镇下岗职工而言，他们的择业观念陈旧、再就业能力较差，且受传统“工作单位”体制的影响而习惯于一种养老制度，社会保障必须达到与其预期相符的最低水平，导致政府的社会保障支出难以刺激城镇就业。
另一种更加合理的解释是“中国式分权”模式。该模式的典型特征是：地方政府拥有经济自主权的财政分权和中央政府控制地方官员任免的行政集权相结合，导致政绩考核下的地方政府倾向，轻公共服务”结果就是政府服务性支出提供不足，进而加剧了资本对劳动于“重投资性基本建设、
即结构性劳动替代。的替代性失业和过度投资下的结构性失业，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政府服务性支出增加对就业的抑制效应是短期的、有条件的，主要依赖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体制性约束，特别是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中国式分权”模式。从长期来看，随着以“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为主的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政府在教育培训和科技创新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持续投入将会有效增加就业。
最后，量化评估以上影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从上述分析可知，影响财政支出就业效应的摩擦因素除支出结构偏向外，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大小、投资流动性约束、价格粘性等也值得关注。为了
①研究发现，我们进行了相应的敏感性分析。政府从数量上考察以上经济摩擦因素的重要性程度，
则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就业的效应就越显著，政府服务性支出则表现出相投资性支出的生产性越大，
即政府生产性每变动1个百分点，就业将反的特征；政府生产性变动对就业的边际效应约为0.35，
变动0.35个百分点，如图6所示。本文认为，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大小是影响财政支出就业效应的关键变量
。
图6就业对政府支出生产性的敏感性分析
五、结论
本文选取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得到财政支出影响就业的经验事实。研究发现，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可以刺激就业，但刺激就业的有效性取决于政府支出的结构偏向，政府增加投资性支出会刺激就业，而增加服务性支出则抑制就业。为了解释上述经验事实，本文构建了动态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模型的模拟结果与经验事实拟合较好，具有较强的现实解释能力。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财政政策影响就业的传导机制，结论有二：一是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可以通过其支出生产性、投资流动性约束和价格粘性等渠道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其
①
限于文章篇幅，我们没有给出投资流动性约束和价格粘性的敏感性分析，有此需要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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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大小和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扮演了重要角色；二是政府增加税收主要通过财富负效应和流动性约束对财富效应的进一步强化来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意愿，这意味着只有当企业的劳动需求同步增加时，实际就业水平才会提高，否则便会形成社会就业压力。
以上结论有助于全面认识财政政策对就业的动态效应，深刻理解财政政策如何影响就业的内
特别是对于提高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未来五年经济趋于减在机制，
速的大背景下，要实现“十二五”规划的就业目标，政府需要在选择经济增长模式和制定调控政策时充分考虑到对就业的影响。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就业的促进效应是短期的，而服务性支出对就业短期内存在抑制效应，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增加服务性支出无助于促进就业。因为财政政策本质上只是作为熨平经济波动的手段，它可以在经济不景气、就业不振时，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就业问题。虽然在短期内，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性支出，直接刺激就业，但是由于政府投资多集中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容纳就业的能力有限，因而要真正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需要更多依靠“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发展。
对此，政府可以从两个方面双管齐下：一方面提高政府支出的生产性，包括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如改善民营企业融资渠道），实施鼓励创业、投资和高新技术研发的税收政策，更多地拉动私人投资；另一方面，转变目前“重投资建设支出、轻公共服务支出”的财政支出结构偏
促进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企向，
业的发展，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升级。本文的研究表明，随着以“劳动与技术密集型”为主的第三产业的不断发展，政府增加教育培训和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服务性支出将会显著增加就业，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关键在于能否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由生产型财政向公共型财政的转型。
总体而言，应对中国的就业问题，需要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着手。既要发挥财政政策的短期刺
更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根本上缓解中国的就激作用，
业压力。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大量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更多地是结构性失业和制度性失业。要真正缓解中国的就业问题，就需要更多地考察制度性因素如何影响就业及其流动。对此如何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
刻画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户籍制度和“中国式分权”等因素对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的影响，衡的框架，
Alvarez、AtkesonandKeho（2002）的研究可以提供一个将是本文的一个可拓展之处。关于这一点，
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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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sgovernmentspendingisproductiveandexhibitsstrongbiastoconstructionandproductiveinvestment，thepaperadoptstheSVARmethodtoobtainempiricalfactsoffiscalpolicydynamiceffectsonemployment．Itrevealsthatexpansionarygovernmentproductivespendingcanpromoteemployment，butitseffectivenessdependsonspecificexpenditurestructurebias，namely，governmentinvestmentspendingstimulatesemployment，butgovernmentservicespendingtendstoreduceemployment．ThepapersetsupadynamicNeo-Keynesianmodelwithproductivegovernmentcapital，whichmatchesthefactswell，andshowsthatgovernmentspendingeffectsonemploymentisaffectedbytheproductivitysizeanditsexpenditurestructurebias．Thetransmissionmechanismanalysisoffiscalpolicysuggeststhatgovernmentinvestmentspendingincreasesemploymentthroughitsproductivity，investmentliquidityconstraintsandpricestickiness．However，atthestageofChina'sindustrializationandtransmissioneconomy，moregovernmentservicespendingwillreduceemploymentbyitsstructurallaborsubstitution．Meanwhile，taxesaffectlaborer'sjobsearcheffortthroughthewealtheffectandtheliquidityconstrainteffect，hencetherealraiseofemploymentratedependsonlabordemand'sincrease．
KeyWords：FiscalPolicy；Employment；GovernmentProductiveSpending；ExpenditureStructureBias
JELClassification：E21，E23，E62
（责任编辑：唐寿宁）（校对：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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