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族与各族的文化交流探讨

　　[摘 要]女真族历史不长，流动性使其文化积累少，无完整体系、悠久的源流和严格的师承关系，不象汉族有着沉重的、传统的包袱，故其无严密的文化栅栏，对异族文化博采兼纳。女真与突原、高句丽、契丹等有过较长时间的实际往来，又与渤海、西夏、宋、蒙古等相互往来，多元文化使女真文化得到了丰富的滋养。　　[关键词]女真族；各民族；文化交流　　一　　女真——中国东北古代民族名。与肃慎、挹娄、勿吉—靺鞨等有历史渊源关系。至五代时，契丹人开始称黑水靺鞨为女真，从此，女真这一名称彻底代替了靺鞨。　　女真人在建立金朝以前，曾使用过契丹字为正式文字，建国后借用契丹字母创制女真字，有大小女真字之别，与汉文同样成为金朝通用文字，由于女真文字通晓者甚少，所以也仅多现于宫廷贵族之间使用。女真人仿照辽朝和宋朝的制度创立了自己的宫廷乐礼制度，仿照辽朝的官制建立了朝服、祭祀等制度。于上京册封孔子后人为“衍圣公”，并开科举士，录用和扶持士大夫阶层在朝廷作官。　　为加强对汉区的统治，金朝不断迁徙猛安谋克（军户——相当于后来的八旗）于中原各地，使其与汉人杂居，加速了女真人的封建化，也促使女真人进一步接受中原高度发达的封建经济与文化，至金熙宗时，中原的女真人已完全与汉人同化，普遍使用汉语、汉姓、汉服，以至本民族特征逐渐消失，与中原汉人、契丹人难以区别。到元代时，迁入中原各地和散居辽东的女真人、渤海人、契丹人、高丽人与华北汉人同被视为汉人，列为元朝的第三等级人种。金代为历史上汉化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政权之一。　　金朝灭亡后，迁入内地的汉化女真人与散居东北的部落女真人在文化和血缘上被完全断绝，内地女真人约一百万上下被元朝廷编为汉户，主要居住在河南、山东一带，原有的民族特征早已消失殆尽。（至今山东一带的于姓、廖姓多为金元女真后裔）　　明初到明中叶，东北广大地区的女真人被明政府分为建州、海西、东海（野人）三部。最初，建州女真分布于今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海西女真分布于今松花江流域；东海女真则散居在黑龙江及库页岛一带。明初至明中叶，明政府在女真住地设置卫、所，逐渐增加，后来竟多达384个卫、所，总属朝廷的奴儿干都司名下。卫、所的长官如都督、指挥使、同知、佥事、千户长、百户长等，均以女真各部酋长担任。明廷给予册封印信，要求定期赴京述职朝贡。并先后于广宁、开源、抚顺、清河、□阳、宽甸等处开设马市，进行贸易。此类卫所称为羁縻卫所，故仍受辽东都指挥使司节制。海西女真人亦失哈（张亦信），为明廷内官，在明永乐九年（1411）至宣德八年（1433）的20余年中，屡受朝廷任命出使奴儿干（黑龙江下游地区），并于永乐十一年（1413）和宣德八年兴建和重建永宁寺于奴儿干都司所在地（黑龙江口附近亨滚河来汇处特林地方古城），两次皆立碑于寺前，前者额题《永宁寺记》，后者额题《重建永宁寺记》，详细记载奴儿干都司及永宁寺建立经过与亦失哈屡次出使情形。碑上刻有汉、女真、蒙古、藏4种文字，题名均由亦失哈领衔居首，以下数十人，有汉、女真、蒙古等多种民族成分，为明朝东北部疆域及女真各部为明朝地方属民的历史见证。明代女真各部中，建州女真部落元胡里改、斡脱怜二万户的部民，酋长阿哈出、猛哥帖木儿率领下于明初永乐年间来归，皇帝下诏，先后建立三卫（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设指挥使，统辖其众。海西各卫所后来发展为叶赫、辉发、哈达、乌拉四部。因受东海女真的袭扰，建州、海西二部相继辗转南移，嘉靖年间（1522～1566），建州女真定属于今抚顺以东苏子河一带；海西四部则散处于今开原以北辉发河流域。建州、海西二部生产力发展较快，农耕技术相对提高，已普遍使用铁器和牛耕，迅速由采集狩猎经济转向农业经济，进入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发展阶段。各部部长称贝勒、贝子，拥有大批奴仆（阿哈），成为奴隶主（额真），而大批走出草原丛林的猎户则开始垦荒，成为务农的平民，称为伊尔根。永宁寺碑、奴儿干设立卫所的记事碑，背面有汉文、女真文的相关记载，为女真文字资料中的珍品。　　二　　自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便与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之间时而刀光剑影，兵戎相见，时而朗月雾风，桴鼓不鸣。和平时期，双方使车召相接，中原文化与北方的草原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与融合，即使在战争时期，文化交流的进程也从未中断。　　宋、辽、金时期中原文化与契丹、女真文化的交汇融合，是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一个特色。中原文化为什么能与契丹、女真文化融合？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契丹、女真人要在汉人地区站稳脚根，就不能照搬草原地区的治理方式、必须将本民族的文化与中原文化结合起来；二是中原文化优于北方的草原文化已为实践所证明，比较落后的文化向先进的文化看齐，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契丹、女真族的草原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农业文化汇合的过程也是落后文化向先进文化学习的过程。在这一点上，辽、金以及西夏、元诸朝有三点共同之处：　　1.无论是辽朝或金朝，都将尊孔崇儒定为基本国策，以儒家思想去指导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如契丹人认为自己与汉人都是炎黄后裔；他们和中原地区的汉人对龙都十分尊敬、崇拜，用"龙"字作地名、称呼与皇族有关的事物。对于龙文化的认同，强烈表现了契丹人与汉人共为一体的思想感情。金朝的熙宗、海陵王、世宗、章宗都重视儒家经典。亡国之君哀宗在颠沛流离中仍“敦崇儒术”。少数民族政权推崇儒学，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2.重用汉族儒士。辽、金统治者知道，只有吸收中原封建文明，笼络汉族士大夫并发挥其专长，才能发展壮大自己，因此不遗余力地搜罗汉族人才，使之为自己服务。辽、金的许多帝王都努力学习汉文化，至于大臣当中擅诗词、精绘画、通音律者更多。正是这一批人把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的融合推进到了一个更高层次。　　3.在政治制度上采用汉官体制。辽朝统治者因俗而治，实行北、南面官制度，这种制度很鲜明地体现了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汇合后形成的新特色。金朝在熙宗时借鉴辽、宋官制，海陵王改革官制，世宗时又略加调整，至此，金朝的官制便与中原王朝的官制完全接轨了。　　三　　女真文化在发展为金文化前是由许多不同文化彼此联结、彼此并存而成的文化综合体。　　据考察，女真人的物质文化中，吸收过匈奴族的物质文化成份，这从女真人的风俗、使用的器具上可以大致断定。女真文化与西部突厥7—8世纪遗存中发现的武器、马具、装饰品也有不少类似之处。女真遗址出土的耳环，也证明女真人的一些工艺同古突厥的草原世界的工艺非常接近，女真人又把它传给黑龙江流域各少数民族，在马具、服饰、音乐等方面，女真也曾吸收西方鲜卑等族的许多文化国家。这些考察也可能不尽准确，但物质文化的交流，常常能打破时间空间的界限，女真人受过北方古代各族的文化滋养，则是可以肯定的。　　金迁都燕京，离西北较近，回鹘就把他们的土产品运往燕京。回鹘人的织绣和金饰工艺出色，“善结金线相瑟瑟为珥及金环、织熟锦线等物，又以五色线织成袍，名曰克丝，甚华丽”。”这些势必给女真工艺带来影响。西北甘、凉、瓜、沙等州的回鹘出产珠、玉、药及丝毛织品，“善造摈铁刀刻，乌金银器”.都和金往来贸易或入贡于金。回鹊弓、马是女真最高统治者用以赏赐臣僚的珍贵物品。　　宋辽金时期，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相互吸收、继承，在语言、服饰、生活习俗等方面都有了共同之处取得了共同的进步与发展，文化流量越大，文化发展就越迅速。动乱时代的文化流量是巨大的，它使女真迅速强大起来。进入阶级社会的女真于是加紧了对外的扩张和掠夺，终于灭辽、北宋，建立了金朝，女真文化因而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影响了元、明、清以后的中国文化，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王德朋.论金代的粮食生产与粮食交易[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4）.　　[2]于为.从辽金饮食词语对比看金朝东北地区饮食文化[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1（7）.　　[3]赵湘萍.萨满教在金代社会中的作用[J].黑龙江史志，2011（13）.　　[4]张泰湘，吕和咏，康波，论金代女真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