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的思考！！
大学的目的不是培养有用的人，而是培养完整的人 一般人对于大学的指责是大学教育与现实脱钩，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似乎大学的成
功就在于培养适合社会各类岗位需要的人才。这种看法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实际上，新
中国成立几十年来，借鉴苏联模式的中国大学就一直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己任。1952年开
始的大规模院系调整，甚至将很多综合性大学改为理工科大学。 去年5月，温家宝总理在同济大学的演讲中，引用了黑格尔的话：“一个民族有一些
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这句
话成为2007年令人回味最多的话语之一。其中的原因，也许是中国缺乏“仰望星空”的人，
即使在大学——这个本应出现仰望星空的人的地方。
中国的大学关心的是“脚下的事”，校长关心学校的升级、能争取到的拨款，教师关
心职称、关心住房，学生关心的则是未来的就业。三年前上海交大一位叫晏才宏的教师死于肺癌，终年57岁，这位备受学生欢迎的教师至死只是位讲师，因为没有论文。他固执地
认为，发表论文必须在某个领域有突破性的创见才拿得出手。不关心“脚下的事”，只好
靠边站。
大学曾被视为精神的净土，但后来人们发现大学并非象牙塔。在大学里，学问只是追
求名利的另一种工具，学问本身并非目的。
两千多年前，柏拉图说，高等教育学习的目的不在实用；两百多年前，现代大学之父、
德国教育家洪堡说，科学的目的不在于满足社会的实际需要。但是现在，对于我们当代的
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种观点实在费解。没有用，要它做什么呢？我们不仅要学习“有用”
的知识，连自己也要成为“有用”的人。
对这种“有用”论予以无情贬斥的是华科技大学的姚国华教授，“中国今天所有的大
学都不能算大学，因为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大学理念??中国的大学彻底变成打工仔培训机构，
打工仔岗前培训机构”。打工仔就是“有用”的，“有用”的通常是工具。 中国现代大学的缔造者蔡元培说，教育“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
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近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的现代大学才刚刚建立，但那时大
学呈现的面貌却非今日可比。顾颉刚回忆北大说：“那时北大不但聘请左派和激进派人士
李大钊、陈独秀当教授，请西服革履的章士钊、胡适当教授，还聘请穿马褂、拖着一条长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来教英国文学，甚至连赞助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刘师
培，也登上了北大教坛。”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后来者没有能真
正实践的。因为如果是要培养工具，那么只需要把那些“有用”且“正确”的思想灌输给
学生就可以了。
“大学不是职业介绍所”，在洪堡和深受洪堡思想影响的蔡元培这样的教育家眼里，
大学甚至不是满足任何一种实际需要的机构，而是个“纯粹”的地方，是探求科学及自我
完善的地方。在洪堡看来，科学几乎等同于哲学，无关乎实用。
这种理想主义的大学思想几乎难以实行，但这种理念却影响深远，正是洪堡创办的柏
林大学开启了现代大学之路。黑格尔、爱因斯坦、叔本华、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
这些著名人物都与柏林大学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思想至今仍在对人类产生影响。
为了保证学术的真正自由，教育家们努力使大学超脱于各种利益——独立于国家的一
切组织，独立于政党，独立于宗教，甚至不受任何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五四时期，蔡元
培就反对学生沉溺于政治运动。 我们的现代大学虽然建立于国家民族的动荡时期，但是甫一出世就开创了绚烂局面。
遗憾的是，今天的大学却在失去它应有的活泼和纯粹。2005年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
单地想以蔡元培为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日，就中国大学(内
地范围)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中国今天的大学不仅与权力纠结在一起，还深深地被社会无限膨胀的物欲所侵扰，“民
族的灵魂”甚至比其他的社会组织还要功利和世俗。
文科大学的虚幻风格
在许多文科为主的大学里，评职称还在比拼书籍的厚度，有些教授的自我介绍上写的
是“著作超过1000万字”，这还是谦虚的。如果加上反复修订重复计算的教材，数字会更多。
至于有些太忙的领导，则可以用“我对流行歌曲的粗浅认识”和“某某校长在某某会
议上的讲话”之类的非学术文章来折算学术量。在一个地处北京既是211又是985的大学中，有一个事件近乎笑话：一位文科教师在申报教授职称的时候提交了一本小册子，是他
帮某手机公司写的一份使用说明书。
这种不严谨已经对文科大学造成了伤害——除了中央戏剧学院这所艺术类大学，2008
年大学满意度排行榜前十名全部是理工科院校。家长对孩子的期许也开始发生变化，更加
现实。“学法律吧，回头可以从政”这样的建议几乎无人提起(除非家长忍心孩子不畏艰难地从几百元底薪的律师助手混成超级律师)。
文科专业的学生一般被认为具有人文气质，遗憾的是，2007～2008年之间，许多大学
和教授没有表现出应该具有的那种大气——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门”事件、北大光华管
理学院的两次内讧，中山大学博导的飞脚踢人，让人觉得教授亦是凡促之物。 去文科大学还能收获什么？答案是图书馆。在120所公立大学中，太原理工大学学生
对图书馆最不满意，满意度仅为38，比排名倒数第二的北京体育大学(该学校有奥运训练场
馆的任务，图书馆装修一度停运了小半年)低14分，而多数文科大学，或者文科实力比较
强的综合类大学，图书馆的满意度都不算低。在学校教的东西不够实在的时代，学生能够
依靠的只有自己。
迷失的学生 在大学里还被称为“新人”的朱宸烁的眉头总是紧锁着，头发像个锅盖一样“盖”在
头上，低下头来，头发能遮住他的眼睛。 去年，朱宸烁“高四”复读考上了他心中理想的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那时候，
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对自己是个交代，对父母和爷爷也是个交代。”他的爷爷，给他高
中三年送了三年的饭，后来高四，爷爷又送了一年饭。
刚进校的头两三个月，朱宸烁觉得自己过得很开心，“课很少，每周就三次课，课下
就看看自己想看的书。 “自由快乐”的大学生活因为贴在食堂门前的一张写满兼职信息的A4纸而改变。“记
下联系电话的时候，我有些豪迈，觉得自己开始走向社会了。” 最开始做的工作是促销，四天下来，挣了一百，朱宸烁了解到赚钱的辛苦，“我不太
擅长与人沟通，跟社会上的人打交道与学校里的人不同。” “兼职一做起来就不想歇
了。”对朱宸烁来说，在校外做兼职增强了“挣钱的欲望”，“虽然我的学费和生活费都
不成问题，但是手头还是很紧，北京的舅舅有时会接济一点，但是我也不想接受太多。”
朱宸烁的身上穿着一件浅黄色的汗衫和米色短裤，衣服上没有惹大学生喜欢的商标，脚上的运动鞋也不知名。
上了大学之后，他的手头不由自主地松开了。“周末和朋友出去逛个街，即使不买东西也要吃顿饭，每次一下来起码就得三四十块钱。不愿意多花也不行，不想在同学中显得
自己小气。”在外面的一次“潇洒”够朱宸烁在学校食堂吃上五六顿的，回到学校就得“狠
抠自己一阵”。 感觉到挣钱需要的当然不只朱宸烁。还有一年就要大学毕业的曹正纲觉得现实就在不
远处。
每次从外面回学校途径中关村时，曹正纲的心情就像这一带的交通一样“堵得慌”。
“学校附近的房价又涨了，一万多了。我辛苦一辈子也可能换不来一套房子。”对房价和物价的忧虑情绪早已在大学校园里弥散开来。
曹正纲的父母是四川省普通的城镇工薪阶层，家庭年收入2万元，每年曹正纲上大学
的学费和生活费有12000元，占整个家庭年收入的五分之三。“省吃俭用，家里才能保证
我大学四年读下来。”
为了“让自己和家里人过得更好一点”，曹正纲不得不利用休息的时间在外面做兼职。
“发传单，一天下来就是从早上站到下午4点左右。最无奈是面对别人的眼神，当你
主动上前发单，其实对方看见你了，可是他突然将头一扭当没看见你，无论你上前说什么，
他就当你是透明的。那个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很贱。”曹正纲说，“我常常感到人性的
可悲，大家都带着有色眼镜看人。所以现在我看见有人发传单的时候，我会主动上去索取。”
“有时候，你觉得活着就不得不自私一点。我想让世人都用博爱的心来对待一切太不
实际了。”他常要为促销公司做一些不真实的宣传，“其实想想，在现在的社会里，谁又
不是这样呢？” 曹正纲和同学做一个录入的兼职，“说的是做一份200元，这个报酬的确高。不过它
要求第一次合作的对象必须缴200元的押金，到第一次结算时把押金返还。它那个办公间
虽说简陋点，但还是很齐全的。到了结算的时候再去找时，已经人去楼空了。” 忙碌给朱宸烁带来的不是充实和快乐，而是焦虑。“今年的奖学金和三好学生应该不
成问题。”朱宸烁是学院的活跃分子，大一的他已经担任起学院的学习部部长。一说起大
学一年级取得的成绩，没有几个人不对他树大拇指，“别人都说我好，现在我觉得自己过得很糟糕，不快乐，不知所措，心浮气躁。”朱宸烁已经想到要求助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
他说自己快要“爆炸”了。
朱宸烁的网球打得很好，他利用周六日休息时间去网球俱乐部当网球教练挣钱，而且
他还尝试着自己创业，与几位师兄在五道口办了一个跆拳道俱乐部。
创业中的朱宸烁要面对比校园复杂的社会关系，这和当学习部部长大不相同。偶尔的
应酬让他觉得“挫败”，“我不太懂得社交场上的那一套，我嘴笨，不会讲好听的话，又不会玩儿。坐在饭桌上，一到我说话就立刻没了气氛。”朱宸烁觉得自己很难和身边的尤
其是“生意场”上的人融合在一起，也不大吸引女孩子的目光。
当朱宸烁在外忙了一天回到寝室，室友们会在电脑前迎接他。“忙着打游戏和网上聊
天，头都没空抬一下。”朱宸烁淡淡地说。
在北京一所重点大学读书的大学生黄欣觉得自己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没有找到自
己”。
进校的前两个月，黄欣还保持着高中的学习热度，早起在校园里读英语，按照课表上课，课余时间就泡在图书馆里，“生活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
周围的很多人学习都不太用功，“上完课要么出去玩，要么就呆在寝室上上网，看看
电影和肥皂剧，日子过得悠哉游哉。”看着身边的同学过得这么“惬意”，黄欣心里一直紧绷的弦也终于松弛了下来。
黄欣不再按时上课，能逃的课就尽量逃，“反正那些课上不上都无所谓，考试也很容易过。每到考试前一周，就跟老师套套题，狂背书，考完了就什么都忘掉了。拼命读书的
时间好像就那么几天。”大半年里，黄欣基本“蜗居”寝室上网和陪朋友逛街。
“觉得自己一下子就松掉了，想紧也紧不起来了，”黄欣说，“无聊和空虚随时都会
袭来，看有人学习，心里会觉得惭愧和不安。”
朱宸烁记得开学的第一天学院院长在迎新大会上告诉大家：在大学期间要多考考诸如
英语四、六级，计算机等级等可以丰富个人简历的证书，为就业增加砝码。
在各大学的专业课课堂上，许多学生都捂住单词本，默默地记忆着难词的拼法。
高分通过英语六级的武汉大三学生于小庆又失眠了。这次是为了“雅思”。“吃不香，
睡不好，晚上在床上辗转反侧。”学财务管理专业的她近期没有出国的打算，“看到别人
在考，我也想考。如果以后想进外企，多一个证明。”
今年即将毕业的北京大四学生祝英鸿做了一个让身边不少人都觉得“诧异”的决定：
放弃考来的读研机会，直接就业。 做出这个会影响未来前途的决定，祝英鸿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他拿出一张纸，把两
个选择的优势和劣势分别写下来进行对比，然后又计算了一下两种选择能实现个人目标的概率。“我记得在概率论的课上，老师曾说过一句凯恩斯的名言，‘一切事情用概率来分
析最好’。”
去年，祝英鸿在选择是否考研时，也计算过概率，那时他考虑的是“研究生更利于找
到一个更好工作”。
考研结束后，祝英鸿尝试着给几个单位投了简历，“投了四五家，都中了。”祝英鸿
觉得如此高的成功率是因为他对自己有标准，没有盲目地“海投”，他用了一个星期就找到了眼下这个足以让他放弃读研的工作。
“我读研本来就是为了将来能找一个好工作，而不是想做学术。工作好的话，我愿意
放弃读研。我很明确自己想实现什么。”祝英鸿说。
“我也很难说自己在大学究竟学了什么，很多东西都内化到心里，变成了自己的意识
和思维方式。”祝英鸿说，“我特想告诉我的师弟师妹们，在大学里要好好学习——好好
学习，这才是最靠谱的。” 中国人民大学大三学生陈瑞最近关于出国、考研还是就业的选择也让她“很纠结”。
多数国外大学还不承认中国的硕士学位，出国读博还得重读硕士，但是往往这部分一年可以完成。“看别人出国，也想出去看看，接受国外更先进的教育，但是出国的成本太高。
如果要考研就要暂时放弃出国，可是考研实在是太苦了。就业一年比一年难，本科生的前
景又不知怎么样，研究生可能身价更高一些。”陈瑞每天都在盘算这三者之间的利益得失。 不同的大学生活
在北京一所高校任教的吴光远，面对今天“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学生，经常会回忆起
自己的大学时代。
今年44岁的吴光远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专业83级的大学生。“刚刚恢复高考不久，
大家都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每个人都像海绵一样吸收新的知识。”
“每天早上大家都会到图书馆占座，然后去上课，迟到的人很少。教授在讲台上讲得
激情飞扬，学生一边听一边记笔记，觉得时间过得飞快。”
课余，吴光远就在图书馆读书，“书多得读不完，系里会给我们开专业的书单，一本
接一本地读。读哲学，读历史，也读小说和诗歌。”大学四年下来，吴光远的读书笔记可
以用一个麻袋装满。
那时还有学习讨论小组，“大家聚在一起，讨论自己读过的书，如果别人提到的书自
己没读过，说法没听过，就会觉得很惭愧，生怕比别人学得少。” “哲学的书读起来并不轻松，但每读完一本，就会觉得自己像重新活过一遍。”吴光
远回忆当年的一个大学室友“因为读萨特的书眉头皱了一个月”，他也曾为黑格尔的哲学
理论苦恼过。
“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简单，甚至有些单调。但每个人都很充实，因为获得新知而快
乐。”吴光远说。
那时的大学生也有困惑，“当时接触到很多西方的理念和思潮，比如西方的自由、民
主，我们常常会思考如何改变中国。我们也会思考人生的价值，人活着究竟为什么。”
如今作为教师的吴光远，经常面对学生这样的疑问：学这门课究竟有什么用？ 现如今，看上去“没有什么用”的哲学完全成了冷门专业。武汉大学大三学生罗晓微
(化名)是被调剂到哲学专业的，哲学专业报考人数少，分数线低。三年前，罗晓微压着武
汉大学的提档线“有惊无险”地进了学校。
罗晓微并不满意自己的专业，“哲学让人学起来缺乏安全感”。为了更好地就业，她
又修了一个国际贸易专业的双学位。
吴光远上大学时，他的同学读萨特、读弗洛伊德、读尼采，讨论西方思潮，他们迷茫
而困惑。现在的大学生依然困惑，但他们谈论学英语的技巧，谈论赚钱，谈论出国，谈论
就业。
大学的危机 在多年的呼吁和等待后，2007年被许多人视为转变的一年。是年8月30日，胡锦涛在
一次接见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时提出：“要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和创新，围绕构建现代国民教
育体系的目标，建立健全教育管理体制、教育投入体制，改进培养模式、教育内容、教育
方法，着力提高教育质量，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证。” 许多人着重记住了第一句话：“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体制，被认为是当下中国教育
领域的诸多问题之源，尤其在高校更是如此。在最近的几年里，中国的大学成为一个新闻
热点，诸如 “晒工资”、“公开信”、“公开辞职”、“公开劝学生不要考自己的研究生”
等等。与其他的领域相比，高校的丑闻不仅仅反映整个社会的矛盾特征，而更多地反映在
高校行政化带来的体制矛盾上。在其他的行业和部门一天天地破解体制僵局，变得更加贴
近社会、贴近民生、贴近社会普遍规律和市场经济的特点时，高校也在不断地转变，它也
在“市场化”的大旗帜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但这种改革并未朝着人们所期望的方向根
本转变。
2007年，有几个重要的数据和调查不得不读，其中之一是国民对教育系统的满意度调
查： 根据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的调查，大学教育为整个教育过程中满意度最低的一环，
国民满意度远远低于小学和中学。再次是高校的负债总额，根据厦门大学的研究，全国高
校可能负债高达4500～5000亿，这些负债的大部分来自扩校园建大楼引起的贷款。 对于更多的家庭来说，可能更关注的是大学学费：2007年1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发布报告说，大学学费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上涨了约25倍，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
长。这些最直观的数据，来源于大学外部，是每个学生家长和每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到的大
学变化：它在一天天地变得豪华和昂贵，距离平民越来越远。 而在大学内部，则不断地爆发出教授与学校领导的冲突，在严重行政化的大学里，教
授讲师成为这个行政单位的底层人员。而从大学的本质上来讲，正是这些底层的人员，决
定大学的好坏，他们才是大学最有价值的人员，同时，他们还是整个社会最有智慧的一个
群体。 在历史传统中，大学教授曾经拥有超然的身份，而今天这个体系正在败坏这种传统，
败坏这个行业的名誉。高度行政化带来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迅速摧毁大学传统里形成的
一套价值体系，而行政化的那些通常好的方面，比如带来的高效，在大学里却得不到体现。
这种行政化把教授变成了庸庸碌碌的底层公务员，靠依附着上层而存活。中国最重要
的知识分子阶层不再是独立思考，不再是地位超然，他们不再随意批评，他们闭嘴了，他
们把手中的权柄交给了体制。而公众只知道，中国大学的楼越建越高，教师职称越评越多，
大学生上课兴趣不高，论文库里的论文成山，抄袭成风。 最近的几年，教授们开始了绝地反击。于是我们陆续地知道，大学里正在发生着什么。
对于体制的讨伐声越来越重，而解决问题的途径始终未能找到。于是我们的生活中就出现
了这样的一个现象：教授骂主任，主任骂院长，院长说得校长拍板，校长骂了体制一通，
骂完了事。
体制，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挡箭牌，任何探讨到此都嘎然而止，没有人反思自己是否尽到了责任，或者着手做一些改变。这样的现象耐人寻味，尤其，它是发生在正在轰轰烈烈
地进行社会改革试验的现代中国，发生在中国知识分子寄居的大学校园。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也许还会有许多人记得，中国这场扭转了民族命
运的改革，最初只是在小岗村几个普通农民手里做出的尝试。
但是，大学的小岗村在哪里呢？
教师精神家园荒芜
在关于大学教授价值的诸多讨论中，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扇动了一下翅膀”，
在中国教育界引起了一场针对教授的“旋风”。2008年青年节这天，在北大110周年校庆
上，他指责有些大学教师已成了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并称学术大师难以出现，高
水平的科学研究成果受到严重影响，“这与市场侵蚀大学的自主性有很大关系”。这只是
近年来针对大学浮躁的众多抨击中相对显要的一个。 “哪怕我真的想贩卖教授身份，恐怕也没人肯理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大教授
说：“他(纪校长)有可能是针对经济学界说的吧。” 学科的差异使得教授们与“市场的距离”千差万别。同样是教授，研究存在主义与研
究旅游管理相比，通常存在主义离市场更远；研究桥梁设计与研究之乎者也相比，通常之
乎者也离市场更远。 郭磐石(化名)是毕业不到一年的北大文科博士，作为讲师，在北京某著名高校拿着每
月4000多元的薪水。他距副教授职称仅有一步之遥。 最近几月，只要没课，郭磐石就从居住地穿越北京城的几个环路，跨越30多公里路程，
前往新家监督装修工程进展。这套100多平方米的跃层住宅花了他100多万，其中贷款60
万。但他的经济压力并不大。
“经济上，我的主业在自己的公司里。教师是副业，挣点零花钱。”郭磐石的公司去
年开张，一个符合他专业特点的方向，里面的员工非博即硕。 但郭自称，即便在外开公司，他并未出现道德与现实的困扰。公司的运营并没有浪费
太大精力。平时，他通过经理发出大方向上的指导。做这个行当需要人脉，这得由他亲自
张罗。直到现在，公司的大部分员工仍不认识他。
所以，目前他的精力还能主要放在“副业”上。一周12节课，他比身边其他的大学教
师工作量多出一倍：“同事出国，没办法，暂时接替。”
“我决不忽悠我的学生，他们很喜欢我的课，你可以去私下问。这是我做教师的底线。”
郭说他会很认真地做教学课件，并思考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方法。
“但教书就像‘刷盘子’，第一年新鲜，第二年就索然无味。”他说，这时就有两种
选择，要么换着花样“刷盘子”，要么就去学“炒菜”，把“刷盘子”作为不得不完成的任务。看着洗干净的那么多盘子整齐码在一起，或者盛上了精美的菜肴摆上桌面，那当然
有成就感，但得忍受“刷”时的孤独。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大学教师并不鲜见。郭磐石提供的“大学教师版”的顺口溜是：
“一流教师开公司，二流教师跑项目，三流教师做讲座，四流教师上讲台。”郭说，如果
按道德责任感作为标准，那结果恰恰相反。 “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经济条件和兴趣志向。当然，做教师拥有道德上的优势。”
文理科所获得的经济收入对比在郭磐石所在的学校相当明显。郭介绍，作为讲师，他
第一年登台授课就拿到4000多块的月薪，这已属教师里中等偏上的薪水，但他所在的综合
性大学内，一般理工科专业的教师每年由工资和项目加起来的收入总和，讲师的年薪为10
万以上，副教授在15～20万之间，文科和理工科差距明显。
郭磐石说：“要不是在外面有自己的公司，我也会心态不平衡。” “我非常欣赏陈丹青。”张镇之(化名)，某名牌大学副教授，从教接近30年。“他能
独立生存，大不了辞职继续当画家。如果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那学术或艺术都无法生
存。” 通常解决生存问题的方案只有两个：一是市场，一是体制。如果不能像陈丹青那样从
清华辞职去卖画，那么就只有深入体制的种种是非中去换取生存的资本。
每个进入体制内的人虽然都在抱怨体制的缺陷，但实际上人人都是体制这堵“墙上的
一块砖”。
《大学有问题》这本书的作者、上海交通大学的熊丙奇认为，国家包办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高等学校不仅仅是由国家投资，更重要的是要听国家的行政指令，没有独立的
个性。
“现在的症结，是大学在套用行政的那套体系。”张镇之说。从助教到讲师，到副教授，到教授，大学的职称晋升也是按部就班进行。到了一定年限或学历，发表一定数量的
论文，完成一定数量的科研项目，职称就一步步往上升。
“以前一本书能增加人类的知识量，现在一本书会增加一个教授。”张认为正是这样
的考核体系导致学术的泡沫化。书籍、纸张由知识的承载物逐渐转换为职称的“兑换券”，
对学术风气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 有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已经进入世界前列。但是，在单篇论文被引用
次数之类的指标上，中国在世界上的排名在一百多位。
张镇之说：“我们缺乏对学术成果的严格把关。现在好坏的标准是由行政确定的考核
指标，而非纯粹的专家组由其内容判定。” 高昌平(化名)，一名正处于学术旺盛期的年轻大学教授，对《新世纪周刊》说：“浮躁的根源，就学校而言，与现在的教学评估体系所体现出的重科研、轻教学、重数量、轻
质量的教学评估有关，具体来说就是学校实际上(名义上还是重视的)已不再重视教师的教
学成果或教学努力，对教师而言，最聪明的做法可能就是只要保证完成一定工作量、凑够
论文篇数就行了，与其将精力投到教学上，还不如多做点课题、多挣点钱。”
在高所在的大学里，一旦三年一期的在字数、本数等方面有硬性指标的科研考核不合格，教师面临的结果就是职称被降级，且未来几年不得晋升，原职称与降级后职称间的收
入将全部收回，而且没了评奖、评优、申报课题等各种机会。
中国大学病象(ZZ)
2006-12-12 00:49
杨支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六成大学生毕业即面临失业”，这是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和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 “2006年中国大学生
就业状况调查”的结论。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不同意这个说法。该中心负责人8月4日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根据就业指导中心对有关省市的抽样统计显示，毕业生离校后已有六成以上以各种方式实现就业。但是8月5日就有人对此提出质疑：第一，教育部就业指导中心与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有利害关系；第二，教育部并未否认高校上报的就业率有水分，还声称要在本科教学评估中对于就业率注水一票否决，但是教育部却并没有告诉我们是否及如何从抽样统计数据中挤出水分。就算教育部就业指导中心的统计数据是可信的，近40%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失业不是也同样触目惊心么？
高教大灌水
造成大学毕业生大面积失业的直接原因，我认为是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和质量严重下降。专业设置不合市场需要的问题肯定存在，但这一问题目前完全被扩招遮盖了：如今就业困难的并不只是“不实用”的文史哲等专业的学生，也同样包括法学、工商管理、计算机等所谓“实用”专业。但仅仅是人才过剩，仍然解释不了一年比一年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中国低端劳动市场的低工资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为什么中、高端劳动市场的低工资就不能吸引外资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学历普遍而严重的掺水。
教育部从来就不承认高校扩招以后教育质量下降了。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2005年的一次讲话中曾这样辩解：“1998年高等学校的在校生718 万，而现在是2000万，是扩招前的3倍，我们今天2000万中的718万的质量与那个时期的718万比，质量只有提高而不是降低。就拿学生的英语水平，以及大学生的计算机应用水平比，一定是现在的大学生水平高。”
这个说法是很成问题的。如果拿英语和计算机水平比较，可以说现在最差的学生都比孔孟老庄还强，但是可以因此说现在的毕业生质量比这些古代先贤都高？这正如拿是否拥有一个电灯来衡量，可以证明现在的山区农民比秦始皇的生活还富裕。可这样的比较有意义吗？还有，现在大学生的英语和计算机水平提高了，究竟主要是因为大学的教学质量提高了，还是因为中学生的英语基础加强了和家庭电脑多了？最后，“我们今天2000万中的718万的质量与那个时期的718 万比，质量只有提高而不是降低”，这个说法有可能符合事实，但如果只是这样，不是正好证明了高校毕业生平均质量在严重下降吗？
扩招后高校毕业生质量的下降与否，用人单位和老资格高校教师最有发言权。不时公布的民间调查和互联网上发表的大量个人感受都强烈地支持高校毕业生质量下降的判断。从一些社会现象和新闻报道中我们也可以间接推知这一点。为什么假文凭那么多？因为真学历大灌水，假文凭才容易蒙混过关。为什么山东菏泽买卖高考分数居然成了产业？因为家长们相信只要把子女送进学校，不管基础多差，没有毕不了业的。为什么大学生考证高热不退？因为文凭灌水以后企业宁愿相信非出自高校的这证、那证而不大相信高校的毕业证。
其实用不着去进行社会调查也用不着费力地去找这些旁证，高校扩招本身就可以直接从逻辑上推理出毕业生质量下降的结论：首先是生源由十里挑一变成了十里挑三，大学生平均智商和入学前的基础岂能不下降？其次是生源质量的大幅下降必然导致的学生间相互探讨问题的水平严重下降。一个班里有十个思维活跃的学生可以形成很热烈的课堂讨论，但如果只有三个则他们很可能选择逃课，因为嫌不得不照顾大多数的课堂浪费他们的时间。再次是扩招以后教师为了迁就多数学生而不得不对授课内容和方式作出调整，再加上教育部实施的本科教学评估，大学教育越来越中学化。最后才是因为扩招导致部分高校的师资、设备、场地和管理跟不上。
无用课程过重
扩招后大学毕业生的质量严重下降了，但质量下降的原因却不全在扩招。譬如课程总量和课堂学习时间的过量增加，尤其是那些无用课程的增加，就是导致毕业生质量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跟扩招并没有多少关系。
先说政治理论课。这些课程大部分高考的时候就已经考过了，而且中学的课时比大学还多。浪费学生时间还在其次。由于政治课要求观点“正确”，教材成了真理的化身，思考得出不同的观点会导致政治课考试不及格甚至犯“严重政治错误”；因此政治课老师无论把课堂搞得多么活跃，本质上都只能照本宣科地讲，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老师灌输，师生的独立思考能力都受到严重伤害。中学、本科、研究生阶段不断重复开设政治课，不同时代用同样的马列主义分析同一个问题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还容易滋生道德相对主义，养成跟风的恶习。尽管如此，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课却一直在本科教学中扩张自己的地盘。1997 年以前，政治课只开了四门，1998年以后增加到八门。从2006年秋开始，政治课无论文理科均调整为五门，总学时仍占本科总课时约10%。新五门中的三门是由旧八门中的六门合并而成的，对于政治课既得利益者教师、各种研究人员以及出版社来说，又可以多赚一些课题经费、讲课费、版税和销售收入。然而对于学生而言，这次政治课改革只是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换成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学习负担并未减轻。
外语课因为课时较多并且在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跟政治课一样占一百分，也几乎花去学生学习政治课同样多的时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前夕，许多高校把外语课扩张成精读、泛读、听力、交流和写作等系列课程；但是由于缺乏语境和扩招所导致的生源下降，效果并不好。大多数学生连阅读专业书刊的能力都没有，听、说、写就更别提了。因此对于多数高校的多数学生来说，学外语的时间也几乎是白费了。
或许是因为文字崇拜和相关教师评职称的需要，在军训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军事理论”必修课，在体育课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体育理论”必修课。在教育部教学评估的格式化作用下，这些课程的考试又从开卷变成闭卷。对于非军事院校、体育院系的学生来说，背这点皮毛有什么用，只有天知道。
教育部所规定的公共必修课太多，留给专业必修课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以至于部定法学专业本科必修课程中居然没有合同法。十九世纪一位美国律师曾不无夸张地说：“一切的权利、一切的义务、一切的责任都来自契约，所有的法律都是契约解释的法律。”可是在建设市场经济的今日中国，合同法（契约法）居然被教育部列为选修课！民法、刑法等专业基础课的学时也从72×2学时缩减为54×2学时，而学习的内容却随着立法的进程和学术引进大幅度增加了。
各高校为了标榜自己的特色又自定一些公共必修课，譬如某学院就把“共青团学”和“行政管理”等规定为全校的公共必修课。
每一门课的开设都会形成某些人靠这门课吃饭的局面，后来者为了晋升势必就要开设新课，选修课也越来越多。而大量学生出于就业竞争的需要，也倾向于多选几门课程。
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在校找工作的习惯未能改变，学生仍然把找工作看成终身大事。因为找工作的压力，加上报考研究生的学生越来越多，学生普遍在低年级时多选课，使四年的学制实际上变成了三年，也进一步加重了低年级学生的学习负担。
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现在大学生的课堂负担大概翻了一番，但是学习的时间却少了半年。（那时因为毕业时统一分配工作岗位，很少有人在找工作上花时间。考研究生的准备时间也少得多，既因为生源质量高，也因为竞争不那么激烈。）大学生大量的学习时间用于学习那些毕业后基本用不着的课程，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极大地影响了基本能力的训练和专业课的学习。急剧扩招导致的生源质量迅速下降，学分制改革却因扩招导致的管理难度增加而停顿，智商和知识基础相差很远的学生都要在同样的时间内毕业，课程负担又这么重，所谓“宽进严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不划考试范围就会有太多的学生不及格，毕业论文这一学生本人最熟悉的领域也常常出现大量的知识性错误。有一次我监考时发现一个法学专业三年级学生在“成年年龄”的填空题上写“16岁”，非常震惊。可是后来阅卷教师告诉我，把成年年龄填错的学生居然有七、八个！这样的学生，最后也都通过重修和降低标准的补考四年就毕业了。
3 一位大学老师对大学的思考
过重的课堂学习负担还使得学生基本没有时间自学，没有时间思考，再加上那些以教科书为真理的课程对思想的束缚及其他一些原因，导致了大学生普遍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自学能力。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兼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和自学能力乃是致命的弱点，不但难以取得突出的工作成绩，甚至难以适应社会的变迁。
在毕业论文的显微镜下
中国高等教育的许多问题大多并非从扩招开始，而是一直存在，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严重。此外，扩招前的高生源质量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问题的存在，而扩招后生源质量的下降使得这些问题再也无法掩盖。
多数大学生没有自学的习惯，更不会独立思考，这本来是“政治正确”和高考对学生头脑格式化的产物。但是过去由于生源质量较高，就业压力较小，大学生活比较从容，大学生绝大部分会用自己的语言概括他人的思想，毕业论文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低水平重复研究上。可如今，学生的作业和论文少有不抄 袭的，区别仅仅在于是全文照抄还是几篇文章合成，以及合成的时候是否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改写。用以合成的原料文章多几篇，能够改用自己的语言重述，有明确的主题和合理的结构，就算是优秀的本科毕业论文。而这样的优秀毕业论文也快要绝迹了。也有许多比较老实的学生被比较严格的教师一吓唬，不敢抄原话，结果却是连句子都写不通顺。因此教师中间流行着一种看法，就是越顺溜的学生论文抄袭的可能性越大。每次批改作业或指导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时候，我都不觉得自己是教师，而觉得自己像警察。尽管如此，许多高校还是继续汇编、出版优秀本科毕业论文集。学校为什么就一点也不担心这些优秀的毕业论文被揭露出抄袭问题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如今教授抄袭的太多了，人们对于本科毕业论文的抄袭已经提不起精神的缘故吧。
大学生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抄袭如此普遍，有良知的教师在是否查处抄袭问题上相当犯难：不查处是不负责任，可是你只能查处自己指导或评阅其论文的学生。既然大家都抄，只处罚个别学生公平么？甚至，在要求学生诚实写作的问题上也犯难：写论文的能力不是短期可以培养出来的，结果是某些学生虽然花了很大力气，他们的论文看上去却比那些剪刀加糨糊的论文更差，成绩也更低—我有时真的觉得对不起这些相对比较诚实的孩子，因为这样的孩子如今已是珍稀人种了。
在教育部教学评估指标的指导下，现在的学生毕业论文表面上却越来越像论文了：有选题报告，有中文和英文关键词，有目录，有中文和英文内容提要，有前言，有文献综述，有正文，有结束语，有形式上标准的注释，有参考书目，有指导记录，有诚信保证书，有指导教师评语，有评阅意见，有答辩记录，有答辩小组评语和答辩成绩，总之除了字数较少外完全是一副博士论文派头！但即使不查抄袭问题，只要稍微仔细一点，就会发现中文关键词不是词而是半个句子，英文关键词错误百出（也有学生花钱请翻译公司翻译英文关键词和英文摘要），前言和提要甚至结束语内容重复，文献综述跑到论文外面去了，注释所引证的文献的页码不符或空缺，参考书目里有作者没学过的某个语种的著作，如此等等。聪明的指导教师，只是通过指导纠正那些不读内容也可以看出的错误，把论文形式格式化，然后给个 “良好”的成绩和跟这个成绩相符的标准评语，自己省事，学生也高兴，反正这些所谓论文是没人认真去看的，包括教育部组织的评估专家—如果他不想使自己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的话。
大学教学的中学化
因为学生课前不预习，加上没有形成思考问题的习惯，讲课深入了，学生反而听不懂。所谓好教师，就是把课讲得生动活泼并在期末考试前划范围让学生背诵的教师，不要说对专业问题深入研究，甚至连知识的准确性都难以保证。教师适当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是必要的，但在教学内容格式化和“政治正确”下，课堂的生动活泼却往往成为照本宣科的迷彩服。再加上教学评估的格式化作用，本科教学在学生和学校当局两方面的夹攻下被中学化了。硕士研究生的教学，在改为两年制后也基本上中学化了。扩招使得教师不得不为了迁就多数学生的水平而降低讲课的难度，教育部本科教学评估的各项指标则使得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单一化，多媒体教学成为精品课程不可或缺的标准。考试形式也越来越高考化了，几乎所有的课程都采取笔试的形式，标准化试题的比重增加，主观性试题客观化，连论述题也要制定标准答案并按标准答案评分。
4 一位大学老师对大学的思考
这种中学化的大学教学和考试，又反过来强化了大学生中学时代就已经养成的把学习等同于背诵的恶习。上课的时候，经常有学生指着教科书上的某部分问我：老师，这段要不要背？也经常有学生问我：老师，你讲的跟书上不一致，考试的时候按什么回答？
“房改”和“买房潮”使大量教师住得离学校非常遥远，学校里几十位教师共用一间办公室（行政管理人员通常两人一间，而处长甚至副处长都是一人一间），教师非授课时间不来学校办公，学生在课堂外见不着授课教师的人影，学生想向老师请教问题除了课间休息那五分钟外几乎再无机会。学校行政部 门对教师的严厉的过程监管，导致教师普遍的逆反心理，对工作流于应付，与学生统考成绩对中学教师的实质监控所起的作用正好相反。丰富的教学外时间使许多高校教师到校外谋求第二职业成为可能，教学反倒成为他们的副业。教育部教学评估所导致的学校间和校内教师间的“科研”竞赛，又进一步使得大规模制造学术垃圾的所谓“科研”压倒教学，成为评价一个教师的更重要、更刚性的标准。
教育部和校内行政部门对教师的不信任与教师的不负责任相互促进，恶性循环。为防止教师考试划范围或透题给学生而强迫教师在短时间内仓促制造的题库错误百出，除了大量的知识性错误和笔误外，法学专业题库的一个普遍问题是标准化试题不说明标准是现行法律还是教科书或法理，导致两者不一致时学生无所适从。
一些教师乱给分数或让高年级学生替自己批低年级学生的试卷，无论学生学得怎样、考得怎样成绩都是非优即良，甚至有“四中选一”的题目答A、B、 C、D都给分的。这使得阅卷后由他人复查不及格试卷和抽查其他试卷一遍成为必要。但是因为发现个别试卷上的分数有一分或两分的出入，而把已经通过系主任或其助手抽查通过后保管在教务处档案柜里的旧试卷三番五次地发还给阅卷教师自查，却只能适得其反—除了分数统计错误会在第一次自查中得到部分教师的纠正外，教师肯定会拒绝无效劳动而假装已再一次复查。这种不信任更大的危害在于：反正不被相信，或反正后面还有的是机会纠正，阅卷时何必那么认真？
伪科研的经济分析
除教学之外，“科研”也被认为是大学教师的重要任务。实际上由于“科研成果”在职称评定和岗位聘任中的特殊作用，“科研”占用教师的时间和受重视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教学。好教师不但要教学受学生欢迎，而且要多发表论文，尤其是多在“黑心期刊”（即所谓“核心期刊”，因为收取较高的版面费故得此名）上发表论文多，最好是在中国科学院或社科院的某某研究或某某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至于这些论文是否有独到的观点和充分的论证，甚至是否抄袭，很少有人过问，甚至被揭发了学校还要为了学校的脸面帮助掩盖。法学界已经揭露出了不少大名鼎鼎的博导的抄袭问题，但千万别认为只有这些大人物才抄袭，他们被揭发不过是因为树大招风罢了。无名之辈也一样抄袭，只是因为他们抄袭的效率较低，所以才没有成名；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成名，所以才不引人注意没有被人揭发。
中国绝大部分所谓学术刊物，尤其是大学的学报，基本上就是抄袭刊物，圈内人因为心知肚明不看，圈外人因为看不懂而不看。中国所谓学术刊物的抄袭率，远远在市场化的报刊之上。“合同的成立和生效”这个题目并非前沿问题，但仅仅从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和同一公司的硕博士论文数据库联网搜索，仅仅从 1996年1月-2006年1月，就有所谓论文44篇（还不包括基本内容相似的关于“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的论文），另有可以从“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演绎出结论的关于“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的论文13篇，还有若干篇关于其他某种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的文章。这些论文不但抄来抄去，而且错误百出，同行几乎是不看的，但是却被不知内情的图书馆订阅，摆在阅览室里毒害那些比较勤奋的学生。
教师们为什么要制造那么多垃圾文章呢？其原因既有课题经费和职称、职位的诱惑，又有下岗或降低岗位等级的压力，但还有一个并不见得就次要的原因— 许多教师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抄袭。由于自己过去所受教育的格式化，也由于“政治正确”的考虑，许多教师没有任何独到的思考，看到不同的观点及其理由便觉得这也有道理、那也有道理。东摘一点，西抄一点，再和点稀泥，就形成一篇论文，买个版面或请编辑吃顿饭就变成“黑心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了。在许多教师看来，原文照抄十个、八个自然段不加引号，只要最后加个注释就不算抄了；在另一些教师看来，只要完全改用自己的语言进行重述，而不是篡改个别文字，就是整篇文章的改写而不加注释，也不算抄袭—他们认为被改写的文章既然属于没有独到见解的“公共知识”，没有原文照抄就不算抄袭，完全不知道结构抄袭为何物，当然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学术论文。以上说的还是科班出身的教师，那些从行政部门转业过来的“思想道德修养”课和“军事理论”课教师就更别提了。近年来流行的所谓学术规范化，主要的作用就是用一大堆注释来掩盖抄袭，其实这些注释八成也是从别人文章或著作的脚注中抄来的。
但是垃圾学术文章和专著的制造却受到学校的鼓励。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不少人发现，花一、两个 月的工资在“黑心期刊”买个版面发表一篇垃圾文章，或者花半年甚至一年的工资从出版社买个书号印一本除了本校职称委员会评委外谁也看不到的抄袭的书，是非常合算的，因为职称的晋升和随之而来
的住房的改善所带来的利益要大得多。而那些师出学霸或担任系主任、院长的人根本就不用自己花钱，他们可以从国家或学校给的“课题经费”中报销，所以上海一个姓潘的院长可以从一个中学化学教师摇身一变只花十年时间就成为拥有七本专著、几十篇论文的法学知名教授。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许多学校又发明了以刊物级别和篇数为标准的“科研直接奖”、以课题级别和颁奖机构级别为标准的“学校二次奖”和经过校学术委员会评定的“优秀论文奖”。所以对垃圾学术的经济激励并没有随公有住房分配的停止而终止，而是愈演愈烈。到了本世纪初，由于国家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和党政机关官员的高学历化，国务院和中直各部委都在“尊重知识”的口号下拨出了大量的钱作为课题经费，导致“黑心期刊”的版面费和出版社垄断的书号大幅度涨价。北京大学花上每人每年上百万的代价从国外引进了数十名同时在国外全职工作的 “北京大学全职教授”，其目的就是为了向国家申请上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课题经费。
教学评估害死人
与高校扩招相伴随的，是本科教学评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本科教育合格评估，我所在的学校是1997年进行合格评估的。因为根据事后制定的标准衡量以前的工作，并且评估的结果对学校的前途影响极大，合格评估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大量造假，恶化了学风和校风，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也造成了大量教育资源和资金的浪费。
教育部部长周济2003年8月20日在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研讨班上宣布，从2003年开始将用5年左右的时间，对我国所有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评估，并形成5年一轮的本科教学评估制度。相对于合格评估，除了把周期由10年一轮缩短到5年一轮外，评估结论也由合格、整改和关闭（实际上没有听说哪所学校被关闭了）三种改变为优秀、良好、合格与不合格四种。2005年4月21日教育部公布了2004年接受评估的54 所高校的评估结论：其中30所高校“优秀”、19所高校“良好”、5所高校“合格”。这样的评估结果让那些阅卷时乱给优、良的教师也相形见绌！它表明本科教学评估不只是鼓励和迫使学校造假，评估本身就是造假！无论造假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扩招后毕业生的水平没有下降，还是因为收受了学校的礼金、礼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梁慧星教授曾对教学评估进行猛烈抨击：“现在一些学校师生中流传这样的歇后语：„中国最大的造假案—教育评估‟！为了应付评估，学校只好组织教师对过去的考卷进行重新改卷、重新打分，甚至替考生重新做题。编造各种假实习、假实验、假评语、假数据！一些学校领导、教师反映：„教学评估害死人 ‟！”
本科教学评估的危害还远不只每五年花一年时间由校长亲自带领全体师生一起演戏给教育部评估专家组看。评估建立了学校内部行政部门对教师的过程监管机制，教师的身份实际上变成了学校的包身工，而工头（学校行政部门的员工）却没有能力对于教师这种特殊员工的工作做出实质判断，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教师进一步丧失对教学的热情，只做表面文章应付工头了事。评估过程中制定的各项琐碎的指标也将成为长期起作用的紧箍咒，将教学活动从目标到过程都格式化，扼杀广大师生丰富的个性和自由的创造。
教育部组织的评估还远不止本科教学评估一种，各种评估的后果是相同或相似的。根据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在回答记者采访时的粗略计算，2004年南开大学接受的各类评估检查接近30次。兰州大学校长李发伸对教育部多如牛毛的各种评估也有怨言。连曾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也感叹：“行政审批正逐步减少，各种评估却越来越多！如果事无巨细都要评估，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哪里去了？”
6 一位大学老师对大学的思考
既然怨声载道并且有不少教育界权威人士出来反对，教育部组织的各种评估—尤其是本科教学评估—会停下来吗？不会。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对 2003年以来巳接受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171所高校校长、党委书记、主管教学副校长、教务处长及部分评估专家的问卷调查，96％的被评高校认为评估很有必要。
本科教学评估已经产生一个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的收入包括举办研讨班、到各待评高校讲座的收入，也包括被评学校所送的礼物、礼金。教育部办公厅文件教高厅[2004]17号明确规定：“专家组考察结束时，被评学校给专家的评审劳务费不得超过2000元，不得向专家组成员赠送礼品。” 如果真是劳务费为什么不由教育部支出呢？由被评高校出劳务费跟个人花钱上什么“剑桥世界名人录”有什么区别吗？如果有，就是后者是自愿的而前者是被强制的。这岂不是在用小额受贿合法化的方法来阻止较大的受贿！
除了扩招和教育部组织的各种评估之外，教育部的另一些重要举措也促成了高校教育质量的下降。首先是学校升格，中专升大专，专科升本科，学院升大学，一方面导致公办的中专、中职 几乎被消灭，造成我国技工的严重短缺，另一方面也导致大学教育质量下降。其次是大学合并，导致大学规模巨大，层级增加，管理混乱。
总之，中国高等教育种种问题的病根都在教育部的身上。教育部作为公立高等院校资产所有人代表和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的双重身份，导致了它的权力极度膨胀。教育部就像一个大工厂，中国的公立高等院校不过是它的车间，完全按照工厂制定的计划进行大学生的生产。教育部跟公立高等院校的关系决定了它组织的各种评估是计划而不是统计，是强制而不是指导。教育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以美国也有评估机构对高校进行评估和排名来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辩护，完全是诡辩。而中国私立大学的弱小地位，则导致了它只能任由教育部歧视而无力抗议，也没有雄心，难以形成自律机制，只顾自己赚钱，根本没有竞争力。因此仅仅靠放弃对民办大学的不合理限制，包括准入限制，难以在短期内解决教育部垄断教育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快捷办法，是把一部分公立高等院校出售给外国著名的私立高等院校，使之变成外国私立名校的分校。这类高校既有原来公立高校的基础，又引进了先进的管理体制，必能成为中国非公立高等院校的楷模。而没有这种外来刺激，靠中国“民办大学”自身发展形成自律机制和对公立高等院校的竞争力，那是相当漫长的.